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在合肥

（重慶）胡世晨


    1981年，遇羅錦到合肥參加一個全國人才會議，作者當時在一大型文學刊物做編輯，遇
羅錦交給本人一部她的新著初稿《一個春天的童話》，又說幾個朋友正在籌備出一部紀念她
哥哥遇羅克的文集，約作者把羅克1967年來合肥的情況也寫一篇，但此文寫好後便與遇羅錦
失去聯繫至今。現交《北京之春》。——作者

    196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朋友D君要我去他家見一位客人。我去了，並不知道客人是
誰。

    一進門，一位年齡比我大一二歲的年輕人笑吟吟地迎上前來。我們握了握手。主人仍然
不作介紹。互相讓座之後，客人略顯老成地擺擺手說：「說真格的，現在到你們合肥這座古
城來遊覽，可不是時候！」

    聽到這一口道地的北京話，我不由心裡一亮：莫非這就是遇羅克！當時情況不允許我貿
然相認，祇好婉轉地問道：「你是剛從北京來的？」他很審慎地反問道：「你去過北京？」
我點點頭：「兩個月前，我在北京東四北大街的一個小巷口站了足足3個鐘頭：……」話未
落音，客人一反老成持重的謹慎態度，霍地站起，伸過手來，像遇到老朋友那樣驚喜地叫道：
「你就是……」「你就是羅克！」我們緊緊地握手，D君在一旁大笑。

    此前兩個月，剛過完「革命化的春節」，我們弄到一份北京的《中學文革報》，上面刊
載署名「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長篇文章《出身論》。這是一篇向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封
建意識形態發起進攻的戰鬥宣言。為了擴大它的影響，我們把《出身論》刻印了一百多本，
分寄到各單位，希望它使讀者冷靜下來，去思索一個嚴重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一
回事？

    後來，D君提出到北京去找《出身論》作者。我們認定作者祇是一、二個人，並且，
《出身論》裡所陳述的祇是作者卓越思想的一部分。但這時候，《出身論》已被戚本禹打成
大毒草，正在北京遭到圍攻，要找到不知姓名住址的作者是很困難的。可是，這位可敬的作
者的吸引是如此之大，居然把兩個遠在千里之外又素昧平生的青年帶到了北京。考慮到安全，
我那次未與羅克見面，一直在巷口留意跟蹤者。D君出來後告訴我：「這個人了不起！我們
相約合肥再見！」

    此刻，羅克就坐在我的面前。他戴一副度數不深的淺色眼鏡，額頭寬闊，稍稍有點禿頂：
我們談問題時，他兩眼含笑，薄薄的嘴唇緊抿著，細心傾聽，從不打斷。清瘦和單薄使這個
飽受磨難而又堅強不屈的鬥士看起來像個文弱書生。

    我們向他介紹了《出身論》的翻印散發情況以及所收到的良好反應，他聽了很高興：
「解放思想，打破現代迷信是萬千大眾的事。擴大讀者面，就是擴大解放區嘛！」同時，我
們也向他提出一個問題：「聽說你父親是水電部的土木工程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是不是
因為這個，你才……」他爽朗地笑了：「不少人向我提這個問題。在我已寫和準備寫的文章
中，《出身論》祇是其中的一篇；如果不是身受血統論的殘害，沒有這方面的痛切感受，我
寫不出《出身論》；如果僅僅是為了發發私憤，我更寫不出——也不必用這種方式。事實上，
為《出身論》叫好的有不少是工農子弟。」說到這裡，他取出厚厚一疊信來，「這是我從好
幾麻袋讀者來信中挑選出來的，放在我那裡很不安全。我經常被人跟蹤，隨時有被捕的可
能。」他把信交給D君。「這些寫信人很有點思想水平，你們今後可以同他們取得聯繫。」
頓了頓，他放低聲音決絕說道：「我很清楚自己幹的是什麼。從動筆那天起，我就做好了准
備：為探求真理、捍衛真理，去受苦、去坐牢、去死！」

    當他得知D君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會」的時候，他沉吟良久，表示不甚贊成。他
認為要相信黨，他雖在受難，但沒有停止戰鬥；何況在眼下這個「最最革命」時期，打出馬
列主義旗幟本身就是危險的，不如用「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這個名稱好些。不過，他還是
堅持認為，最好是不拘形式，要緊的是抓緊時間多讀一點書，充實自己。他在我們的讀書計
劃中增添了一長列書目。

    羅克來合肥，本來就不是為要遊覽古城，何況那時紅衛兵「威震逍遙津」，包拯（合肥
籍）塑像因受海瑞株連早被打翻在地了。我們祇能在家門口的馬路上散步談心。

    和平路（當時改為「要武路」）很短，卻足夠我們來來回回走到天亮。

    羅克，我很抱愧，你要我寫的「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文章我沒寫成，我的才智和勇氣
都不足以使我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何況在你被捕之後不久（又是剛過完「革命化的春
節」！）我們都進了公安局。由於證據不足，我僥倖脫身。可是，我們怎麼也沒想到，1970
年3月5日，你才27歲，就被殺害了！

    我們是多麼想念你呀……記得你臨走的那天早晨，我送你到火車站，你握著我的手說：
「等到勝利的那一天，我們在北京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