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的審美信念 ——淺論劉曉波 （貴州）莫建剛 鑄造天才自由人的是：生命的苦難與精神的火焰！——作者題記 中國當代文壇又一個殘酷的天才 時常浸淫在社會不變的世俗觀念以及強權專制所奴役的輿論之中的人們，在所謂時代真 理的欺騙下，往往以一種虛幻的理想主義來裝飾自己早已蛻變為奴隸的身軀。他們沉浸在虛 無縹緲的夢幻中不願醒來。隨著這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在強權真理的禁錮和誘惑下，漸漸地 形成了封閉式的板層結構的時候，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其脈絡，實際上成了一種糟粕就是精華， 精華就是糟粕的污染淵藪。 這是一個極其黑暗和墮落的時代，這個時代需要殘酷的天才來呼喚和吶喊。實際上殘酷 的天才人物在中國層出不窮，由於中國文化體系的封閉性、凶殘性、弔詭性、矯情性，這些 歷代的天才人物都像彗星一樣以明亮閃爍的短暫強光劃破天空後，又消失在茫茫的天際。 上世紀的80年代中期（1986年），中國當代文壇又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物橫空出世，他就 是劉曉波。他以一篇劃時代的綱領性的經典文本《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 擇》，向中國這個極其封閉的社會文化體系發出了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毫不妥協的挑戰。 「天才如果不與殘酷結伴就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總是要在毀滅中建設，總把沉 睡的人們從甜蜜的夢中喚醒，告訴你什麼是真實的世界，而真實是最殘酷的。」（《對話》） 是的，所有的虛幻的理想主義世界，所有的虛無的甜蜜美夢，甚至是所有的時代的「真理」， 都是保守的、理性的、封閉的、是不公正的專制文化的代言和法規。也是一個最真實的，最 殘酷的社會現實。 當我們處在這個最真實，最殘酷的社會現實中並大聲疾呼人權與自由、憲政與民主的時 代精神的風潮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像那些跳著迪斯科，唱著流行歌曲的狂歌爛舞者們，以那 些虛幻的瀟灑形象，拉幫結伙並大言不慚地展示著不切實際的所謂「自由」的風采。 劉曉波是真正具有人格價值的人，在追求其自身自由的時候，惟有存在的野性（野性， 在極具情緒化的深刻的審美過程這一意義上就是感性）使其處於不受社會強權輿論的約束， 不順從社會世俗的觀念，自由地存在；惟有不馴服的野性，不為身外之物所誘惑，這才是他 作為自由人的價值所在。 那些為得到食慾的滿足，為得到豪華服飾以裝飾自身的皮毛，為了低賤的生存，像奴才 一樣為主子看門護院、為討主子的歡心，以狂歌爛舞的媚態娛樂其主人，並被主子所畜養。 這就是有別於自由人的行屍走肉們，所接受的「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的幸福生活。 自由人蔑視強權以及社會世俗觀念對自身的馴服。自由、自主、自在地活著，是自由人 野性生存的狀態，自由人的生存，就是「野獸」生存的苦難代價，因為自由，他會流離失所； 因為自由，他會食宿無著；因為自由，他會被捕獲關押，甚至會被剿殺；因為自由，他會漂 泊異鄉並葬身荒野；自由人的靈魂和智慧，是以自由自在的精神而為皈依。自由人的情緒化 及其感性的審美過程，並不是對社會的炫耀，他的自由充滿著艱險以及生命的孤寂。 生命的悲劇是劉曉波作為一個殘酷的天才命中注定的。「我還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 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中違心的悔罪，我曾堅守 的做人底線，早在寫下悔罪書之時就被自己所踐踏。」（《在刀鋒上行走》——獄中讀《布 拉格精神》）這一勇敢而真誠的懺悔，使人感到堅強和悲情，而催人淚下。這個殘酷的天才， 在喚醒他人美夢的同時，也在呼喚自己做人的良知。 「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軟弱、自戀，意識到自私的處世方式和偽裝的生存策略，這種內 在的恐懼和憂患遠甚於監獄強加給我的恐懼和孤獨；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點太需要敬畏和謙 卑，通過自我靈魂的拷問來自我救贖和自我解放。這以其說是面對鐵窗的考驗，不如說是審 視自己的靈魂荒野的考驗。」（《在刀鋒上行走》）從感性的超越、獨立、自由地走向個體 的內在的統一與和諧（這種統一與和諧在某種意義上，是破碎的，甚至是荒謬的）而由此又 走向衝突，以及破裂的深層結構的自由與審美的觀念。這就是超越、獨立、自由地走向內在 統一與和諧時，並在自我的懺悔和反思中，迅速地擊碎那短暫的統一與和諧，而導向破裂與 衝突的內在大循環的心理過程。 非暴力的政治理念 劉曉波的自由之路，其政治、文化的審美觀念，都不是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胡適所走的 路。康、梁的政治變革之路，其戊戌變法的全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隱形的「暴力革命」 的全過程。 在戊戌變法的後期，康、梁等維新派的激進變法措施，遭到頑固派的強烈抵制，而急於 求成的康、梁等人就曾密謀遊說當時正在天津小站編練「北洋新軍」的袁世凱舉行軍事政變， 企圖以武裝暴力奪取權力。在遭到袁世凱的拒絕和告密後，康、梁這一隱形的「暴力革命」 以及他們所推行的戊戌變法，在頑固派的追殺和鎮壓下，結局慘烈和悲哀。 劉曉波自進入了中國政治、文化變革的時代後，一直堅持以非暴力的政治理念，致力於 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改造。在熟讀了托馬斯。阿奎那的言論後，他得出的結論是：「群體 性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導致以暴易暴，使社會陷入暴政的惡性循環，而且新暴君比舊暴君更 為殘暴。」（《人性惡與自由憲政》） 他還引用了基督教的理念，對反抗的非暴力原則，進行了深刻的闡述：「基督徒的良知 反抗，絕不訴諸仇恨和任何暴力，而是徒手的和平的消極抵抗，也就是以基督徒的博愛之心 和謙卑的情懷，在堅守對上帝的效忠、對人類的愛、對敵人的寬容的同時，寧願接受暴力鎮 壓和惡法的審判及其懲罰，甚至不向上帝提出懲罰劊子手的要求。」（《人性惡與自由憲 政》） 不可否定胡適在中國政治與文化中的權威性。但是，胡適在推行自由主義的新文化運動 時也是依附在國民黨政權機體上（官至駐美國大使就是一例），實施著他的自由主義的理想。 他在自己的自由主義文化學說中也摻進了全面的、理性的觀念與說教。 劉曉波所推行的感性與個人主義以及自由的審美觀念，是有別於胡適的那種全面、理性， 並且依附於政權機制的說教與權威。「感性生命最充分的解放，個性能力最充分的發揮，而 這正是自由。」「自由是審美與生俱來的權力，人在任何領域中都不能像在審美中這樣自由。 但自由不是什麼抽像的東西，也不是感性與理性、個人與社會的統一，而是每個人天生就有 的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權力，是在充滿悲劇命運的拚搏中每個個體的感性生命衝破理性社 會的束縛的具體實現，審美正是這種實現的本身和最高方式。」（《對話》） 胡適的觀念和說教與劉曉波的個人主義及自由審美情緒形成了鮮明的不可逾越的分水嶺。 自今劉曉波以一身自由人的傲骨，蔑視著專制獨裁體制內的那些寄生蟲似的御用文人。 蔑視專制獨裁體制 中國人的人生狀態與政治、文化和歷史，都是由於被框進了整體主義這個理性及其面面 俱到的全面模式而作繭自縛。而正是這種整體主義的政治和文化的道德基因和模式，使中國 人從古到今都順著這種整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意志而轉移。個人的存在變得荒誕而渺小， 整體性原則使中國人喪失了自由個體的人格價值以及個體的意志和人性中所有的愛，使中國 人的人生狀態變為單一化、整體化、奴性化。傳承的文化墮落為對帝王和領袖的讚美，歷史 成為對帝王和領袖功德記載的家譜。 「對於每個人來說，不是理性的道德模式，而是感性的本能生命才賦予了人以千姿百態 的、各具特色的獨立個性；不是平靜如水、冰冷如玉的靈魂，而是時刻感到生命之匱乏、痛 苦、騷動的心靈才賦予人生以對外拚搏、進取的動力。」（《對話》）感性的生命，自由的 個體是痛苦和騷動不安的，他生活在這個荒唐的人世間，永遠都感到精神和思想的匱乏，永 遠都找不到自由自在的靈魂之歸宿。於是在理性道德的模式中，他漸漸地萎縮而變為荒誕， 唯有審美的自由，才能使他復活。 「當一個人對自身的感性生命的壓抑和對外在禮儀的服從達到高度自覺時，便完全喪失 了個體的獨立性，主體的能動性，而被徹底的整體化，客體化了。每個人已經不再是個性， 不再是主體，而是整體的平均值，是客體的工具。最高的同化莫過於服從。」（《對話》） 同化與服從壓抑著自由個體的人格價值，自由人的存在和創造失去了超越性、神秘性；以及 感性生命中的飛躍和奔騰的自由意志。整體主義和高度自覺的奴性人格，是一個個整整齊齊 的現代原始部落群，一切都服從酋長（即領袖）的號角召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無所 謂創造，祇是活著就夠了。 但是，自由個體的人格價值以及感性的生命意志，是絕對不會服從和被同化的。因為生 命的騷動，就是從神秘的原始慾望以及從酣酗的音樂舞蹈的精神中，誕生出悲劇性的自由與 抗爭的輝煌意志，及其獲取生存的榮譽和審美的權力。審美的權力，就是大自然賦予個體全 部的精神創造和物質創造的自由的全過程。 「我現在的坐牢並非是什麼英雄主義的壯舉，而祇是一種自我懺悔和贖罪的極端方式， 牢獄之災並不能給予我高於他人的道義優勢……」（《在刀鋒上行走》）不能說，感性的生 命意志，就沒有缺點和錯誤了。恰恰就是這些形成了感性生命對事物和自我的極端的肯定和 否定。也正是這些極端的肯定和否定推動著社會文明的發展趨勢，而全面的、理性的觀念與 說教，在極端的肯定與否定的面前，卻是那麼呆滯和僵死。 「在獄中的任何反省，首先是針對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懺悔變成盧梭式的自我賣 弄，或另一種方式的自我推銷。精英情結很容易演化為惟我獨尊的知識狂妄，知識狂妄又將 自動墮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一旦把英雄主義的道德高調用於指導現實的社會變革就將變成 猙獰的殺人道德。」（《在刀鋒上行走》）革命，不管是非暴力的和平革命，還是凶殘的暴 力革命，都有一群少數野心家和大多數激進群氓式的精英，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代價 地進行著激進的革命行動。這些所謂的領袖人物和群氓式的的精英，他們是不會真誠的進行 自我反省和懺悔的。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唯有自我賣弄；以及自我推銷，才能使自己踏著 他人的肩膀和頭顱，走上權力的最高峰。劉曉波的這一論述，毫不留情地點到了那些革命領 袖和群氓式的精英們的死穴。 至今，劉曉波先生身陷囹圄。為了憲政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在中國實現，他拒絕了到海外 去居住的優厚生活。寧願在中國坐牢，也要將自身那付自由的骨架，樹立在中國專制社會即 將毀滅的廢墟上，「真正的天才總要在毀滅中建設，總把沉睡的人們從甜蜜的夢中喚醒，告 訴你什麼是真實的世界，而真實是最殘酷的。」這就是他的誓言，也是他作為一個自由人的 信念，而傲然於這個真實的、殘酷的社會。 從古到今的那些中國的殘酷的天才們帶著一道道強烈而短暫的亮光，劃過黑暗的天空， 消失在茫茫的天際。然而劉曉波這個誓言要喚醒中國國人美夢的殘酷天才，卻將自己那永不 消失的亮光，高懸在專制社會那黑暗的天空，閃耀著悲劇性自由的光芒。 （2009-1-12至1-18） （本文發表時刪去了參考文本，正文也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