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硬與軟 （北京）余傑 中共當局處理重大事件採取柔性方式 2008年以來，中共當局在處理幾起官民之間發生的幾起重大的對抗性事件的時候，都罕 見地採取了柔性的方式。事件發生之後，若干地方大員親臨現場，與百姓展開對話甚至公開 向百姓道歉，嚴厲斥責基層官員的貪腐無能，這些舉動都是前所未見的。其中尤其以貴州甕 安警民衝突、雲南孟連警民衝突、重慶出租車罷運、三亞出租車罷運4起事件為典型。中共 以牢牢抓住槍桿子和筆桿子而君臨天下，暴力治國和謊言治國向來是其壟斷權力的兩大秘訣。 所以，中共從來就不願向百姓「示弱」，為了維持其權威和面子，甚至不惜向市民和學生開 槍、釀成八九慘案。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願意放下身段、對許多群體性事件作柔性化處理 呢？而中共的這種「軟」究竟能夠軟到何種程度呢？它能否催生一個官民平等對話的渠道或 平台呢？它是否預示著某種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探討和梳理。 甕安事件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起百姓攻擊乃至焚燒黨政機關的事件。6月30日，甕安 民眾暴動初步平息的第二天早上，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即趕赴甕安察看現場，指導事件處置 工作，並到街頭走訪群眾。石宗源從公安局被燒得黑洞洞的門廳出來，甩開跟隨人員，抬腳 便走進公安局一旁一家盲人按摩小店，坐下和店主人呂小麗夫婦聊了起來。石宗源說：「我 理解你說話為什麼吞吞吐吐的，不逼你說了。……這是我們黨委和政府的工作沒有做好，甕 安不安，群眾沒有安全感，壞人越來越多。黨委政府有責任，我向你們表示歉意。我們一定 要吸取教訓，改進工作。……發生這件事，我對全體甕安縣人民感到愧疚。這是長期積累的 矛盾，沒得到及時處理。」呂小麗說：「其實我們4、50歲了，也沒什麼好怕的。就是擔心 娃娃。甕安一年有好幾個學生娃娃被殺，案子一直沒破，你說安全不嘛？」石宗源問：「你 叫什麼名字？」呂小麗回答說：「不說了。」石宗源說：「你不相信我？怕報復？」呂小麗 回答說：「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來保護我。你在，我們安全，你走 了，我們找哪個？」 此時，省公安廳長崔亞東插話說：「全省群眾安全感調查，這個地方群眾的安全感祇有 59%，全省排後。」石宗源詢問在場的5名群眾說：「你們5個人，覺得有安全感的人舉手？」 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旁邊一婦女插話：「甕安這裡殺了人，有錢就能買出來，政府要搞個 水落石出才對。」石宗源說：「殺人兇犯有錢就能買出來，你說了句老實話。公安局長在不 在？聽見了沒有？殺了的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麼敢信任你？我們的老百姓太好。但政 府不能打擊壞人，讓老百姓受苦了。甕安不安，正不壓邪啊。」 在下午和晚上接著召開的當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群眾座談會上，石宗源兩次起立鞠 躬，向甕安的父老鄉親道歉。他還厲聲痛斥當地領導幹部的瀆職行為。他說，一些領導幹部 與群眾沒什麼感情，辦群眾的事沒什麼勁，搞自己的事卻很賣力。石宗源又說，兩會期間， 有記者要他給在貴州的工作打一個分，他打了60分。要是知道會發生甕安事件，就祇會打50 分，不及格！他強調說，在甕安和貴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公安局不作為，黨委政 府不作為，庸官、懶官、拿錢不幹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他大聲問大家： 「這樣的庸官、懶官、拿錢不幹活的官，該不該下課啊？」代表委員激動地齊聲應答：「應 該！」石宗源說：「對！該下課地統統下課，決不姑息！」後來，若干地方官員被免職。 7月19日，雲南孟連縣膠農聚集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在衝突中，40個民警和10餘名膠農 受傷，警察對膠農開槍射擊，導致兩名膠農中彈死亡，此兩人恰好還是父子倆。素來善良溫 和的傣族群眾，不得不拿起刀斧棍棒，與警察對抗，用暴力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一悲劇事件 的背後，是膠農與橡膠企業及地方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當地的許多黨政官員在橡 膠公司佔有大筆股份，在處理膠農與公司爭端的時候，自然站在公司一邊。因為保護公司的 利益，其實就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樣，政府就失去了行政中立的立場，變成唯獨為企 業家「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則不惜損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於是，基層警察為了貫徹地方 官員的政策，便輕率地使用武器，槍殺兩名群眾。事件發生之後，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恆嚴 厲警告地方官員說：「說話沒人聽，幹事沒人跟，群眾拿刀砍，幹部當到這份上，不如跳河 算了！」這樣的話居然是一名省委副書記自己說出來的，乍一看還以為是「敵對勢力」的造 謠呢。 11月3日，由於「份錢過高、加汽難、黑車屢禁不止」等原因，重慶市主城區出租車司 機集體停運，通過信息的傳播，遂成為一公共事件。6日，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與當地出租汽車司機對話。薄熙來以當地政府最高官員的身份，跟出租車停運事件各 方主體進行對話，此舉為當地市民所讚賞。有學者評價說，「政府對這一危機的處置，為轉 型社會中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時候如何建立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機制樹立了一個典範。」、 「地方政府正視百姓的利益表達、審視自身工作缺陷的公共理念在提升」。 薄熙來在此次對話中首先承認政府應當承擔責任。他說，對這次停運，廣大出租車司機 是事出有因。從政府來說，首先要檢討自己的工作，要反躬自問，研究哪些方面做得不足， 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此後兩個小時的時間，他主要在傾聽司機代表的發言，並向司機代表作 出了一些承諾。這一舉措立刻引起當地市民的熱議，因為這對於市民們來說是一件新鮮事。 中國公民還從未受到此種公民待遇：第一，這是地方最高領導人首次與低層利益訴求群體面 對面的座談；第二，這次座談內容完全公開，新華社及重慶主要網站、廣播電台、電視台都 現場直播了這次座談的全過程。 重慶出租車司機的罷工尚未完全平息，海南三亞的出租車司機又繼之而起。三亞當局也 採取了與重慶相似的方法來緩解矛盾。11月11日，針對三亞出租車罷運事件，三亞市委、市 政府召集交通局、出租車企業代表和司機代表等開會協商解決方案。罷運的出租車司機和出 租車公司的代表共有12名參與座談，的哥代表重複了此前的訴求，希望政府解決問題。出租 車司機們說，之所以此前未派出代表，主要害怕打擊報復。出租車司機反映的問題仍集中在 「份錢」過高、黑車氾濫等問題上。 三亞市代市長王勇在座談中，主動向出租車司機道歉，表示政府理解司機們聚眾上訪的 原因。他指出，出租車企業必須從12日開始按市政府指導價執行，平均每月5700元，多收的 企業必須分文不少地退還給司機。王勇還指出，公司、司機、交通部門協商規範合同文本， 法制辦把關，合同中不能存在霸王條款，他還要求成立執法小組打擊黑車，保障正規出租車 的權益。 中共高級官僚群體的變化 以上四起事件，雖然政府的處理結果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與中共當局此前一直強硬頑 梗、苛政猛於虎的傳統做法比較起來，確實有了明顯的變化。此前一發生類似的事件，當局 的首要反應便是刁民犯事，別有用心的人渾水摸魚，政府的威信受到挑戰，所以一定要強力 鎮壓。中共的官員們從來就不習慣與老百姓對話和談判，他們何時將老百姓放在眼裡？誰能 想像到，封疆大吏們會向百姓鞠躬道歉呢？誰能想像到，中共的高官會公開譴責召集的部下 們「不如跳河算了」呢？在此背景下，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和忽視這一小部分中共官僚的「靈 活性」。 以薄熙來而言，他此前在大連執政期間，作風極其強勢與強悍，儼然是一地的土皇帝， 很多政策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根本不聽其他官員的意見，更不用說搜集民情與民意了。但 此次在重慶處理出租車罷運事件，他並沒有因為此事件影響自己在重慶的政績而惱羞成怒， 反而主動召集與司機代表的對話，並指令當地媒體全程報道。薄熙來此舉固然一定的作秀的 色彩，但這種作秀理應得到民間的鼓勵。而作為貴州省委書記的石宗源，以前在寧夏擔任一 把手和在新聞出版署擔任署長期間，施政分割也相當強硬，新聞出版署被其整治成為「不准 出版社署」，他發佈起查禁新聞和圖書的命令來，從來不曾含糊過。當他遭遇甕安事變的時 候，卻一改此前「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思路，作出了願意與民眾和解的姿態，並一定程度上 開放媒體報道，讓媒體大肆報道他是如何斥責當地官僚的，以此來緩解民間的怨氣。 在我看來，薄熙來和石宗源的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個人性格和人品上的進步，而是他 們看到中國社會迅速變遷之後，審時度勢，「與時俱進」。他們的變化，代表著作為一個統 治集體的中共高級官僚群體的變化。換言之，中共在今天的中國不能完全實現昔日「全能政 治」式的、全方位的控制，中共的統治力量正在急劇衰減之中。以最高統治者而論，鄧的權 威遠不如毛，江的權威遠不如鄧，胡的權威更是不如江，胡充其量祇是一個「維持會」的 「會長」，根本不能充當霸氣十足、俾倪天下的獨裁者的角色。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共，也不 再是驅動整個社會往前走的引導者，而落伍成為被社會拖著不得不往前走的平庸的統治集團。 中共不是不想用強硬的手段鎮壓民眾的抗議，但在經過精心的算計之後，發現鎮壓的成本相 當巨大，鎮壓不僅不能殺雞儆猴，而祇能得不償失。於是，出於功利主義的考量，他們放棄 了毛澤東時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施政方式，轉而採取一定限度的妥協，以此繼續維 持其統治的合法性。 那麼，中共的這些柔性的變化，是否會奏響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呢？迄今為止，尚不能 作如此樂觀的展望。因為這些變化並未獲得制度性的支持，也未能產生全國效仿的效應。而 在其他一些官民衝突事件中，更多的官員仍然呈現為「以不變應萬變」的、刻舟求劍式的愚 蠢與固執。如楊佳殺警案，本來是一件簡單的刑事案件，此案件並不涉及所謂的「國家機 密」，作公開、公正的審理完全可能。讓楊佳的母親站出來說話，讓那些對楊佳施加過暴力 的警察們受到法律的懲罰，如此而行，不僅能緩解民間輿論的批評，而且能夠遏制中國社會 日漸囂張的暴戾之氣。但奇怪的是，被許多人看好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振聲在此案中卻無所作 為，任憑上海警方胡作非為，最後大大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又如深圳海事局原黨組 書記林嘉祥猥褻女童案，深圳警方經過調查之後，居然作出「林嘉祥在此次事件中的所作所 為尚不構成猥褻兒童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結論，認為其行為屬於「醉酒後對未成年女童 做出雙手搭肩膀靠脖頸處的不當動作，使陳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覺，受到驚嚇，心靈受到 傷害，屬於在公共場所舉止失當、行為不檢」。林嘉祥雖然被免職，卻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調查過程中，關鍵的錄像資料不翼而飛。可見，當局為了保護一個道德敗壞的林嘉祥，而 不惜鼓勵更多的官僚躊躇滿志地走在成為下一個林嘉祥的道路上。這一結論讓公眾再度喪失 了對警察部門的信心，讓人們更加確信「官官相互」的現實。 中國情勢如同大革命前夕的法國 此兩起事件的處理方式，與以上四起事件的處理方式截然相反，表現出掌權者對民意的 漠視和對司法公正的不以為然。既違背法理，也不符合常識，當局若以為當事人及大部分民 眾都會心甘情願地接受此種結果，那簡直就是大大低估了民眾的智慧和尊嚴。上海和深圳兩 地自詡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城市，也是樓堂館所最富麗堂皇的城市，但在意識形態上卻最為 僵化保守。上海與深圳兩地官僚的蠻橫作風亦充分顯示，他們雖然在硬件上早已實現了「超 英趕美」，但在軟件上卻還停滯在遙遠的中世紀。此兩個案例表明，中共的統治階層如學者 溫克堅所分析的那樣，已然呈現為「腦死亡」的狀態，否則即便地方當局不作為，中央政府 為何不能及時捕捉民意、順應民意，下令地方當局盡早改正錯誤作法呢？當然，某些更為敏 感的官員、更早地感知到大廈將傾、大船將覆的官員，如薄熙來和石宗源等人，會在其權力 範疇之內，對業已凝固的統治方式作一些有限的調整，在民眾面前展示出相對柔軟和溫和的 姿態；但更多的是那些仍然沿著昔日的慣性生活、習慣了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如 上海警方和深圳警方的負責人，則根本不顧沸騰的民怨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的信息傳播方 式帶來的民間的言論自由，仍然以為他們可以一手遮天，結果日漸走上一條死胡同。以目前 中共的官僚系統而論，前者不過是少數，後者依然是多數。 如今中國的情勢，如同大革命前夕的法國一樣。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 命》中指出，革命不是在專制統治最殘暴的時刻爆發的，而是在專制統治試圖作出一定的調 適的時候發生的。以當時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而論，他遠比他的父輩仁慈和開明，「他自己 實際上服從公眾輿論，每日每時都受公眾輿論的啟髮帶動，不斷向它咨詢，對它敬畏恭維」。 但革命偏偏就在他正在啟動若干改革措施的時候爆發了。托克維爾認為，革命的發生並非總 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 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 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與之相似，今天的中國也處在中共建政以來少有的經濟快速發展 且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的時期。除了少數流亡海外的民運激進派和國內的民粹主義者將今 天的中國形容為「最黑暗、最殘暴」的時代之外，大部分中國人都承認，今天中共的暴虐和 專製程度比毛澤東時代輕得多，絕大多數民眾都從經濟改革中或多或少地受益。即便作為黨 魁的胡錦濤，也得作出種種親民狀來，比如上網去回答網民的問題等，而不能像老毛那樣久 居深宮，坦然接受民眾之頂禮膜拜。而在某些時刻，當局還是會講一點道理的，如重慶與三 亞的政府與罷工的出租車司機談判，並放開媒體報道、允諾組建工會等等。但是，這些極其 有限、沒有傷筋動骨的調整，並不能扭轉民間普遍蔓延的失望與怨憤。無論在五星級酒店還 是在路邊大排檔的飯桌上，各個階層的人們都在公開地、並不恐懼地談論「中共的壽命還有 幾年」的話題。這種「風向標」已然表明，中共離最後的崩潰僅有一步之遙了。 今天的中共，硬又硬不起來，軟又軟不下去。所謂「硬起來」，即出現毛式的政治強人， 掀起文革式的、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或如鄧一般肆意調動軍隊，對外發動對越戰爭，對 內製造天安門屠殺。今日以胡錦濤為代表的9個政治局常委，無人有此種魄力和膽量。而所 謂「軟下去」，即如同當年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一樣，在民主大潮面前，毅然還政於民， 放棄獨裁地位，開放新聞自由和大選，其自身則在經過比較徹底的改革之後，甘願成為多黨 競爭、議會民主體制之下的一個現代政黨。以今日之中共而論，既硬不起來，又軟不下去， 除了等死之外，還能有更大的作為嗎？ （2008年11月13日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