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學的「流亡文學」 ——20世紀「流亡文學」裡的中國鏡像 （北京）周冰心 本文意在通過研究20世紀以來「流亡」這一世界性現象的背景、生成、屬性，對發生在 整個20世紀全球範圍內的四波流亡作家浪潮——俄國（1917年前後）、德國（二戰前後）、 蘇聯及東歐（1945年—1991年蘇聯及東歐解體）、中國（1989年前後）——作一個概括性分 析。著重考量他們寫作的文學作品，在獨裁政治與專制文化雙重宰制壓迫下，所擁有的揭櫫 真相、質疑精神、反抗壓迫、追求自由、獨立人格與思考的共性，並由此導引流亡作家反觀 祖國病相的「雙重視角」產生：即離開專制祖國後，得以用所在國視角更深刻觀照審視祖國 的「重重病相」和普遍經驗，疏理出「流亡文學」在文學大家庭中特有的「感時憂國」情懷。 本文釐清「流亡文學」的概念，用意在於在這個全球性普遍「真理」下，把握中國大陸 當代文學史視而不見，文本實質卻深刻反映「中國語境」 （以中國大陸為敘事背景，展開 對中國普遍經驗和個體經驗、想像經驗的虛構與寫實文本，多在中國大陸以外完成的小說、 詩歌及其它體裁文學作品，出版發表多在港台及西方世界。）、「真相中國」的世界第四波 「流亡文學」。用以得出「真相中國」的「詮釋權」，究竟是大陸文學史所宣揚的文本，還 是一系列湮沒在海外少為人知「流亡文學」文本這一結論。本文摭取當代中國三個時段 （1952年及1989年前後）流亡西方的三個代表性作家張愛玲、高行健、哈金，作為考察的起 點，對他（她）們反映三個時空（1949年——1989年）「真相中國」的小說《秧歌》、《靈 山》、《瘋狂》進行文本分析，三部小說構設的「真相中國」世界，是對「現實中國」的還 原與對接，它們分別對土改階級平等謊言、專制文化壓迫民間文化、中國知識份子抄寫員啞 巴勞工處境給出了深刻的「真相」回答。 一、流亡的產生與代價 流亡是一個世界性話題，它的在全球普遍性發生是一個巨大的文化、政治課題，一部世 界流亡史應該是世界正史的補充，這樣的世界史才能被稱作展現全面風貌和立體完滿。世界 史如此，世界文化史、哲學史、科技史、文學史、教育史、政治史、藝術史更是離不開浩浩 蕩蕩的流亡者帶給它們的傑出貢獻。我們回望一下，一戰、二戰期間，沒有流亡巴黎、美國 的眾多俄羅斯、德國、東歐的哲學家、作家、學者、科學家們的貢獻，這些國家在上述領域 上會遜色不少。反過來，那些大名鼎鼎的學者們又為自己封閉、內耗和侵佔、專制、獨裁的 祖國逶迤出一長串「意外」的榮譽。現在，這些偉大的成就至今都被人們所忽略，當作理所 當然的必然之事。今天看來，沒有他們身體上的流亡到美國和歐洲，世界科技史、文學史、 哲學史都得改寫。但如果他們沒有選擇流亡，他們不過祇是他們祖國千萬集中營受迫害者中 的一員，早已被「消身」溶化掉了，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看看蘇聯時期的鴻篇巨製《古拉 格群島》，誰都會明白那些倔強的流亡者如果留下來面對的普遍下場，這一時期的中國知識 份子同樣是如此命運對於流亡，東西方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解，特別是在薩義德《東方主義》 裡描述的具有專制、獨裁、殘酷傳統的近東和沒有描述到的遠東中國、東西方交雜的前蘇聯， 流亡者往往被化約為背叛祖國和民族叛徒的代名詞，用以宣示他們的墮落和邪惡。而西方往 往卻敞開大門歡迎他們，視他們為「反抗專制、獨裁」的英雄，並為他們提供避難所。 流亡是一種人在生命流動存在證明方面的生存論現象，中國「六四」流亡者說：「流亡 是一種特殊的生活狀態，它迫使人們在他不願的情形下、在完全陌生的世界裡開始全新的生 活。」。它在世界宏大歷史潮流每個階段裡都有上演，特別到20世紀開始後就更顯示了它的 不屈不撓。流亡知識份子的在20世紀的去國流亡，折射了世界演變過程中獨裁政治力最為陰 暗和醜陋、狠毒的一面，「這個極權制度的一個明顯特徵在於，它把敗壞人類道德和群眾的 非政治化奇特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同這一制度進行鬥爭……不可避免地捲入政治」。流亡在 20世紀以前是以被動性的流放、放逐來面向世人的，至少在中國、俄羅斯這樣龐大的帝國， 流放命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下達的，正如維柯（vico）指出的那樣，這種古老的法理學是「一 套完整的詩學」。流放懲罰的是人的靈魂深處的尊嚴，對信仰真理予以毀滅性打擊，但它得 借助對身體、生命的折磨達至對靈魂的打擊。這是法國哲學家福柯（Foucault）在20世紀70 年代總結的所謂的「懲罰景觀」：「人的身體是被控制在一個強制、剝奪、義務和限制的體 系中」。 流放從來不是前現代社會的專利，流放已經深入中國統治者的血脈當中，他們將連他們 自己一生都沒有親歷過的中國邊疆，作為流放目的地，甘肅、新疆、北大荒和青海、寧夏等 都是他們在腦海裡劃定的理想「懲罰景觀」中心，而當代「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全國性 浩大運動中，就集體流放了55萬「右派」知識份子到上述荒漠苦寒地帶，他們是中國當時能 找到的最優秀知識份子，幾乎是中國要想靠近現代化的人才底線，但新統治者毅然將他們投 入到「流放消身」的大熔爐裡，因為與鞏固政權和建立威權體系比起來，讓他們「消身」、 「無聲」， 要遠遠大於前者，他們同滿族的康熙皇帝一樣，絕不會為了推動時代發展而讓 西方最新流入中國的自然科學離開紫禁城半步（西方最新科技早在康熙朝早期即已流入中國， 康熙帝甚至還會演算幾何、代數，還對化學感興趣，但他下令這些西方科學書籍、器材不能 出紫禁城半步，於是中國晚了近200年，才被西方列強打著睜開眼睛知道西方科技。一代先 哲，中國第一個具有世界文化視野和民族回望意識、民族缺陷反省意識，偉大而冷靜的作家 魯迅先生，在1898年前，竟然全然不知還有自然科學這一回事。）因為如果這樣一來，前後 兩個皇帝都再也很難「愚化」、「恐懼」下去了，這兩者思維都是一樣的。後來的歷史事實 也證明，他們達成了如意算盤，祇有極少數人活了下來。這次大規模的流放，導致中國萬馬 齊暗了將近半個世紀。 流亡的「現代性」產生是建立在一種清醒的質疑、諍言和不從精神上的現代結局，它是 人類從無言、默語、順從生存幾千年後，演變的有聲產物，文明的產物，進化的產物，是西 方「現代知識份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認知的結果，至少在信仰層面上，也是全球化視野 帶來的勇氣，它為「流亡者」質疑不公褒留有前現代社會不可能有的出走機會，採取遠觀和 思考的方式進行冷靜化處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這次他們是為人類普適 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現代祇是為了維護某種傳統價值觀。流放和流亡都是 距離上放逐，但後者卻有著：「在被迫遠離的情況下，與故土間形成一種距離的美感和惆悵 之情，在文學和意識形態上形成雙重視角。」，前者卻沒有。 現代性流亡的產生還透射了世界所謂多樣性政體和多極世界互為制衡的巨大謊言，它是 現今世界普遍公正和政治良性的試金石，因為，流亡者全部都出自那些維持上述與人類普適 公義、自由平等相悖行駛秩序的國度。 造成20世紀流亡這一現象大面積擴展的無疑是政治迫害的結果。世界上所有的極權政治 都有意識形態話語強加癖嗜好，甚至想在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歷史 性信念上用整齊劃一來歸化，用意識形態全權話語來控制、嚇堵國民，使之「犬儒一生」， 成為「沉默不語」的羔羊。流亡現象就是這樣孕育而生的，20世紀產生的四個主要的流亡文 學形態（俄國——蘇聯、德國、東歐——以波蘭和捷克為主、中國）的形成和發展，無一例 外地與反抗這種「單行道式」強加性全權意識形態話語相關，反抗的結果就是大批知識菁英 被國家放逐和自我流亡。行使這種勇氣的都是一批本國最出色者，中國有學者後來喟歎極權 國家把知識菁英、國家良心排除出去是別有用心（淘汰菁英可以純化犬儒份子）：「1990年 後，中國菁英出局，平庸才會如魚得水。……平庸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極大的傷害中國 知識份子追求真理的勇氣。」 世界上所有的極權邪惡國家都有其兩面性，一方面體現在表像上鮮花般的美好歌頌讚詞， 另一方面則卻是相反，無邊的黑暗和殘忍的地獄實質。這就像一個硬幣的陰陽兩面，大多數 人祇能被鮮花美好歌頌一面所迷惑，而不瞭解黑暗殘忍地獄的另一面。俄國流亡哲學家N.洛 斯基說：「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虛構的價值來誘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 淆善與惡，誘惑人的意志服從它」。祇有流亡知識份子能具天眼的同時看到兩面，這是他們 特有的感覺，但流亡者要為這兩面性的兩極痛苦所攪擾，他們幾乎都有在地獄中浸入黑暗的 人生經歷，是從地獄屍體堆裡爬出來的一息生命，此後的一生永不能平靜、安謐的用田園心 境來寫作，他們內心充滿著恐懼和淚水，以至於沒有辦法再享受人間的樂趣，即使在流亡的 自由途中，他們還在流亡的自由異鄉孤獨著。 中國作家，後歸化法國籍的高行健曾在1988年去國後坦言「為追求精神自由和自由表達」 是他離開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我所以甘心流亡，毋須迴避，祇因為尋求表述的自 由。」。文學評論家劉再復也在流亡美國後，對流亡發出喟歎：「彷彿什麼都沒有，可是我 卻擁有一種夢寐以求的安靜和自由表達的權利。自由表達，這是怎樣的價值……當我擁有它 的時候，我便回到生命的高貴之中。」。 事實證明，流亡知識份子換來的自由表達是人類普遍追求的「人格的文學」，有尊嚴的 反映一個民族在極端國度裡生存本相和苦難的文學。 中國1949年政權更疊後，曾有一大批知識份子無家可歸，被迫流亡海外，如歷史學家黃 仁宇、畫家朱德群、程抱一等。真正大規模流亡，是在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以後迎來的，在 西方訪問和參與現場的中國知識份子、還有對中國失去信心的知識份子集體流亡、逃亡歐美 國家，分佈西方之廣，在世界流亡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其數字根本無法精確統計，但可以 肯定的是，這是一個極大的數字。而且是中國當時自然、人文科學各個領域頂尖的人才，如 方勵之、管惟炎、劉賓雁、嚴家祺、劉再復、高行健、鄭義等，中國幾乎在六四後各個領域 出現一個斷層。但流亡者精英的出走也給「中國犬儒主義者」騰出了順服的空間，以至於一 代追求民主和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在中國斷裂，中國在六四運動後迅速轉向「消費主義」、 「物化崇拜」大潮，這就成了今日中國普遍墮落的原因。 面對六四後中國的遺忘和沉淪，台灣作家龍應台在時過17年後寫的一篇文章中深情的回 憶，尤見那一代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感時憂國、痛心疾首：「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 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 些黨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 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 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 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 命。……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 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 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彫零殞滅。……回首50年，一整代菁英被 『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 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 哪裡？……1994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 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94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1989、90年間 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 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與西方學者流亡歐美後成為各個領域的開山先鋒不同，中國流亡 歐美的學者鮮有人在該領域成為帶頭人，他們很快淹沒在西方，籍籍無聞，這是東西方文化 差距的一個具體體現，更在於他們被一種文化拋棄了，但新文化遠遠難以融入，以至於花數 十年在文化歸依上仍然孑然一身。以80年代《人妖之間》報告文學而享譽中國，被西方稱為 「中國良心」的當代流亡作家劉賓雁為例，他在2004年12月5日客死美國時，已流亡16年， 時年80歲，晚境淒然，所發聲音於故國和流亡地早已日趨沒落，於故國幾乎已被人遺忘。流 亡西方的最大亮點就是流亡作家高行健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故 國的絕對封鎖，再加上90年代後全球消費主義的盛行，和中國巨大的「消費樂」熱情，西方 在流亡精神把握上也變得不那麼純粹，使得流亡知識份子的處境更加艱難，流亡者往往自己 被自己打敗，或者被終年無望歸國的絕望而陷入虛無，或者低頭回到專制祖國甘受犬儒生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