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驚夢——余傑《中國教育的歧路》序 陳奎德 「中國教育危機」的說詞，掛在人們口頭已多年了，然祇聞雷聲，不見雨點，迄今仍未 見其緩解的跡象。眼前這本書——《中國教育的歧路》，正是青年作家余傑對此痛定思痛的 產物。 作為一本有關中國教育問題的著作，它收入了四方面的內容：第一部分以作者的母校北 大為對象，探討北大作為中國最高學府的衰敗軌跡及其象徵意義；第二部分討論中國的大學 制度及其問題；第三部分討論中國的基礎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的問題；第四部分以幾位代 表性人物為脈絡，討論中國知識份子問題。 作者痛切命筆，自覺地以一個北大薪火傳人的身份，從各個角度剖析了當今中國教育界 的亂象、怪像、丑相，淋漓盡致地展示了當代學校的衙門化、官商化、封閉化，為中國當代 教育界現狀勾勒了一幅令人憂心的總體圖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今日北大之殤和昔日北大 之光，看到了當代大學官本位的種種怪現狀及其人文精神的淪喪，我們看到了仇恨的氾濫， 看到了暴力與戾氣是如何侵入中小學校園的，看到了公民受教育權的被剝奪，看到了孩子們 是如何被置於死地的，我們還看到了現代中國知識界的眾生百態，看到了浦江青、錢鍾書、 余秋雨、謝泳、賈平凹、張維迎、楊帆等各各不同的知識界人物的身影和文辭。 不難看出，作者用以比較中國教育界的參照系，主要是西方國家（如芬蘭、美國等）的 現代教育制度。眾所周知，在中國，自從1905年科舉考試廢除後，以學校教育為主軸的現代 教育系統大規模誕生。這種新體系，迄今在中國不過100來年的光景。如果把這100年大致相 等地劃為前後兩段，人們會注意到二者之間極其鮮明的對比。倘若暫且先按下其後半段—— 即20世紀50年代後——教育界所受的摧殘不表，我個人更驚異的，卻是其前半段，剛剛引進 西方式的學校教育體制不久，中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是的，我們不是沒有自己的大學傳統。近代中國，最為奇特的教育景觀出現在上世紀的 3、40年代（1937—1946）的中日戰爭期間，在烽火硝煙的邊緣，在偏遠的窮鄉僻壤，像神 跡一樣冉冉上升，居然浮現出了一所近代中國最偉大的大學——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上承蔡元培時代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不，它甚至還可以更遠地追溯到歷史最 悠久的巴黎大學，追溯到近千年長盛不衰領袖群倫的大學雙子星座——牛津劍橋，追溯到 「現代大學之母」的德國洪堡大學，追溯到「無形的、內在的、精神的」哈佛大學，追溯到 吸納了最早中國留學生容閎等人的耶魯大學，追溯到愛因斯坦晚年駐足的幽靜深邃的普林斯 頓……。這些千姿百態的大學，雖然賦有各式各樣稀奇古怪不同的獨特傳統，卻享有共同的 精神之母——學術自由，大學自治。而西南聯大承接的，正是這一偉大傳統的核心，它鑄造 了聯大的精神主流。同時，倘若仔細尋覓，西南聯大所傳承的精神脈絡中，我們還能隱然辨 析出中國東漢時期太學生學潮的遺緒、明代東林及復社的士大夫的以道統學統抗衡政統的那 一脈精神遺產，以及中國傳統中私人講學和書院制度的潛在影響。於是，在這裡「產生了一 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一美國學者語）正如輿論所 說，西南聯大「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在這 所外有強敵環伺，內無高樓校舍，實驗設備落後的校園裡，承擔了為社會「祛魅」的核心功 能，肩負起為國族守護和傳遞普世價值的重任，從而誕生了近代中國最優秀的一代學術大師 和知識精英，堪稱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中國教育的偉大典範。 但是，這一奇跡式的傳統被中國政治的變遷嘎然中斷了。 中國當代教育的問題，不自今日始。實際上，1949年以降，尤其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 謬種就已播下，之後連綿流傳，災禍迭起，積重難返，鮮有寧日，以至今日已難於收拾了。 面對深重危局，人們急切探求的是：何以至此？ 其源蓋出於其基本制度：政「教」合一，黨化教育，黨委治校，官本位制。政府控制式 的衙門化，「狼奶灌輸」式的意識形態化，以及最近十幾年來所新添的過度商業化，是教育 危機的根源。 此外，也源出自中共前領袖毛澤東的反智主義、民粹主義的農民烏托邦的色彩。毛反覆 強調所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由於早年的經歷使他對現代教育系統和知識份 子有難以掩飾的仇視和蔑視，從而實施了空前嚴厲的愚民主義，使中國教育與世隔離，倒退 至蠻荒愚昧之境。 鄧小平接替毛主宰中共之後，雖然一度使中共與知識界的關係有所緩解。但由於黨管教 育的基本構架未變，因此「面向世界」給教育界帶來的活氣與舊教育制度之間產生了極大的 張力，最後演變為1989年慘劇。 90年代至今，有「教育產業化」以及教育界精英融入權貴 利益集團的變遷，然而，從基本體制未變這一角度觀察，教育界仍是共式政治經濟文化體系 最後的也是最頑固的一座堡壘。 如此，中國教育自1949之後的歷史性斷裂，嚴重影響了二至三代中國人的基本命運。回 望其主要軌跡，從縱向看，自1949年以來至今，在諸種政治運動的折騰下，中國教育的軌跡 中所刻下的重大歷史印痕如下： 一、院系調整 中共建政不久，就把蘇聯模式強行推入教育界。1952年大學的「院系調整」，打亂了既 有的教育格局，傚法蘇聯的工具主義結構，取消國際通行的一些學科，如 社會學、政治學、 人類學、企業管理等等。影響更嚴重的，是把過去素負盛名的一些綜合性大學，通過拆解合 並，弄成了分科很細的純粹工科院校，如，清華大學、浙江大學、重慶大學等。其目標是阻 遏擁有廣闊視野能夠獨立思考賦有人文精神的知識份子出現，務使學生變成「技術文盲」。 其後遺症，至今猶存。 二、反右運動 1957年，中共言而無信，發動「反右派運動」。百萬左右的知識份子被劃成右派，變成 「賤民」。大學成為該運動的「重災區」。運動被整肅者，不少是民族精華。他們從此墮入 地獄，坎坷一生。自此，教育領域受到嚴重摧殘，萬馬齊喑，元氣盡喪，言論和學術自由蕩 然無存。 三、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 在極左狂熱的「大躍進」以及知識界鴉雀無聲的氛圍下，毛澤東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 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教育界頒布《高教六十條》，公然明 確規定「黨委掛帥」；施行「教材改革」——以零碎的具體技能代替系統的基礎知識。在學 校貫徹「階級路線」，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誠度劃線，而非以學業和品行為準，實施政 治歧視。 四、1962—1964年，調整回潮 大躍進失敗，大饑荒降臨。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教育界返還部分常識，以「又紅 又專」代替空頭政治；智育獲得一定重視，社會上出現了一點非政治教條的藝術，中國學界 獲得曇花一現的相對寬鬆時期。 五、1964—1966年，深入貫徹階級路線， 文革準備期 毛澤東在林彪配合下部署反擊，在學校「深入貫徹階級路線」，大肆宣傳「反修防修」， 「全國學解放軍」，教育界重新意識形態化，政治氣氛壓抑而沉悶，「山雨欲來風滿樓」。 六、1966—1976年的文革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以廢除高考揭開序幕的。繼而大學停辦，「革文化的命」，全國整 肅異己，「全面內戰」。隨著在校學生上山下鄉。此時，教育界已不復存在，被徹底摧毀。 七、1978—1989年，改革開放 以恢復高考復甦教育為先導，中國教育開始嘗試與國際接軌。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 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教育界逐步淡化意識形態，校長負責制、學銜制等出台。 特別是開放留學政策，它導致了近代中國第二波最大的留學潮，導致了中國與國際社會更多 的互動。但鑒於意識形態的「狼奶」灌輸仍然貫穿於從小學到博士的各級政治課，與面向世 界的開放政策有內在的緊張，二者相互激盪，此起彼伏，使80年代的校園成為新舊觀念的戰 場，成為各類思潮的淵藪。 八、1989年之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從教育界爆發的，後來擴展到了全社會。它實際上是教育的 「三個面向」的邏輯後果。這一後果最終指向了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遂導致殘酷鎮壓。 之後，有一段向毛時代傾斜的倒退時期，重彈「反和平演變」的老調並加緊思想控制，在北 大和復旦的新生中實行一年的軍訓等等。但是，由於這些舉措受到廣泛抵制，並且導致鄧本 人的經濟改革商標變色。因此，「鄧南巡」之後，教育逐步復歸前十年軌道。但是受到意識 形態化及過度商業化兩頭夾擊，權力精英把知識精英逐步整合進利益共同體，知識界的批判 性弱化，權力、經濟、知識三精英集團模式日漸成形。 在本書中，余傑對中國教育的上述各個階段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和分析。當然，由於作 者自己親身經歷的緣故，對於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教育界，其著墨更為翔實具體。書中那 些對中國教育界現狀與歷史的白描文字，對那些我認識的或神交的學界友人的一言一行喜怒 哀樂的呈現，富於現場感，鮮活真切，如臨其境，最容易吸引我的眼球。當然，無庸諱言， 對遠隔重洋觀望中國教育界多年的筆者個人，也正好可借此一解鄉愁。 事實上，在2002年6月，在一個基金會的支持下，我自己及一些同仁曾組織過一次關於 中國教育問題的學術研討會，當時曾邀請中國內外的一些教授、專家、學者朱學勤、高華、 何清漣、程曉農、陳小雅、周琪、戎雪蘭、邵劍平、陳小平……等，在美國夏威夷大學共聚 一堂，暢談教育。面對中國教育現狀，與會者痛心疾首，描繪並分析了其中一些根本問題。 如今，將近6年過去了，雖個別問題有所緩解：譬如政府預算中教育投入比例過低的問題， 教育獲得問題，大學招生數量少的問題，辦學資金來源過於單一化問題等。然而，大多數問 題依然故我，有的甚至愈演愈烈，同時還生出了一些新的「怪現狀」。 譬如，余傑在書中描繪的一所實施 「紅色教育」的私立小學「德全學校」，種種「特 色」，就是新的「怪現狀」之一。它令我大開眼界。過去我如何能想像到私立學校居然也會 有如此紅色樣板，而且做得如此跋扈誇張俗不可耐。這一怪胎，打破了我的一個成見：官辦 學校與私立學校——紅色與白色，涇渭分明，不容混淆。 當然，幾許怪胎，並未影響我對中國教育制度的總體判斷。辦學主體的多元化，仍是我 的基本願景。過去多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是世界上惟一由政府包辦高等教育的國家。改革開 放後，這種單一辦學體制已遭遇嚴重危機。近些年來在辦學主體方面，雖然有了一點鬆動。 當年在夏威夷開會時，據說已有了幾所民辦大學。6年之後的今天，據有關資訊，「民辦大 學」已經有1000多家，在校學生數百萬人。在我自己的樂觀想像中，一幅多元化的中國教育 界前景，似乎正破土而出。然而，本書佔有的大量鮮活材料以及我從各個渠道獲得的真相， 猶如醍醐灌頂，把我從自造的美夢中澆醒。真相是，那些學校根本還算不上民辦大學，算不 上私立大學。因為這些民辦學校並沒有獨立辦學權，大部分民辦大學沒有頒發畢業證書和學 位證書的資格。而且，所有大學，在課程設置上，與公立學校一樣，都受到政府嚴厲管制監 控，都必須設置那些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課。這種黨化教育，算什麼私立大學，不過是公 立學校的附庸和預備班而已！ 無論訴諸上世紀3、40年代中國自身的教育傳統，還是訴諸國際發達國家卓有成效的教 育制度，抑或是訴諸中國大陸近60年來教育失敗的教訓，中國教育改制的方向應當是很清楚 的：政府退出學校。政黨退出學校。辦學主體多元化：開放私人辦學，社會辦學，外資辦學， 教會辦學，創建各類學校生氣勃勃的互相競爭環境，從而達成大學自主、教授治校、學術自 由的目標，這才是改造中國教育的根本之道。 敏感的人當可看出，誕生上述教育界所需的條件，不多不少，正是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 應當而且能夠提供的。除了在義務教育層面，政府不能逃避自己的責任外，其餘的，祇要政 府鬆開鉗制民間的那一雙巨手，一個嶄新的教育界——成百上千的西南聯大、燕京大學…… 將如雨後春筍，齊刷刷地遍地風流。 教育乃天下之公器。中國融入文明世界的變革，有賴於制度與人的互動性的變遷。有制 度變遷而無人的變遷，則新制度將難於運轉而歸於無效；有人的變遷而無制度的變遷，新人 將在舊制度的絞肉機中重行退化墜落。對人的素質變遷而言，教育將承擔最基本的功能—— 塑造心身的功能、塑造新公民的功能。而中國老話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人」，的 確是需要悠遠深厚的土壤長期滋養的。 如果缺乏一個傳統悠久、文明滋養深厚的教育界，「人」會被「樹」成何種形態呢？我 們已經看到了，過去這58年「 Made in China」的「產品」——批量生產的憤青、市儈和犬 儒，與20世紀前50年大師輩出的時代所造就的人，相互之間，何等鮮明的反差！上世紀前50 年的人文傳統和精神氣象，正如余傑在書中所引的謝冕禮讚北大的話所描繪的：「這是一塊 聖地。數十年來這裡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 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 這更是一種精神的魅力。」 那種聲音，那種氣息，似乎已是久遠的迴響了，似乎已是古代 的韻味了，似乎已是「出土文物」了。以致我常常聽到有不甘沉淪的朋輩發出「魂兮歸來」 的呼喚，以致余傑要以魯迅早年的痛切呼籲「救救孩子」為中國教育呼救了。 當下的國人，喜歡談「國運」；而我自己，更關注「人運」。然而，在那片廣袤的土地 上，無論你想為未來的「國運」還是「人運」占卜算命，預測他們的前景，你祇需在到中國 的大、中、小學校裡走馬觀花，考察一番，一切就瞭然於胸了。而本書面對中國教育界披肝 瀝膽所欲說的千言萬語，實際上，可以凝結為一句預警： 人們，千萬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 （2008年3月 陳奎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