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權力鬥爭與改革開放的啟動 （北京）楊光 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啟動改革開放 30年前，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開了為期5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會之 前，剛剛召開了一場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全會之後，又馬不停蹄地召開了一次政治 局會議。後來，人們將這三場連軸轉的會議統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十一屆三中全會逐漸變成了一個政治神話，被冠之以「改革開放的里程碑」、「中國當代歷 史的偉大轉折」。由此，1978年也就被追認為中國改革「元年」。照此算來，今年是改革開 放30週年，是該紀念一下了。或者，是該祭奠一下了。 但是，這個公認的改革紀年法其實大有問題。事實是，「改革」並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的議題，更不是全會的「主題」。在1978年底那三場前後銜接的高層會議上，中共大佬們既 沒有討論、也沒有制定、更沒有通過有關「改革」或「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 在那個年頭，「改革」、「開放」還是中共政治詞典裡的生僻詞：三中全會的公報中祇 有兩處提到「改革」（文革期間九大、十大的政治報告也都曾提到「改革」，所以，這兩處 「改革」談不上有多少特殊意義），沒有提到「開放」；在鄧小平那篇《解放思想，實事求 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這篇講話被視作三中全會的綱領性文獻）中也祇有4次 提到了「改革」，同樣沒有提到「開放」。鄧小平說了一句帶有鮮明鄧氏語言風格的「狠 話」：「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但儘管 如此，鄧小平這篇講話卻沒有「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因為鄧當時更關心的是除舊、而不 是布新，他最想做的事情還不是改革，而是與華國鋒爭奪對「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 （或「毛澤東思想精髓」）的闡釋權、對高層權力分配的主導權。所以，鄧講話對「改革」 祇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可謂言不及義、語焉不詳。大體上，這一時期鄧小平所說的「改 革」既沿襲了文革時期這一概念的用法（比如「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 築」），也與他1975年慣用的「整頓」、「調整」涵義相近。鄧所表達的祇是一個籠統的想 法：一種走出當前困境、終結文革災難的空泛願望。——總而言之，三中全會時期的鄧小平 和中共中央還遠未形成明確的改革思路和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在三中全會的重要文獻中，祇 有「改革」的祇言片語，我們沒有發現關於改革的任何理論或路線，更沒有發現有關改革的 任何方針政策。因此，我們不能認定三中全會曾經特別強調過、或者特別關注過「改革」， 當然，我們更沒有理由斷言這次全會是一場「改革開放的動員大會」。 與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天的政治局會議相比，5天會期的中央全會顯得平淡無奇（大 概唯一可以稱奇的是這次「不擴大的」全會居然違反黨章讓9個不是中央委員的「老幹部」 以委員資格參會）。除全會公報外，三中全會一共討論、通過了以下3個文件：《中共中央 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 《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3個文件均毫無改革氣息，文件 強調現行農村體制（即「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要「穩定不變」，甚至還 明確宣佈：「不要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對於那些相信三中全會改革神話的人來 說，這些措辭多少會有些令人意外。顯然，即使我們不去追究這幾份全會文件「阻撓改革」 之罪，那麼至少，應該實事求是的說，三中全會對農村改革的發動沒有絲毫實質性的貢獻， 它與當年年底從小崗村自發啟動的土地大包干改革扯不上太多的瓜葛。所謂「十一屆三中全 會為農村改革破題」這一廣泛流行的說法應屬無稽之談。實際上，農村改革是在農民、地方 官員「非法」實行了1年多以後才獲得中共中央的曖昧認可，到了1982年「一號文件」之後 才在全國迅速展開的。 「工作重心轉移」也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 那麼，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什麼成了中共的改革神話？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件，使之成為眾 所公認的「偉大歷史轉折」呢？對此，有一個說法是，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的轉 移」。但這個說法其實也不能成立。 「工作重心轉移」是由鄧小平提議、華國鋒確定為中央工作會議增設的一個議題（其他 議題有3項，討論兩個農業文件、一份兩年計劃和李先念的一個講話）。但這是一個當時已 經無人反對、無需討論因此也就無人真正關注的議題。在華國鋒掌權之後不久，「全黨工作 重心」未經宣佈早已悄然轉移，三中全會不過是馬後炮，談不上「重大突破」，更談不上 「偉大轉折」。「粉碎『四人幫』」之後，「華主席、黨中央」將「四個現代化」作為最突 出的國家戰略，華氏提出「大量引進」、「全面躍進」，包括「三分之一的大寨縣」、「十 個大慶」、「二十個寶鋼」、「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等一系列頗顯急躁的短期經濟目標 （中共黨史譏稱為「洋躍進」）。在中共十一大上，華國鋒正式宣佈「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已經勝利結束」。這位「英明領袖」雖仍然在口頭上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但實際上，此人並不是「階級鬥爭」的行家裡手，既缺乏對「階級鬥爭」的內心熱情，也明 顯缺乏在「階級鬥爭」中取勝對手的實力和本錢。所以，華國鋒理所當然更熱衷於在「四化 建設」上建功立業，而不是在「階級鬥爭」中顯拙露短。——當然，公開宣佈的「重心轉移」 比祇做不說的「重心轉移」要紮實可靠得多，但是，若尊重史實，我們就應該承認，「工作 重心轉移」並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 在那40多天的會議裡，真正引起了爭議和交鋒、實現了突破和轉折的，不是黨內已有高 度共識的「重心轉移」，而是「高級炮手」陳云「突然襲擊」提出的一串「歷史遺留問題」。 當時沒有任何實職實權的中共元老陳雲脫離正式議程在會上「放炮」，要求中央為「天安門 事件」平反，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彭德懷、陶鑄等人翻案，還要求清算毛澤東的「肅 反專家」康生。這些全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是威力十足的「重磅炸彈」，樁樁件件均與 毛澤東直接相關。解決這些問題當然符合國情民心，卻必然導致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具體否定， 也會間接危及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對於陳雲的突然發難，華國鋒難以招架、措手不及， 於是，會議爆場，「暢所欲言」，群情沸騰，一片嘩然。陳雲的發言在各分組會上得到熱烈 響應，胡耀邦、萬里、王震、蕭克等全力支持，聶榮臻、楊得志、陳丕顯等人進而提出了四 川「產業軍」、武漢「七二0」、上海「一月風暴」等更多的「歷史遺留問題」。與會代表 拒絕按華國鋒的要求回到既定議程，這樣一來，「中央工作會議」擺脫了「中央」的控制， 「向前看」變成了「向後看」。由於心中有氣的「老幹部」、憤憤不平的「文革受害者」在 會上佔居主流，以華國鋒為代表的「文革受益者」處於明顯劣勢，所以，超過150萬字的會 議發言幾乎一邊倒，華國鋒的理論觀點、幹部政策、宣傳政策、經濟政策甚至個人資歷、任 職能力均受到旁敲側擊的責難，華的主要政治盟友副主席汪東興、中宣部長張平化等人則因 阻撓冤假錯案平反和「真理標準討論」而受到了指名道姓的圍攻。 這裡，我們附帶說一下三中全會的「對立面」華國鋒，兩年前，他還是當仁不讓的政治 英雄。毛澤東認為華「忠厚、不蠢」，是個「總認為自己不行」的「老實人」。葉劍英則說， 「『英明領袖華主席』是我提的，他當之無愧。這個事情（指秘密抓捕」四人幫「）祇有華 國鋒能這麼幹。周總理在世幹不出來，小平也幹不出來，我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下子。」關 於華國鋒「拖延」鄧小平復出的問題，葉劍英說，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一出 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見熊向輝之女熊蕾的回憶）鄧小平對華國鋒的評 價是「缺乏能力，不能勝任」、「祇是一個過渡，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 凡是』」。而在於光遠、胡績偉等人的回憶中，華的形象則是待人寬厚、禮賢下士、出言穩 重、處事溫和。這些評價各有其道理。但全面來看：華國鋒並不「老實」，他祇是比絕大多 數中共高官要老實一些；他是一隻牙齒不夠鋒利的老虎，得勢時害人較少，失勢後得以善終 （這也說明他的對手不太忌憚這個「老實」、無害的「廢帝」）；華國鋒很有自知之明，他 知道自己權力雖大卻沒有根基，不得不依賴毛澤東的餘威，而毛的餘威既成全了他、又最終 拖垮了他；他之所以用政變手法「粉碎『四人幫』」，是為了獲得對「毛主席臨終囑咐」的 獨家發佈權（毛死後華國鋒最害怕的人物莫過於毛遠新、江青，最害怕的事情莫過於毛遠新 要到十屆三中全會上傳達他所不知情的「臨終指示」，所以，不抓「四人幫」他不敢開中央 全會），他之所以宣揚「兩個凡是」，是為了永保對「旗幟」和「刀子」的獨家使用權；華 國鋒缺少人脈、沒有遠見、不擅權謀，「缺乏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見 1980年12月「政治局通報」），所以他不夠自信、沒有底氣，權大威小、不敢霸道，他開會 往往壓不住場，表態往往吞吞吐吐、模稜兩可，遇事往往和稀泥，這注定了他比毛鄧更適宜 於「黨內民主」。事實上，1978年也是中共黨內有史以來最「民主」的一年。華國鋒最大的 錯誤是不明時勢變化、不識黨情民心，在「天下苦秦久矣」、全國人心思變的年月，他卻忘 乎所以、故步自封，當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已在黨內、社會上脫魔、祛魅，他仍不願 意更換他的權力護身符，還誤以為那是戰無不勝的「旗幟」和克敵制勝的「刀子」。 十一屆三中全會引爆高層權力鬥爭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的結果是：汪東興丟盔卸甲，華國鋒空前孤立，陳雲一鳴驚人，鄧 小平摘桃攬權。隨後，在三中全會和會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陳雲、胡耀邦、胡喬木、 王震等人權力上升，張平化去職，汪東興則被削去中辦主任、警衛局長、8341部隊政委、毛 著編辦主任、黨校第一副校長、中央專案組長等一干實職。一年多後，1980年初的五中全會 上，毛澤東的晚年寵臣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去職，胡耀邦、趙紫陽升任常委。兩 年以後，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華，在中共大佬中，祇有葉劍英、徐向前婉轉 挺華（葉曾主動替華承擔責任並試圖以自己辭職保華過關），其他人則都希望華國鋒出局。 1981年六中全會華國鋒正式下台，胡耀邦任中共主席，鄧小平任軍委主席。 顯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真正「轉折」，在於引爆了一場高層權力鬥爭、啟動了一場對 中國未來影響深遠的權力分配。後來，中共官方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又增加了 一個新的解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同志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另一個表述是： 鄧從此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但這種解釋既誇大了鄧小平的個人作用，也 沒有釐清三中全會與改革開放的關係，這似乎是說：1978年之所以是「改革元年」，就因為 它是「鄧小平元年」。 三中全會前後的權力鬥爭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無疑，鄧小平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獲益者，但鄧本人對三中全會貢獻甚微。當鄧小 平從東南亞訪問歸國時，中央工作會議最熱鬧的前5天已經過去，這時，會場內外的攻守形 勢已經翻轉，勝負已無懸念。為了跟上形勢，鄧小平匆忙否定了胡喬木為他起草好的講話稿， 改由胡耀邦、於光遠另行組稿。此事說明三中全會的政治進展超出了鄧的預期，不是鄧小平 主導了三中全會，而是三中全會主導了鄧小平。鄧小平的真正作用不是登高望遠、領袖群倫， 而是接收戰果、打掃戰場、收拾殘局。當年鄧在中共權力場上有其獨特優勢，他在文革中幾 度被「打倒」的經歷、他與「四五運動」的曖昧關聯，使得早已厭棄了毛氏極權體制的體制 外精英對他抱有一種複雜的期待，也使得吃盡了毛澤東文革苦頭的黨內精英對他懷有更多的 信任。簡言之，1978年的鄧小平剛好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處於最有利的位置之上。 而與鄧小平相比，主持平反和「真理標準討論」的胡耀邦，10年不發言、發言驚四座的陳雲， 他們對三中全會的局勢變化做出了更有實質意義的貢獻。而華國鋒的貢獻更是不可不提，他 的貢獻還是雙份的：一是「十月政變」兵不血刃顛覆了毛氏親信集團，為三中全會的到來清 障開道，二是78年以後順從時勢、相忍為黨，為減低中共權爭的殘酷性、破壞性再立新功。 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沒有啟動改革開放，但是，三中全會之後，中國的變化確實加速 了。幾乎與三中全會同時，中國發生了兩件對改革開放影響深遠的大事，一是安徽小崗村18 個農民按下血手印搞「大包干」（協議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對上面的人保密，「誰講誰不是 人」，如果隊幹部坐牢，其小孩由全隊社員共養），二是中美建交、鄧小平訪美。與三中全 會相比，這兩件大事對改革開放才真正具有指標意義。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是從兩個方向發動 起來的：小崗村事件在當時是對現行體制的反抗行動，它生動地說明，初期改革的發動不僅 不是中共、鄧小平的功勞，相反，它是由一批反中共體制的人在各自的領域自行發動起來的。 小崗村的農村改革如此，「民主牆」的媒體改革也是如此，二者所不同的祇是，前者後來被 政體吸納招安，後者則被當局打擊排斥。而中美建交則拉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幕，僅僅幾 個月後，蛇口工業區創立、廣東福建籌辦特區、全國人大通過《合資企業法》。與改革不同， 對外開放最初是由政府主導，後來才逐漸形成由點到面、由邊緣到中心、由官方到民間的大 開放格局。大體上，中國的改革與開放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徑，改革是從體制外、從民間啟 動，後來轉為政府接管，再後來轉為「權貴」操辦，而開放則是最初由中央推動、地方經辦， 後來轉由民間社會、民營企業、「三資企業」成為開放的主體。今天改革與開放的不同局面， 與這兩條不同的路徑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關係。 為什麼三中全會之後改革開放得以逐步啟動呢？這當然也不完全是巧合。這涉及到高層 權力鬥爭與社會、經濟局勢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事實上，正如沒有純粹的路線鬥爭一 樣，也沒有純粹的權力鬥爭。一方面，權力鬥爭之發生、權力分配之改變不是孤立的高層政 治現象，往往是因為社會的緊張、經濟的困頓削弱了當權派的勢力，增強了權力覬覦者的信 心，另一方面，權力鬥爭的勝負、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會改變體制外民間力量的生存條件和 活躍程度，對某些自發性社會行動起到或激化、或壓抑的作用。以此而論，我們也就不能說 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改革開放毫無關係——至少，它們仍然具有間接的聯繫：三中全會的權力 鬥爭給中國社會、體制外力量發出了一個變革將至的模糊信號。 通觀1979年以來中國改革與中共權力鬥爭之相互關係，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 第一，每次重大的權力鬥爭之後，往往會伴隨相應的改革變更——或有大的改革舉措出台、 或有大的改革事項擱淺、或有重要的改革方案修改。可以說，權力鬥爭的變數是改革變速或 轉向的先行指標之一；第二，每當重要的改革項目惹出麻煩、遭遇失敗，往往會引爆比較激 烈的高層權力鬥爭，這意味著，失敗的改革是權力洗牌的最好理由。如果改革的主動權不回 到體制外、公民社會手中，改革與權爭之間的這種關聯仍將不可避免。 再回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改革元年」的問題上，讓我們作一個總結。從1976年「四五 運動」、毛澤東駕崩，到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順便提一下，「真理標準」討論表面 上是針對一個幼稚「理論問題」的哲學秀，實際上它是一場中共高官重新站隊排序的政治秀） 和三中全會，中國發生了許多重要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擇其要者，有以下幾點：第一，毛的 自然死亡和毛氏親信集團的覆滅，使得毛的神性消散、毛澤東思想的「萬丈光芒」迅速收斂， 雖然程度有限，但對於中共局部調整毛式體制已經是足夠了；第二，一大批文革受害者重新 獲得權力，這使得毛式極權體制的權力結構發生了局部的解構和變異，雖然程度有限，但對 於中共上層展開一場權力鬥爭也基本足夠了；而更加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則是第三，由於五 類分子摘帽、冤假錯案平反、知識分子地位上升、理論界「思想解放」等事態的進展，中國 的社會結構（尤其是精英結構）迅速變遷，民間社會空前活躍，體制外的政治參與急劇擴大， 這就對中共政體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動力。在此情形之下，中共高層不得不順應時勢，以實 現對體制內新興勢力和體制外政經力量的部分吸納和局部同化。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的 權力鬥爭，吸納和同化得以完成。對中國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幸運——因為如果社會的整體 變化得不到中共的順應，那麼，它可能會以激烈的民間反抗或地方反叛的形式爆發，後果難 以預料；同時，這也可能是一種不幸——因為來自社會的巨大變革力量被一場高層權力鬥爭 所吸納、化解，這又導致即將到來的變革被權力所劫持，其深度與廣度都會受到嚴重的局限。 （2008-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