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六四
——從馬建的小說《北京植物人》談起

胡 平


    歲月悠悠，六四轉眼之間就過去19年了。

    19年是什麼概念？也許，盧雪松的感受最能說明問題。盧雪松原是吉林藝術學院教師，
3年前因為在課堂上及課後和同學們討論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等歷史文化問題，被校
方停課。盧雪松寫道，今年六四前夕，她才讀到丁子霖教授對19年前兒子犧牲情況的詳細記
錄。按年紀，盧雪松比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還小一歲。然而，今天的盧雪松卻無法把蔣捷連
當成她的兄長。因為這位89年時剛16歲的少女，如今已經做了5年的母親。與此同時，六四
時死去的蔣捷連則永遠地定格在17歲。這就使得今天的盧雪松把蔣捷連感受成她的弟弟或孩
子。是的，這就是19年，這就是我們和六四的距離：那麼遙遠，又那麼貼近。

    今年六四前夕，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推出了他歷10年之功完成的小說《北京植物
人》（Beijing Coma）。小說的主人公在1989年六四慘案中頭部中彈成了植物人，10年後一
覺醒來，發現整個世界大變模樣，人物兩非。10年中一直照料她的母親曾是一名共產黨員，
後來成為法輪功學員，也受到中共當局迫害。馬建說，他寫這部小說的主要動機是記住六四
這段歷史。作者把一個植物人當作主人公。這一構思別具匠心，寓意深遠。單憑作者這一奇
特的構思，我們就可以感覺到作者的創意與作品的張力：在一個世態人心都經歷巨大變化的
時代，讓一個人被冷凍封存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然後再回到社會。這樣，在一個活在過去的
人和現在的社會之間，必然會發生一系列荒謬的但又合乎情理的戲劇性衝突。通過這些衝突，
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社會，瞭解人性。

    不錯，馬建這種構思並非首創。我記得文革前有段侯寶林的相聲，名字叫《昨天》，講
的是一位「舊社會」的貧苦勞動者，受盡欺壓，精神失常。適逢「解放」，被送進醫院，為
了避免刺激住進單人病房，一住就是10年，10年後恢復正常走出醫院，回到社會。由於他處
處還用「舊社會」的思維與習慣待人接物，這就鬧出很多笑話。4年前一部獲獎的德國電影
《再見，列寧》，講的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夕，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由於目睹兒子參
加反對運動被警察抓走，心臟病發作陷入深度昏迷，8個月後醒來，東德已經變了天，老太
太卻茫然不知。兒子知道母親思想僵化，再加上大病初癒，精神極其脆弱，經不起半點刺激，
於是就製造出一種小環境和一套謊言，讓母親誤以為他們仍然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東德。

    應該說，上述一類作品的構思都和馬建的《北京植物人》很相似。但儘管如此，馬建的
作品還是很有創意。畢竟，他描寫的是六四後的中國。這本身就是相當獨特的。相聲《昨天》
和電影《再見，列寧》所描寫社會變化，都是朝前進的變化（儘管我們很多人對所謂「舊中
國」「新中國」早已有了不同的看法）。而六四後中國的變化卻是一種往後退的變化。但那
又不是簡單的倒退。六四後的中國並沒有退回到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經濟改革方面，六四
後的中國走得遠比六四前更遠。當然，最深刻、最複雜的變化是人心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
關係的變化。正是在這一點上，小說家可以給我們揭示出很多很多有意義的東西。

    植物人是病人，但是在病態的社會裡，他卻是健康的人。因為他原封不動地保持著六四
的記憶，因為他保持著自己。而我們很多人則迷失了自己，背叛了自己。應該說，現在很多
人對六四的遺忘，實際上是一種有意的迴避，因此它更是對自己的背叛。正像馬建所說：
「六四的坦克不僅僅是壓了學生們的身體，更多的是把中國人的靈魂碾平了。六四最關鍵的
是將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模糊了」。這就是說，除非我們堅持六四的記憶，衝破六四的禁區，
使六四成為中國人的公共話題，我們才能重新找回失落的自己，我們也才能為我們的民族贏
得尊嚴，贏得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