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該模糊的作不受歡迎的少數派 ——對六四不能中斷的反思 （北京）周舵 六四19週年紀念日馬上就要到了。反思六四如今已經不算大逆不道，想當初可不是這樣。 六四屠殺之後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當中，祇有敵我二分和「站邊」才是政治正確——選 一邊堅定地、毫不妥協地站過去，宣佈和另一邊決一死戰；誰對立、鬥爭、永不妥協的調門 高，誰收穫的鮮花和掌聲就多。19個年頭過去了，雖說「反思」之聲不絕於耳，「凡是敵人 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一邊倒，沒有中間道路可走」，這種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及其深 層的截然二分思維定勢直到現在仍然大行其道。 我卻寧願作不受歡迎的少數派，按照複雜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世界，反對黑白、敵我、 善惡、正邪截然二分的大簡化思維——歷史不是一條單行線。存在的不是唯一合理的，它僅 僅是諸多可能性當中實現了的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方面的溫和派 （以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及「三所一會」等為代表），和反對派方面的溫和派（以「首 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為代表）雙方的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 對話、相互妥協和讓步，和平解決分歧，這種可能性本來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幸的是，最 終卻是雙方當中堅持不妥協的強硬派、極端派佔了上風，這才導致了誰都不願看到的流血慘 劇的發生。——我們從中應當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永遠不要讓極端派成為主流！ ——引自《我們沒有敵人——紀念「六四」事件十五週年》文中的這段六四反思，恐怕 到現在還是會招來罵聲一片。 儘管如此，今天我還是要重施故伎，宣揚中道、和解、妥協和寬容，鼓吹「模糊截然對 立的界線」——當然，是合理的、有限度有原則的模糊，不是唯無是非論，不是相對主義和 虛無主義。 中國民主化事業的最大障礙：反傳統的極左教義及思維模式 除了少數自我毀滅的文明之外，所有人類文明的主流都是「和諧導向」的，都反對走極 端，反對煽動仇恨、鬥爭、分裂和戰爭，倡導和平、團結、寬容和愛——從儒家「差序格局」 式的有等差的愛，到基督教「愛你的仇敵」式的博愛；同時，所有人類文明也都包含與此相 反的反主流的叛逆亞文化。在極左派的意識形態圖景中，這種亞文化按照統治－被統治、剝 奪－被剝奪的黑白二分思維模式，被說成是窮人和下層社會英雄式的「革命造反精神」。但 這根本是民粹史觀的虛構和謊言。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揭穿了這一謊言，令人 信服地描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歷史圖景——在傳統社會當中，被極左派們高聲讚頌的「造 反」有很不相同的兩種：一種，是真正的「逼上梁山」，被社會不公逼上絕路，為了活命被 迫揭竿而起；另一種則完全不同，是不務正業、游手好閒的痞子無賴和刑事犯罪份子自覺選 擇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不公正、剝削壓迫、各種自然和人為的災難幾乎沒有關係。麻煩就在 於，這兩類人很難僅僅從「反社會行為」這一點上清楚區分，他們混雜在一起形成一個具有 自身獨特亞文化的群體；這一群體的亞文化就是王學泰所說的「遊民文化」，它和常態社會 的「俗文化」、民間草根文化根本不是一回事。遊民文化的原始文本是一些民間「話本」和 說唱藝術，經遊民知識份子加工潤色，就成為《水滸傳》、《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一 類的「文學經典」。毛澤東當年給兒子毛岸英開的必讀書，十之七八都是這些東西。我們必 須清醒面對這樣一個冷酷的現實：哪怕是再健康正常的好社會，祇要人間還不是天堂，這第 二種人就會永遠存在並且不斷再生產出來；到了亂世和王朝末年，遊民更成為歷史舞台上的 主角，而革命黨，照余英時先生的解說，無非就是一小批激進的理想主義精英和遊民群體 （「邊緣人群」）的結合；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就是烏托邦崇高理念和無道德底線的流氓手 段的結合；革命，就是冠冕堂皇的正義旗號下的「比狠」，心黑手狠者為王，誰不夠狠誰完 蛋。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就了這些遊民和犯罪份子團伙，左派和右派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釋。 簡而言之，左派認為責任在社會——不公正的社會、邪惡的制度、貧困的經濟狀況造就了這 些人；右派則認為責任在個人，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並不是所有的、甚至也 不是大多數窮人和下層階級都走上了這條路。這兩種解釋當然也都可以推向極端：極左派把 責任全部歸於社會，極右派則全部歸之於個人。當然，我們中國人被灌輸的完全是極左的一 套解釋。改革開放30年了，「思想解放」的口號叫喊了30年，早就成了陳詞濫調，現實情況 卻是，極左的一整套教條體系、尤其是極左的歷史觀和深層思維定式仍然牢牢攫住我們中國 人的靈魂，一有機會便冒出頭來興風作浪。 很少有中國人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民主化事業的最大障礙並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皇權專 制，而是表面看上去和皇權專制完全相反的那一套激烈反傳統的極左教義及其思維模式。延 續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當然是一筆沉重的歷史遺產，但是，這祇是一種「匱乏症」，使我們 營養不良，對自由民主幾乎全然無知；而極左的極權主義卻是多長出來的癌瘤，比營養不良 的危害大得不可比擬——尤其是它塗著厚厚一層「完全徹底民主」的炫人眼目的油彩。五四 把責任全推到傳統上，不但診錯了病（不全錯，錯了一大半；傳統當中是有很多糟粕，這是 不容否認的），更糟糕的是開錯了藥，引進了激進革命的極權主義。時至今日，激烈反傳統 的知識份子仍不在少數，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是由於認知錯誤，而是因為怯懦——不敢批判主 流意識形態，祇好指桑罵槐。他們應當問問自己：指桑罵槐會比指鹿為馬好嗎？「中國知識 份子的怯懦」也是一個被人說濫了的話題，我卻偏要多一句嘴：中國祇有知識份子怯懦？烏 雲壓城時鴉雀無聲，鎮壓的鐵腕一旦鬆動便爭先恐後充當「抗議」和「反對」的急先鋒，這 麼干的可並不全是知識份子！我寧可相信，極權主義的一等大罪，是扼殺高貴的靈魂、造就 卑怯的奴才，這項「偉大工程」的威力所及，才不管你是有知還是無知！ 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因素：西方左派精英的誤導 不僅僅是長達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遊民痞子文化、五四激烈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 近百年激進革命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毛澤東的民粹型極權主義阻礙著中國的民主進程，還 有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因素——西方左派的誤導。長久以來，我都誤以為文革中「毛主席是 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句官方頌詞祇不過是極權政府的無恥自誇罷了，後來才猛 然發現，無情的事實反倒是，那時的毛主席千真萬確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也就是全世界 極左狂熱份子心中的紅太陽。很多中國人以為，「文革」不過是毛澤東個人的瘋狂和夢囈， 殊不知，他真正是20世紀60年代那場「沛然莫之能御」的全球性極左大氾濫的頭號英雄和旗 手。毛個人一貫的皇帝夢當然有據可查，但這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麼全世界左派都熱烈讚頌 「文革」。「文革」的病根不能在中國傳統當中挖掘，必須到西方文明當中去找——真不幸， 我這又是一句不但得罪中國人，而且得罪西方人的，自找倒霉的傻話！祇會「站邊」的中國 人和西方人，都絕不會喜歡我的以下觀點：西方文明當中有最好的東西，比如法治下的自由、 憲政、科學，等等，是不但中華文明沒有，其他非西方文明也都沒有的，我們必須老老實實、 恭恭敬敬地學過來；然而西方文明當中也有最壞、最壞的東西，從盧梭、法國大革命、巴黎 公社到十月革命……一路傳下來的馬列毛這一整套極左教義，就是其中毒性最大的一種，這 也是所有非西方文明全都沒有的。太不幸，我們偏偏就選了這一套最壞的東西，還把它當作 神明一樣供奉！ 不要以為，蘇東崩潰之後這套極左教義在西方世界就煙消雲散了——全然不是這回事。 20世紀60年代狂熱的極左思潮和遍及全球的「文化革命」不但整整養育了不止一代西方的左 翼精英，而且極大地敗壞了西方的主流文明，顛倒了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其深遠 的破壞性影響不亞於毛的「文革」對中國人文明根基的敗壞。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些西方左 派今天仍然在全世界煽風點火，輸出變換了面目的革命——激進主義的民粹民主，和打著 「民族獨立」、「民族自決」神聖旗號的民族分裂主義。 有兩本美國右翼知識份子批判60年代西方極左思潮的好書頗值一讀：科利爾和霍洛維茲 合著的《破壞性的一代》，和馬格尼特的《夢想與夢魘》，北京出版社翻譯出版。儘管這兩 本書不是沒有偏頗之處——特別是他們對左派不作「中左」和「極左」的區分，全都一棍子 打死——我們仍然能從中獲得極大的教益。我甚至認為，從毛澤東式的民粹型極權主義向自 由民主轉型，要比斯大林式的官僚制極權主義更為困難——不僅由於前者更原始落後、更無 法無天，更因為它與西方左派所推崇的民粹民主有更強的親和力，也就因此而更具有欺騙性。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知識界的現狀並不樂觀。除了埋頭過自己的小日子，和不擇手段發 家致富的政治冷漠的大多數之外，還關心點政治的知識份子，也要麼是一黨專制的擁躉，兼 反西方、反美的民族主義者，要麼是標榜決不為政府說半句好話的破壞性反對派，兼迷信般 崇洋崇美的全盤西化派。這兩批人看上去黑白分明、截然對立，其實本質上是相同的——不 僅對民主的理解非常一致（都是民粹民主，祇不過評價截然相反），思維方式更是幾乎一模 一樣（都是黑白二分、勢不兩立），兩者都是「紅旗下的蛋」。 著名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曾有名言：新理論之所以戰勝舊理論，通常不是因為信奉舊理 論的人改變了信念，而是因為老的一代人死掉，新的一代人成長起來了。這番話近於黑色幽 默，相當悲觀，然而，你要是到今日之中國走一走，就不難發現普朗克恐怕還嫌悲觀得不夠。 我的意思是，六四理想主義的一代老去，新的「八零後」成長起來，也許局面會更糟。他們 「截然二分」倒是沒有了，可是任何的區分和標準也都沒有了；敵我二分的僵死意識形態倒 是多少「化解」了一點（不多，一點點而已），而所有的理想主義、奉獻精神、崇高高貴高 尚品質卻實實在在蕩然無存了！稍稍比較一下美國60年代極左的那一代，和中國六四後的 「80後」一代，也許不無助益。 美國60年代那一幫人，簡而言之，是高度的理想主義加上放縱不法的反叛。這場反叛活 像是一場遲到的美國式共產主義革命——也許是冥冥之中上帝之手有意擺佈，讓一向極其保 守的、太右的美國嘗嘗「左」的滋味，補上這歷史的一課。這其實並不奇怪——極右引發極 左，向來如此。祇是由於美國保守主義的制度和民情根深蒂固，終究還是抵擋住了這場大動 亂，但同時也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巨大創傷，想徹底回到過去是絕無可能了。據我猜想（也許 不對），與此相應的後果之一是，在對外關係方面，美國成了向全世界推銷極左極右兩道大 菜的最大牌的行銷商——箇中奧秘，可以參看Amy Chua的「World on Fire」（蔡愛眉： 《起火的世界》）。這書的大意是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向全球推銷由兩道大菜組成 的套餐：極右的一道，是世界銀行和IMF到處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即市場萬能論；極左 的一道，是推行不計代價、不問條件地立即實行普選制的民粹民主。極右的一手，一方面確 實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同時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配上極左的一手，窮人有了政 治影響力，立即把仇富、反精英的民粹政客選上台，開始推行和舊統治集團完全相反的極左 政綱，大肆清算所謂「主導市場經濟的少數族群」，實行種族清洗。1998年印尼的瘋狂排華 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拉美眼下正流行的左傾大潮也是同一類現象。其結果是，「民主」倒是 有了，但不是法治憲政下人權得到堅實保障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憲政、無法無天的劣質化 民粹民主；同時，市場經濟的經濟自由和績效也就一風吹了。如今全球盛行的反美主義，不 是伊拉克戰爭這個單一因素可以解釋的。美國人至今沒有作真正深刻的反省，原因其實也簡 單得很：他們太自誇，太不瞭解外部世界，所以沒有參照系可供作為反省的標準。自己的事 都沒搞清楚，60年代極左的影響依然如故，他們怎麼能懂美國之外的事？ 堅持特立獨行的精神品格：不從俗，反時尚、反潮流 中國的「八零後」，也許祇有一個方面和美國60年代那幫人完全一致，那就是，自我中 心、唯我主義，不要任何束縛的「徹底解放」式的個人自由，否定一切是非對錯標準的文化 相對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也叫「文化革命」！）認為「各人 管各人、各做各的事」、「表現你自己、做你想做的」、「干！祇管干！」……所有這些才 代表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健康的、有意義的自我；該「新文化」認為，「所謂優點和優秀 都是虛構的……何謂優秀？沒有考卷能夠證明」，「優秀」是一種和「美麗」相似的東西， 而大家都知道，情人眼裡出西施；價值完全是主觀的，對它下定義就是強權政治（所謂「後 現代」、「解構主義」全是這種調門！）；西方文化代表的是壓迫階級的意識，宣揚的是對 窮人、有色人種和第三世界的掠奪和剝削；西方傳統不僅僅沒有意義，而且壓根是錯的，它 祇反映少數自私的有閒階級和達官貴族的思想；……總而言之，60年代這一代，是性革命、 毒品革命、「成為你自己」、自我滿足革命、我不負責、我不受懲罰的「我」之一代（《夢 想與夢魘》）；他們徹底顛倒了黑白，將文明禮儀、遵紀守法看作壓抑人性、束縛個人自由 的枷鎖，把粗野無禮、流氓痞子行徑當作光榮的時尚、把刑事犯罪份子看作反抗社會壓迫的 英雄。 至於理想主義、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庸俗性、反物質主義、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主動關 懷……這些美國60年代極左派的積極方面，我們的「八零後」幾乎連邊都不沾。 公正地說，這不能歸咎於「八零後」。「沒有壞孩子，祇有不合格的父母」：「沒有壞 學生，祇有壞社會和不稱職的學校」，「八零後」的整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體系，完全 是六四血腥鎮壓之後那個專制倒退加庸俗功利主義的江－李政權，和一部分喪魂失魄的痞子 化庸俗化「精英」合謀製作的產品。道德滑坡、價值真空、靈魂失落，這是比其它經濟、政 治、社會、文化疾病更致命的精神的癌症，沒有任何速效的藥方或手術可以治療，祇能靠幾 代人持久不懈、堅韌不拔的努力和積累。對這些社會疾病、尤其是抹煞一切是非對錯標準的 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精神癌症的診斷和治療，是決不能含糊其辭的。該模糊的要模糊，不該 模糊的決不能模糊。 在這個「諂媚多數的三位一體」的惡俗時代——這「三位一體」是：緊盯多數消費者錢 包的市場經濟、多數專制式的民粹民主、庸俗不堪的大眾商品娛樂文化——最需要的不是那 種民粹式的所謂「人民性」、「大眾性」和極端平等主義，而是一種機會平等基礎上的精英 主義和貴族精神，一種「走最難走的路，作不受歡迎的少數派」，堅持原則、追求真理，不 跟從流俗，反時尚、反潮流，特立獨行的精神品格——「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死亡，那 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聖經》馬太福音。 （2008年5月9日－10日）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