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傳播學的新年思考 （海南）畢研韜 一、中國極需政治傳播學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總量得到了極大提升，但老百姓承擔的成本壓力與其分享 到的改革成果卻不成比例。一方面，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生活成本逐日增加、生存環境急劇 惡化、官員貪腐蔑視蒼生、官商合謀巧取豪奪、社會矛盾日趨顯性化；另一方面，網絡、手 機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傳播更加快捷便利，利益多化化伴隨價值多元化，公民的權利意識和 參與意識空前高漲，民意已成為不容決策者忽視的社會力量，同時，「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已經全球化，國際因素對國內事務的因素日益深刻。按照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說 法，在「這種情況下，治理國家不容易。我看（中國）大陸也面對這樣的問題。」 在這樣的管治語境下，中國要維護執政者的「合法性基礎」（legitimacy），要實現構 建「和諧社會」與「和平發展」的願景，就必須及時調整管治理念與管治手段，大力提升其 象徵性施政能力、全力維護「象徵性秩序」，切實提高對社會資源的調控能力，尊重信息傳 播規律、提升對社會輿論的塑造能力。遺憾的是，目前的中國管治者混淆新聞與宣傳，試圖 以粗暴的信息管制來製造「社會共識」。 如今，西方的政治傳播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可以運用實驗、統計等實證手段加以研究的 精密學科，美英不少大學已開設政治傳播學博士專業，有的大學還設有政治傳播學研究中心。 而中國的很多政治智囊還陶醉在《史記》《資治通鑒》《三國演義》等經驗主義政治智慧中， 國內還沒有幾所大學開設政治傳播學課程。中國亟需把傳統的政治智慧置於政治傳播學的框 架內加以研究，中國的政治傳播亟需從粗放式向集約型轉變。 二、中國的政治傳播學研究嚴重滯後 中國的政治傳播學發展嚴重落後於實踐需要。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學者完成的含有「政 治傳播學」字樣的專著祇有3本，分別是邵培仁主編的《政治傳播學》（1991年）、周鴻鐸 的《政治傳播學概論》（2005年）和李元書的《政治體系中的信息溝通：政治傳播學的分析 視角》（2005年）。英國學者布賴恩。麥克奈爾所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西方被譽為「政治傳播學《聖經》」，可該書中譯本2005年8月才在國內出 版。2008年8月30日晚，筆者在「中國知網博士學位論文」中搜索，論文標題中含有「政治 傳播」字樣的論文祇有兩篇，分別是中共中央黨校宋黎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傳播機制研 究」（2007年）和華中師範大學李廣的「中國鄉村治理中的政治傳播與控制」（2007年）。 關於國內政治傳播學發展滯後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的制約因素如下： 1，引入國內較晚。傳播學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但直到20世紀八十年代才傳入中 國。 2，社會需求不足。中國的政客們習慣於研究傳統政治智慧，對新興的政治傳播學的強 大威力並不瞭解。 3，避諱談論權術。中國尊儒、重「道」的文化傳統使得權謀之術長期囿於密室，人們 雖潛心鑽研卻不公開探討。古語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4，學術環境限制。中國的政治傳播學者學術視野不夠開闊，無法充分領略政治傳播學 的魅力。加上，學者們缺乏對政治運作的近距離觀察，中國的政治傳播學研究大多是紙上談 兵。 三、推動中國政治傳播學發展的設想 筆者在拙著《用信息顛覆世界》中曾指出，「傳播學是一門實戰性極強的應用學科，是 一種攻防兼備的謀略藝術。」而政治傳播學更是一門需要道術兼修、知行並重的新興學科， 需要具備多學科的理論素養、深諳政治運作的奧妙。傳播學的重要理論成果大都誕生於轟轟 烈烈的社會實踐中。 要有效推動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就需要首先釐清傳播學的邊界。筆者注意到，國內學 術界對傳播學的理解過於寬泛。有人藉口傳播學的多學科性而有意或無意「泛化」傳播學， 從而把自己歸入傳播學這門時髦的新興學科中來。事實上，國內的個別的所謂傳播學者充其 量是遊蕩在傳播學的外圍學科。「泛化」傳播學模糊了傳播學與相近學科的界限，淡化了傳 播學的實戰特性。傳播學不是難民收容所。雖然筆者深信傳播學本身是一門應用學科，但鑒 於中國學術界的複雜性，筆者認為，我們至少需要清晰界定理論傳播學與應用傳播學的邊界。 要切實推動中國傳播學的發展，就必須支持獨立研究機構對中國高校、學科發展進行評 估、排名。筆者已經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裡學習、工作了23個春秋，對中國高校的諸多內幕一 清二楚。筆者認為，對高校排名（包括學科排名）是有效推動中國高校發展的有力手段。在 中國傳播學界，每年都有學者撰寫傳播學年度發展報告。不過，筆者希望每年都有更多不同 的學者分別獨立地撰寫相關報告，從而使對傳播學的發展描述更加多元、更加全面、更加真 實。要保障中國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的學術批評家。 要推動政治傳播學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大力提倡「問題研究」：敢於直面中國現實。善 於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優秀傳播學者必備的素養與技能。「物競天擇，適者 生存。」無助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傳播學者遲早會被淘汰。為此，筆者一向提倡「參與式研 究」：政治傳播學者應直接投身轟轟烈烈的社會實踐，而不應該遠離社會、閉門造車。至少， 政治傳播學者應該倚重「田野調查」。實踐出真知。祇有在現實環境中，我們才能發現阻礙 或推動社會前進的重大課題，才能實現自己推動社會進程的人生目標。 要推動政治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還必須克服「單打獨鬥」的學術陋習。對全球媒介研 究、大眾傳播具有深遠影響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簡稱GUMG）是英國格拉斯 哥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個研究團隊，他們常常以團隊的名義出版學術成果。美國是傳播學的誕 生地，但是美國人提出的諸多傳播學基本原理，都是研究團隊在美國政府、軍隊、財團的支 持下發現的。 要推動政治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就必須有計劃地譯介西方的最新學術成果。惟有如此， 才能進一步開闊中國學者的學術視野，才能幫助國人看清我們與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而根 據筆者在2008年8月初的檢索表明，中國祇在2005年翻譯出版了英國布賴恩。麥克奈爾的 《政治傳播學引論》和美國W.蘭斯。班尼特的《新聞政治的幻象——政治傳播學經典之作》 （第5版）。 為切實推動中國政治傳播學的發展，筆者希望能早日構建一個學術平台，為各地同仁交 流、合作創造條件。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推動學術氛圍的持續改善，逐步完善推廣、 競爭、批評機制。筆者願為此殫精竭慮，矢志不渝！ 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畢生研究文韜武略（畢研韜）」，這既是祖輩對我的殷切期望，也是我個人的奮鬥目 標。政治傳播學正是實現我人生理想的手段與平台：用平生所學扶弱濟貧、匡扶正義。事實 上，政治傳播學是一種道術合一、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它將政客們操縱輿論、愚民治眾的 種種伎倆大白於天下，從而為民眾參政議政、實施監督提供了時空便利。這也是最終實現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必由之路。 為此，本人正在籌建中國首家公益性政治傳播學研究基地——岱宗參修室。這將是全球 同仁交流合作、扶掖後學、傳承薪火的絕佳平台。本人將虛心向全球各界前輩同儕學習，努 力提升個人專業與學品修養；充分利用各種組織資源，全力倡導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實踐 模式；主動利用高校講台和媒體便利，大力普及政治傳播學知識，培養品學兼優的後學；創 造性地運用專業特長，開發培植新的作業平台，有效推進中國民主化建設。 （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