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面對經濟寒冬 （浙江）昝愛宗 身處中國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浙江地區，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經濟危機的份量。奧運之 前，一切欣欣向榮，樓市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人人趨利津津樂道。奧運一結束，經濟就遭 遇寒冬了。彷彿是在一夜之間，浙江江龍控股、中國飛躍、華聯三鑫等大企業出現問題，或 被債權人討債大軍包圍，或等待政府「救市」，或資不抵債祇能破產。經濟危機帶給全社會 的問題更為嚴重，浙江有上千萬外來勞工，而我老家安徽太和縣一個鄉在浙江務工人員不下 千人，四川某一個縣在浙江玉環縣就有5、6萬人，占該縣人口的十分之一還多，企業裁員50 名以上必須經政府「審批」，「廢品收購站」、「娛樂服務業」等以往興盛的第三產業大批 關閉，經濟危機直接影響了這些人的就業。經濟形勢不妙，停工無工人員大量增加，火車站 的人流每日劇增，已經比上春運時期的擁擠程度，這是一個可怕的景象，更為嚴重的是昔日 被經濟繁榮掩蓋著的社會矛盾這個「乾柴」，往往會借助經濟危機的「烈火」火上澆油，不 可收拾。 有人說，經濟危機來臨，今天祇是「初冬」，明年是「寒冬」，後年是「嚴冬」。出口 下降，「內需不足」，錢袋子還要捂緊……難日子還在後面。經濟危機涉及全民方方面面， 不像呼籲「民主自由和政治體制改革」祇是一部分人的責任，民眾可以不參與爭取民主自由 運動，但無法逃避經濟危機帶來的壓力：諸如就業壓力、社保壓力、教育壓力、醫療壓力、 住房壓力等等。奧運前，經濟還比較樂觀，人們對現實還比較能夠忍受，對未來還有期盼， 可現在經濟危機來了，錢包越來越空，收入越來越低，官員腐敗加劇，人們所期盼的「分享 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一一落空，經濟危機就直接轉化成社會危機，中共遭遇的壓力是空前 的，這將導致中共由此陷入「發展泥潭」，並帶來政治危機。 「八九六四」運動，之所以沒有全民參與，祇因為當時經濟基礎還比較穩定。當年中國 流行一部肥皂劇《渴望》熱播，直接的社會效果是「萬人空巷、犯罪率下降」。可近20年來， 中國祇是經濟建設大進步，社會建設大退步，每年發生群體性事件就高達8、9萬起，社會學 家於建嶸稱此類社會衝突事件為「洩憤」。「洩憤」事件直接導致犯罪率上升，社會秩序將 因此混亂，甚至引發大規模動盪。 經濟危機直接導致上億廣大農民務工人員失去生活來源，被迫轉入農村務農。而城市低 收入階層比農民更為悲慘，由農民轉為城市居民的新市民，土地被徵用，補償款花費一空， 有的還遭遇住房拆遷，就業壓力大，這些人將會成為「洩憤」的主要參與者。經濟危機到來， 政府控制能力和社會應對局勢一旦失控，被拋棄的農民和城市人員就會成為社會最危險的群 體。而且，廣大進城農民，進城時間長達10年以上，有的近20年，甚至從未從事過農業勞動， 也常年沒有農村生活經驗，一旦離開城市，回到農村，發現土地極少，如河南、安徽等外出 務工人員大省，人均土地不到一畝，生活沒有依靠，他們會對農村的社會安定構成極大的威 脅。一旦在農村無路可走，他們還會「殺進城市」，甚至嚴重破壞城市社會秩序。 這裡不能不提一下農民土地流轉，農民承包村裡的集體土地，原承包期限30年，中共十 七屆三中全會後，新政策是還可以延長30年。但問題是，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土地是不可 再生資源，人均土地偏少，土地產出祇能供養一家人的口糧，無法用於生活消費、教育文化、 醫療等開支，農民祇能選擇進城務工，而進城一旦沒有工作，經濟繁榮靠農民「擴大內需」 也會成為一句空話，所謂「流轉」也不過是30年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種確認，對於農 民來說遠不如進城找一份工作更能吸引人，更為實惠。 且不管農民有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但擁有長期使用權，按照溫家寶的話解釋就是「永 遠不變」的使用權，可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政府大量徵用農民土地，然後高價轉售，這個 「永遠不變」也是靠不住的。所謂「流轉」，更是不可靠的。 中共統治60年超級穩定，主要因為廣大農民是最大的承受天災人禍的「國家的海綿」。 60年之後，有3億農民進城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卻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若讓 這樣的海綿再為天災人禍墊底，就不像以前那樣容易了。他們不但要土地，還要工作，要維 權，要城市戶口或戶籍自由遷移，要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國民待遇。黑人都當總統了，中國農 民不能再當永遠的「二等公民」，每年8、9萬起群體性事件，幾乎都少不了農民參與。 根據中國國家有關部門公佈的資料，最近10年來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在迅速增加。全 國範圍的群體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後幾年幾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數超 過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4000宗，2006年達到90000宗，其中 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維權性事件約佔了全部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75%以上。2005年全國 農村共發生群體性事件30300多起。其中因土地引起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約19700起，佔全部農 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一些事件有個明顯特徵，就是無直接利益關係的群體參與事件， 如奧運會前發生的貴州甕安事件，工人和農民根本就不相信政府，認為政府在說假話、欺騙。 在民眾眼裡，政府缺少威信，毫無公信力，就是腐敗的代名詞，上海「楊佳案」便是另外一 個極端的案例，網上有人稱其為「楊俠客」，足見民眾對政府認同的流失程度。 中共經營60年的專制體制，表面上像是一個強大的政府，實際上支撐的是個相對空虛的 軀殼。這些對於全民來說，社會一旦失控，爆發點就會在政府和民眾的衝突之間產生，而經 濟危機將加快這樣的爆發。 嚴峻現實考驗著中共的執政能力，也考驗著中國民眾的承受能力。中國各級政府非民選， 沒有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確實無法有效應對複雜的經濟難題和社會難題。中共高調的所謂 救市和預案，沒有社會廣泛參與，缺少民意，缺失民眾監督，往往成為紙上談兵，不切實際。 現在，危機已經出現，留給中共的機會不多了，中國若不順應民意迅速而劇烈地變革，中共 將承受更大的代價。這一代價是從未有過的，也是致命的。未來3、5年時間，中國由經濟危 機引起的社會轉型不可避免，也可以說將能看到最後的中共到底成為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