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革亟需先進理論指引 （海南）畢研韜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很多中國人都在思考：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的「公民社會」將如 何發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將如何推動？ 筆者於2007年12月再次來到歐洲，潛心研究中國的政治傳播。常言道，「當局者迷，旁 觀者清。」站在大西洋右岸，冷眼旁觀國內時局，對中國的現狀便有了更為宏觀的認識和較 前深入的思考。筆者的感受之一是，中國的社會變革亟需先進理論的指導。 政治理論、傳播理論和社會變革理論 依筆者之見，目前中國的社會變革亟需三大理論的指引：政治理論、傳播理論和社會變 革理論（Theories of Change，一般認為屬社會學範疇）。筆者注意到，已有前輩同仁呼籲 加強理論學習與研究，也有不少人士已在憲政理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不過，筆者需要 提醒，政治理論遠非這些傳統領域。當代「管治理論」（Governance Theories）、「新制 度理論」（New Institutionalism）等學說對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當然，在創造性地應用相關理論時，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精英人士，如果不能與國內民眾 「同呼吸」，如果不能得到國內大部分民眾的理解與支持，也就無法做到「共命運」，就很 可能會被大眾拋棄。必須牢記：公眾是現實的。指責大眾短視或勢利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這是組織理論學上的基本原則。 雖然「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又稱「古典馬克思主義」）存在諸多理論偏差，但是馬 恩的宣傳理論和列寧的組織理論仍然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又 稱「後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理論 學說，譬如「政治社會」、「公民社會」（又譯作「市民社會」）、「私人空間」、「公共 空間」、「文化爭霸」（Cultural Hegemony）、「強制性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國家機 器」、「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等。在當今社會，這些理論早已滲透到世界各國 的社會運動中，成為社會精英們的重要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 除了政治理論，目前中國的「公民社會」亟需傳播學理論的指導。傳播學誕生於兩次世 界大戰後的美國。作為一門實戰性極強的應用學科，傳播學主要研究信息與社會變化的互動。 可以說，在當今社會，無論是政客、商人還是社會活動家，不尊重信息傳播規律都將無法實 現其目標。試看今日政壇、商界，哪一位成功人士的身後沒有一幫出色的傳播高手？無論是 組織還是個人，從「市場」定位、形象塑造、活動設計與實施、渠道建設，到組織（團隊） 建設、聯盟構建、資金籌措，每一個環節都必須最大限度地尊重信息傳播規律。可以說，在 信息時代，一個組織的生命力就體現在在信息的採集、分析、加工、貯存、生產和傳播過程 中。正因為如此，今天美歐的很多大學都已開設傳播學博士課程。在西方發達國家，傳播學 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可以運用實驗、數理等實證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學科。 公民社會與應用傳播學 作為一門元科學，傳播學提供了一個分析社會變化的嶄新視角。簡單地說，「應用傳播 學」特別關注如下內容：為了實現組織的既定目標我們應該傳遞什麼樣的信息？這些信息應 該如何編碼（encoding）？應該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由誰來傳遞這些信息？如何選擇和 組合渠道（新聞媒體祇是渠道的組成要素之一）？這些信息應該向誰傳遞？我們的目標受眾 （target audience）具有什麼特性？傳播系統中有哪些潛在的「噪音」（泛指「干擾因 素」）？應該如何抑制這些「噪音」的不利影響？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訴求策略？如何確定訴 求重點？目標受眾對我們傳遞的信息將如何反應？這些傳播活動將在微觀和宏觀層面產生什 麼樣的短期、中期和長期效果？一系列的傳播活動之間應該如何銜接？以上諸要素的組合過 程就是傳播策略的制定過程，其目的就是實現「成本最小化，影響最大化」。 對於社會變革理論，筆者主要對其中的「動力論」、「過程論」和「效果論」感興趣。 對於社會活動家而言，「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聚合效應」 （aggregation effect）等學說都具有很高的應用價值。 「利益相關者」理論把與目標對像所處的環境分為「交易環境」（transactional environment）和「背景環境」（contextual environment）兩大類。我們以某跨國企業為 例。銷售商、供應商、銀行、消費者等共同構成「交易環境」，而新聞媒體、政府組織、非 政府組織、宗教團體等則構成「背景環境」。在多數情況下，環保組織無法直接對該跨國企 業施加壓力。但是，環保組織可以從「交易環境」或「背景環境」中選擇一個「要素」作為 間接的壓力對象，對其持續施加壓力，迫使其做出某種表態。用我們的術語說，這個間接的 作業對像起到了「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s）的作用，它把環保組織的壓力間接地傳 輸給了該跨國企業。在很多情況下，環保組織將會選擇一個具有足夠社會知名度、但較容易 向壓力屈服的「傳送帶」。 而該「傳送帶」的屈服往往祇是環保組織的象徵性勝利（而非 實質性勝利）。一般而言，攻克第一個「傳送帶」很可能會帶來連鎖反應，從而使攻克第二 個「傳送帶」的成本大大降低。 非民主國家的政權變革 通常，第一個取得此類「象徵性勝利」的環保組織很容易吸引媒體和社會的注意，從而 使其日後的資金籌措更加容易。但是，如何選擇「傳輸帶」、何時施加壓力、由誰來施加壓 力、如何攻其「軟肋」、如何預測壓力結果、採用理性勸說還是激進手段、激進的威脅和攻 擊將對組織形象產生何種負面影響、萬一久攻不下又如何應對，此類具體運作就屬於傳播作 業的範疇了。 筆者在歐洲期間發現，西方已有學者開始研究非民主國家的政權變革（change of regime）。說穿了，就是如何施加壓力，迫使一個非民主國家發生政治變革。在這個過程中， 需要系統考慮：如何培育和聚合國內力量，內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如何配合，外部應該在何時、 通過何種渠道、施加何等程度的壓力，在不同的國情下新聞傳媒、宗教組織和社會運動等社 會變革力量各自發揮什麼作用、它們又如何形成最大合力，等等。 綜上所述，在社會運動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社會精英必須綜合運用政治理論、傳播理 論和社會變革理論。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社會運動已經演變成一種集約化作業了。這是筆者 近幾年跟蹤研究各類社會運動所得出的結論之一。當然，筆者並非主張社會精英人物必須埋 頭於學術研究。 最後，筆者要特別指出國內兩份免費雜誌——《NPO縱橫》和《中國發展簡報》（China Development Brief）——對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在筆者的視野內，它們 都是理論性與實戰性並重的優秀讀物。遺憾的是，《中國發展簡報》已於去年停刊了。（作 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