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柳暗花明 （北京）張耀傑 2008年6月的一天，收到青島朋友薛原寄來的《幽暗的航行》一書，並且附有一紙手札： 「張兄好：呈上一冊小書，系我們報業集團老總的書，若可能，請給予評介，叩謝。」 可惜俗務纏身，一拖就是10多天，等到細讀新書，才發現《青島日報》報業集團的老總、 《幽暗的航行》作者蔡曉濱先生，不僅是一名書生氣十足的資深記者，而且還是不折不扣的 思想家，呈現在他筆下的是照亮人類歷史曾經有過的幽暗曲折的一系列精神臉譜。 「幽暗意識」的罪性思考 《幽暗的航行》由14篇傳記隨筆組合而成，「幽暗」一詞出自其中的《張灝：人最大的 敵人是人自己》一文。張灝的「幽暗意識」，直接來源於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時的授課教 師、著名宗教思想家尼布爾及其危機神學或辯證神學。尼布爾在人類思想史上的重大貢獻， 就是以危機神學的人性論為出發點，對西方自由主義以及整個現代文明提出質疑與批判。他 認為要認識現代世界，必須記住人的罪惡性。最能表現人之罪惡的就是對於權力的無限貪慾。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尼布爾留下一句傳世名言：「人行正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 人行不義的本能使得民主成為必要。」 張灝認為，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幽暗意識，是出於對人性中的種種黑暗潛能的正視和省 悟。因為這些黑暗潛能的根深蒂固，人在一生中才會有種種不幸，人類社會中也才會有種種 缺陷、種種罪惡。中國儒教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個根本區別，就在於「勞心者治人」 的高台教化的啟蒙慣性以及報喜不報憂的愚民傳統，直接導致限制公共權力的制度建設與制 度程序的嚴重匱乏。用他的原話來說，「中國文明拙於發展科學以應付自然界，同時在建立 現代化國家以應付社會這方面也失敗了。在現代以前，中國確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一統帝國。 然而如張君勱和牟宗三所指出，中國的過去祇有治道的發展，缺乏政道的發展。結果，在變 成現代國家以進入現代世紀這一點上，中國卻失敗了，失敗的關鍵在於中國政治傳統無法在 民主政府的方向上求出路。」 在標題為《曲折的歷程》的「代跋」中，蔡曉濱從人類社會更加縱深寬廣也更加幽暗曲 折的憲政民主進程中，進一步昇華出他自己對於幽暗意識特別是公共權力的幽暗罪性的深刻 思考：加爾文教派在16、17世紀的英國發展成為所謂的清教徒教會。清教徒的教義含有極其 強烈的幽暗意識，它的整個教義圍繞著人神對比的觀念展開。神是至善，人是罪惡。人既然 沉淪罪海，生命最大的目的便是企求神恕，超脫罪海，獲得永生。這種思想應用到民主政治 上，演變為清教徒的互約論。在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領袖如果恪遵神意，為民造福，則人 民接受其領導。若他們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惡性，違反神意，背叛信約，則人民可以起而驅逐 他。總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識隨時提醒他們，道德沉淪的趨勢，普遍地存在於每個人的 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惡性而言，也是人人平等！因此， 他們對有權位人的罪惡性和對一般人的墮落性有著同樣的警覺。十七世紀的英國大詩人、清 教徒約翰。彌爾頓說過：「國王和行政長官，他們既然是人，就可能犯罪過，因此他們也必 須被置於人民所制定的法律和管制之下。」19世紀末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甚至認 為：地位越高的人，罪惡性也越大。「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在這樣一個思想背景下，他 寫下了千古不朽的警句：「權力容易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敗。」 關於使人類社會從「山窮水復疑無路」的專制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文明境界 的憲政民主制度，蔡曉濱頗為雄辯地辯護道：「有人說，多數人照樣犯錯誤。狂熱的群眾運 動中，還不是把希特勒選上了台，給人類帶來了那麼巨大而深重的災難。其實，那是一種不 健全的民主，或者無寧說，那根本就不是民主的錯。正如婚姻自由的真諦不僅在結婚自由， 而且在離婚自由一樣，民主的真諦，不僅在選誰的自由，而且在於罷免的自由。缺少選舉、 監督、罷免諸多合法程序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1930年代的德國，根本就不是民主國家 和民主社會。希特勒上台之後，將選民踢到一邊，大權獨攬，專斷擅政，誰能制約他呢？在 他的獨裁統治下，德國走向軍國主義、發動戰爭，祇是早晚的事情。國際著名政治學家威廉 姆遜一直致力於呼籲民主制度的建設，他認為，『民主是對深深期望得到體面對待的人的回 應。民主是人類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對他們各自的命運都有發言權。』因而，他 堅定地認為：」通常，民主國家不會發動侵略戰爭。大多數民主國家都在對自己的利益的關 心和對他人的尊重方面取得了平衡的一貫性的記錄。民主國家的和平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個 國家的人民有批評他們政府的權利，有結社的權利；政府對它的國民負責。『「 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威廉姆遜的上述經典話語慘遭刪除。然而，正是慘遭刪除的這段 經典話語，充分折射出了蔡曉曉濱已經達到的思想境界。 西方社會的幽暗歷程 作為一名既面對幽暗歷史又面對幽暗人性的資深記者，蔡曉濱的主要興趣不在於建構一 種理論框架，而在於通過對致力於制度創新與精神探索的一系列憲政自由主義人文學者的文 字塑造，來勾勒描繪足以照亮人類歷史的一系列精神臉譜。呈現在他筆下的人物，既有西方 的伯林、哈耶克、雷蒙。阿隆、漢娜。阿倫特、薩義德、傑斐遜、托克維爾、尼布爾；也有 中國本土的傅斯年、羅家倫、王芸生、陳銘德、鄧季惺、殷海光、林毓生、張灝。除了曾經 擔任兩屆美國總統的傑斐遜，書中的其他人物大都以較為純粹的人文學者或「知識份子」的 身份聞名於世。即便是傑斐遜，在總統任期內也沒有足夠多的政治業績值得炫耀，作者的著 力點並不是傑斐遜相對短暫的執政業績，而是這位「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亞宗 教自由法案的制定者和弗吉尼亞大學之父」身上所體現的影響深遠的「美國精神」。 與作者資深記者的身份相對應，書中大部分的篇章都是傳記體的學術隨筆。其中既有 「全景」式的線條勾勒，也有「聚焦」式的細節真實。作者所介紹的大都是讀者閱讀視野中 的知名人物，所憑藉的「材料」也不是獨家秘檔中的軼事傳奇，他所憑藉的幾乎全是「常 識」，卻能夠在常識記憶中發現並昇華幽暗深刻的歷史洞見。譬如《薩特：一枚硬幣的兩面》 一文對於薩特與終生伴侶波伏瓦之間兩性關係的透徹剖析：作為女權主義者，波伏瓦在缺乏 足夠的責任意識的男權伴侶薩特生前，所扮演的偏偏是女權犧牲者的角色。直到薩特死後， 「他」擁有過的其他女人一個個走出波伏瓦的生活，「她」才終於可以獨立地擁有「他」了。 然而，這樣的擁有其實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正是在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 中，波伏瓦作為女人的自尊逐漸恢復，她的幽暗人性中善良與不太善良的多重底蘊才逐漸顯 現。她常常帶著某種厭惡的表情稱薩特的其他女人為「那些寡婦們」，同時以更加強烈的 「寡婦」心理把自己排除在「寡婦」之外。 通觀全書，美中不足的是作者的文人氣息過於濃厚，在行文過程中採用了一些過於誇張 溢美的形容詞，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解構甚至顛覆了貫通全書的「幽暗意識」。 譬如作者在《哈耶克：祇有觀念能夠打敗觀念》一文中寫道：「《通往奴役之路》給哈 耶克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尤其是30年後，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更奠定了哈耶克 在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霸主地位。」而在事實上，哈耶克一生持之以恆的核心理念就是自由 的精神與自由的經濟，也就是對於一切壟斷思想與壟斷經濟的專制霸主的堅決抵制。作者用 哈耶克堅決抵制的「霸主」二字讚美哈耶克的學術地位，留給讀者的祇能是自相矛盾的荒誕 效果。 譬如全書中最為精彩的「代跋」中，偏偏出現了「希臘城邦這種最完美的民主制度」的 不實之辭。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是比較簡單也比較初步的一種民主形式，用作者自己的話說 是「有著它致命的局限性」。在這樣的民主形式前面加上「完美」二字並且冠以「最」字， 無論如何是不能成立的。接下來，作者另有「1620年美麗的『五月花號』那不尋常的航程」 的說法。2006年感恩節前後筆者在美國訪問，一位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國的新教徒的後 代，專門講到他的祖先當年所面臨的飢餓、嚴寒、疾病甚至於死亡威脅。美國歷史上不同尋 常的「五月花號」航程，留給充滿幽暗意識的新教徒後代的是悲慘的記憶和感恩的情懷。以 幽暗意識反思人類歷史的本書作者，是不應該採用審美眼光誇大這段歷史的。 幽暗歷史的柳暗花明 作為一名民國歷史的研究者，筆者在《幽暗的航行》一書中閱讀到的最為熟悉也最為親 切的歷史人物，自然是在《新青年》、《新潮》及「五四」運動時代異軍突起並且獨樹一幟 的北大學子傅斯年與羅家倫。 在《傅斯年：一士諤諤驚天下》一文中，作者談到這樣一個典故：《大公報》的王芸生 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 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 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斯 年的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他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 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與此相印證，老師輩的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對於中國社會的制度規則的拙劣腐敗 與人文精神的萎縮墮落，另有更加深入淺出的制度思考：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 開始就擺脫了傳統陋規制度的惡劣影響。海關僱員都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 休之後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 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完整，但是因 此建立的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穫。郵政也是根據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戰期間，日軍占 領區與中國大後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穿越火線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裡。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反省說：「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麼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 為二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縣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 是一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祇能在 陋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 財物。對於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 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 在一封信裡為陋規制度辯護，他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 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家人和親戚。」 蔣夢麟認為，要徹底改良中國傳統的陋規制度，必須全盤引進歐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與 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於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於他們介紹到中 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 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 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 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與後代學人張灝的「幽暗意識」相比較，蔣夢麟的制度思考較多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沒 有深入到大同人類的幽暗人性中去進行更加具有歷史穿透力的學理分析。應該說，中國憲政 自由主義人文學者從蔡元培、梁啟超、丁文江、胡適、蔣夢麟到傅斯年、羅家倫、殷海光再 到張灝、林毓生等人，已經初步形成一個薪火相傳的人文譜系。但是，這種人文譜系的代際 傳承，更多的時候並不是一帆風順，反而常常是較為罕見的偶然巧合。這一點在《羅家倫： 遙遠的玫瑰色甜夢》一文中表現得最為傳奇。 據作者介紹，1917年秋季，就讀於上海復旦公學的羅家倫，未經北大預科班而直接參加 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也算是羅家倫吉人天相，這次招生是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後的第一次， 也是胡適留美七年之後回國服務於北京大學的第一件大事。在一次招生會議上，參加閱卷的 胡適興奮地說：「我看了一篇作文，給了滿分，希望學校能錄取這位有才華的考生。」主持 會議的校長蔡元培當即表示同意。當考試委員們翻閱這位考生的成績單時，卻發現他的數學 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績也不出眾。蔡元培、胡適堅持不拘一格選人才，就這樣，20歲的羅 家倫幸運地進入了北京大學。 11年後的1928年8月，擔任過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秘書的31歲的羅家倫，以少將軍人的 軍銜被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第二年招生考試時，一名考生語文和英語 考得非常好，祇是數學成績不及格。愛才心切的羅家倫親自把這名考生叫到校長室談話，面 試之後特准入學。這個學生就是錢鍾書。這幾乎是羅家倫當年考取北京大學的情景再現，沒 有羅家倫的「特准入學」，也就不會有日後聞名於世的文史大家錢鍾書。 「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9年之後留在中國大陸的錢鍾書、王芸生、 陳銘德、鄧季惺等一代人文學者，幾乎全部放棄了自己曾經堅持的人文立場。中國大陸憲政 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文傳統的逐步回歸，已經是20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事情…… （蔡曉濱著《幽暗的航行》，中國海洋大學出版，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