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丁 抒 （李井泉）把天府之國搞成地獄之國，死這樣多人！如果四川是個獨立王國，那早就亡 國了。 ——引自1962年蕭風調查報告《四川情況》 四川省民政廳報的死人數字是四百萬，公安部查的是八百萬，我這裡還有一個數字是一 千多萬，不知四川搞的什麼鬼！ ——1962年6月 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一，從一張圖表談起 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1958年大躍進時人口7，081萬，是中國第一大省。這張圖表 是四川省從1954至1962年人口死亡率。我們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57年，全國的人口死亡 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卻是逐年上升的。我們來看看原因是什麼。 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1953年開始毛澤東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說農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實際上到處都在 強迫農民入社。據四川江津地區十個縣統計，入了社的農戶僅有15%是自願加入的。 農業合作社叫做「初級合作社」，因為土地、農具可以入股，與社員的勞動一起參與分 紅。譬如四川井研縣，「土地分配占60%，勞動日占40%.」按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憑藉對生 產資料的佔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毛澤東又下令辦「高級合作社」。所謂「高級」， 就是取消土地、生產資料的分紅，全部共產歸合作社。很多初級社連一次土地分紅都沒兌現， 就變成了「高級社」。四川江津地區從未分紅的合作社占80%.地主富農早已在土地改革時被 剝奪了，這一次剝奪的對象是中農。有的地方乾脆將農民的土地證一律收走，農民從此就成 了無產者。再以四川井研縣為例，說是對耕畜、農具折價，分期付款，其實多數高級社根本 沒有付款。正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所說：「農民所以支援我們，就是因為我們黨領導他 們取得土地。現在你輕輕地一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把他的土地弄沒了。」「土地不分紅， 牲口折價低，等於借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把中農的財產挖一塊肉補給貧農」，「等於貧農又 和中農平分了一次土地」。「把土地不分紅當做一個普遍政策……是不行的。」但是，他說 了不算。在毛澤東的強制推行下，農民僅有的一點財產被「共」掉了。 三，「統購統銷」 不過，辦「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至多造成減產，並不會直接導致農民餓死。死亡率 的增加是由於中共從1953年辦初級合作社時開始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這類似蘇共「余 糧徵集制」，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的購銷，全部由國家壟斷。除了政府規定的「留 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外，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經銷。按毛澤東的說法， 「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統購統銷，就是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 每年「統購」的數字是在中南海決定的。地裡糧食還沒長出來時，收購指標就已分配到 各省各縣，成為「國家任務」了。明明是強制收購，卻又冠之以「賣餘糧」。至於有沒有餘 糧，農民自己說了不算，因為「留糧」該是多少，也是黨決定的。就這樣，僅用一個數字， 就「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了。 自執政起，中共就開始實行剝削農民以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的方針。1950年10月，因介 入朝鮮戰爭財政吃緊。在11月15日的中央財委會議上，陳雲曾說︰「請農民幫忙。現在還不 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資產階級找出路，公務人員亦沒有什麼油水……還是多剝削農民。」 （1962年，鄧小平曾承認「」過去剝削農民多了。「） 農民糧食不夠吃，來年青黃不接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先征 後銷」。這「先征後銷」，往返運輸的浪費且不說，當幹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銷糧時，往 往已經餓死了人。 農民反抗，當局便以「反對統購統銷」的罪名加以鎮壓。許多農民因而被逮捕。譬如四 川灌縣（今天叫都江堰市），在1955年八月開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的運動，被鎮壓的並 不是傳統的「國民黨」、「地主、富農」，而是所謂「破壞統購統銷、破壞農業合作化的反 革命份子。」大量的是理應擁護共產黨的貧農、下中農。 「徵購」任務重——虛報產量─超額徵購——「返銷」太遲或太少——農民餓死。在 1958年之前，這現象已經出現，祇不過規模沒1958-1961年那麼大而已。 1953年11月，崇慶縣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全縣統購任務本為1，400萬公斤，可是幹部召 集農戶開會，宣佈攤派額。誰抱怨數額太多，當場捆起。由於層層加碼，實際徵購了1，864 萬公斤。到了1954年農民缺糧，要求政府「統銷」時，政府卻不見了。本來最肥富的溫江、 郫縣、崇慶發生騷亂，農民到集鎮搶購食物、哄搶集市的食物。這時，政府出來鎮壓了，逮 捕、槍決了共116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份子」。與此同時，「統 銷糧」也增加了一些，但遠遠不夠。在6月中至7月底的一個半月內，僅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 一個村莊裡就餓死了18人，均為15歲以下的孩子及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78戶貧農死亡5人， 55戶中農死亡8人，14戶地主死亡5人。 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的1954年開始的。 四，反右運動的重災區 四川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1957年反右運動，不僅有60萬左右的「右派份子」，還有 「中右份子」。就全國而言，「中右」的總數大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而四川不僅抓了 5萬餘右派，還有6萬多「中右份子」，比右派數量還多。 由於毛澤東指示「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在工人農民中基 本上沒有抓右派，抓的是「反社會主義份子」。 四川「在運動中戴上反社會主義份子帽子的，全省約有40萬人。」 工人、農民怎麼會「反社會主義」？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鳴放多就事論是，也不涉及 社會主義，也無關共產黨的政權，且看兩個例子：灌縣有1400多農民及基層幹部被指為「反 社會主義份子」，罪名是「否定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挑撥工農關係。」榮昌縣，1956年縣委 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6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部抨擊縣委瞎 指揮。但是，縣委說這是「放毒」，將其中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會主義份子」，其中 47人還逮捕判了刑。 西充縣337名「反社會主義份子」中，工人和營業員祇占27名，另外310人是農民。僅二 十幾萬人的什邡縣，抓了121名右派後，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抓了978名「反社會主義 份子」。灌縣的「反社會主義份子」是右派數的7倍，什仿縣是8倍，雙流縣是9倍。 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份子」祇比右派少一個「反黨」，據中共 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反社會主義份子也按敵人處理。 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份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另有創造，在居民中揪出了31個 「爛言份子」。 還有大量的沒名目的份子。正如廖蓋隆所說：「一些在農村裡頭劃的反社會主義份子呀， 什麼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廣東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羅翼群曾批評中共的農業政策，說過「農民在餓死的 邊緣」。1957年7月，毛澤東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島會議上曾提到他：「我們要講右派怎樣 進攻，我們怎樣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廣東羅翼群。」廣東省委精心安排羅翼群下鄉「視察」， 實則一路組織鬥爭會，說生活如何幸福，「農民在餓死的邊緣」如何荒謬。然而，不到兩年， 全國農民就從「餓死的邊緣」落進了「餓死的深淵」。這時，「大右派」羅翼群再也沒人提 了。 五，反右使大躍進通行無阻 在1957年以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祇限於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未打擊工人農 民。將「階級鬥爭」在全民、包括工人農民中鋪開，是自反右運動開始的。把幾十萬工人、 農民打成「反社會主義份子」，將成百萬農民打成有名目、沒有名目的各類「份子」，是 1957年底到1958年中的事。中國農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政治鎮壓。反右鬥爭不僅使知識份 子噤若寒蟬，也使工人農民心驚膽顫。所以1958年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工人農民和 知識份子一樣不敢說話。毛澤東一說要「全民煉鋼」，無人敢說三道四。 由於公安部把拘捕權下放給生產大隊，生產大隊的幹部就有權隨意抓人拘留。祇要大隊 幹部認為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就可以把你抓去勞改。無半點人身自由的農民小心翼翼， 管住自己的嘴巴，連家中的鐵鍋被砸了去「煉鋼」都不敢吭一聲。 當年被毛澤東點名而成為「右派份子」的四川詩人流沙河說：「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 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 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 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 六，大躍進運動為害最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是大躍進運動的發源地。 1958年3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飛抵成都，住進西郊的金牛壩招待所。中共中央在這裡召 開了一個為時近20天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裡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會議期間的3月16日，毛澤東參觀了位於金牛壩以西幾公里的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 就成了大躍進運動的樣板。7月底，早稻收割時，經過一翻手腳，紅光社放出了一顆畝產3， 752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傍，這是毛主席 走過的地方，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8月5日夜晚，郫縣20多萬人手持燈籠火把，到縣城慶祝 豐收。接著，紅光社再開紅花，「創造了在一塊3.07畝土地上，平均畝產10，681斤的高產 衛星」。 8月間，郫縣犀浦鄉將30多畝中稻「移栽」到一畝田里，宣佈畝產2.76萬公斤。9月12日， 《四川日報》頭版刊出「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產干谷8.25萬斤」的大新聞！ 當時，「移栽」是創高產衛星的合法途徑。《四川日報》報導的滎經縣畝產5，985公斤 的衛星，「是公社組織勞動力以三晝夜時間，將24.5畝187塊水田的乳熟期水稻移並而成。」 渠縣縣委搞了個「畝產萬斤示範田」，將24畝眼看要抽穗的稻子移到一畝田里。可惜密不透 風，稻穗全部擠死，顆粒無收。 為了創造畝產萬斤田，需要肥料。那時沒有化肥廠，祇好來土的。 四川農民多住茅屋。仁壽縣委要求水稻每畝施肥20萬斤、畝產萬斤糧，公社幹部祇好打 農民茅屋的主意，說是打牆泥作肥料。全縣拆毀了大批民房。灌縣縣委要求每戶積肥15萬斤， 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務，乾脆就燒房子積肥。 犍為縣拆了18700多間民房。資中縣有幾百戶農民，房子被拆後不得不住到山洞裡。過 了30年，他們仍然蝸居在潮濕的山洞裡，手腳的關節都變了形。 扒拆民房是為了大躍進，反對拆民房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大躍進」就是「反革 命」。在人人聽聞「反革命」而色變的中國，各地動輒拆掉幾分之一的民房而幾乎沒有遇到 什麼反抗，靠的就是「反革命」帽子的威懾力。 井研縣盛產菜油，便用菜油作追肥施進稻田。 5月間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密植，說︰「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 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都不利 用！」於是全國各地競相搞密植。誰反對密植，誰就是反對大躍進。重慶有人想一畝田下 1000斤種子，以便畝產10萬斤。鄧小平見到，提出異議，方才制止。 1958年，中共中央下達各地建「萬豬場」、「萬雞山」，幹部挨家挨戶搜羅家畜家禽。 然後不管搜了幾頭豬，一律稱做「萬豬場」。四川將全省農民的豬都集中到了「萬豬場」， 一個冬天下來，全省的豬死了10%，計300多萬頭。 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游近旁又建魚嘴水電 站大壩。2、3萬人苦幹了兩年多，耗資4千多萬元，大壩造完了才發現泥沙淤積問題無法解 決。總書記鄧小平對四川領導人李井泉、李大章說：「不要（弄得）李冰父子『二李』揚名 千古，你們『二李』遺臭萬年。」他下令「恢復原樣」，炸掉了魚嘴水電站大壩。 大躍進，什麼都要大幹。溫江專區調了10萬民工修建岷江電站和成都至灌縣的鐵路，均 半途而廢。 8月間，四川還祇有100萬農民煉鋼，到9月間就調動了800萬農民，自帶口糧，上山煉鋼。 譬如宣漢縣，「抽調農村勞動力15萬人，上山辦起土高爐2，500.」崇慶縣委組織了數萬人 拆城牆，不分晝夜地將拆下的城磚運給山上的「煉鐵兵團」。雙流縣派出四萬八千青壯勞動 力到崇慶、灌縣去建土高爐，另有數萬人晝夜兼程為他們送生活、生產資料。仁壽縣煉鋼的 農民有10萬人，其中3萬人被調到100公里之外的洪雅縣去煉鋼。 結果便是《巫山縣志》記載的這樣：「農村青壯勞力上山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 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里，豐收未能歸倉。」 據後來四川省委調查統計，全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為當年總產量的10%，約220萬噸。人民 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開流水席造成的浪費還不計在內。 七，假高產引致真高徵購 「畝產萬斤」，謊報高產，逐層往上，誰也不例外。 成都市委報告的市郊農村糧食產量是實產的一點八倍。全省1958年實產糧2，250萬噸， 省委宣佈時誇大了一倍，4，500萬噸。 既然農民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是由黨決定的，除了田賦（農業稅） 和「留糧」之外，都在徵購之列。所以四川省委下達了一個遠遠超過1957年的徵購指標。 「徵購入庫（的糧食）占實際產量三分之一。」 1959年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663萬噸，徵購糧卻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 糧食增加了46萬噸。 這是大躍進前後幾年四川糧食產量和徵購數：1959年四川調出這麼多糧食，原有的運輸 工具不敷使用，開始時四川組織運輸大軍，到5月間，抽調瀋陽、成都、武漢軍區的軍車運 糧。8月開始增加濟南和南京軍區的軍車運輸糧食。 八，廬山會議前 四川1955至1957年3年平均死亡率10.55□，1956至1957年兩年平均死亡率11.24□。而 1958年的死亡率為25.17□，就在大躍進高潮中，非正常死亡已達100萬！譬如富順縣，一萬 多人非正常死亡。渠縣也有1.4萬人非正常死亡。 就在那樣的情勢下，四川省委盲目樂觀，在11月間發出〈關於開展1959年農業大面積高 產運動的指示〉，號召實行「」少種、高產、多收「。1959年6月再次提出這個口號。當年 全省16，657萬畝耕田，有2，481萬畝沒有種。白白空閒了15%的農田！結果是」少種、少產、 多收「，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及1958年的70%.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 是成都人。1959年初，他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四川崇義縣，實地調查58年放了一顆」畝產稻穀 兩萬四千斤「大衛星的人民公社。他發現農民已經在餓肚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 開始農民不敢說實話，直到他連續幾個月拒絕公社安排的小灶、與大家吃一樣的飯，並脫鞋 下田割麥子，同社員一起拉大車，才逐漸相信了他。他們告訴田家英︰糧食畝產祇有幾百斤， 幹部吹噓多打了糧食，祇好多賣」餘糧「，將社員的口糧都拿走了，公社食堂當然祇能」稀 飯澇清「了。 5月間，四川主要糧倉溫江地區已有許多公社食堂糧食告罄而關門，糧食徵購任務無法 完成。 6月，仁壽縣農民餓死的消息傳到了省會成都。省委書記閻紅彥率工作組前去調查後， 撥給了仁壽500萬斤糧食。但全縣人口近120萬，人均不到5斤，杯水車薪遏制不了死亡。 5月初，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召開各縣縣委委書記會議，決定解散公社食堂，並把公社 化以後收歸公有的豬實行「公有私喂」，把社員被收走的自留地以「飼料地」等名稱還給農 民，又在生產隊下劃分生產小隊，實行包產。這些舉措受到農民的歡迎。他被百姓稱為「鄧 青天」。 雅安地區滎經縣也已發現嚴重非正常死亡。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前去調查死人情況， 並寫成了報告。各級幹部對大躍進的嚴重惡果已經有所瞭解。四川省委迫於形勢，一度允許 個別堅持退出食堂的人退出，自行開伙。 九，廬山會議後 但是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扭轉了形勢。會上，李井泉作為西南組組長，堅決反對彭德 懷，為毛澤東立了一功。 回到四川後，他繼續大反右傾，批判「瀘州地委以鄧自力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將 鄧自力和地委書記崔章、行署專員陳懷堂打成了「反黨集團」。連瀘州專區都被撤銷，各縣 劃分到其他地區去了。 到滎經縣調查非正常死亡情況的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也因為他那份報告裡講了死 人嚴重的情況而被打成「三反份子」。 各地搜索右傾份子的辦法不一，以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準確。在省委擴大會議批鬥 50幾個右傾份子的同時，下面各地區按他的指示對17級以上的幹部（大約正副縣長、縣委正、 副書記及地委正、副部長等級別的幹部）作了個「」測驗「，將彭德懷在廬山的發言發給他 們，讓其表態。由於幹部們還不知彭已成」反黨集團「首腦，紛紛表示同意其意見，於是紛 紛落網。102名縣委書記、縣長以上的幹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或」犯有嚴重右傾 錯誤「。 重慶市南桐區區長李治平管轄的礦區內有農民。在上級逼他多交糧食時，他反問了一句 「農民吃什麼？」結果就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帽子。 十，「反瞞產」、「反右傾」、高徵購 高徵購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7月5日廬山會議期間批准1959年糧食徵購報告時，又表示 不贊成糧食銷售（城市供應及部分農村災區返銷糧）427.5億公斤的計劃。他認為「略多了 一點」，主張調整為400億公斤，或405、410億公斤，比1958年減少100億公斤。他批示道： 「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1959年初廣東省委報告「糧食緊張完全是假像，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時，毛澤東曾親自擬定文件，將該報告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 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於是各省都以毛澤東的批示 作為依據，搜刮農民的糧食。 毛澤東「恢復糠菜半年糧」的新指示，等於許可從農民嘴裡挖口糧。廬山會議結束後， 各省在反右傾的同時立即掀起了一場「反瞞產私分」運動，全國一律，沒有例外。 李井泉是大躍進中新提拔的政治局委員，上交給國家的糧食佔全國收購總數很大份額。 他要在毛澤東那裡保持這個光榮，祇有不惜一切代價把糧食從農民手中挖出來。11月間，省 委決定就「農業是否增產」、「公社食堂好不好」等問題開展大辯論。與此同時，「核實」 糧食產量，開展「反瞞產鬥爭」。 崇慶縣也座落在豐饒的成都平原上。從1958年開始農民就「非正常死亡」，餓死了人， 縣委負責人不思罪己，卻發動「治安運動」，對因飢餓而偷青、吃青的農民展開殘酷鬥爭， 對農民隨意搜家、罰款、鬥爭，打死人及逼人自殺12起。 宜賓市，市委派工作組到下屬石馬公社，將幾百名基層幹部召集去開「」反瞞產私分 「大會，當場捆綁、吊打了19名幹部。宜賓市委書記又將此做法當作」「經驗」在全市推廣， 鬥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 宜賓縣，（縣委）「不僅搞瞎指揮，而且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群眾提了意見， 就搞現場批鬥，火線整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反瞞產私分……由於嚴重挫傷了幹部群眾的 生產積極性，1960年，全縣人民公社普遍減產，糧食畝產僅83公斤。」 仁壽縣委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 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裡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祇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 多少糧食。於是當即打電話回去搜查。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就這樣交了出去。 豐都縣，縣委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逼迫基層幹部交糧，交不出就打。縣委第一 書記劉維梓提出「先打第一線（公社管區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保管員）、再打第二線 （生產隊長）、後打富裕農民」。「當場吊打7人，其中打死1人。會後，（各）區、鄉召開 打人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被撤銷幹部職務1，179人。」 「反糧食瞞產」的成果體現在徵購數上。譬如夾江縣，「1959年全縣糧食比1958年減產 1，098萬公斤，徵購反而增加750萬公斤。」 十一，全國最低的口糧標準 四川除成都平原，多丘陵山地，人口眾多，生產力低下，農村產糧除農民自食自用外， 商品率祇在20-30%之間。1958年以前，四川平均每年徵購的糧食占產量的31%，1959年實產1， 582萬噸糧食，比1958年減少了663萬噸，但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查「出大量並不存在 的糧食，於是省委公佈說產了3，500萬噸，徵購糧比1958年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 的糧食增加了46萬噸。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49%.四川的糧食徵購率比全國平均水平將近高 十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留糧比全國平均數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 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256公斤）猛降為278斤（136公斤）， 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130公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189公斤）的留糧 水平。」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 四川省委規定口糧標準：「城市居民是21斤，幹部祇有19斤，農村社員一般是十六兩老 秤的四至五兩原糧。就是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祇有空指標沒有糧食。」按5兩 計，為156克原糧，折合大米僅117克。 因為農民可以吃多少糧食是由省委、縣委定的，因此非正常死亡就與該地是否富饒沒什 麼關係了。豐饒的夾江縣，縣委規定，「口糧標準按年齡、勞力分為5級，吃16兩制舊秤2、 4、6、8、10兩。」（0.063、0.125、0.188、0.25、0.313公斤）2兩原糧，折合成大米，還 不到50克，喂雞都不夠。在別無他食的情況下，吃2、4兩的人必死無疑，吃6、8、10兩的勞 動力也不一定能熬得過去。 「反瞞產」、強行徵購糧食後，農民的口糧完全不足以維持生命。譬如江津縣，「1959 年，全縣農村人平分糧83公斤。」平均每人每日僅0.23公斤原糧，折合大米，僅170克。連 一頓不夠，遑論一日三餐？ 宜賓市，「反瞞產私分」後，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平均每人年口糧祇剩幾十公斤。 宜賓縣，「」人平口糧最低時減到原糧每日三兩七錢五（0.188公斤），導致全縣腫病突發， 不正常死亡嚴重。「 榮縣農民的口糧更低。「1959至1961年糧食減產，徵購的比重增大到40∼45%.農村留糧 大大減少。1960年農業人口人平糧食僅62公斤。」一個人一天祇有0.17公斤的原糧。 1961年，四川全省「農村人均口糧祇有129公斤。」 當時的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蕭菊人曾這樣回憶：「我親眼看見好多人是怎麼餓死 的。當時讓我帶醫療隊去農村醫腫病，讓病人開好伙食，所謂開好伙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兩 糧幾錢油。……有一天我看見稀飯抬出來，一個農民拿著碗去盛，就那麼幾步路都未走到， 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 196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財貿組組長蕭風被派赴四川調查。他的調查報告裡說：「口糧。 1959年計劃每人每天一斤。1961年後，規定貿易糧6兩、4兩（16兩秤，下同），有600萬人 口的特別嚴重地區，每天祇有2∼3兩。」三兩原糧，折合大米，祇有70克。誰也不能靠這點 米維繫生命。 當時四川城鄉人民已經嚴重缺糧，可是1960年9月1日省委一道命令，宣佈四川省糧票作 廢，剝奪了全省城鎮居民逐日省下的四千八百萬公斤口糧。半個月後，省委又強令城鎮居民 每人每月節約兩斤糧食，實際上又一次降低糧食標準。 據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一段回憶：「周總理知道四川很困難 後，提出來要調幾億斤糧食給四川解決困難，他（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一口咬定四川沒 問題。」李井泉在毛澤東、周恩來那裡掙足了面子，四川人民則為他付出了千萬條生命的代 價！ 十二，非正常死亡超過10%的縣份 《四川省志 大事紀述》裡有個統計表〈四川省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含機械變動 即遷移）〉，在1960年內全省173個縣裡有161各縣人口減員超過5%：65個縣超過5%，41個縣 超過6%，23個縣超過7%，17個縣超過8%，8個縣超過9%，7個縣超過10%.實際上，多數縣非正 常死亡超過10%.且取一些例子看看。 1.灌縣：所謂「」天府之國「，歷史上指的是溫江地區這一片豐饒的川西平原，包括都 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郫縣、崇慶、金堂、大邑、邛崍等十一個縣。該地區是四川的糧倉。 拜都江堰所賜，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 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 青水秀喲！」由於1959年和1960年國家分別徵購了44%和50%的糧食，造成12.3%的人口，四 萬二千多人餓死的慘劇。「圖1」 2.再看都江堰與成都之間的郫縣，即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視察的紅光合作社「後來 叫紅光人民公社合興分社」所在的郫縣。 由於1958年毛澤東曾視察過該縣紅光社，成了全省大躍進的先進典型。廬山會議後反右 傾，郫縣又打頭陣，第一個完成糧食徵購任務。但不久溫江地委即發現該縣的公社食堂相繼 斷糧、關門，決定給他們一些救濟糧。可是郫縣縣委拒不接受，農民祇有餓死。1957年該縣 人口28.15萬，1960年僅22.92萬。其中僅1960年一年內就死亡43，865人，占該縣人口的六 分之一。三年饑荒，20%人口非正常死亡。 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後，「」紅光社，開紅花，毛澤東到了我 們的家「是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們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 的學童餓死已不可考！ 3.廣漢縣，12.1%的人口，4.1萬人非正常死亡。 4.什邡縣：「」非正常死亡「四萬人，佔人口13%. 5.成都北邊，綿竹縣，3.6萬人非正 常死亡，10.0%. 6.從成都往南，新津縣，2.15萬人非正常死亡，11.5%. 7.簡陽縣： 17.0%.122萬人中20萬人非正常死亡！ 8.夾江縣，風景如畫的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輿岷江會合。會合處就是著名的樂山大 佛所在。就在這塊富庶的地方，每8個人餓死了一個！ 9.井研縣：13.2%，不到8個人就死了一個。《井研縣志》說「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 水平」，正是實話。 10. 大足縣，14.3%.峰值在1961年。 11. 從重慶沿嘉陵江上溯至嘉陵江、渠江、涪江會合處，是風景秀美而富饒的合川縣。 那裡8.5萬人非正常死亡，佔人口的8.2%. 12. 犍為縣，4.8萬人非正常死亡，為1958年人口 的13.2%. 13. 宜賓市及其所屬農村：12.4%.若非正常死亡的90%發生在該市所屬農村，則農 村的非正常死亡為21.2%.總共三萬八千人冤死。 14. 宜賓縣：十萬人餓死，佔人口12.9%. 15. 墊江縣，8.1萬人，非正常死亡率15%.非 正常死亡集中在1959、1960年，到1961年就恢復正常了。「圖2」 16. 宣漢縣，71萬人口，四年間死亡11.9萬人，其中近十萬人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 亡也集中在1959、1960年。「圖3」 17. 富順縣：餓死九萬餘人。非正常死亡率11.94%.1，399名兒童因父母雙亡而成為孤 兒。 18. 以「」巫山神女峰「聞名的巫山縣，非正常死亡率為15%. 19. 到1961年底，仁壽 縣人口比1958年末少了14.3萬，1959、1960年死亡人數厥如，但1961年還死了4.25萬人20. 宜賓地區的高縣，3萬人，10.4%非正常死亡。 已經20個縣了，四川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一些縣還沒有談到呢。 十三，「鬼城」 豐都 官修《當代四川大事輯要》載，當時四川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雅安、樂山、 涪陵、江津四專區最為嚴重。」1962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開會後到重慶， 告訴重慶市委的幹部：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 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就屬於涪陵地區，當時叫酆都。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豐 都。該縣57萬人口，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圖4」1960年3月，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被撤職， 5月，劉維梓、縣委書記李志亮、縣委農工部長余家發、公安局長楊坤山等被逮捕判刑。 1962年6月，當年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時曾說：「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 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 其實，豐都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最嚴重的。大邑縣的死亡率更高，34.7萬人，其中20.4%， 7.1萬人非正常死亡。「圖5」 內江專區的榮縣也遠比豐都嚴重。「1958至1961年……死亡18.95萬人。」非正常死亡 率為24.4%，幾乎四分之一。 十四，滎經慘案 再看滎經縣。據廖伯康回憶：「（1962年3月）四川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 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還描繪說有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人的人都 沒有了，祇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 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祇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若按縣志提供的人口數字計算，從1958年到1962年從12.4萬減少到7萬，減少了接近一 半。但按縣志提供非正常死亡數僅2.87萬，約23%.原因是有2.7萬人「失蹤」，縣志未作任 何解釋，甚至沒有解釋是否「遷出」。而當時遷移者少得可以忽略不計。若把「失蹤者」也 計入死亡數，滎經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45%，和1962年的滎經縣委書記閻桂芳說的「人口死 了一半」大致吻合了。縣志的編者顯然為某種目的壓低、杜撰了死亡數。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人口死了一半」這樣的慘劇呢？ 《滎經縣志》「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後，農業稅……改以（公）社為單位計征的比例 稅制。」1959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1959年公糧徵收高達457萬公斤，比上年度196.5萬 公斤增長132.57%.」僅此一項就佔去了當年糧食產量的36.6%.此外還有從1953年辦農業合作 社時開始實行的「」統購「。」1959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但統購入庫高達481萬公斤，比上 年度多徵收1.14倍「，」全縣人平（均）留糧祇有幾公斤。「「圖6」 看了這些數字，對滎經餓死近一半人就不會驚奇了。 1960年3月，四川省委派人調查滎經的非正常死亡。李井泉放過雅安地區第一書記何允 夫，下令將滎經縣委書記姚青逮捕，判刑8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一百七十名公 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是滎經人，李井泉對他說： 「我把你們縣委書記抓起來了。」其實，姚青1959年6月才上任，若要追究責任，首先應其 撤辦其前任李成棟。可是李井泉祇不過要找一個替罪羊罷了。 十五，男、女性死亡之異同 今以彭縣為例。1958年有50.3萬人，到1960年女性增加1.2萬，屬正常增長，而男性減 少1.9萬。這可能是因為農民祇是缺糧、並未斷糧，所以勞作重、不耐饑的男子先死。而 1961年四川糧食告罄，外省調去的糧食1962年初才運到。在那之前農村已斷了糧，所以男性 女性一樣餓死。所以1962年彭縣男子又減少1.6萬，彭縣女子也減少了1.4萬。全縣祇剩下 46.6萬人。全縣大約餓死五萬左右，約10%的人口，其中大多數是男子。 死亡率超過10%的南川縣情形類似。1959年人口為40萬，到1962年三年間男子共減少了 3.75萬，女子僅減少1.73萬。男女性人口之比由109.16：100降至98.43：100.現雙流縣政府 國土局職員左學富是華陽縣協和鄉人，當年14歲。據他回憶：「當時的主食就是野菜和谷 糠。……我記得到後來餓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腫病，死的好多都是年輕的男的，都 是壯勞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腫病，後來嫂嫂就死了。」 人死多了，社會良知似乎都被飢餓淹沒。當時高縣鄉間小鎮上有人公然用大鍋煮食死難 的小孩而受圍觀，但竟無人質疑煮食者是否殺人兇手，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機關。 1962年4月，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八機部（即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依照副總理 譚震林的指示派出了一個以顧大川為首的調查組赴四川調查。該組所寫的《農村調查》中， 有這樣一段文字：「當時全公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達一百多人。嚴重的隊死了人沒 人抬，有的四、五天還沒埋。同時也出現了吃死孩子的現象，如胡麼嫂要活命曾將自己的四、 五歲的小孩（死後）煮吃了……」 1961年，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曾到長壽縣渡舟公社，他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什麼叫家徒四壁，什麼叫野有餓殍，什麼叫易子而食！我這才是真正眼見為實。「 十六 ，「死人多的主要原因」 中共中央辦公廳蕭風1962年的調查報告裡說：「四川的同志們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 一是高指標，大改耕作制度，造成大減產；二是高估產，大壓口糧標準；三是執行政策 左……。 這個報告裡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當時主管全省農業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65-1967任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90年 代初反思，認為四川的饑荒格外慘重的原因有三條： 一，人民公社食堂「（1961年7月21日，省委才決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給制， 不辦公共食堂。」「這同全國多數省市區比較起來，四川晚了大約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食堂 解散的時間越晚，群眾遭受的困難和損失越大，腫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況也越嚴重，這是當 時四川工作中的一個重大失誤。」 二，農民的自留地「困難時期群眾把自留地稱為『救命糧』，四川在恢復自留地問題上 拖的時間太長，解決得很晚，沒有及時起到它的救命作用，導致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數增 加。」 三，反瞞產「（農民）即使有一點點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糧食，也被『反瞞產私分』強 行搜走。在當時因過頭調糧已經出現缺糧和餓死人的情況下，這三條失誤實際上起了火上澆 油的作用，從而加劇了四川群眾生活困難好非正常死亡人數多的嚴重局面。」 由於「反瞞產」，「」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 512斤猛降為278斤，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的留糧水 平。……外調糧食過多，城鄉人民口糧嚴重不足，導致營養嚴重缺乏，是四川浮腫病流行、 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廖志高也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十七，基本正常的氣候 四川省1957和1958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但是已經出 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 四川1959至1961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 百萬成百萬地死人。 緊鄰重慶，嘉陵江旁的江北縣，從1957年到1962年人口減少10.3萬，非正常死亡6.76萬。 但除去1958、1961年的「機械變動」即遷出的0.73、0.49萬人，另有1.2萬人「失蹤者」。 應該也計入死亡數。江北縣的非正常死亡數為八萬，佔大躍進前的人口的九分之一。（《重 慶黨史研究資料》說江北縣餓死了十萬餘人） 四川巴縣，據廖伯康說：「巴縣對上級的瞎指揮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來抵抗……減少了 損失。為了對付高徵購，上交的是早稻、晚稻，多留點飽水谷子的中稻，讓社員盡可能多吃 一點糧食。因此巴縣餓死人不多。」 所謂「不多」，是相對的。由於「國家徵購占糧食產量比重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 高到47%，農村年平人均留糧82公斤。」留給農民的口糧如此少，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巴 縣的非正常死亡為5.0%，比與巴縣隔長江相對的江北縣少許多。而巴縣「十年九旱」，1959 至1961年每年都有旱災。這也反證了自然災害是不足以造成非正常死亡的。 該縣嚴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就發生了。同在江北縣，石鞋公社（今石鞋鄉的十個村）餓 死的人就少很多，原因是「單幹活動特別嚴重」。省委書記親自領隊去搞四清「蹲點」。批 斗石鞋公社「」破壞集體生產，策劃單干，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人「的幹部。這也反證餓死 人的原因不是天災。 巴縣的南邊是南川縣。該縣人口減少了15%.僅1959和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已高達7.6%. 儘管1958、1961、1962的死亡數未予披露，我們還是可以說非正常死亡在10%以上。 非正常死亡高達五分之一的大邑縣，旱災發生在1960年底到1961年初，影響的應當是 1961年的夏收。而該縣的非正常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1959和1961年，與天災無關。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滎經縣是個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前後的10年間，該縣基本沒有 天災，可是死亡了幾乎一半的人口。 就全省而言1961年是災年，旱災。但是1966年的旱災更為嚴重，幾十年不遇。而1966年 並沒有餓死人。可見僅有天災不是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十八，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以大饑荒持續之久而論，四川是全國第一。「1961年後全國形勢已開始好轉，非正常死 亡已基本停止，而四川……人畜還在大量死亡。」1962年初，四川告急。周恩來把副總理李 先念、糧食部長陳國棟和副部長楊少橋找去研究如何從江蘇等省調糧去四川救人命。 那麼，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 先看看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的一段回憶：1962年6月共青團 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到北京出席會議。期間分別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 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了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楊尚昆對廖說： 「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 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四川省民政廳報告的數 字，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 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 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 不清楚。」 廖伯康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告訴也是四川人的楊尚昆：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 236萬，1957年人口是7，215.7萬，少了一千萬。實際上不止這個數字。因為從1957年到 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至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 他說：「」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再加二百五十萬。……我認為這個數字 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祇說死了一千萬。尚昆同志……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 會議室裡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舊式折迭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 就是你這個數字！「 但是，從官方文獻中是查不出「一千萬」這個數字來的。 從1967年，國家統計局革命造反總部刊行的《革命戰報》發表了四川省統計局的一篇文 章。文內說︰「李井泉及其同夥，假報統計數字由來已久，報多報少都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 需要來決定。……有的同志由於抵制，遭到了他們的殘酷迫害，有的甚至摧殘致死。」「幾 年來，全省國民經濟統計數字，我省都有兩本帳︰一本是經過篡改後，專門對付中央，上報 國家統計局的；另一本是反映實際情況的帳，留省自用。中央發現這些問題後，曾先後數次 通報，並幾次派人來四川檢查。但李井泉及其同夥，狂妄地自稱四川是小國務院，拒絕上級 的檢查。」 現在可以找到的文獻僅說，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減少了779萬 人。如果按官修《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計算，四川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那幾年內非正常死 亡數是800萬。 但是，《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對全國人口的統計數字是不正確的。（見另文），所以， 我相信廖伯康的「」1000萬「的說法。 十九，結束語 李井泉的老上級、50年代離開四川到北京任職之前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於1960年春到 四川，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為李井泉說好話：「」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 做得比較好的（省）。「就在空前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被提升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 記，掌管雲、貴、川三省，比9年前與劉伯承共同主政西南時的鄧小平的威權還大。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有人寫匿名信控告李井泉（當年沒 有查出作者，文革中紅衛兵查出作者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不少幹部就餓死人的 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還掉了眼淚。但四川的幹部對 他的檢討不滿意。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 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 的繼續開下去了」，保護李過了關。 當然，毛澤東不會追究四川的「非正常死亡」，因為一旦追究，就要追到他自己。李井 泉懂得法不治眾的道理，幾次在四川省委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為什麼別的省 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死了 一些人……以前為什麼不檢查呢？主要是為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 文革中，李井泉被毛澤東打倒，罪名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原因是他與鄧小平、賀龍、彭真、羅瑞卿等人過從甚密，與那一千萬非正常死亡是不相干的。 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13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 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蒙古侵略軍打垮後，許多 縣的「」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復存者「，全川600萬人祇剩下不到10%.另一次 是17世紀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明朝官軍、入侵清兵之間的爭奪又綿延幾十年，人口由 300多萬銳減至50萬。 1960年前後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麼多人。正如李銳先生所說：「」 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在餓死了七分之一的子民後，李井泉竟然還 官升一級，這更是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了。 （因篇幅有限，原文的註釋發表時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