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背叛與反思——寫在六四19週年 （北京）劉自立 一、六四民主思想的不徹底性 六四過去19年了。第19年災難遍於中華，天災人禍，綿延不絕——從冰雪災害到汶川地 震——從西藏鎮壓到京奧橫行——國人是不是可以從六四精神裡得到任何解釋與寄托？這個 問題很難回答。除去六四中人的一部分銷聲匿跡，或者回心轉意，與當局實行「貿易自由化」 外，更多人沉默緘言，自律形穢。我在前幾年的六四懷念和總結文章裡曾提出對於這個偉大 運動的些許質疑。質疑之要點是：六四前後的啟蒙性質之不定——究竟是民主在先，還是威 權在先；是（黨內）民主在先，黨法憲政在先，還是民主憲政在先；是（中共）改革在先， 還是三權分立，多黨、多元在先？六四究竟是達致法國革命、英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之政治預 設，三權分立，治衡監督，還是達致俄國革命和中共革命之取消政治前途，實行一黨獨裁， 獨大？究竟是挽救黨，驅逐腐敗，還是根本改革政治體制和毛氏合法地位；六四學生，究竟 是擁護毛，還是急需另外一種啟蒙，一種自由，一種文化……諸如此類的課題，是反省六四 與後六四時代之必然。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不釋然，就是六四死結之不除，國人前途之阻 塞。換言之，六四運動的大框架，固然有正義訴求之偉大，犧牲精神之崇高和自由精神之嚆 矢，但是，它與所有成熟的政治運動和革命運動並非處於同一個等級，是半個自由主義和半 個民主訴求之運動。其價值核心在於，六四在比照中國以往的所有群眾運動時，顯示了它最 為先進的主張，就是提出了憲政，民主，言論自由等等、比較反對腐敗，處於邊緣、卻是至 關重要的主張——但是，這些政治主張，和力挺中共改革派，不欲考量中共政權性質和不事 提出政治多元化等呼聲相比，畢竟不佔主潮和不居定勢。僅僅企盼中共實行改良主義的願望， 被歷史判定為完全是一種虛妄。 時間過去了19年，六四中人和很多中國人，是不是如此思考六四失敗的慘痛教訓呢？很 遺憾，他們並不這樣思考問題。他們提出的六四平反及其相關課題，依然秉承六四運動的最 大極限之原則。特別是他們提出的威權化、「非政治化」之主張，正好符合六四時期主張改 革中共政治，卻反對去毛化和去政權化動機，甚至捉拿反毛人士。與此遙相呼應，現在很多 黨內改革派，仍以打出黨內民主和黨內派系均衡論，作為他們挽救一黨主義，國家主義甚至 鄧主義的武器——他們主張批判的武器不能批判之論點，主要反映在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 拯救之道上——也就是說，他們和多數六四中人一樣，並不想廢黜一黨天下的政治結構，以 期在黨的法律框架裡「解決問題」；或者說按照黨的民主法制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六四問題。 這個思路回到六四最廣大群眾希望依靠黨之力量消除腐敗，乃至建立監督機制和獨立工會， 自由媒體之路徑如出一轍。但是總體看來，所有這些思路難道還是陷在六四的怪圈裡不得自 拔自醒。 重複而言，六四的絕症就是因為國人固然展開了這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但是在思想 資源、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上都極端匱乏，並無準備。尤其是在思想資源上，由於幾十年的 極權禁錮和思想洗腦，國人既無美國革命之政治成熟，也無英國革命之保守老道，甚至沒有 法國革命之篳路藍縷；祇有俄國革命和中共革命之無前景、無預設的騷動——雖然這個騷動 在打破中共禁錮的偉大發聲和偉大抗議上彌足珍貴——但是其樸素和幼稚的革命熱情，並未 帶來夢幻般的中國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實現。 二、國際社會的綏靖主義態度 六四慘案發生以後，源於其正義和道義訴求，學生、市民的無辜犧牲和官方的暴力鎮壓， 國際社會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映。一向以自由故鄉自居和民主典範示人的法國、美國乃至整 個西方社會，向六四死難者發出了弔唁，向中國人民發出了支持的信息，並且嚴厲譴責鄧式 屠殺。在支持和接納逃亡人群的時候，西方社會身體力行，「黃雀」開道，不遺餘力。主流 媒體上對於鄧的譴責，對於中共的譴責，不絕於耳，聲勢浩大。但是，很快事情發生變化。 由於西方政客並不重視中國改革的政治走向，為了眼下的利益，他們很快響應鄧的號召，從 政治訴求轉向經貿往來。一個對於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產生利益驅動，使得美國，歐洲，日 本及亞洲各國政府，枉顧六四鮮血呈現的悲劇和悲情，不遠萬里，慕京而來，容忍六四後時 代的現實與政治。很多美國或者日本政客開始撇開六四情結，一個個膜拜於鄧，並且逐年而 推，放棄了他一度主張的中國人權和中國民主。一切呈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六四遺忘症和六 四忽視狀。 西方國家承續了他們歷史上一向以來的雙向思維傳統——精神上為一元，物質上為另一 元；價值上為一元，利益上為另一元；短期訴求為一元，長期願景為另一元；首鼠兩端，暴 露無遺。一向以為李鵬政府壽數不長的預言瓦解了。一屆屆西方政府，除去在競選時期做出 人權承諾以外，祇要一上台，無一例外都成為中共之戰略夥伴或者什麼同夥。將近20年間， 這樣的運作一直不斷。有友人戲謔之：他們除去撒泡尿留下標誌，什麼事情也做不成。我卻 以為，他們的做法並無非份之處——因為「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對於美國人和前蘇聯人， 他們祇是想要和中共政府打交道；他們祇和掌握資源者打交道。這是一種慣例。這個說法， 就是六四背叛者最大的理據。 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無情。北京政權就是以此理據和外交拓展，有效消除了六四的陰影： 不單對於中國人，而且對於外國人、西方政客和資本家，都是這樣抑或以利誘之，抑或以權 治之。無獨有偶，這些西方政客和某些中國人操著同一種腔調說，中國民主會有的，麵包會 有的，祇是要在未來——要相信未來；眼下是利益最大，市場最大，金錢最大——一切以六 四紀念日為極限，除去這個日子，大可以避之不言。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將近20年。我們真不 知道西方民主價值觀究竟如何融入他們的利益觀。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法國，並非沒有不同 於官方的批判精神和批判人士。他們知道，在戴高樂建交於中國的時候，這是一個極權主義 國家——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訪華，繼而於之建交於卡特的時代，這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 在中國實行鄧式改革和加入WTO的時候，這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在人們轉變觀感，說 在六四19年後，這個國家據說已經轉變成為專制而非極權主義了，但是這個國家現在還是一 個極權主義國家；變化是有的——這個變化就是黨從共產變成私產，由世襲血脈壟斷和控制 了社會和資源，文化和信息，政治和經濟——這個壟斷共產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二者一體， 其本質還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 六四19年了，中國沒有發生任何政治上的鬆動和進步，祇是其統治方式在與時俱進，業 已出現統治精緻化過程。這個過程，除去動用暴力和警察統治外，就是源於我們所言之西方 綏靖主義政策和實用主義政策之支持和袒護，遂使得六四之國人訴求變成一種不單是國人的 奢侈，而且為西方政客和資本家所排斥——加上國內「非政治層面」派的袒護，中共合法性 和正當性的持續還要維持頗久。這種內外互動，表現在法國的希拉克，德國的施羅德等等政 客身上，也表現在老、小布什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和布萊爾身上。他們一個歸還香港於鄧，一 個容忍香港的有自由、無民主之現實。亞洲國家也在六四鮮血未乾之際，匆匆朝見北京，在 這塊屠殺之地襄辦亞運會；繼而世界上宣稱奧林匹克精神之組織，把希臘精神和民主精神發 源地的火炬傳給北京……在所有這些舉動中，地球村的村民們，都在自覺和不自覺地消弭六 四的影響，就像昨天發生災難的大地，現在可以接納所有不受檢驗的讚揚。於是鐵一般的事 實告訴國人，這個世界其實和中共政權一樣，是十分冷酷和十分勢利的。他們在精神多元的 旗幟下 ，不祇打出人權和自由之旗幟，也可以打出任何違背和枉顧人權自由之旗幟。 三、紀念六四必須回答的課題 紀念六四，其實就是要在這個比較深刻的層面上回答上述問題。 何以六四成為一種遺忘而不是記憶？這是一種舉國和國際之遺忘，遺忘之的因緣何在？ 我們中國人要承擔怎樣的責任？國際間的人們尤其是知識份子，要承擔怎樣的責任？ 六四鎮壓究竟是中國和世界經濟共同體發展的必然舉措，還是完全相反？經濟的發展是 否必須以人權的保障同步進行？ 普世價值契闊中國的可能性如何？國人是不是可以完全仰賴中共釋出恩惠，平反六四， 繼續其政權的合法性，繼續其遙遙無期卻信誓旦旦的民主改革之諾言？ 在不觸動國家性質的前提下，與之談論人權的有效性如何估計？ 在「非政治層面」要求平反的呼聲，是不是一種有效的憲政期許——自限於中共大法框 架下的遊戲或者博弈，是不是一場虛假的悲愴交響樂之演出——而真正政治層面的訴求和運 作，又該如何出台，如何持續？ 六四和民粹派運動，國、共分別操縱的各種學生運動之異同，亦為我們考察之一端。因 為完全被操縱，或者一半被操縱的這類民運，其實就是思想一半解放，一半蒙蔽之運動。六 四究竟是一種自發運動，還是一種間接受到共黨思想限制的半自發運動，可以爭論。 世界綏靖主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西方民主價值觀和利益價值觀的「雙軌制」，是不 是可以劃一而為民主經濟和自由貿易，乃是西方有識之士必然探索的主題。這個雙軌合併， 如果不可實現，不單六四事件的真正痛楚不會癒合，而且，隨著中共經濟實力的坐大，其平 反之日就會遙不可及——由此會發生六四之西方記憶的全部湮滅。 最後，國人如何辨識六四中黨文化的影響，更是反思六四的關鍵。如果人們一味尋找如 趙、胡一類青天大老爺而放棄真正的民主之道，那麼就像以往發生的所有偉大中國民運一樣， 最後會被民眾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政治分裂相抵消——我們看到，四五運動推出的鄧之結果， 就是民主之果不結——一半民主，一半極權。這樣的訴求，幾乎敗壞了民主，而非相反。六 四也是這樣的一半主義。 我們說，中國近代史其實就是價值模糊的歷史：從孫文之三民主義加融共，價值分裂， 可以見得；五四也是價值分裂，普世價值加上蘇聯和共產黨——國民黨幾次合作於共產黨， 造成共黨合法化，遂以自由，就是消滅自由，也是無果而獲。不幸之至，六四也是這樣：人 們以改造黨為前提，容忍了黨的存在，於是黨文化與時俱進，實行剿滅民主，屠滅學生；隨 之更實行世界中國化——這個結果是對六四犧牲者的最大嘲諷。人們開始讚揚一種因為鎮壓 六四而崛起的經濟體：中共經濟體。這是我們紀念六四將要面對的最大挑戰——規避這個挑 戰是毫無意義的；其無意義程度就和我們遺忘六四一樣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