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1992年在獄中就西藏問題給鄧小平的一封信 鄧小平先生台鑒： 近來你不僅對自己選定的「接班人」頗為不滿；而且對一直由你主持的西藏事務也頗感 不安。於是馬屁幫們忙不迭地炮製一份《西藏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來粉飾他們的 也就是你的無能和無知；繼續用舊的謊言和歪曲來蒙蔽你和中國更多的人，以保持他們的地 位和權勢。其結果必然是待大多數國人大夢醒來時，西藏已不復存在於中國的版圖之上；由 此引起的多米諾反應還將波及遠不止12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而你將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 上，成為嘲笑和唾罵的對象。 若要改變這種狀況解決西藏問題，首先就得知道有什麼問題。祇聽信順耳的謊言，無助 於認識現實和找出問題的所在，也就根本不可能去解決什麼問題。本人對西藏歷史的研究雖 也不過淺嘗輒止，祇鱗片爪，但自信比你和你的馬屁幫還略微清醒一些，所以不揣冒昧給你 寫下此信，並希望你能創造一個自由發表意見的學術環境，使天下有識之士能更多地發表真 知灼見，方才可能找到問題，掌握真實的而不是歪曲和編造的情況；不致喪失最後的機會， 避免走到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局面。 西藏問題難就難在它的特殊性和主權歸屬的不明確性。其實，現行的國際法早已不敷使 用，而且他還常常是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圓其說的，不能簡單的用來判斷當今世界上的各種復 雜的事物。過分強調這種過時而又沒有約束力的東西絲毫也無助於尋求解決問題的良方。例 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現實中無疑擁有完全獨立的主權，如果僅憑其國家元首為英國女王； 總理等高級官員就職須經英國女王「冊封」這些禮儀性的「事實」，就認定其是英國殖民地 甚至英國領土，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解決問題就得面對現實，而不能僅僅在書本上找 「證據和事實」。 西藏的情況比上述例子更特殊更複雜。甚至他與中國（清朝、民國）的聯合形式也極為 獨特，所以很難為大多數學者們所理解。而你的《白皮書》的作者甚至不如一般的學者，他 們提出的理由基本上沒有說清事實真相。金瓶摯簽祇是由外部權威勢力協助解決宗教權力紛 爭的手段，與行政管轄無涉。例如你家庭內部有紛爭請劉伯承來調解，能就此說你家受到劉 帥管轄，鄧家也就成為劉家的附屬部分了嗎？這不僅是無知，而且是歪曲事實進行詭辯。你 過去的熟人牙含章、平措汪傑等對此都應十分清楚，可惜你連他們的意見也聽不進，否則何 至於被撒謊小人所騙？！ 駐藏大臣並非如《白皮書》編造的那樣是什麼「平定準噶爾部叛亂後設置的管理西藏的 最高長官」。而是在平定西藏的屬國尼泊爾的叛亂後，為今後平定類似叛亂的方便而派駐西 藏的「聯絡使臣」。他的地位甚至不如殖民地總督，而與駐文萊的英國大使相似，可以「會 辦和參知西藏的軍事和外交事務」；事實上他也從未擁有對西藏行政事務和軍務的任何管轄 權，權限遠低於英國駐文萊大使。他統轄的清軍和川軍，正如《白皮書》作者無意洩露的那 樣，是由清廷供養而非由西藏政府供養的「外國軍隊」。而被《白皮書》作者有意隱瞞的一 點是：這支軍隊的名義是駐藏大臣的衛隊，難道美軍駐紮歐洲，歐洲國家的主權就會因此發 生轉移嗎？ 從西藏按自己的方式選擇國家元首和行政機構並以自己的方式和意志實行統治；和擁有 自己的軍隊並由自己的政府指揮軍隊這些要點來看，他無疑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而不像 克羅埃西亞、烏可蘭那樣是喪失了主權的國家。即使它是喪失了主權的國家，它仍然有脫離 宗主國的權利，「從未有人承認它是獨立國家」能夠成為解決什麼問題的理由呢？用它在大 學講堂裡詭辯還能唬住不少人；但對認識和解決問題絲毫也沒有幫助。你不承認，現實也仍 然存在，所以不如老老實實尊重對方的權利，在爭取信任上還保留著主動權。 西藏的特殊地位表現在它雖未喪失主權，但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並不獨立，但 又不是殖民地和附屬國。既不像獨立主權國家那樣完全自己照管自己；又不像「中國的一個 省」那樣由朝廷派官治理。而且在內部自己治理完全自主的情況下，把對外的主權與清朝廷 聯合為一體。所以才會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中外人士誤以為它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這種 聯合很難找到相同的類型，從法學角度看，與不列顛聯合王國和將來的歐共體——歐洲聯邦 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是：人民認同於同一個國家（英國、歐洲和中國）的同時又 認同於一些各自獨立的國家；聯合是自願的，不自願時有權分裂。不同的是：英國通過王國 的合併確立了國家主權的合併；歐洲通過平等的民主聯合形式構建了一個主權聯合體；而西 藏和中國卻是通過最高統治權的相互參與構成了實際上的主權聯合體。西藏和中國的聯合併 非法律意義上的合併。 所以，清軍和它的繼承者按協議和慣例，祇有在達賴喇嘛提出要求時才派兵入藏，並在 完成達賴要求的事務後立即返回四川、青海等省，形勢上沒有常駐西藏的軍隊，祇有一支名 義上是駐藏大臣衛隊的川軍駐在拉薩的指定兵營裡。一方面，清朝廷部分和不經常地負責西 藏對外、軍務的安全和鎮壓叛亂等責任；另一方面，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宗教勢力則擔負著清 帝國用共同信仰維護各民族統一的責任，達賴喇嘛出任清帝國國教的最高精神領袖。 在當時，清帝國3/4領土上（西藏、新疆、青海、甘肅、雲南、緬甸的一部分和內、外 蒙古、東北各省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等）和沿邊界外的蒙古族統治區有著甚至比皇帝還大的 影響力。皇太極此時改信喇嘛教的主要理由就是：「欲安諸蒙古，必聯合喇嘛教」（指蒙古 諸部統治區）。而喇嘛教則成為維持中國在歷史上最大的版圖（大於現在的俄羅斯）的主要 支柱之一。反過來，清廷用軍事力量和每年供奉的大量財富維持了達賴喇嘛在西藏的至高無 上的地位和權力，並維護了比現在大得多的主權。 在這種聯合中，雙方獲得的好處已不能僅僅用一個「巨大」來形容，而是各自成為對方 的主要存在條件，所以這種聯合才能是穩固的和持久的，在這一聯合體中，雙方的法律地位 是平等的（這就是代表皇帝的駐藏大臣與達賴「地位平等」條文的真實含義，否則駐藏大臣 就得聽憑達賴的差遣了），雖然雙方的實際權力並不相等，而駐藏大臣，金瓶摯簽和內地每 年向西藏輸送的大量供奉等等，則是雙方關係中維持平衡的措施，否則宗教領袖的影響力的 自由度將超越世俗皇帝，導致雙方關係的不平衡以至不平等。雖然隨著時代的變化，雙方關 系中有不少此消彼長反反覆覆的變化，這一基本格局卻維持到大清末，雙方關係仍然極其穩 固；所以西藏才沒有像朝鮮、越南、老撾、緬甸和蒙古那樣，在外國的威逼利誘以至軍事幹 預下從中國分裂出去，甚至在英軍佔領首都拉薩的情形下也未動搖過與中國同命運的立場。 其主要原因，就是共同利益基礎上的自願聯合，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合併都更符合人類社 會的規律；這一規律就是現代社會理論所說的「主權在民」，「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 則；違背這一原則，即使你有比駐藏大臣、金瓶摯簽更充分的理由也無濟於事；近兩年的蘇 聯和南斯拉夫不就是最好的例證嗎？甚至說同一語言的同一個民族，也可以為幾個國家，而 勿論「國際法」如何評價，難道人們對美國、英國、愛爾闌、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各自獨立 的主權會有什麼異議或不習慣嗎？這些都說明：人民的意志和主動的願望是構成主權的主要 因素；喪失了一部分人民的自主的願望，也就喪失了這一部分的主權；而由所謂的「主權法」 規定的其它各項條件都必須建立在人民的自主願望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之上；其它各種形式上 的主權若失去這一最主要的基礎，將最終失去其有效性，軍事佔領和行政管轄都無法改變它， 特別現代是如此。 西藏與中國在49年以前的關係，就是建立在這種沒有軍事佔領和行政管轄、而完全依靠 自主願望和民族自決基礎上的聯合，因此它是牢固的，從清末到民國的一百多年間，雖然中 國由於虛弱而沒有盡到保衛西藏安全的責任，但達賴喇嘛政府始終信守條約，沒有做過任何 有損於主權聯合的事，達賴喇嘛政府始終對得起中國；其實他們若真有意分裂，在中國內亂， 列強極力慫恿它獨立之時，他早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從中國分裂出去，像外蒙那樣。 事實上《白皮書》所說：「從未有人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並不準確，英國在統治印度 時期，特別是在西姆拉會議期間，曾經正式給西藏留有一個獨立國家席位，試圖以不正規的 方式使西藏獨立成為既成事實，祇是達賴喇嘛政府拒絕了這種待遇，才未獲成功。而虛弱的 中國的政府代表的抗議等等，在當時並不像事後吹噓的那樣有份量。特別在當時中國政府已 長期沒有履行義務、西藏的大片領土被侵佔和「外附」的情況下，這種立場就更加難能可貴 了。 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和西藏的關係疏遠了，一方面，中國在逐漸進入現代社會時，宗 教的維繫力已經逐漸減弱，不再如元、明、清朝早中期那樣重要了，但其影響力仍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中國本身虛弱無力西顧，西藏已學會僅靠中國的「旗鼓儀仗」自己保衛自己的安全， 中國的軍事援助已不再是必須而且也難以指望了， 第三則是西藏與中國緊密的市場聯繫正 在逐漸為英印商品所破壞；第四點則是中國文化體系已喪失了它對周邊文化體系的優勢，減 弱了它對藏民族和人民的吸引力。 在這一疏遠過程中，人民的疏遠程度遠大於政府間的疏遠；而心理的疏遠有大於其它各 方面的疏遠，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狡詐無信（主要是你們四川人和西北回民）的漢人形象 取代了同盟者和保護者的形象；在自以為開化的漢族人心目中，落後愚昧野蠻的「半人半畜」 形象取代了「活佛的臣民」的高貴形象。這種彼此歧視和蔑視雖沒有造成立即分裂的結果， 但它為後來的仇殺和將來的分裂奠定了基礎；導演這一幕悲劇的正是你鄧小平本人。 早在40年代，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已在醞釀社會制度的改革，但他們希望的是像英國或印 度那種類型的社會制度和溫和並充滿宗教色彩的改革；而且按照幾千年來的慣例，他們希望 的是由他們自己來改，而不是由外國人或近似於「外國人」概念的「漢人」來改他們（國民 黨注意尊重了這一傳統，所以國民黨對藏關係比較成功），並不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屠 殺階級異己份子」的革命方式；這些不僅僅是上層集團的意志，也是全社會的意志。所謂 「翻身農奴盼望共產黨」祇是你的肉喇叭的調門，並不是農奴們當時的真實感情；這一點你 可以去請教你的老部下牙含章和平措汪傑，問問他們在西藏煽動農奴曾有過什麼「偉大的成 績」，你就會明白我並沒有絲毫的偏頗。 其實這才正常，絕大多數國家（例如德國、俄國等等）在「解放農奴」的過程中遇到的 最大的阻力都來自農奴們的反對；正是這種上下共同的意志和中共當時的做法，造成了西藏 政府不反對與國民黨的聯合卻堅決拒絕共產黨入境，並借「驅漢」為名驅逐了平措汪傑為首 的西藏共產黨。這些「外交措施」恰好說明西藏在當時完全行使著主權（包括外交權和國防 權），被驅逐的川軍和藏共是通過「外交途徑」安排從印度回國的。 但當時的中共正處在鼎盛時期，而且和所有的共產黨一樣，「黨的利益和主義的擴張高 於一切」，並不怎麼尊重主權和民族自決權，而且印度剛從英國統治下獨立，無力幫助西藏 抗拒中共，所以，拒絕共產黨入境就必然以失敗告終。但是，當時年輕的達賴極易受蒙蔽和 西藏官僚的腐敗庸懦，恰恰成為共軍順利進佔拉薩的主要條件，這倒頗具諷刺意義。否則， 如果把60年的「全民抗戰」顛到50年來打，我想，你這個久經沙場的老軍人恐怕不難估計到 它的後果。 在這一過程中，你和毛澤東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決策倒是非常正確；雖然《和平解 放辦法》頗有「城下之盟和緩兵之計」之嫌，按你們愛搬弄的「國際法」它應該是無效的， 但如果切實地堅持下去，達賴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弄假成真變為既成事實，中國與西藏的 主權聯合繼續穩固地維持下去，國際社會也就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這樣的局面就比現在好 辦的多了，西藏很有可能不致成為中國的一大頭疼問題。因為藏族是一個很重信義、很守本 分的民族，沒有多少花花腸子。 遺憾的是，隨著朝鮮戰爭的「勝利」和經濟恢復的成功，包括毛澤東和你人在內的中共 頭頭們的自大心理開始膨脹，在各方面都開始忘乎所以；在內地「大進」和大左傾的同時， 在對西藏事務的決策上也「左病」大發，作出了所謂「加快民主改革」的決定，實際撕毀了 《和平解放辦法》。從而觸發了西藏各界層人民對共產黨高壓政策的不滿，在反抗外族異教 的口號下暴發了反抗極左政策的人民戰爭，即所謂的「西藏叛亂」。 在這場戰爭中和之後的長時期中，藏漢兩族的相互歧視和蔑視的心理起到了推波助闌的 作用；是造成軍隊濫殺無辜，官吏虐待百姓，加劇民族隔閡，推動民族獨立鬥爭的主要原因 之一。在這種局面中妄談什麼主權，祇能是火上澆油，並使人意識到共產黨打算繼續以往的 所作所為，不獨立怎能脫離這「水深火熱之中」呢？雙方對立的格局和口吻都很像當年的殖 民地國家，也很像當今的南斯拉夫。看來這條路肯定走不通，何必等到事情不可挽回時再後 悔呢？ 最近在國際上就有一正一反兩個類似的例子可供我國借鑒和思考，一個是南斯拉夫，持 有和你們相似的立場，不到最後時刻，絕不承認其它民族的自決全權，甚至用武力抗拒到底， 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不僅沒有達到目的，還結下了大量的仇怨，今後的很長時間裡還得繼 續為此付出代價。另一個是前蘇聯俄羅斯，好合好散，尊重各民族的自決自主的權力，結果 不僅保留了聯合體，而且為將來恢復更加緊密的聯繫保留了餘地，保持了歷史留下來的親密 和信任的感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二者之間的差別會越來越大。 而本來塞爾維亞的條件遠比俄羅斯好，俄羅斯作為壓迫民族做的壞事和其它各族中引起 的惡感遠比塞爾維亞大的多；僅因為處理方法的不同，將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其它條件 都相似的情況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俄羅斯遵循了人類社會的規律，尊重了各民族的自決權和 自主權；所以其它各種有利於聯合的條件才能發揮出作用。現在的人類社會中，聯合的趨勢 畢竟大於分裂的趨勢，正所謂事在人為，過分強調「主權，某某對某某民族的管轄權」恰恰 不利於聯合而有利於分裂。 綜觀現代人類社會中已經和正在分裂的社會，恰恰都是過分強調社會內的某個民族對其 它民族的不受一切限制的管轄權；而那些已經聯合和正在聯合中的社會所遇到的最大的阻力， 也正是過分強調主權和擔心喪失自決的權力而被迫服從他人的意志；聯合的好處是如此明顯； 然而分裂的理由也是如此有力。為什麼偏偏也要強調分裂的理由，非要南其轅而北其轍呢？ 在現代社會中僅僅靠高壓政策就能維持不分裂的例證，你能找出一個嗎？即使找出來，那也 不過是時候未到而已，你們叫喊了一輩子反殖民化和民族獨立，其實你們根本不懂什麼是和 為什麼要反殖民化和民族獨立；他們和你們的其它口號一樣，僅僅被你們當做「實現主義的 工具」而加以利用，勿需懂也勿需真相信。這正是你們的「左病」之病根所在。 中國和西藏的關係遠比蘇聯、南斯拉夫好的多，截止49年以前中國從未壓迫過西藏，也 沒有強迫它臣服，而是雙方完全自願選擇了主權聯合；即使到現在，有利於聯合的條件也大 大優於獨聯體和歐共體，所以達賴喇嘛在被迫流亡的初期並沒有提出要獨立，即使現在，也 並沒有把口封死，這說明不分裂的希望非常大，而你們卻頑固地堅持舊的思想和舊的政策並 任用舊的官僚，正在努力一步步把西藏推向分裂，這不能不使人憂心如焚。清朝祖先們留下 的疆域已在歷代敗家子手中喪失了將近一半，再這樣敗下去，我們的子孫們將祇得靠「勞務 出口」打工度日，那還有希望「振興中華」呢？ 現在要消除40年來鎮壓和屠殺帶來的惡果，使漢藏關係恢復到往日的軌道上並前進一步， 需要做許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緊迫的是下述三件：首先必須消除漢藏間心裡上的仇 視和歧視；其中最主要的是消除漢族人因40年來的宣傳「誤導」而在心理上留下的「老藏民 落後的簡直像小牲口」的錯誤觀念，前40年的宣傳給幹部階層特別是藏區（不僅僅是西藏） 幹部造成了很強的歧視觀念，並反過來加深了藏族人對漢族人的仇視；這方面的實際情況之 糟糕不是你所能理解的，而且和你的馬屁幫們的描述截然相反。舉幾個小例子可助你瞭解情 況的嚴重性。 （例一）我的父母即沒接觸過藏民也沒研究過藏族，他們對藏族的瞭解完全來自你們黨 內的文件和公開宣傳，而這些宣傳留給他們的心理印象就是個「半牲口」的形象；所以當我 準備和一個藏族姑娘結婚時遭到了他們極強烈的反對，以至於要和我「斷絕父子母子關係」。 當然，後來他們認識這位藏族姑娘後完全改變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卻不能容 忍這樣的「親家」，所以我到底也沒做成藏族的女婿。 （例二）我在藏區（青海牧區）蹲監獄時聽到的許多談話，使我清楚地感覺到，那兒的 漢族幹部對藏族的歧視和蔑視已達到病態的程度，甚至凡和藏族有關的東西也受牽連而蒙冤， 比如藏犬是極名貴的狗，而漢族幹部卻要養從內地帶來的狗；當我告訴他們藏犬（即獒）如 何名貴時得到的卻是嘲笑，祇到外國人高價購買藏犬的消息公之於電視上，他們才相信了我 的話，又如他們無論如何不相信我說黃油就是酥油，總認為西餐館的黃油是高級的外國人吃 的高級食品，低級的老藏民大量食用的普通食品怎麼會是「高級食品」呢？再如犛牛肉是最 高級的牛肉，其細嫩美味和營養價值是其它任何牛肉所不可能達到的，而藏區的漢族幹部們 卻一致認為：「現在買不到什麼肉吃，祇好吃點犛牛肉了」。所以，當一位給我打針的藏族 犯醫聽說我不僅愛吃犛牛肉，並且想托他買酥油時，竟然驚奇地眨著眼不相信，轉而又把我 當做了「半個自己人」，送了我一口袋炒麵一皮筒酥油。這些事例恰好印證以前所說的許多 事例，其它例子就不必一一列舉了。 僅這幾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藏區的共產黨幹部是如何看待和對待藏族人了；這樣的心理 隔閡與白種人對黑人和印地安人的歧視，無論在質或量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坦率地講，你 們自己在內心裡就蔑視歧視藏族，在你們的文件、講話、宣傳中就不知不覺地向下級灌輸了 這種「精神」，於是上行下效互相感染，並產生反覆迭加作用，使藏漢民族心理上的隔閡越 來越深，最終祇能分裂。 積40年的冰雪非一朝一夕所能融化，但卻需要每一朝一夕的「功課」去積德化怨。首先 是領導層從中央到地方都得注意撤換那些對尊重少數民族人格（而不僅僅是「政策」）陽奉 陰違的幹部，同時也不要搞「少數民族特殊化」，應該一律平等，特殊了反倒有一種不是自 己人的感覺；在各種宣傳上清除大漢族主義更加重要，40年來有一種把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 沙文主義當做「愛國主義教育」的傾向，這正是種族主義的思想基礎，不要一開口就是「文 成公主入藏」，似乎是漢族公主去西藏當救世主；這種牛皮吹的也過分了，並不符合歷史事 實；我在青海住的勞改農場就是吐蕃軍以少勝多全殲薛仁貴十萬大軍的地方，從而導致了文 成公主去吐蕃和親，但那兒所有的幹部都不知此事，以為是漢族公主入藏才使藏族「開化 了」，今天他們又來「開拓」藏族世代居住了幾千年的「蠻荒」之地，一派殖民者的口吻。 正是在你們這種片面的教導下，才使幹部普遍產生種族歧視的心理病態；矯正它也必須徹底 改變《白皮書》作者們所習慣的那套假大空。 第二是加速建立和拓展西藏的市場經濟，並使內地經濟與西藏市場間的關係更趨緊密。 近百年來西藏的市場被英印商品侵入的太多了，近40年來遭受了極大的破壞和壓抑。特別是 對藏區畜產礦產的「社會主義計劃價格」像宗主國剝削殖民地一樣，使西藏經濟蒙受了巨大 的損失；你那點「援助」根本抵償不了人家的損失，況且這「援助」多用來修建和供養那些 被藏族人視為壓迫機構的東西，或用來為「漢族人的科研」作實驗。如：各級機關，漢族人 專用的醫院和賓館，軍事設施，天文實驗台，地熱電站，抽水蓄能電站等等，這些並非西藏 經濟所最急需的東西，無論你怎樣辯解，人家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傻，人家看出你並非真心 幫助他們，自然不會相信你。 應徹底改變決策層不把西藏當自己家鄉的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要像對自己家鄉一樣把 援藏資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發揮資金對西藏經濟的最大作用，藏族人民是會明白的；撤除 各種關卡和「管制價格」，疏通西藏地產進入內地市場的渠道並給予最優惠的價格等等，以 及其它一切密切藏漢地區經貿關係的措施；使藏漢地區市場聯繫更加緊密，是鞏固藏漢關係 最重要的基礎。 第三是放棄扣押西藏宗教領袖作人質的傳統政策。過去的這種做法給篤信宗教和不信宗 教的藏族人都帶來很大的逆反心理，而且也無法用以解釋你的「尊重人權」。應徹底放棄 「大漢王朝」的自大狂心理，坐下來和達賴喇嘛談判。人家既然不放心，就說明你過去沒什 麼信用，那就讓他自己選談判地點；他想回拉薩就讓他回到他的人民中去。這都是合情合理 的最起碼的條件，有什麼不可以理解？憑什麼不能同意呢？連人家的助手是誰也要你批准， 未免霸道得過分了吧！ 其實，找這些藉口拖延不談，祇是你的助手們缺乏自信怯懦的表現，他們擔心動真格的， 自己那一肚子的臭大糞的南郭先生就露了餡兒；而你縱容他們這樣胡作非為，就是在拿國家 和民族的利益獎賞自己的親信，是對國家和民族極不負責的行為。祇要談起來，西藏留在中 國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倍，所以應放棄一切先決條件來談；最好是能把達賴喇嘛請回拉薩，這 樣比讓一幫玩火的冒險家包圍他好多了。 其實他心裡應該非常清楚：脫離了與漢族人的聯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比漢族人更好？ 錫金、不丹、尼泊爾就是將來獨立的西藏國極好的榜樣。如果我們表現的更好一些，他們何 必脫離業已存在了幾百年的聯合體，去自己找罪受呢？況且現代的潮流和趨勢都說明：遲早 還是要聯合，聯合利大於弊。從達賴近年的表現看，我覺的他並不糊塗，肯定比我更明白上 述的道理；祇是身在曹營，確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我們就不該再逼他，把他推到別人的懷抱 中去。 （魏京生 1992年10月3日定稿5日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