閹割歷史的盛世和諧——評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 （北京）張耀傑 2008年1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高調出版了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華裔教授徐中約 的《中國近代史》簡體中文版。據南京大學歷史所所長、太平天國研究專家茅家琦教授在 「審校後記」仲介紹：「這部譯著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簡體版。…… 由南京大學計秋楓和朱慶葆兩位教授主譯，第二十九章由鄭會欣博士翻譯。原稿最後程（呈） 徐中約教授過目。」 這裡所說的「原稿」，指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01年推出的繁體中文版。專門研 究中國歷史的茅家琦教授，最應該告訴卻偏偏沒有勇氣告訴讀者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簡 體中文版在徐中約教授已經去世的情況下，閹割刪改了其中的部分敏感章節，從而導致這部 相對完整的近代通史不再完整。在連歷史學家都不敢對歷史負責的情況下，古老中國的信史 傳統，可以說是被徹底敗壞了。 一、英國人與中國海關制度 通讀徐中約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和 事。 1854年，為了幫助清政府從所有外商那裡公平徵收海關關稅，英、法、美三國領事主動 建議在上海成立外國稅務司。同年7月12日，經中國方面同意，英國的威妥瑪（Thomas Wade）、美國的賈流意（Lewis Carr）和法國的史亞實（Arthur Smith），正式就任上海海 關稅務司。 1863年，中國政府任命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出任上海總稅務司。在1864年6月21 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誡外籍僱員說：「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 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著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絕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 由。……領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 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僱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 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可趨於待官吏以禮貌， 待百姓以友善矣。」 關於主要由威妥瑪、赫德等英國人負責創立的中國海關制度，蔣夢麟在《西潮》中評價 說：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傳統陋規制度的惡劣影響。海關僱員都 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後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 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 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穫。郵政也是根據西 方制度建立的，抗戰期間，日軍佔領區與中國大後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 穿越火線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裡。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樣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 分為22行省，大約包括2000個縣。縣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 一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祇能在陋 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 物。對於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的 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在 一封信裡為陋規制度辯護，他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開 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家人和親戚。 作為結論，蔣夢麟認為，要徹底改良中國傳統的陋規制度，必須全盤引進歐美文明中的 良好道德與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於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於他 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 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 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 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症 比起傳統的陋規制度，中華文明中最為黑暗也最為致命的，其實是儒、釋、道三教合流 的傳統宗教文化所鑄造出的阿Q式的國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魯迅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的老大自 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症。在《中國近代史》中，有一個歷史細節與這種道德硬 傷和精神癌症直接相關。 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的兩名意大利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來到中國。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傳遞給為數眾多的中國人，他們改穿中 式服裝、學習漢語、採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利瑪竇得知中國人不知 道宇宙構造，便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作為歐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歐洲擺在了中間，把美 洲畫在了左邊，把亞洲畫在了右邊。當他意識到這幅地圖觸犯了中國人以中央之國老大自居 的精神生命線之後，很快畫出了把中國擺在中間的第二張地圖。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以中央之 國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線的中國人，卻因此錯失了積極主動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歷史契 機。 最為集中地體現中國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症的陋規制度，是以奉 天承運、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獨尊的中國皇帝，既要奴役本國人也要奴役外國人的封貢 制度和封貢心理。從明代開始，中國在亞洲地區確立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國際關係體系，朝鮮、 安南、暹羅、緬甸和東南亞及中亞的一些周邊國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貢的藩屬國地 位。鴉片戰爭失敗後，廣州將軍耆英於1842年8月29日以欽差大臣身份與英國人簽訂喪權辱 國的《南京條約》，其中被迫割讓香港的屈辱條款，在中文條約中竟然基於根深蒂固的封貢 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為：因英國商船遠路跋涉來華，往往有損壞修補者，自應給予一處以 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給予一個地方。 經手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為了繼續充當實際上的「外交大臣」，極力向朝廷表白 英國人祇信任他作為談判對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摺中寫道：「緣夷人生長外番，其 於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套用中國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的一句老話，耆英的這種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話語表達，顯然是在以野蠻人之心度 文明人之腹。 1858年6月9日，眼睛已經半盲的耆英受咸豐皇帝派遣抵達天津，與英法聯軍展開談判。 英國方面的年輕外交官李泰國（Horatio Lay），指示助手當場誦讀耆英1844年的上述奏摺， 耆英羞愧難當，不經皇帝允許就退出談判。他隨後被套上枷鎖回京受審，落了個御賜自裁的 可恥下場。 經過英國殖民者100多年的現代化經營之後，原本是一座荒島的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 大陸時，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為文明、最講規則也最具活力的東方明珠。而老大自居、自欺 欺人的道德硬傷和精神癌症，以及與其相配套的貪贓枉法、貪污腐敗的陋規制度，在中國內 地卻依然根深蒂固、難以根除。 三、阿Q式的「主動奮鬥」 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涵蓋了從1600年到2000年中國社會的全部歷史，與國內通行的 上限為1940年、下限為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並不一致。該書英文原著的書名是「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準確的中文翻譯是「現代中國的興起」。中文繁體版的書名經徐中約 本人同意，簡體中文版在徐中約已經去世的情況下，又由翻譯者和出版者添加了一個意識形 態化的副標題：「1600－2000中國的奮鬥」。按照翻譯者朱慶葆的解釋：「徐中約在寫作這 本書時是認定了中國在一步步地走向一個大國、一個強國，他的原標題『現代中國的興起』， 代表了一種觀點——中國是在屈辱中奮發圖強、不斷改革、超越自我、逐步強大的，他是以 這樣一個邏輯關係來看中國近現代史的，這也是本書的一條主線。中文簡體版特意加的副標 題『中國的奮鬥』有點照顧英文原義的意思。」 與此相印證，徐中約在第一章《「近代中國」的概念》中寫道：「變化的動態表明，近 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 他們力圖更新並改造國家，使之從一個落後的儒家普世帝國，轉變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中有 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國家。這種見解，避免了用『外因』來解釋中國歷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國 僅僅是『作響應』的思想陷阱。」 為了展現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徐中約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 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在新的天地裡尋求一條求生之道」，作為推動近代中國 發展的三種動力。但是，書中對於三種動力的描述並沒有達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給筆 者的整體印象祇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頭蛇尾。 用政權實體來劃分，徐中約筆下的近代史包括三個主要階段：第一是滿清王朝；第二是 1911之後的中華民國；第三是1949年之後的中國。對於滿清王朝，書中表現出的是博古通今 的多元雙向思維。然而，一旦進入1911年前後的民族革命，書中充斥的卻是以孫中山及其三 民主義為唯一正統的一元單向思維。並不美好的歷史事實是，極力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 義、民生主義」的孫中山，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已經初步建立的情況下，為了達到從 袁世凱手中奪取政權並且建立一黨訓政的「黨天下」的政治目的，所奉行的並不是真正意義 上的民族主義，而是積極投靠日本人的「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國際化戰略，從 而被黃興等人不點名地比喻為引狼入室的吳三桂。由於替孫中山暗殺革命黨內部的競爭對手 陶成章而贏得信任的蔣介石，通過國內戰爭所建立的，正是一黨訓政的黨國、黨天下、黨皇 帝的極權專制體系。 對於大陸學界稱之為「洋務運動」的「同治中興」及「自強運動」，徐中約較為全面地 評價說：「『同治中興』顯然祇能算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低層次的復興。它雖然暫時制止了 衰落，但卻未能使清王朝恢復到足以體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對西方軍械、技術和 外交的模仿是一種浮於外表的現代化姿態；西方文明中的精華所在——政治體制、社會理論、 哲學、藝術和音樂——全然沒有觸及。」 然而，當論及21世紀中國同樣不足以「體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改革開放時，徐中約 在寫於2001年1月15日的《原著者中文版序》中，卻對於包括政治體制、社會理論、哲學、 藝術和音樂在內的西方文明的精華所在——也就是蔣夢麟所說的西方文明中的良好道德和良 好制度——避而不談，從而十分頑強地表現出了阿Q式的老大自居和自欺欺人：「今日中國 以科學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質，並同時推動工業、科技及信息等三方面革命，到21世紀30 年代至50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屆時中國亦可成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 與並不是歷史學家的蔣夢麟相比，歷史學家徐中約顯然缺乏洞穿歷史現象、捕捉歷史底 蘊的歷史眼光。 四、閹割歷史的盛世和諧 對照繁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從第二十六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十年」到第二 十七章的「中國重入國際社會」，刪除了有關台灣、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敏感」內容。 第二十八章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刪除了關於1989年「六四」運動的章節。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敏感」語句慘遭刪改。譬如第二十六章參考書目中的李銳著《廬山會 議實錄》被刪除。「政黨」一節中的「中國的民主黨派基本上是裝飾品，祇擁有贊同中共和 政府並與之合作的權利」一句話被刪除。「中國共產主義的特殊性」一節中「在文革之前， 中共的領導層一直相對穩定，除了高饒事件」一句話被刪除。「土地革命和農業集體化」一 節中的註解「地主佔有土地的平均面積祇有四十英畝」被刪除。「經濟發展」一部分中刪除 了「社會和心理控制」一節的大段文字。「對外關係」一部分中的「初期緊張的徵兆」一節 被刪除。本章結語中的「（中國）在日內瓦和萬隆會議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調停了蘇聯和 衛星國之間的糾紛」一句話中，「衛星國」被替換為「國家」，以至於變得不倫不類：「調 停了蘇聯和國家之間的糾紛。」 被阿Q式的徐中約一廂情願地預期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大陸中國，針對來自美國 的《中國近代史》的些微「外因」，所做出的竟然是閹割刪改的負響應或反響應。徐中約假 如地下有知的話，他應該能夠從《中國近代史》簡體中文版慘遭閹割的命運中，覺悟到一個 極其殘酷的社會現實：被他自己一廂情願並且自欺欺人地認定為即將成為「一個世界超級大 國」的當下中國，不僅不具備響應「外因」的自信自尊，而且虛弱卑鄙到了連自己親手製造 的血腥歷史都不敢公開承認和公開面對的地步。如此中國徒有其「大」，卻從來沒有真正走 進過「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的文明軌道。在拒絕全盤引進憲政民主的西方現代文明及 其良好道德和良好制度的情況下，政府當局津津樂道的盛世和諧，說到底不過是做賊心虛、 賊喊捉賊地閹割本國歷史的自欺欺人和癡人說夢。 話又說回來，已經被公認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著作和最為暢銷的 學術教科書的《中國近代史》，儘管遭受了閹割刪改的不幸命運，比起國內高度意識形態化 的歷史教科書來，依然不失為最不壞的歷史文本。該書的出版，依然不失為2008年中國出版 界的一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