回國所遇 仲維光 去國懷鄉，不覺將近六年。暮春三月，回到久別的北京。撲面而來的不是淺草碧 樹、亂花迷鶯，而是灰色的一柱柱冰涼的水泥，猶如密集的藩籬。這水泥鋼筋的城 市，就是我的故土？這藩籬，就是我魂之所繫的生地？在血腥的「六四」紀念日前 ，我在這個「城堡」中生活了五十天，在水泥縫中見到了分別多年的親友；在藩籬 中重新體驗了那個社會。 一 到京的第二天，我到中關村去看望我研究生時的導師許良英先生。在許先生居住 的樓外，停著一輛小麵包車，玻璃是茶色的，車裡有兩個人舉止可疑。我覺得不太 好，但是也沒有太在意，因為我也沒有什麼可耽心的。沒想到我剛一推樓門，忽地 一下從樓裡跳出來六個警察，橫在我面前，問我，「你找誰？」我說找許良英，他 們問我和許良英的關係，並要我出示證件，我說我原來是他的學生，在科學史所工 作，現在剛從國外回來，只有護照但沒有隨身帶著。他們說你沒有證件，無法證明 你的身份，不能見。我說你可以和我一起上去問許先生，他可以證明我的身份。我 堅持要見，於是他們把我帶到另一座樓，要我等一等，說要向上面請示一下，那裡 還有幾個警察。一位年青一些的警察悄悄對我說，對不起，這是公務，沒有辦法。 在那裡我大約等了十五分鐘，那個去請示的警察回來說，我們查了，你昨天剛從德 國回來，你去吧。將我放了進樓。 第二次和警察打交道是管理我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區的「片警」到我家來坐了近兩 個小時。我想也是公務，在我在京時他必須來訪。那天正好我的一個朋友來我家聊 天，這位年青的片警東拉西扯地把我的那位朋友的工作單位，電話要了過去。當然 也是因為我的朋友也是什麼也不怕的人，所以老實地告訴了他。 在面對面的打交道後面，還有背對背的交道。這原是我始料不及的。因為我覺得 國家為我浪費這麼多人力是不值得的。我的兩個朋友週日到我那裡坐了半天多，沒 想到，第三天，其中一位朋友的居住地警察，對他單位人說，他週日到了一位十分 特殊的人那裡呆了半天多。科學院保衛處在我到京第二天就通知我原來工作的自然 科學研究所，說仲維光帶著任務回來了。我的老師許良英先生聽到後說，他帶什麼 任務，除了他自己的任務，他從來不參加任何政治組織。 五月初，應朋友之邀請，我去白洋澱參加一個詩歌座談會。舉辦單位來汽車接我 和幾位朋友。為方便，我們約好在東直門集合上車。車一開，有一位朋友就發現後 面有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在跟著。我覺得她有些過於敏感，不相信有此必要來一輛車 跟著。但是車開到中途我們下車休息時，發現那輛黑色的轎車在遠處也停了下來。 我們再開車時，它又跟了上來。這時我開始有些相信了，不時注意它的位置，發現 它一直保持一定距離在我們後面，而且似乎不是一輛而是兩輛跟著我們。在縣城附 近，我們碰上了堵車，那輛車也不得不貼了上來，我記下它的車號：V00968。為了 躲開堵車，我們開上了一條小道，那輛車也跟了上來，但是這是死路，我們只好原 路返回，那輛車也跟著返回。我們橫穿過堵車的公路，開向了另一條路，它們始終 跟在後面。我們又一次開到了一條死路上，那兩輛車中一輛已經拐過來在路邊等我 們返回，另一輛車則乾脆在原路口上等我們返回。進了縣城後碰上了兩個紅燈，終 於看不到這兩輛車了。但是晚上十點從招待所的櫃檯上打電話到我們的房間問，我 們是否從北京帶來一輛車，如果不是我們帶來的，就不准許他們停在招待所的院子 裡了。到院子裡散步的朋友告訴我們，那輛車的車號就是我們記下的V00968。 雖然我始終覺得無此必要，到任何地方去都不太注意，但是當局還是願意派兩個 人跟著我。離京那天在候機廳，送行的親友很快發現兩個人一直在不遠的地方監視 著我。一個空手，一個隨身攜帶無線電話。那兩個人總是在離我三四十米遠的地方 ，每過一兩分鐘就要向我張望一次，動作十分顯眼。我托運行李，通過海關，他們 均在我後面。進關後，又看到了他們。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每過一兩分鐘向我坐的 地方張望一次。送行的親友說，他們的任務就是要一直看你上飛機。 為了試一試警察大國是否如此嚴密，信檢是否是百分之百，臨行前一周，我把一 篇稿子分裝在兩封信中，一封信裝一、三、五頁週一郵出，另一封信裝二、四、六 頁週四郵出，郵到我在德國的地址。這兩封信果然石沉大海，再也沒有收到。回到 德國，朋友告訴我，這完全可以想像，以前在東德，每五個人中有一個為國家安全 部工作的人。 二 在京期間，幾乎每週去一次許良英先生家。他今年七十四歲，但是仍然在為中國 的民主奔走呼籲。三月。他和其他幾位教授共同聯名發出一封公開信，呼籲釋放政 治犯，實行言論自由。警察對他實行了嚴密的監視，甚至一度不許他走出院子。「 六四」前遣送到外地，「六四」後至今仍然每天有警察在樓下公開對他進行監視。 在我到京前，劉曉波、周舵和閔崎去找他，想在北京組織一個碰頭會，交流信息。 許先生說：對劉曉波和周舵來說，首先要對在電視上作證及向當局屈服承認錯誤； 周舵的自認為是貴族、中國需要貴族政治的觀點是錯誤的。否則，碰頭會沒有意義 。兩人當即和許良英先生爭吵起來，他們堅持認為，許當時沒有在天安門廣場，根 本沒有發言權。最後許良英先生不得不請他們出去。 在京期間，我還見過包遵信先生，王丹和閔崎等。見閔崎時和他談到在許先生家 的這次爭吵，他說他沒有參加，但承認組織碰頭會的想法不太切合實際。包遵信先 生是一位十分豪爽的人，目前是因為健康的原因保外就醫。他在「六四」期間參加 並組織了很多知識分子的活動，由於他沒有像其他一些知識分子那樣從一開始就准 備好了逃跑，所以當屠殺開始後，他既沒有可能立即逃亡國外，也未能很好地隱藏 起來，成為極少數被捕的知識分子之一。過去我雖然知道包先生在八十年代從事了 很多思想活動，但是這次談話使我清楚地瞭解到，他幾乎參加了八十年代北京的每 一個有影響的文化活動。而且有意思的是，每到聲名日起之時，他就受到排擠。其 中最典型的《走向未來》叢書工作，開始時他是主編，後來由於反對一些人投靠政 治勢力、與鄧力群等人聯繫而被排擠成顧問。現在和包先生談起這些事，包先生淡 然置之。眼下包先生保外就醫，因此沒有任何收入，靠妻子的工資生活。由於身體 不好，如果有大病住院等，經濟將難以負擔。 王丹比照片上還要顯得小，似乎是一個少年。他顯得太小了，以致見到王丹，你 會感到當局對這樣一個孩子如此興師動眾地監視是可笑的，你更會覺得這個政權的 虛弱。事實上王丹也不過二十幾歲。和他談話，我對他有一個良好的印象，覺得他 是一個單純的學生。王丹的思想並不深，我和他見面後的看法是他不要過多的參加 現實政治活動，而應該多學習，最好是出國靜心學習幾年。但是他不願意這樣，他 認為現在留在國內很有必要，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他說他並不想專門從事政治，過 兩年形勢變好了，有更多人出來干了，他就可以安心去學習了。我想，這的確是一 個犧牲，也許這種犧牲是再也不可能彌補的。一個人能有幾個「兩年」，能有多少 青春年華呢！對他的這種犧牲，我深感可貴。這種工作應該由我們這些人來做，而 不是由這些年輕人。想來內心不能平靜。四月底王丹正忙著準備「六四」五週年的 聲明。此外，他還和丁子霖夫婦一起從事幫助那些「六四」受難者家屬的工作，設 法幫助他們克服困難生活下去。 關於援助受難者家屬的工作，我瞭解到德國學生的「六四」捐款在不斷地有效地 轉到那些受難者家屬手中。但是現在，還有一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需要幫助他 們解決醫藥費。尤其是最近瞭解到一些市民受難情況，他們被捕後由於外界瞭解很 少，比學生和知識分子遇到更多的困難。 三 這幾年大陸正流行憶舊。回去五十天使我對這股憶舊風有所體會。目前，人們對 現實的一切：一切向錢看，無道德，生活無保險感，深切地不滿。這種不滿促使人 們向外看，向西方看，但是向外看眼下當局雖然不能像以前那樣搞運動禁止，卻仍 然給它以極大的限制。人們既不可能隨意地抒發嚮往西方，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向 西方看，留下來的只有憶舊，憶五十年代，憶毛澤東，直至憶當年插隊生活。在這 種憶舊潮流中，出版了很多回憶當年黑龍江、陝西、山西和內蒙插隊生活的書，向 人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作者眼中的史料。 在這些書籍中，朋友向我推薦了楊健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 社出版)。楊健寫的這本書是我所見到的有關文化革命時期的文學生活記述最完全的 一本書，楊健為此跑遍了中國。書中的材料有很多是我所沒有見過的，楊健為那一 時期史料的保存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但是書中有些問題還是值得商榷的。一是 史實錯誤的地方仍然很多，尤其是關於真正從思想上和感情上產生反叛的我們那一 批插隊學生的情況，楊健看來還瞭解不多。二是史料的安排，可以說楊健的視角和 理論框架還是有待探討的。我和楊健談了兩次，臨行前一天，他又到我家送行，恰 好遇到我向他推薦的作家潘婧女士，潘婧女士的思想晶瑩剔透、入木三分，是那一 代人中的佼佼者。我走後他拜訪了潘婧女士。那兩點意見楊健都接受。目前他正在 修改這本書，他認為，在真正的文學史中，這批人將是主流。他還說，走遍中國， 看來在思想和才氣上，沒有人能和這批人相比。但我深知並且為此苦惱的正是我們 這批人的先天不足和局限。 白洋澱之行是憶舊，也使我更多地看到我們的現狀。白洋澱詩歌群體座談會是《 詩探索》組織的一次開掘史料的座談會。《詩探索》是目前大陸存在的為數很少的 試圖嚴肅探索一些藝術問題的刊物。五月初我看到的那一期，有一欄專門討論顧城 之死。該專欄中有一些新材料，例如原《詩刊》副主編劉湛秋出來為英兒辯護，說 他有當時與英兒的通信說明英兒當時是愛他的，而被顧城引誘到新西蘭。該雜誌准 備陸續推出一些有價值的供研究用的史料。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大多是當年插隊的老同學老朋友：有當年的朋友、現在的著名 詩人芒克、林莽和史保嘉，當年清華附中的同學，現在成為著名作家的甘鐵生和宋 海泉，當年胡風集團的老詩人牛漢，《詩探索》的主編吳思敬教授等人。當年大家 雖然都是中學生，但是由於學校不同，文革中的經歷不同，走向詩歌和文學之路的 過程也不相同。因此回憶挖掘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史料。當然與此同時也使人提出疑 問，這些人是否已經走到了他們的極限。 一位著名詩人二月新出版了一本描寫當年插隊生活的小說，書寫的是「他」在白 洋澱插隊時和白洋澱兩位當地姑娘、一個北京女同學和一個女流氓的性關係。書一 出版就被查禁了。他送了我一本。回德國後我給了幾個朋友看。朋友看完後都異口 同聲地認為書寫得十分糟糕。他們的評價是：一、語言貧乏，語病很多。例如他寫 性關係，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個詞。二、觀念陳腐，小說中對於女人與不同人的性 關係持一種極其傳統保守的觀念。三、小說寫的是插隊生活，但人們從小說中根本 看不到那個時代的特點，也看不到插隊青年的真實生活狀況，小說描寫的插隊倒更 像是一首美麗的田園詩。這使我想到，二、三月間詩人帶著一些外國記者到白洋澱 訪問，他們到了白洋澱，說你們在這麼好的環境，過麼好的生活，我們也甘願插隊 。在這些外國人的眼裡，插隊原來就是這個樣子，簡直像他們的度假生活。 女作家潘婧在看了描寫文革大革命時期的電視劇《渴望》之後，感到十分悲哀， 因此九一年在《中國作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以反《渴望》為題材的小說《王雅茹 》。在小說的前言中她說：「過去，我們總是以苦難的經歷是寶貴的財產來慰藉自 己，後來我逐漸悲哀地意識到，『文革』以及在此之前的生活方式事實上毀掉了整 整一代人的創造力，以至即使有多如牛毛的作家藝術家之類，我們卻沒有能力在藝 術中再現和認識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形諸於文字留給後人，我們卻沒能創造出屬於 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歷史，如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格醫生》或是昆德拉在《玩笑》 中所完成的業績。由於我們的無能，有朝一日我們所親眼目睹的事實將不復存在。 」 她的這一段話是對的，我這次回去見到舊日的朋友，尤其是看到我們自己的作品 ，深感這一代人，或說這一代人中所謂曾走在前面的人，沒有自覺的提高，只有原 始的反叛，現在已經幾近陷於芸芸眾生之中，面臨淘汰的危險。這樣的作品不僅失 去當年那種衝擊力，而且肯定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在這種情況下的懷舊，積極的意 義是有限的，甚至只會麻木自己，扭曲歷史。生活也許就是這樣，我們成長了，問 題卻更多了。 離京回德時，距第一次去國已經整整六年，距當年離京去插隊整整二十五年，走過 的路似已不短，要作的事卻越來越多。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琴弓，首身離兮心不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