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性 耶 人 「六四」的血腥屠殺，使中共人心喪盡。照理說，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態度，應該 更堅決、更激烈才是。但讓許多人大惑不解的是，八九年以後的知識分子，在政治 上的反抗卻有溫和化的趨勢。這種溫和化，當然與政治高壓有關。迫於壓力而保持 沉默，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本文多要討論的，是為什麼許多知識分子即使在沒 有什麼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也會由激進轉向溫和。 要理解當今的這種溫和化，首先要理解往日的激進。中國知識分子具有激進的政 治抗議傳統，這在明清以來表現得尤為突出。從明末的東林黨，清末的公車上書， 到民初的五四運動，乃至五年前的八九民運，都是這一傳統的體現。而這一傳統的 形成和壯大，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在於，總有一批具有強烈的精英感、使命感甚至 救世感的知識分子，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而這些人恰恰認為，只有他們才 能承擔起匡正家國天下的使命，只有他們參與政治決策過程，才能使國家、社會免 於危機和崩潰。甚至，一個政權是否為他們提供參與決策的機會，在某些特定的情 況下，已成為這個政權是否還具有合法性的一個標準。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追溯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事業格式」。誠如許多學者所 指出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三位一體，高度統一 。知識分子在這個權力體系中，佔有中心的地位，他們的「事業格式」，有著完整 的制度化的基礎。具體地說，地主運用他們的財力供養其子弟讀書，讓他們通過科 舉考試進入官僚階層。官僚階級運用手中的權力，合法地或不合法地積累財富，並 把這些財富重新投資於土地，成為地主。這樣，士大夫在政治、經濟、文化這三大 領域，成為了社會實際上的統治者。而他們所信奉的儒家的意識形態，也支持著他 們的這種地位，強調他們對家國天下的承擔。因此，作為士大夫(即知識分子)，他 們的信仰使他們堅信他們承擔著整個社會的命運，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到梁漱溟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都反映了這種根深蒂固的 信仰。而科舉制度，又為他們實現這種匡正天下的抱負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這樣一套對知識分子參政的制度安排，以及支持它的儒家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 知識分子的參政過程，變成了一種「零和遊戲」。因為官僚機構不可能無限膨脹， 職位有限，而隨著人口的膨脹、經濟的增長，應試的舉子越來越多，僧多粥少，你 中舉，常常就意味著我落弟。而這些舉子所信奉的意識形態，都是「至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即必須參與政治決策過程。而且，在他們看來，一個好的社會，應 該是「野無遺賢」。「野有遺賢」則說明這個社會有問題。所以，一旦他們被排除 在仕途之外，這件事本身就可以成為他們進行政治抗議的道德和利益基礎。甚至， 有時懷才不遇的讀書人太多，還被當成是王朝「氣數已盡」的徵兆。一般的情況是 ，在一個王朝的初年，由於經過了多年的戰爭，前一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團已被掃蕩 乾淨，官僚機構中出現了相當大的空缺，整個國家又百廢待舉，知識分子很容易被 官僚機器所吸收，作到「野無遺賢」似乎並不困難。此時的知識分子，歌頌「聖君 賢相」的多，參加政治抗議的少。但到了王朝末年，官僚機構膨脹，土地兼併和腐 敗加劇，國家稅收下降，維持現有的官僚機構都已力不從心，更不要說吸收那些野 心勃勃的舉子了。於是，總會有一大批懷才不遇的讀書人在那裡觀天象，算時運， 投「明主」。最終成為王朝的顛覆力量，而一旦得手，便會在下一個王朝中身居要 津。這時他們追求的，未必是什麼意識形態上的目標，而是把在位者攆走，自己「 取而代之」。 本世紀初，科舉制度瓦解了，知識分子不僅失去了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失去了 獲得這種利益的傳統途徑。在位者可以被攆走，自己卻也不能取而代之。沒有一種 制度化的渠道，能夠吸收他們的野心和才智。於是，為了重申自己的權力，他們成 為最激進的革命性力量。共產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借助了這種力量。但是 ，四九年以後，共產黨為了吸收知識分子的能力，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大學招生考試 制度，重新確定知識分子的「事業格式」。年輕人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獲得「 幹部」身份，一生可以在社會上享受幹部的特殊待遇。畢業後，經過國家統一分配 ，進入各層官僚機構。這套制度，和科舉一樣，同樣是要把知識分子整合到官僚系 統之內，因而不管是工程師、教授還是研究人員，都有幹部等級或比照幹部等級的 等級。通過讀書考試進入官僚系統，仍是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所以高考也 會帶來科舉制所帶來的同樣問題。比如，文革期間，由於各種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視 ，大批知識分子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並逐漸形成了他們的不同政見。這是 七十年代末以「民主牆」為代表的政治抗議運動的最重要的根源。但是當時，高考 制度剛剛恢復，因為文革的破壞和高等教育十年的中斷，官僚機構中出現了大量的 空缺。知識分子可以通過高考，迅速進入官僚階層。事實上，七七、七八級的大學 生，畢業分配明顯比後來的人好，畢業後陞遷也快。面對這種前景，大多數更感興 趣的是通過現有體制在社會中佔得一個較好的位置，而不是在政治抗議中冒險。這 是七十年代末的民主運動沒有形成更大規模的重要原因。但是，日後的大學生越來 越多，官僚階層處於飽和狀態，吸引大學生的能力越來越弱。而隨著政治腐敗的加 劇，「太子黨」等特權階層紛紛佔據權力要津，開始分贓。大學生憑自己的能力進 行公平競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少。於是他們感到了絕望，走向了反叛。這也是八九民 運規模如此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當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和精英感的知識分子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過 程之外，並且找不到其他渠道去實現自己的雄心，發揮自己的才智之時，激進的政 治抗議運動便成了一個自然的結果。八九年以後中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雖然這些 知識分子還是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甚至政治高壓愈演愈烈，但社會變得更 加開放了。在政治上，人們沒有自由，但在社會生活層面人們擁有越來越多的自由 。戶口、單位對人的約束力越來越弱，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為人們提供的機會越來 越多。「下海」成為知識分子中一個頗為流行的風潮。當人們都紛紛忙著去賺錢之 時，「八九民運」那種廣泛的政治參與就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我身邊的親友中，就 頗有一些人，八九年時，還「泡」在機關、學校、研究所，每天牢騷滿腹，學生一 上街，他們便整天泡在廣場。如今，一個個進了外企，或自己做買賣，每天忙得「 六親不認」，實在很難想像他們能拿出時間來參與政治。這種商業化的傾向，沖淡 了他們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那種認同感，變得更加商業化、平民化。與激進的政 治抗議運動距離越來越遠。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的溫和化」。 這種「溫和化」的趨勢，使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海外民運人士，感到了一種孤 立。他們擔心，人們對中共的暴行和受害者的不幸，將變得更加麻木和冷漠，滿足 於眼前的物慾，而放棄了對自由的追求。這種擔心，在任何時候都是有道理的。因 為人性的弱點是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自由的朋友在任何時候都是很少的。不過， 我對這種「溫和化」的傾向本身，並不特別憂慮，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變化。 因為這種「溫和化」，與其說是意味著知識分子信仰的改變，不如說意味著知識分 子「事業格式」的改變。即當他們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時，除了激進的政治 抗議運動，他們還能找到其他的渠道去實現自己的利益。 其實，那種讓許多知識分子引以為豪的激進的政治抗議傳統，本身就是專制主義 政治文化的產物。這一傳統的一個最基本的預設，就是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中精英 的精英，他們並不僅僅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道義的化身，上可為帝王之師，下可 教化百姓。這種不容置疑的道德優越感和救世主義的使命感，使他們汲汲於與最高 權力的對話和抗爭，不屑於以一個平凡的身份參與基層的社會生活。明末的東林黨 ，實際上是一批儒家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嚴格地把自己的圈子限制在士大夫 中的精英之內，認為唯有他們才能承擔起匡救國家與社會的使命。而五四以來知識 分子「改造國民性」的那一番自命不凡的雄心，把中國的問題歸之於老百姓不具有 這些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應該有的思想。魯迅甚至念醫學院時就覺得，一個人的靈魂 若不經過他所認為的必須的改造，救治其身體的疾病也沒有什麼意義。這種高傲的 、甚至殘忍的救世主式的「啟蒙」精神，實際上為共產黨後來的「思想改造」提供 了理論上和道德上的依據。在八九民運期間，學生們一方面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 長跪不起，一方面把普通市民隔離在自己的遊行隊伍之外，甚至把污損毛澤東肖像 的兩位老百姓抓去見警察。結果為了維持自身的純潔性和進行政治抗議的特權，導 致了這兩位百姓被判重刑。從這個角度看，「八九民運」，與其說是一場民主運動 ，不如說是一場知識分子的激進的政治抗議運動。學生們一方面要表達自己的聲音 ，要求參與政治決策，一方面又參與中共的政治暴行。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一側的 一個知識界的臨時聯絡站，筆者親耳聽到一位不大不小的「精英」在討論如何控制 局面時稱普通市民為「暴民」。而在「六四」血腥屠殺的前後，都有不少知識分子 認為流血可以更好地暴露中共的真面目，進一步喚醒民眾，進而對最後殘暴的戲劇 性場面有一種下意識的期待。這種把個人犧牲當做推進歷史進步的工具的嗜血的革 命性格，至今也未必從中國知識分子身上脫乾淨。而更讓人驚訝的是，直到如今， 仍有不少知識分子把中國八九年的悲劇說成是導致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東歐革命的重 要因素，這種基於「替天行道」的救世心態的虛妄的幻覺，只能助長一種傲慢的無 知。誠如鄒讜教授在分析這場運動時所尖銳指出的：「如果這些年輕人或中年人不 再被周圍環境推奉為中國與世界虛幻的救世主，他們或許仍能從他們往日頑固的愚 蠢行徑中學到許多教訓。」 「八九民運」的失敗，實際上是激進的政治抗議模式的又一次破產。它使許多人 開始重新反省這種模式的有效性，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本身的闕失。八九年以後 ，在國內知識分子以及八九以後出國的知識分子中，關於「民間社會」的討論以及 對五四啟蒙主義傳統的批評，越來越引人注目。這些多少反映了知識分子在思想上 的「溫和化」的傾向，即對政治激進主義的批判。人們思考的重點，慢慢從政治理 想轉向政治現實。 關於知識分子「下海」的問題，也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讀書》雜誌就曾 就商品經濟對知識界的衝擊進行了較為集中的討論。有不少人認為，知識分子「下 海」，商業化，是對知識分子傳統的使命的一種背叛。然而認真分析一下，事情並 不如此簡單，「下海」，首先意味著的，不是知識分子作出一個「棄文從商」的思 想上的轉變，而是有「海」可「下」。只有社會更加開放和自由，「下海」才會成 為可能。第二，許多知識分子「下海」，在開始時至少未必情願，而是「逼上梁山 」。主要原因是，從原來所在單位中得到的收入的實際價值越來越少，而社會中的 私營企業和外資所提供資源日漸豐厚，因而不少人從大學、研究所跳進了商界。這 一事實本身說明，國家對社會的支配力在減弱，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力也在減弱。實 際上，不「下海」的知識分子和未「下海」以前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以「皇糧」 為生，還是身處於傳統的「事業格式」之中。很多人以為，吃著「皇糧」「指點江 山」是理所當然。既然自己是「精英」，就該被人供養。「六四」以後，一位流亡 海外的知名知識分子接受美國一著名雜誌的採訪，聲稱他不相信中共。因為中共過 去總對他們許諾，歡迎他們回去，為他們提供優厚的條件等等。結果，他回到了中 國社會科學院，發現不僅工資少，住房也只有一間，於是大失所望，又回到了美國 。等等。讀到這段採訪，我大為驚異。此人留美不過是在東亞系拿了一個碩士，英 文是否過關也大可懷疑。而且三十多歲的單身漢，在社科院分到一套獨門獨戶的一 室住房，已算相當幸運。何出此言？說到底，他還是一副傳統士大夫的精英心態。 他心裡要求的不是國家進一步放棄對社會的控制，而是在控制社會之後，對自己要 特別禮遇，不要讓自己成為在「野」之「遺賢」。其實，「下海」這件事本身就說 明，國家再也無力將知識分子整合到其官僚體系之中了，而社會則越來越有吸收知 識分子的能量。這樣的發展，將可能導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如 今甚至那些未「下海」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活動也越來越多地得到民間的支持。比 如一些政治份子紛紛在製作一系列表達其文化和社會關懷的電視系列片，就得到了 私營企業的有力支持。一些在「六四」後受到壓制的作者，居然能在文學市場大為 蕭條的情況下，在民間企業的支持下出版自己的全集。甚至一位知名學者預言：中 國在二零零零年以前，將學在民間。 上述種種，至少說明了一個事實：國家開始從社會的許多領域退出。雖然這可能 是一種不自覺的、非理性的、甚至不情願的退出，但這畢竟給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留 下了較大的空間。這使得知識分子得以利用這一空間，擺脫「先知」的光圈，以一 個平等的身份參與社會生活，發展自己的事業，而不急於與中共進行政治對抗。這 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頗有意義的轉變。無論是王朝統治還是中共的傳統統治， 國家都試圖將知識分子整合到官僚體系之中，知識分子固定的「事業格式」和他們 的意識形態，都使他們不能夠或不願意被官僚體系之外的社會渠道所吸收。如今， 知識分子已開始從「為民請命」的角色轉化為建設民間社會的一個平等的參與者。 以我個人之見，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應將現實中已出現的機會利用得更充分 一些，盡可能地以法治的形式確立社會生活層面的自由，為今後追求政治自由提供 更為堅實的基礎。 其實，僅以政治抗議的激烈程度來衡量中國民主運動的狀況是很成問題的。比如 ，私營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的自由化，一般來說是實現自由、民主的重要條件。 但是，在某些時候，它們卻可以使政治抗議溫和化。八九年，北京上百萬人上街示 威，新聞界亦普遍反叛，政治抗議達到了空前的強度，但仔細分析起來，其中的基 礎甚為薄弱，水分甚大。當時的學生，上學不用付學費，市民大都也拿著鐵飯碗， 對個人生計不必太操心，甚至對自己的行為也不必負太大責任。「法不治眾」，已 成為參與者們事先心領神會的原則。況且，當時上層鬥爭的格局不清，致使中層的 幹部不敢公開表態，約束部下。於是，大家轟轟烈烈地上了街，回來工資照發，獎 金照拿。最後倒霉的，只是極少數人。 但如果人們在私有企業，或自己做生意，那麼對飯碗的考慮就會很重，未必會輕 易上街，學生向學校一年繳上幾千元學費，也未必會再幾個月泡在廣場。特別是新 聞界，如果真是私營的報紙，老闆甚至可能考慮避免過激行為，免得日後政府的報 復等等。拿共產黨的工資的人，可以在中共高層鬥爭不分勝負、沒有明確的指令之 時，一夜之間集體造反。但一旦高層格局分明，這些人立即重歸中共的控制之下。 而那些搞私營經濟，守著自家飯碗的人，沒幾個敢象萬潤南那樣下賭。當然，這些 只是假設，人的政治行為，一般是難以預測的。我這裡只想提醒海外人士：不要僅 僅把政治抗議運動當成中國民主運動的晴雨表，未來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力量，還可 能從其他的社會脈絡中湧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