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藝術和暴力行為 ——西藏事件和台灣大選 （北京）劉自立 與極權政府談判的不同機制 西藏事件和台灣總統大選之間是不是完全沒有聯繫？不是。其中變暴力為談判，為選舉， 變砍人頭為數人頭，就是一個普世通則。台灣人從二二八的暴力和對於暴力抗爭到美麗島的 自由主義事件，獲取了反對勢力的培養和壯大，乃至於轉型成功，開拓了新局面；而西藏人 還在傚法一種沒有指望的談判藝術，且已經呈現談判的失敗和沮喪心態。這之中究竟原因何 在？其實原因十分簡單。台灣反對勢力抗爭和談判的對象是蔣家專制主義政府，是曾經預留 民主空間的蔣介石和蔣經國政府——而西藏人的談判對象是中共極權主義政府——問題的本 質不同。 對於專制主義政府的談判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這種談判進程包含了專制或者開明專制 政權中本來含帶的民主因子。這個因子作用於反對黨的街頭和室內鬥爭，產生對於民主的結 合與催化，使得看來很為蠻橫和傲慢的政權頃刻化解於和解進程。這個專制與民主的結合， 正好證明了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政權的可塑性和不可塑性。也就是說，專制主義政權的政治 壟斷，並未在社會諸階層，含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等領域，產生完全封閉和完全壓制的現實。 極權主義政權恰恰相反，他們的思想國有化和宗教國有化制度，使得思想和信仰領域祇能服 膺共產黨。於是，改革和轉型的前提就被全數取締。 如果專制政權來自本土民主的殖民主義宗主國政府，那麼，抗爭的甘地式人物，曼德拉 式人物，他們寄托法律鬥爭的可能性必然存在。甘地效忠英國政府的行為和他爭取印度獨立 的行為並行不悖。在美國，黑人運動之所以可以把馬金。路德金的民主運動和美國社會的法 治和民主原則結合，就是因為對於民主國家來說，民權的完善既來自反對派運動，來自民權 領袖，也來自美國社會的法治和政治協商機制。 所以說，凡是對於民主和專制的反抗，往往訴諸於民意和民主運動，加上魅力型領袖的 從中組織和爭取，權利階層往往服從於談判機制和博弈規則而讓度權利和自由。這個事實在 上述甘地式運動中一目瞭然。反之，在和完全沒有規則和理據可言的極權政府進行抗爭的歷 史中，談判機制不是被用作極權主義政府的策略手段，就是被他們完全拒絕。這也是同樣一 目瞭然的事情。比如在西藏人和中共進行的談判中，雙方博弈的規則本身就是兩個規則，或 者說已經陷入一種無規則狀態。這個事實從現在達賴集團和中共的談判中可以見得。 中共和達賴集團的談判：拖延不決的遊戲 達賴集團和中共談判的前提本來是可以存在的。這個前提就是西藏放棄獨立，而中共獲 得達賴集團的國家認同，這個國家就是「人民國」。這樣一個寬鬆的達賴前提，何以不為中 共接受呢？原因也十分簡單。達賴所言西藏自治，勢必產生第二個香港。香港問題之所以讓 中共進退失據，左右為難，就是中共本身沒有讓度民主權限的任何傳統和先例。所以，在香 港人激切爭取特首民選的抗爭中，中共祇好虛以為蛇，久拖不決，以至於說出要在2017年做 出決定的荒誕預言——而且，這個預言的不可實現，本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達賴爭取西藏自治的本質就不可為中共接受。這個本質就是，西藏特首要由藏民 和漢民通過普選產生。這個挑戰本來和西藏獨立毫無關聯，他關聯的是挑戰中共的非選舉政 治文化。如果「自治」問題一旦延展開來，新疆和內蒙的特首普選乃至全國的民主普選的預 期，將會真正實現。這樣，中共所允諾的民主期許100年的空洞諾言，將會填滿實質性的內 涵——而這個民主內涵，就從西藏的民主選舉開始——這是他們根本無法接受的——所以， 達賴的自治，乃是一種民主策略。 這本是達賴喇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這個努力和很多其他民主努力一樣，顯得雍 容大度，卻幾乎沒有現實可能性。這個策略對於中共來說乃是一種致命武器，是他們絕對不 可以想像和接受的。於是，他們枉顧達賴要求的說法和做法，也就可以得到證實。 再者，如果作為一個無神論極權政府，果真聽任西藏推行宗教自由和藏族文化，那麼， 統治西藏的精神資源，自然會轉移到達賴那裡。宗教傳統帶來的人心思變，自然會徹底邊緣 化馬列主義和唯物主義宗教（唯物主義也是宗教。其崇拜的「物質」主義和任何歷史上對於 其他物質的崇拜，都可以算作準宗教。）一個極權、唯物主義國家，讓度其宗教自由的不可 能性，是十分明確的。笑言之，如果佛陀和耶穌不被共產黨領導，他們的宗教就無法得到認 可。這樣一來，西藏人要拋棄偽裝的藏傳佛教，還原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之真諦，就變得不可 能，而且是完全不可能！ 於是，在西藏建立這樣一個社會制度：一方面是西藏黨委領導，另一方面，是達賴任其 精神領袖——這個局面史無前例，完全不符合中共之所謂理據和現實，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讓 步。 當然，這還包括關於西藏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帶來的問題；漢族移民帶來的問題；西藏 宗教文化和商品文化產生衝突的問題，等等。 所以，中共和達賴集團之間的談判，在沒有前提，沒有規則，沒有希望的狀態中，幾乎 成為一種拖延不決的遊戲。這個遊戲的無前景，無進展，無原則，已經讓達賴喇嘛本人幾乎 絕望和灰心——西藏近期出現的和平請援示威，被官方暴力鎮壓，遂使得達賴喇嘛說出辭去 其職的失望言詞；這個失望的本質所在，難道不是上述所陳之因素在發效，在增展，在起作 用嗎？ 我們斷言，西藏和平進程，和平抗爭的所有空間，正在被中共體制的無可塑性和無靈活 性，完全彈壓和窒息。出現所謂「恐怖主義」抗爭的前景正在出現。這個抗爭，將會成為一 種幾乎不可預知的因素。 這個前景包括：1、藏族抗爭勢力以曠日持久的自我犧牲，參與包括暴力在內的對抗和 破壞——當然，是對於政權的設施和統治者的打擊。2、藏民對於所謂經濟援助的綏靖主義 政策完全失望，他們會以精神復原代替經濟繁榮，成就一種新型的精神運動，並以活著或者 圓寂之達賴，作為永恆皈依的領袖。3、他們的抗爭也許匯合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許成為漢 藏對立的出發點。4、國際社會會因此大大消弱對於未來「中共民主」的信任，改而支持藏 族人民之人權鬥爭。5、隨著中共經濟或者政治動盪，異議勢力和印度方面的潛在或者明確 支持，會導致中印競爭領域，滲入西藏問題。6、國際社會，會因為西藏問題的凸現，對於 中共「責任大國」的說法大打折扣。7、談判藝術，會隨著暴力的發生和發展，逐漸死亡— —這個談判的過程，也許，會因為達賴喇嘛的圓寂而告終結。等等。 於是，一個不可預估，或者說，對於現今西藏基本處於和平演進的現實，產生嚴重挑戰 和破壞。這個破壞穩定和進退失據的責任，則完全來自中共的冥頑不靈和不知進退。 台灣和大陸談判的兩難局面 西藏問題談判之可以預期的失敗，將會使得台灣方面和大陸的談判，呈現兩難棘手的局 面。 一方面，馬英九未來政府會因為顧及兩岸穩定和和平之需要，淡化主權和本土意識，響 應美國「維持現狀」的政策呼籲，消除或者基本消除意識形態正確論。另一方面卻失去，或 逐漸失去主動出擊的主權效應論，入聯動議論和爭取國際空間的攻略。在馬政府的政策主張 裡，談判藝術和暴力規避的運做，是不是會導致預期效果，會有很多挑戰。這些挑戰來自以 下諸多方面。 台灣主權意識，是要表達，還是不要凸現？台灣國際空間是要爭取，還是不要爭取？台 灣民主價值，是要推廣，還是劃地自圓，採納民主孤立主義原則？和大陸的關係，是秉承什 麼樣的談判藝術和談判原則？國民黨和他的歷史，如何切割，如何繼承？民進黨如何改變被 動，邊緣局面，撥亂返正，繼續做出制衡國民黨的在野努力？等等。 所有這些都包含一個如何面對中共綏靖和懷柔的軟性攻略之問題。這個估計和西藏談判 之失敗前景如何聯繫，是一個雙向參證，不無價值的課題。 如果馬英九在主權意識不被強調的前提下施行統治，台灣人民的尊嚴和國家觀念如何定 位？是不是說台灣人的意識形態，就是附和不中、不台的二元朦朧論，並在可以預計的將來， 培養出一班實用主義者，實行台灣無主權意識觀？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無主權意識國度—— 他們主張把主權意識隱匿起來，祇是凸現要吃飽肚子（經濟發展）之觀念？哪個國家施行過 這樣的擱置主權意識的國民認同論呢？他們如何真正維持他們的國體和價值觀？抑或，他們 祇是附會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觀，而乾脆取消台灣認同？ 美國方面是不是可能出現台灣地位重新決定的政治家和政治智慧，抑或美國人在未來 100年，仍舊採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是不是就是台獨，抑或就 是統一？這個美國台灣觀，是不是根本不允許挑戰？這和美國的建國觀和民主觀關係如何？ 怎樣估價？ 台灣應該打民主牌 如果中共一如既往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馬先生的回應僅僅是規避金錢外交嗎？「合作」 運動的前景和中共打壓之間，究竟孰優孰劣？關係如何？難道不是非常清楚的議題，非常清 楚的前景嗎？ 在大陸百姓看來，台灣的民主不祇是一個地區建設之榜樣，他應該和大陸的民主產生某 種互動，某種聯繫。這方為台灣民主之重要價值——如果不言其為第一價值的話——反之， 如果台灣施行「民主孤立主義」，也就是說，對穩固和發展台灣民主竭盡全力，而對於大陸 民主之推動卻呈現若即若離之立場，鼓吹台灣民主好，大陸專制或者極權也好的主張，那麼， 中國民主進展勢必因此大大延後。 當然這個跡像已經比較明確。對於大陸，台灣打獨立牌，不如打民主牌。但是，如何打 民主牌，卻仍是問題很多，內涵貧乏。如果實行台灣民主和大陸民主齊頭並進，是一種局面 ——抑或實行我搞我的民主，你搞你的專制獨裁，卻要在雙方各得其所，摒棄所謂意識形態 爭執，不知道這種無意識化政策，究竟來自何種政治觀點，其理據何在！ 這個觀察可以推廣之，不單適用於台灣，也適用於美國、歐洲甚至日本。如果世界出現 這樣一種景象，歐美國家持續其民主治國，自由傳統，但是，他們卻認為中共和「中國特色」 同樣不可或缺，他們要利用這個廉價的中國市場和中國資源，且制定一攬子長遠計劃，與之 和平共處，且不單30年，而且50年，100年，推進根本毫無效果的「和平演變」政策，使得 開放之帝國，開放之極權，開放之奴役世代延續——在這個前景中，台灣民主楷模之地位又 該如何定位？ 這個問題直接和歷史上的國共談判掛鉤。這裡的層次是：1，國民黨是不是就是談判黨 和媚共黨？2，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定義根本模糊的政黨。在歷史上，他是專制主義政黨和 有些民主，民主很少的政黨；昨天是專制黨，今天是民主黨。國民黨有沒有專制的傳統和余 孽尚存？歷史不可以隔斷，也無法隔斷。故此，國民黨要在執政過程中完全去除原來的舊黨 餘孽和殘跡，尚有很多反思要行，很多事情要做。現在，國民黨在語詞上的謙卑和包容，能 不能改變所謂「一黨獨大」的制度效應，則還在未定之天。 完全退出統治舞台的民進黨，如何發揮在野黨的作用，行駛制衡執政黨的責任，他們是 不是還有餘力進行這樣的制衡？現在，關於「討黨產」的運作，是不是還有空間操作？國民 黨遍佈全台的金錢政治如何收斂，等等，遂成為棘手之間！ 作為台灣民主直接推手的民進黨，他們在政黨輪替中的作用，應該如何估計？這個問題， 俠義看來，是民主反對黨在執政過程裡，重蹈權利——腐敗之路；從廣義看來，就是民主勢 力本身，一旦掌權，如何被統治權限腐蝕的歷史。換言之，中國大陸的反對勢力，是不是應 該從阿扁這樣的前反對者的權利－腐敗中，汲取某些教訓？ 西藏與中共談判，台灣和大陸談判之異同 西藏達賴喇嘛與中共的談判和未來或許可以進行的台灣當局和大陸的談判異同何在？ 一個首要的共同前提就是，西藏和台灣都是面對一個幾乎沒有伸縮性的大陸政權。這樣 的談判究竟會出現什麼結果，什麼局面？ 首先說一說台灣和大陸談判之幾種前景。 1，一種前景，就是不談判。筆者認為這個可能性很大。其中要害在於「兩個中國論」： 中華民國和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所謂「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兩 個中國。這樣的談判能產生什麼結果呢？讓中華民國回到人民共和國抑或相反？還是獨闢蹊 徑，找到一個「新」中國——這種可能性有多大？這種「共識」基本屬於妄談。 2，如果西藏實行普選自治，台灣實行「中國」表述——且被北京認可，這個局面的進 展將會如何？這個進展的前景是西藏產生普選特首；北京、台北都進聯合國——這是不是過 於異想天開？ 3，如果產生這樣的結果，香港是不是要及早實行普選？新疆、內蒙等地，含甘肅回族 地區又該如何？ 4，台灣既然可以變成歷史上被共軍打敗之中華民國，中共地位如何定位？共黨歷史合 法性如何定位？毛歷史地位如何定位？一言蔽之，中共不會認可「中華民國」——不會認可 中華民國，馬英九是什麼國？這就回到主權議題。 5於是，西藏自治和台灣獨立＝中華民國，就演化為曠日持久的美國之「維持現狀」— —也就是美式台獨。所有外延和內涵的邏輯推斷基本枯竭。所有呼籲西藏自治和好自為之的 理想和觀念；所有關於台灣－中國正統論和悄悄本土化的台獨努力，都會因為談判理念的瓦 解而告消亡。 那麼，前景又是如何？中共前景如何，台灣和西藏的前景就如何。 這就是說，國際力量，民主社會，世界思潮如果默認了中共的合法存在，含其經濟發展 之合法性；政治變遷之良性化；國際外交之責任化；包含認可其奧運召開的正當性——那麼， 台，藏問題，就會繼續陷入焦灼狀態而不可能解脫。反之，如果中共在各種壓力下實行民主 或者半民主的制度改變或者和平轉型——這個過程的基本條件現在並不存在——那麼，西藏 問題之關鍵，信仰和宗教自治自主就不會成為問題；2300萬台灣人的獨立抑或統一選項也會 變得極為溫和。人權至上主導的台灣獨立不會受到中國的打壓——統一，如果選票過半，也 會適時實現。這樣的前景，同樣消弭了統獨危機。 西方民主世界和中共的博弈及妥協 在西方和中共的博弈和妥協之中，西方甚至會因此而犧牲台，藏的利益，博取中國大陸 這塊不可多得的肥肉；事情如果朝向這個軌跡發展，中共就會很快渡過難關，召開奧運，推 廣「世界中國化」，中共化，且贏中共模式成功論的很多「選票」。（這個推斷的例證就是 89六四。那時的歷史就是今天的現實。那時的西方，就是今天的歐美。在對於屠城的一片尖 銳的譴責過後，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很快就踏上了帶血之路。他們和屠夫握手言和，彈冠相 慶，唯一的理由，就是要開拓市場，自由貿易，賺取利潤——這個「自由」，這個貿易，現 在假奧運而行。歷史上的事情往往發生兩次；這個第二次發生——在西藏之「2008年六四」 以後，即三月鎮壓後，國際社會是不是又要導演一場鬧劇呢？） 現在，兩種傾向正在激烈較逐。 我們當然願意看到世界主流會一改89六四時期西方人心猿意馬的兩面策略，秉承他們爭 取本土民主時期的價值觀，使之作用於中國，作用於世界。 綏靖主義政治，在西藏問題出現以前，幾乎已經甚囂塵上，不可抑止。現在，在出現西 藏挑戰和台灣挑戰以後，事情稍稍發生一些轉變。除去美國人布什以外，法國總統和英國首 相等，都出現回歸價值論，批評北京的傾向。包含哈維爾在內的自由知識份子，在澄清和辨 識普世價值論和西方利益論上，正在力挽狂瀾，辨清是非，做出公斷。哈維爾已經提出「靜 靜的墓地」之說法。中國人因為言論鉗制，自然不能發聲；西方人，很多人，很多國家，卻 正在發聲——我們的說法是，就像六四以後其發聲一樣，發聲以後呢？是淡漠，還是遺忘？ 他們應該做些什麼！ 西方價值體系的實用主義者和國家利益派，在面對西藏事件上，正在有限度回歸威爾遜 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和自由訴求。這場博弈，也許正在悄然改變北京崛起論者枉顧人性和玷污 人權的政治優勢，從而使得西藏問題乃至中國問題呈現世界性重新思考的起點。這個重新思 考，並不是取消所謂貿易自由和經濟互動，而是倡議建設這樣互動的人權前提和人權條件。 在對待奧運的政治或者非政治化的爭執中，美國人布什的純粹體育論，已經隨著他的前任抵 制蘇聯奧運而被否定，被歷史否定——也就是被現實否定。教皇方面，也在取向北京和要求 北京的人權和宗教自由上，產生選擇。 一切，好像變得比較清晰起來。 如果事情確是這樣發展，我們則有理由相信，藏，台方面獲得世界民主陣營的支持，也 許會使得事情發生某種實質性的改變——這個抗爭，也在引起北京的反響——一切正在歸入 重新定位和思索。究竟什麼是文明，什麼是西藏文化，台灣民主，什麼是宗教自由，信仰自 由，正在變成一種新的辯論和新的追溯。 所有這些來自自由的壓力，是不是會使北京做出一點點改變呢？這也是他們現在必須考 慮的問題。反之，如果地球村的人們過於短視甚至惟利是圖，那麼，北京的變化，絲毫也不 會出現——不但不會做出，他們還會把所有的民主實力化為其用，製造出一個新的、21世紀 的列維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