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九) 胡 平 176、在八·一八大會上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北京及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群眾和紅衛兵 。 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從六月起，我們從報紙上開始瞭解到中央 文革小組的存在。當時，我們對這個機構的功能並無明確的印象。我們只是顧名思 義地推想它將在文化革命運動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至於說這個憑空冒出來 的機構同中央的其它機構——如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等——究竟是怎樣一種關 系，我們則壓根沒去思考過。到目前為止，知道陳伯達是何許人者，即使在高中學 生中也寥寥無幾。我算是少數略知一二者。我知道陳伯達是黨內著名理論家。我翻 閱過他那本《中國四大家族》，記得還是繁體豎排本，估計從五十年代後期就不曾 再版，市面上很少見得到。共產黨國家既然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照理說掌握意 識形態工作的人物應該享有顯赫的權勢；但直到文革前夕，這批人物卻多半處於並 不引人注目的位置。站在前台發號施令者還是那些掌握世俗權力(行政權力、軍事權 力、黨的組織權力)的官員。文革的爆發，把幾位「秀才」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這對於以往的「十七年」(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固然是一重大轉變；不過細細想來 ，那倒也是極權統治登峰造極順理成章的結果。 在這次大會上，林彪和周恩來先後發表了講話。此時的林彪，已經躍居為中共第 二號人物。在剛剛閉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被當選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人 們對林彪自然是熟悉的。我們從小學和中學的歷史課本上早就聽說過林彪指揮平型 關大戰的業績，男同學中一向不乏對軍事問題感興趣的人，提起共和國的十大元帥 來個個如數家珍(有趣的是，對於國務院的那幾個副總理我們卻沒人記得清楚)；「 困難年間」街頭店舖還出售過佩戴領花肩章的十大元帥照片。在朱老總日見淡出、 彭德懷廬山罷黜之後，林彪的位置早已列於軍人之首。近年來林彪在政壇上又相當 活躍，解放軍在整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因此，對於林彪地位的 上升，一般人並不感到意外。 八·一八大會，劉少奇靠邊站。在第二天《人民日報》的有關報道中，劉少奇的 名字被排在第七位。自從五九年出任國家主席以來，劉少奇的名字一直排在第二位 ；每年十一國慶，報上都要將毛、劉兩主席的照片並列刊出。這一變化無疑是意味 深長的。然而在當時它卻並沒有引起我們的任何猜測或聯想。直到三、四個月之後 ，一篇大概是署名「首都清華井崗山」的大字報提出了一連串的「為什麼」，其中 一個是問「為什麼在八·一八大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名字從原先的第二位降到第 七位」，一般人似乎才有所領悟。 177、毛澤東獨領風騷 八·一八這一天，毛澤東一反往日著中山服的習慣，身穿草綠色的軍裝登上了天 安門。這是在告訴人們、尤其是告訴潛在的反對者們，那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巨手 ，同時正緊握著全國的武裝力量。陳伯達在開幕詞中，首次給毛澤東一口氣加上了 「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三個頭銜；林彪則又添加上「偉大統帥」。看 來，「文革」的發動者們是把文革當做一場戰爭來進行的。無怪乎在這場號稱文化 革命的運動中會始終充滿著武化的術語，從「戰略部署」「炮打司令部」到「紅衛 兵」、「戰鬥兵團」。假如說這場戰爭可以用文鬥而非武鬥的方式完成，那僅僅是 因為它的敵人根本不具有任何藉以反抗的物質手段而已。 在八·一八大會上，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對群眾發表講話。自文革開始以來，毛澤 東多次與群眾會面，包括七月十六日暢遊長江、八月十日親臨中央接待站、以及從 八·一八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後八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文革大軍。在這些場合中， 毛澤東都沒有發表成篇成段的演說。他只是默默地領受群眾的歡呼崇拜，至多喊兩 聲「人民萬歲」以示回敬和講了一句「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和希特勒以及列寧不同，毛澤東並不善於面對廣大群眾進 行煽動性的雄辯演講，把聽眾帶入如癡如狂的沉醉狀態。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更類 似於傳統的教主或帝王。毛澤東當然極富講話的才能，不過他的講話才能屬於另一 種性質。 在八·一八大會上，毛澤東是萬眾矚目的中心。不錯，在以往的五一十一大典上 毛澤東也同樣是中心；但是在過去總還有其它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同分享那份榮 耀。在過去，毛澤東是「第一」，不過至少從表面上看，那還只是「之一」中的「 第一」；如今他成了「唯一」，其餘的領導人則從「共同」變成了「陪同」。此前 幾個月的密集宣傳，已經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毛 澤東親自接見紅衛兵的盛大集會，更借助於其雄偉壯觀的戲劇性場面而把這種崇拜 深刻地印入每一個人的心靈。 178、關於個人崇拜 講到個人崇拜，有必要多說幾句。 一提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四個偉大」，聯想到小紅書、 「天天讀」，聯想到「三忠於、四無限」。按照官方的定義，個人崇拜是指將領袖 個人神化，一個人說了算，違反共產黨集體領導的原則。其實這些都無關緊要甚至 不相干。問題的要害在下面兩句話：「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誰反對 毛澤東思想，我們都要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在歷史上，有些傑出的個人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一般人又總喜歡給自己敬 佩的人物獻上最美好的頌詞。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也不足為害。譬如，許多英 國人認為丘吉爾是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軍事家兼偉大的著作家。美國開國不過兩 百多年，但被美國人、包括美國的歷史學家稱為偉大領袖或偉大統帥者就不下七、 八個之多。教皇保羅二世新近出了一本書，第一版印行便有上千萬冊，全世界該有 多少嚴肅的天主教徒滿懷虔敬之心在那裡認真研讀。在中國，從來不曾有過以毛澤 東或鄧小平命名的街道城鎮；而在美國，以華盛頓、林肯命名的街道城鎮少說也成 百上千。毛澤東本來講得不錯：「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們美 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然而，讓 人崇拜是一回事，不讓人不崇拜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關於毛澤東獨斷專行，一個人說了算，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這種指控本身就經不 起推敲。第一，有些部門、有些工作，本來就該實行個人負責制。例如美國最高行 政部門，當然是總統個人說了算。第二，毛澤東所作出的各項決定，包括打倒彭德 懷的決定和發動文化革命的決定，無一不是經過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贊成通過。 與其說是毛澤東違反了集體領導的原則，不如說是那個集體的成員自己放棄了原則 (李銳在回憶廬山會議時寫道，當時他產生了「一種很悲觀的情緒：『這是中央委員 會，竟沒有一個人敢講一句公道話。』」)。第三，認真說來，天下沒有一個統治者 可以真正的獨斷專行，因為他必須依靠親信、助手和同志的主動支持，他必須不斷 地向他的同事們作出讓步，給予好處、加以利用和進行安撫，以換取他們的合作。 就連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他的同事們一手製造出來的。沒有眾人抬轎，坐轎便只 是幻想而不會成為現實。第四，強調領袖個人與領袖集體的區分、強調領袖不只是 一個人而是一個集體，這話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意義。對領袖個人的崇拜應該拋棄， 對領袖集體的崇拜莫非就該保留麼？且不說在很多情況下，領袖個人代表了領導機 構、代表了那個黨那個派，因此無法將二者劃開；即便二者能夠劃開又怎麼樣呢？ 毛澤東可以反，黨中央就不能反嗎？共產黨就不能反嗎？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因為發表批評鄧小平實行新獨裁的大字報而被中共當局 逮捕並判處十五年監禁。當時，對毛澤東(以及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已經結束，對 鄧小平的個人崇拜尚未開始。由此可見，大張旗鼓的個人崇拜固然是把極權統治推 向極端的一個重要手段或顯著標誌；但僅僅是否定所謂個人崇拜卻並不等於從根本 上否定極權統治。 179、無限熱愛的幾條原因 我不打算花費筆墨去描述天安門廣場那激動人心的熱烈情景。它們已被印入千萬 幅照片和電影拷貝而留存於歷史的檔案。我這裡試圖說明的是，在運動初期，廣大 青年學生為什麼會對毛澤東表現出如此強烈的忠誠與愛戴。除去共產黨長期以來的 強力宣傳灌輸和群眾集會本身具有的巨大感染作用之外，還有其它一些原因，例如 急於顯示自己革命性的願望，意識到自己重要性的驕傲，等等。 我們這代人從小深受革命理想主義教育。在我們看來，人生的全部意義就是革命 。然而，意義從來不是單獨存在、自滿自足的東西。意義只存在於關係之中，存在 於人與人的交往之中。我們要革命，這不僅僅意味著我們必須做出某種行為，而且 往往還意味著我們必須讓自己的這種行為被他人所知曉，從而贏得他人的理解和肯 定。因此，關於自己如何革命的問題，常常就變成了一個自己如何表現、如何顯示 、如何證明自己革命的問題。既然在當時，大家都認為忠於領袖就是忠於革命，於 是人們便竟相攀比，爭先恐後地表現對領袖的熱愛與忠誠。這就是說，在人們當年 那種對領袖的狂熱崇拜中，一部分是出於內心感情的自然抒發，另一部分則是出於 刻意的表演，是做給別人看的。故而愈是在群眾性的場合，這種感情便表現得愈熱 烈。在那時，倘若有人表現出對偉大領袖不那麼熱愛，比如說不經意地損壞了一幅 毛澤東的畫像或者是把印有領袖照片的報紙用來墊座位，常常會招致一番無情的批 斗(表現忠誠的大好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不盡量表現出無比熱愛的樣子 ，行嗎？ 和以往的慶祝五一、十一大會不同，八·一八大會空前地突出了青年學生的地位 。天安門廣場中央是北京大學的隊伍，正前方則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代表(主 體仍是學生)，兩旁的觀禮台，過去總是留給工農兵先進代表，如今卻坐滿了革命小 將，就連昔日由北京衛戍區擔任的整個廣場的警戒任務，也一反常規地交給身穿舊 軍裝、腰扎寬皮帶的紅衛兵。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 並欣然接受了紅衛兵給自己獻上的紅袖章。一時間，紅衛兵，青年學生成了全中國 、以至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人生一世，大概再也沒有比意識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這種感覺更令人歡欣鼓舞的 了，尤其是在這種感覺降臨得十分突然的情況下。《十六條》中寫道：「一大批原 來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闖將。」共產黨長期壓制青年人的出名欲，現在卻 驟然把巨大的榮譽加到了這批青年的頭上，這怎能不使他們受寵若驚、感激涕零， 從而倍增報效之心呢？儘管說運動初期的紅衛兵具有明顯的排他性，不過在當時， 一般青年學生、特別是北京以外地區的青年學生對此猶感受不深，絕大多數學生只 是通過八·一八大會感覺到自己成了革命小將，感覺到自己深受偉大領袖的無比恩 寵，感覺到自己政治地位的急速上升，這就極大地增加了對毛澤東的感激與效忠的 熱情。 180、紅衛兵運動的興起 紅衛兵的發源地——北京。紅衛兵組織的創建者——一批以高幹子弟為主的中學 生。 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唯有身處全國政治中心者才會有那種「近水樓台先得月」 式的敏感，唯有出身紅色家庭的中學生才會有那份無所顧忌的自信——其實這並不 純然是自信，自信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有信心；而他們與眾不同的信心卻在於，他們 相信自己一定會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另外，也唯有他們，才有機會和條件使 自己的聲音及時地上達天聽。 當我從廣播裡 聽到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的消息後，心中很不平靜。高二時讀《毛 澤東的青少年時代》，青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名義貼出告示，「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那也啟發我萌生類似的意念：結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一個 自己的什麼組織。如今，北京的同學們率先邁出了這一步，並且受到毛澤東的親自 支持；羨慕之餘，我甚至還有幾分遺憾。隨後，我讀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紅衛 兵宣言和三篇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的傳單，那磅薄的氣勢、犀利的文風，令人 驚歎，令人震動。當然，我也從這些文字中察覺到紅衛兵唯我獨尊的傲慢。這種感 覺讓我很不舒服。 八·一八大會後，紅衛兵運動迅速地蔓延全國。成都街頭開始出現了一批又一批 來自北京的紅衛兵。成都市的中學，首先是幹部子弟集中的重點中學，然後是包括 十九中在內的普通中學，陸續成立了自己的紅衛兵組織。早期紅衛兵發展組織的標 准十分嚴格，只有出身於純正的紅五類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加入。在我們高三(一) 班，挑來挑去，只有五個同學被獲准加入首批紅衛兵。雖然在誕生之初，紅衛兵無 非是一些青年學生自髮結合的組織；但一經中央支持鼓勵，它立刻就染上了某種官 方色彩。此時的紅衛兵，不是誰想組織就可以組織，誰想加入就可以加入。以十九 中為例，十九中的紅衛兵是在校文革一手扶持下建立的。其它中學也大致如此。所 以，後來人們又把這批紅衛兵稱為官辦紅衛兵。 在這段時期，其它同學也陸續成立了各種名稱的戰鬥小組。不過這些戰鬥小組都 極不穩定。事實上，它們不過是三三兩兩的同學合寫大字報的共同筆名。這也難怪 。因為，迄今為止，同學間尚未出現明顯的觀點分化，彼此的結合還帶有相當的隨 意性和臨時性。在這段時期，唯一穩定的組織是紅衛兵；而造成紅衛兵組織穩定的 唯一因素則是它採取了一套嚴格排他的成員資格標準。當時，每所學校都只有唯一 的一派紅衛兵。 181、破四舊運動 在八·一八大會上，林彪代表黨中央發出號召，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 、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八月十九日開始，在北京首先發起了一場規模浩 大的「破四舊」運動。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殺向社會」，刷標語、貼宣 言、發通告、下禁令，「向舊世界全面宣戰」。緊接著，《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報道了首都紅衛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並且發表評論熱烈讚揚。於是 ，破四舊運動便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擴展開來。 成都市自然也不例外。所謂破四舊，無非是指以下幾種活動： 一、給大大小小的街道商店和單位更改名稱。例如，鬧市區的春熙路改為反帝路 ，著名的陳麻婆豆腐飯店改為文勝飯店，十九中也改為紅旗中學。 二、禁止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從高跟鞋、長辮子、窄褲腿， 直到養魚養花、跳交際舞和坐茶館消閒。 三、砸爛各種舊文化的象徵。成都市的青羊宮、文殊院均遭破壞。十九中的同學 們在校文革帶領下，乘坐數輛大卡車開赴新津縣，砸爛了那裡的純陽觀。 四、取消或取締一切帶有封資修意味的事物。要求私人房主將房屋交公，要求民 族資本家取消利息，收繳或焚燬被認為是「毒草」的書籍畫片，取締各種宗教活動 ，甚至連「民主黨派」的活動也遭到取締。 五、打擊所謂階級敵人的復辟變天活動，對「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實 行廣泛的抄家，並時常伴以辱罵和毆打。 六、提出一大堆「革命化」的新規定。如規定佩戴毛澤東的像章，隨身攜帶毛澤 東語錄；不止一張紅衛兵大字報提出，根據「紅」和「左」代表革命的道理，車輛 應該靠左邊行駛，紅燈應該表示通行。 破四舊運動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但它造成的混亂、破壞以及對民眾生命財產的傷 害卻相當驚人。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民在八、九兩月的破四舊運動中，共抄家三 萬多戶，收繳黃金十萬兩、人民幣五千餘萬元，各種文物玉器六十多萬件，打死一 千七百多人。成都市的破四舊運動看來要溫和一些。偏偏是在中央控制最有力、最 直接的首都，混亂與破壞現象最廣泛、最暴烈。可見，那不是所謂群眾運動自身失 去控制；而是當局有意識的鼓勵與放縱。 182、改名之風 在破四舊、立四新的運動中，還出現過一段自改名字的小插曲。八·一八大會上 ，毛澤東對前來給他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說：「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當 下，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出了宋彬彬給毛 澤東佩戴紅袖章的照片並報道了上述談話；於是，全國都興起了一陣改名之風。 中國人歷來看重名字的寓意。父母為子女命名時常常煞費苦心。有時候，帝王權 貴們為了表示對下屬的寵信，也要給他們改換名字或御賜姓氏。在英語及其它許多 語種中，用作人名的詞彙大體是固定的，數量相當有限；漢語則不然。因此對中國 人而言，取名字改名字就成了一門大學問。尤其是在社會發生重大變遷之際，許多 人都會趕時髦，改掉帶有舊觀念的名字，換上具有新觀念的名字。清末民初有位革 命志士叫馮自由的，一望便知是自己後來所取。大名鼎鼎的胡適，也是他哥哥後來 替他改的。文革初期盛行捕風捉影、無限上綱，名字取得不好，有時是會惹出麻煩 的。例如批判彭德懷，有人指出，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意思是要得到全中華，可見 早有野心。我校一位校醫叫羅昌，原名羅一昌，據說「解放前」入過一貫道。於是 就有同學分析道：「一昌者，一貫道昌盛之意也。」此類事例，想來不是個別。 改名風一吹，十九中也熱烈響應。粗略地算下來，我校師生改過名字的至少有一 、二百人。大多數人是嫌原來的名字有封資修的意味，換上一個更革命的新名字。 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則去掉父姓改從母姓，以示劃清界限。當然，改名字也不是一 件輕而易舉之事。有人想改也改不了。比如姓賈的，「賈革命」當然不行，「賈反 動」同樣不行。最普遍的一個困難是，名字雖屬自己所有，但更多的卻是為他人所 用。親友同學叫慣了你的舊名字，改不過口來，新名字叫不響，到頭來只好放棄。 只有少數幾個同學，在班外校外殺出了名氣，新名字被外人叫熟了，然後再迫使周 圍的人們改過口來。 文革初期喧鬧一時的改名之風並沒有留下多少痕跡，不過它對於此後新誕生的一 代人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文革中新生一代人的名字，許多都打上了那個時代的明 顯烙印。當代中國社會，變化巨大而頻繁，這種變化甚至從人們的名字上也可見一 斑。我們常常可以單憑一個人的名字，便直接推斷他的出生年代及背景。這或許倒 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有趣的題目。 183、小析「破四舊」 改名之風，儘管事後被人們當作笑料，但其實卻未見全是幼稚。類似地，對於破 四舊中更改地名、街名等行為，我們亦可作如是觀。 在歷史上，新政權開國，新帝王即位，常常要改年號，改都城，同時還免不了要 更改一些地名。俄國的彼得堡，在本世紀便三易其名：一九一四年改名彼得格勒， 一九二四年列寧去世後改名列寧格勒，一九九零年共產黨下台後又改回彼得堡。法 國大革命期間一度實行革命新歷，一月、二月改稱為霧月、熱月等等。美國人在贏 得獨立後，為了和前宗主國劃清界線，在度量衡上故意採取了一系列與英國不同的 制度。舊住宅搬進了新主人，新主人照例要把舊住宅重新裝扮一番，以顯示一派新 氣象。人是語詞的動物。你給舊事物換上一個新名稱，你就會有一種新感覺，新印 象，好像整個世界也就由此而煥然一新了。 再有便是剷除舊習、推行某種道德淨化運動。這在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辛亥革 命一成功，民間馬上紛紛剪辮子。提倡婦女解放，首先禁止纏小腳。共產黨掌權後 立即關閉妓院，關閉賭館，關閉跑馬場。這些強制措施至今仍有不少人稱為德政。 還有取締封建迷信活動，當時似乎也少見有人反對。從理論上講，紅衛兵在破四舊 中的許多行為和上述活動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之所以造成極其混亂極其荒謬的後果，原因也不複雜。首先， 毛澤東那套新觀念本身就相當偏狹，再經由缺少閱歷的青少年去執行，勢必推向極 端。其次，整個破四舊運動沒有任何像樣的規則和程序；因此，比較理性、比較溫 和的一派根本無法對更激進的一派進行任何約束。另外，出於積極表現、不甘落後 的競爭心理，本來不極端的人也往往會做出十分極端的事情。一隊紅衛兵趕到一處 「四舊」之地，因為遲來一步，發現該破的已經讓別人先破了，又不甘心無功而還 ，於是就只好把那些自己也明知不該破或不必破的東西破上一番。當然，最重要的 一條原因是，破四舊運動是黨中央號召支持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除非最高當 局直接出面干預(這類白臉角色一向由周恩來扮演)，否則誰也無力阻止。在這種情 況下，事情怎能不搞得一塌糊塗？ 在破四舊的頭幾天，當運動還只限於更改名稱、革除舊習和推行新觀念時，同學 們都很興奮。許多人，尤其是些初中生，對於參加此類活動既覺得神聖，又覺得好 玩。我開始也很積極，但同時也對運動中的某些現象不以為然，我認為有些紅衛兵 的作法或要求未免太幼稚。幾個同學議論了一下均有同感，於是由我執筆寫了張大 字報貼在鬧市區街頭。當然我有幾分不解：既然大多數人看來都不贊同那些荒唐的 行為，為什麼很少有人站出來講話呢？ 然而，很快地，我也轉為沉默。破四舊進入抄家階段，打罵現象大量發生，社會 氣氛頓時變得相當緊張。紅衛兵刷出大標語：「紅色恐怖萬歲！」我感到更多的不 滿，但我卻只有更少的自信。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應該批評這種「紅色恐怖」，抑或 是應該接受它的考驗。我和不少同學一樣游離於破四舊運動之外。事實上，此時的 破四舊幾乎已經成了少數紅衛兵的特權。 我們知道，破四舊運動的始作俑者是北京的那批老紅衛兵(即八·一八之前成立的 紅衛兵)。爾後，不少老紅衛兵也對破四舊中的某些行為感到不滿。他們成立糾察隊 ，發佈通告，試圖對運動加以一定的規範。在成都，九中(一所高幹子弟相當集中的 重點中學)的紅衛兵也採取了類似的行動。然而問題是，就在這批紅衛兵中間，溫和 派也同樣地約束不住激進派。再說，當時那套粗暴的行為模式本來正是一部分老紅 衛兵帶頭實行的，他們的行為本身就樹立了一個惡劣的榜樣。更何況，根據他們信 奉的那個荒謬的階級鬥爭理論，他們總是把鬥爭鋒芒首先指向「階級敵人」和「狗 崽子」們。所以他們的這些行動，有的是杯水車薪，更多的乾脆是火上澆油。 184、區分兩種武鬥 破四舊中最惡劣的現象莫過於武鬥。 文化革命中的武鬥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不同派別的群眾用武力方式彼此爭鬥， 另一種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單方面地施加暴力。前者由於有來有往，故而可能 十分激烈；後者由於被施暴者不能或不敢進行任何自衛，故而更加卑劣殘忍。前一 種武鬥類似於戰爭，後一種武鬥則屬於暴力迫害。從時間上講，前者發生於文革中 期，後者主要發生在初期和後期。我認為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籠統地稱為武鬥是很 不妥當的。如果說我有時在敘述中也不加說明地用到「武鬥」這個詞，那麼我希望 讀者能根據上下文瞭解到我的確切所指。 大量的暴力迫害行為開始於六月，八、九月達到高潮。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對 所謂階級敵人施行了駭人聽聞的暴行，有時還殃及家屬。其打擊對像主要是「地富 反壞右」五類份子，也包括前階段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從 某些幹部當權派、作家藝術家和學者教師到某些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資本家。其施 暴方式則有戴高帽、掛黑牌、潑墨水、剃「陰陽頭」、罰站罰跪、遊街、強迫勞動 、拳打腳踢、抽皮帶……等等。被害者致傷致殘者難以計數，不少人被打死逼死。 這期間最令人髮指的暴行是「大興血案」。從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紅衛兵在 北京郊區大興縣殺害所謂「四類份子」(地富反壞)及其家屬三百二十五人，其中年 齡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全家殺絕。官方在八 五年正式公佈此一事件。我是在七八年進北京大學後聽一位青年教師講起此事，以 我在文革中的經歷尚且感到超乎想像而難於置信。戈培爾說謊言越大越有人相信。 因為一般人會想誰敢撒那麼大的謊呢。反過來，事實越惡劣越沒有人相信。因為一 般人會想誰會做出那麼壞的事呢。像大興血案這件事，又是發生於光天化日之下， 又是有眾多的人集體參與，憑常情常理的確難以置信。倘不是官方自己出面作證， 只怕到現在多數人仍會對此事將信將疑。 十九中校園也是一片恐怖。校文革、紅衛兵把十幾位老師等關進「牛棚」即私設 之拘留所(按：這個「私」字用得不確，因為各單位的牛棚都是正大光明、堂而皇之 設立起來的)，不准他們回家，不准與親友會面，不准相互交談。「牛鬼蛇神」們必 須不停地寫檢查交代，動輒挨罵挨打或不准吃飯睡覺。一早一晚，「牛鬼蛇神」們 都要在外面站成一排，接受監管的紅衛兵訓話，高舉雙手作投降狀，齊唱《牛鬼蛇 神嚎歌》(前兩年，一些熱心人發思古之幽情，將文革中的流行歌曲製成錄音帶廣為 推銷。我想：為什麼不把《嚎歌》也收進去呢？)。所有的「牛鬼蛇神」，不分男女 ，不論年老體弱，都被迫象奴隸一樣從事體力勞動，而且盡量地安排那些最髒、最 苦、最累的勞動，如打掃廁所等。一年前，劉少奇接見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 。劉少奇對時傳祥說：「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貴賤。我當主席是為人民服務，你掏大 糞也是為人民服務。」這段話被共產黨反覆宣傳，一時間好像人人都接受了「掏大 糞光榮」的革命觀念。然而，為了找出一種最能侮辱「牛鬼蛇神」這批最下賤的人 們的最下賤的事情，全中國的紅衛兵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掃廁所。 十九中牛棚還出現過這樣的事情。監管的紅衛兵命令「牛鬼蛇神」們互相抽耳光 或比賽拳擊，誰不出手就要挨打，出手輕了也要挨打。看到「牛鬼蛇神」們打成一 團(有時真的會彼此打出氣來)，監管者則放懷大笑，並興高采烈地講給別人聽。 儘管如此，十九中牛棚仍不失為一個「文明」的所在，因為無人被打死逼死，甚 至無人嚴重傷殘。 185、理性的非理性 大致上講，導致大規模暴力迫害行為的原因有以下幾條： 一、觀念的力量。階級鬥爭概念：人被分成「人民」與「敵人」。對敵人決不能 心慈手軟，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矯枉必須過正，痛打落水狗。革命的概念：革命 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烈的行動。專政的概念：專政是超乎法律的運用暴力；如 此等等。 二、社會組織結構。高度一元化，絕對權力，沒有任何制衡的機構和可選擇可替 代的成形的力量(後一點至今仍被一些人引為共產黨不能反的根據)。 三、法的虛無。共產黨有法律，但共產黨將法律視為統治階級(也就是自己)意志 的表現，視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而法不具普遍性、不具中立性。 再說政策常常比法大。所謂政策，在於它不是超越於政治之上而是從屬於政治之下 。只要統治者沒有自我約束的願望和自我毀滅的顧慮，這些法律政策便只是一紙空 文。 四、當局的鼓勵和縱容。例如，抄家的名單常常由公安局提供，報紙不斷稱讚紅 衛兵行動「好得很」。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打死就打死了 ，我們根本不管。」但受害者倘敢自衛回擊，那就是「階級報復」，立即處決，並 大肆張揚，以示懲戒。 以上幾條原因比較明白，不必細論。最令人困惑的一點是：不論當時的政治環境 為暴力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權)，黨中央、毛主席畢竟沒有直接 號召打人。相反，他們還一再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因此，施暴者本人難辭其 咎。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施暴者呢？尤其是，為什麼許多厭惡打人反對 打人者(他們分明在堅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偉大指示)反而會感到有巨大的壓力， 以至於常常要被迫參與呢(有些黑五類子女要動手打自己的父母，這當然不可能出於 真心實意)？為什麼這種明顯違反法律、違反政策、違反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頂一 萬句」嗎？)的行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進行(事實上，在無人觀看處，此種行為有 時還要少一些)，而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具有刺眼的公開表演的性質呢？ 秘密就在以下三點： 首先，不少人身上潛伏著許多惡念，平時只是苦於師出無名。如今有了一個堂皇 的借口，那就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了。 其次，打人足以顯示特權。特權之為特權，就在於特權者能夠做出一般人被禁止 去做的事。因此，特權者一定要通過打破常規去顯示自己的優越。無怪乎率先出手 者總是某些老紅衛兵了。 更普遍的一個原因是：既然我們平常都以為人在感情過於強烈的情況下往往會沖 破理智的束縛而做出狂暴的行為來；於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狂暴的行為以證明自 己具有強烈的情感。按照這種邏輯，打人證明你階級感情深、革命性堅決；反之， 則有立場不穩、階級感情有問題的可怕嫌疑。這就是說，打人貌似非理性行為，其 實卻是十足的理性行為。它是經過理性精心算計之後故意裝出來的非理性。它是理 性的非理性——這才是謎底。 由於這種「非理性」是故意裝出來的，它唯有在眾目睽睽之下才有意義，它具有 公開表演的性質，所以愈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它便愈是登峰造極。不難想見，這會形 成一種何等強大的群體壓力。如果你是天生左派，你的階級感情、階級立場根本不 容懷疑，你倒比較容易抗拒那種壓力，因為你沒有證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 來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顯示自己革命，那麼你面臨的壓力就格外沉重。所以，一 個「紅五類」要不參與打人，只消有幾分老實、正派即可做到；而對於一個「黑五 類」子女來說，那往往還需要相當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