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理性主義與民主化 王軍濤 毒牛奶事件，是非典肺炎後又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刺激大陸民眾的良心，並可能 引發政治變化。中國民眾顯然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追究深層原因。其中，政治體制和道 德是被提及最多的問題。體制派提出政治體制問題是主要問題；祇有改革體制，才能建立公 共安全保障機制。多數強調道德問題的人，也不否認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也有少數人認 為，道德是唯一根源；民主化會惡化問題。例如，一個網友最近在搜狐博客的爭論中寫道： 理性主義的前提是機會主義，正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言的「優勝劣汰」，存在就等於真理。這 種思維表面上看起來「合理」，但繞來繞去都讓人回到原起點——存在本身就是結論。人類 的信仰是行為的最高準則，而這個信仰不能是人或人所造的物本身，祇有超越人本身的造物 者才有做為信仰對象的能力。理性主義者在社會實踐中堂而皇之的宣揚利己主義，宣揚人類 的動物性，但這常常被中國民主人士引以為民主制度的開明性，這也正是中國民主探討缺少 信仰所成。 顯然，這個網友不贊成理性主義應該成為民主的條件。他認為，信仰才是民主制度的精 神文化條件。 這位網友是針對現在中國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討論，但是，我與他有不同觀點。 第一，不僅民主的條件是，而且信仰的條件也是理性主義；第二，該網友誤解理性主義為機 會主義，甚至犬儒主義；第三，中國民主運動並不缺乏信仰及其力量。 區分民主轉型的條件與民主鞏固的條件 關於民主的條件的理論實際上是兩類：一類是民主轉型的條件，二是民主鞏固的條件。 早先人們研究沒有區別這兩個條件，在民主化這個話題下討論兩種情況。啟蒙學者認為，民 主與現代化，或者更廣泛地說，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是認識問題；祇要讓人們知道了真理，新 的社會就建立起來了。但是，20世紀德國的民主制度和日本的憲政制度被法西斯墊付的事實 動搖了這一見解。人們開始探討民主化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三類看法開始爭論。一是經 濟條件，美國社會學家李普塞是代表。經濟發展決定民主化成敗。二是社會結構條件，美國 學者摩爾是代表。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決定民主化成敗。三是文化條件，德國學者麥克斯韋 伯和美國學者阿爾芒德是代表。信仰和政治文化類型，決定民主化成敗。但是，到了20世紀 70年代，一個叫羅斯托的美國人寫了一篇文章，挑戰這些觀點，立即轟動學界。他的觀點是， 民主化的發生與成功是兩回事。那些宏觀條件，對民主化發生沒有決定性意義，祇要專制政 權失敗，民主化就會發生；民主化發生後能否鞏固也不是那些宏觀條件決定的，這些條件祇 能決定概率，真正決定因素是主要政治力量的博弈。 羅斯托的話音未落，第三波民主化起自南歐、接著席捲南美、東亞、蘇聯東歐和非洲， 證實了羅斯托的分析。在所有的經濟水平、文化種類、社會結構和歷史異常中，都出現了民 主化國家。那些宏觀條件對於具體國家沒有預測能力。在這些事例中，東亞文化圈中的台灣、 南韓都民主化了。 上面提到的那位網友談及的道德和信仰，都屬於文化條件範疇。關於信仰作為制度條件，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馬克斯韋伯。他通過比較不同地區的宗教信仰與資本主義關係得出結 論，新教是資本主義的條件；天主教、伊斯蘭教和中國的儒教都不行。然而，後來的事實表 明，不僅資本主義而且民主自由，都是可以在不同在宗教中產生的。1948年，來自世界幾乎 所有文化類型的學者和官員在聯合國討論人權宣言時，仔細檢討各種文化要素，發現，這些 人權條款可以在不同文化中找到其思想資源；人權觀念是普適人類價值。在第三波民主化中， 被韋伯特別強調不能搞資本主義的天主教，成為全球民主化的主要推手。保羅二世教皇是當 之無愧的民主領袖。 實際上，憲政民主就是為一個多元社會設計的政治制度。信仰、思想和言論自由，以及 其他自由，使得任何信仰都不能主導社會。但是，在公共空間和領域，各種權力和社會機構 必須遵守憲法，公民必須遵守法律。沒有義務對任何信仰效忠。 現代社會科學對於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的理解和關於現代制度設計中對人性有基本假定， 這一假定與古代社會倫理和制度的要求的最大不同就是，現代社會不需要人對任何信仰有承 諾和認同，而是僅僅要求他們是理性功利人。也就是說，不僅政治民主化、而且經濟市場化 的良好運行，都是建立在人是理性功利的基礎上。博弈論就是為這樣的研究提供概念框架和 解釋方法的學說。博弈論從每個參與者的實際情形出發，探討在一個博弈中，各方的戰略選 擇的相互作用，如何決定一個博弈的結局。在戰略選擇中，參與者是理性公利地行事。 理性與信仰和民主化的關係 更仔細地研究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為什麼產生資本主義的論述，可以看到，在他看來， 因為新教鼓勵一種理性精神，而不是具體的教義或其他的道德信條，導致了資本主義得以發 展。 其實，在現代社會的艱難成長過程中，當教會和信仰主導著人們的思想領域時，他們一 直是思想開花和社會進步的主要阻力。在政教合一的地方，不論是國家還是地區，都使用很 殘酷的方式對待異教和異端。布魯諾到伽利略都是著名的案例。宗教裁判所是思想迫害的代 名詞。數百萬婦女曾被以女巫的名義被燒死。祇要宗教對理性持敵視態度，宗教本身也會受 到傷害。今天的宗教和信仰對於社會生活的積極作用，是由於宗教已經不再與人類社會中的 制度、文化和生活態度中的理性相對立。 如果我們仔細檢驗民主化與宗教的關係就會發現，在人類政治史、宗教史和思想上上， 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宗教給了民主化精神文化條件，而是民主憲政給了宗教健康發展 的政治條件。祇有在民主憲政的國家，宗教才有安全、健康和自由的發展。在世俗威權政體 中，如果宗教是多數，當與威權政體的需要發生衝突時，當威脅到維權政體的統治時，會面 臨政治迫害；如果是少數，還有面臨社會主流文化的迫害。在宗教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情形 可能更糟，他們連同一宗教之間的教派間安全都不能維持。他們之間的互相殘殺，是人類分 歧最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之一。 相比較而言，中國傳統儒家的態度倒是更開明。孔子出身殷商民族，這個民族崇拜鬼神， 但是孔子說，他更認同周禮，以教化而不是鬼神去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他不是無神論；他 說敬鬼神而遠之。他認為，天離人遠；管不好人的事情，就更不能敬天。後來，儒家對於宗 教信仰取開明態度，與孔子的態度有關。後來的儒家主張天人感應，是指天意通過人事體現， 是體現在健康的人的常識中。那麼，對儒家而言，什麼才是人間良好社會的基礎呢？就是日 常生活中良好社會關係實踐中培養的態度和心理，包括理性。 這位網友也許會爭辯，他講的不是歷史上那些宗教，而是一種信仰精神和心態。然而， 社會科學早就說明，談論一個人的行為選擇，或許可以指望有超人性的發揮；在社會大尺度 範圍內，那些精神文化如果不是制度性設施和制度化力量去支持和實踐，就不有實質性效果 和意義。當我們談論一個社會應該改進什麼時，我們不能迴避討論實踐這個事物的制度化設 施和力量是什麼，否則就是紙上談兵。 區分理性主義與機會主義 我猜想，這位網友對理性主義的否定態度來自於他誤解了理性主義。他以為理性主義是 機會主義。他對機會主義的理解是對的。機會主義確實是不講信仰的；一切根據實際情況任 意改變。但是，理性主義並不排斥信仰。什麼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就是最好地實現自己設 定的目標；所謂最好包括最小的代價、最大的收益和最大的可能；所謂目標，則是whatever， 什麼都行，取決於你的信仰和偏好。因此，理性主義與信仰不矛盾，而是尋求更好地實現信 仰的途徑。理性主義在信仰問題上不同於神秘主義。神秘主義是靠啟示行動。理性主義也不 同於教條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他們嚴格照字面解讀教義，遵循傳統的行為指南；他們不容許 對經典教義和傳統解讀的任何質疑和挑戰。理性主義認可人在實踐中理解和解釋問題和信仰 的能力和權利。 理性主義是如何區分機會主義的呢？理性主義不主張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是因為理性 主義強調實際後果時，不僅看眼前、片面的和暫時的，而且要看長期的和全面的。特別是， 從理性角度看，社會需要鼓勵一些美德，例如責任、智慧、良知等。雖然理性主義不迫害那 些缺少這些美德的人，但是在設計制度時，不給與這些人和行動很大的空間和位置。機會主 義則是從暫時和片面的利益得失判斷去選擇行動方案，常常危及長遠和全面的利益。這是理 性主義所不齒的。 在民主社會中，機會主義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的。例如，代議制的選舉制度，常常鼓勵民 選代表要向選民負責，對於選民的意見採取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代表一詞在政治授權上看 是含混不清的名詞。代表可以是代理人（agent），職責是替自己的顧客或被代表者選擇最 符合其利益和偏好的方案；選民的選擇其實是他們的選擇。代表也可以是使節（delegate）， 其職責是轉達被代表人的信息；他們不能改變信息，也沒有選擇空間。即使西方成熟民主國 家也還在爭論一個民選代表的政治倫理和行為準則是什麼。有人認為，代表應當絕對按照被 代表的意願行事，不能違背；違背了就是僭越、篡權和不道德，濫用權力。另一種觀點則認 為，代表應當為選民利益負責，選擇符合他們利益而不是意願的方案；因為選民選擇他是因 為他有更好的判斷力。第一種人，其實就是機會主義者，因為這是贏得選票的關鍵。 實際上，這位網友對理性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牴觸情緒都是誤解。他真正反感的是犬儒主 義，是一種不僅不堅守任何原則、而且對道德本身採取玩世不恭和蔑視的態度的人。這才是 社會的禍害。 民運人士的精神境界 這位網友對於中國民主化力量也不是很瞭解。不過，這不是討論民運的真實狀況的文章。 我祇能簡略地說兩點：第一，中國民主派中有許多有宗教信仰的人，這些並不保證他們比其 他人更合理地行動。那些比較廣為接受的人，都是理性主義者。第二，中國民主化中的代表 人物，雖然有些是無神論，但是他們對政治原則的信仰堅定是超出一般社會水準的。如果比 較維權人士和他們，你會發現，維權人士是考慮自己的生活和事業發展機會的，但是民運人 士並不考慮。這也許是不合時宜，並不值得倣傚，但是這也說明民運人士的超越功利的精神 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