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豢養的魯迅研究界 （北京）張耀傑 《零八憲章》所提倡的是一種以人為本、自由平等、憲政民主、治官安民、和諧寬容的 普世性的制度文明，而當下中國大行其道的，卻偏偏是魯迅式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愚 民自愚、自私自利、自欺欺人甚至不擇手段攪混水的刀筆吏思維。這一點在大陸中國被國家 財政所豢養的魯迅研究界中，有著最為集中的體現。 從孫郁的《無畏的文字》說起 最新出版的《隨筆》2009年第1期的扉頁，是攝於2008年12月的孫郁像，其中的文字介 紹是這樣的：「孫郁，本名孫毅，1857年出生於大連。八十年代畢業於瀋陽師院中文系，文 學碩士。曾做過知青、文化館員、記者。現為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 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周作人》（1997年）、《百年苦夢》（1997年）、《魯迅與胡適》 （2000年）、《文字後的歷史》（2001年）、《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2003年）、《在民 國》（2008年）、《魯迅藏畫錄》（2008年）、《混血的時代》（2008年）、《魯迅與陳獨 秀》（2009年）、《張中行別傳》（2009）等。」 筆者對於孫郁似是而非的魯迅研究一向是不予認同的。儘管如此，對於他文筆尚好的勤 奮與多產也還有所敬意。沒有想到的是，這僅有的一點敬意被他刊登在《隨筆》2009年第1 期的一篇《無畏的文字》給一筆勾銷。 《無畏的文字》中正面歌頌的，是孫郁還沒有正式出版的新書《魯迅與陳獨秀》中的兩 位主角：「中國喜歡寫挑戰文字的人，是多少有一點自我表演的痕跡的。這風氣到了60年代， 已成了社會潮流。近讀海外學人的文章，將其源頭指向陳氏諸人，大概是望風捕影之談。陳 獨秀那一代人固然多『刀筆吏』的筆法，可並非學林中的做秀之徒。他們寫文章罵自己的同 胞，乃救人求己，自己也燒在其中。」 這裡的「救人求己」，應該是「救人救己」的誤寫。所謂「做秀」，其實是每一位個人 都應該享有的自我表現或自我實現的本能權利。連小豬小狗都知道在異性豬狗與異類主人面 前搖頭擺尾地充當「做秀之徒」，孫郁卻出於他自己的特殊心理與特殊邏輯，把「學林中的 做秀之徒」貶低為比「固然多『刀筆吏』的筆法」的「陳獨秀那一代人」更加不堪的一類人； 進而把「固然多『刀筆吏』的筆法」的「陳獨秀那一代人」明顯侵犯正當人權的「寫文章罵 自己的同胞」，神聖化為「自己也燒在其中」的「救人救己」。 按照孫郁的特殊心理與特殊邏輯，一個人「燒」死自己是自殺，燒死別人是犯罪，「陳 獨秀那一代人」在放火「燒」死別人時「自己也燒在其中」，偏偏就變成了「救人救己」的 救世主和大救星。像這樣的特殊心理與特殊邏輯，其實就是魯迅與周作人兄弟最為擅長的 「刀筆吏」筆法。借用魯迅的話說，就是遵守程序正義和制度規則的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 「費厄潑賴」（fair play）應該緩行，而不是以身作則地從我做起。借用周作人在《關於 紹興師爺》一文中的話說，總是躲藏在暗箱黑幕中操縱權力運作的紹興師爺，在處理各種案 件時永遠正確甚至於戰無不勝的根本秘訣，就在於「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紹興師爺想讓原 告勝訴，他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 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惹事生非打官司！」他 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 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在《無畏的文字》中，孫郁對於魯迅與陳獨秀另有一番排他性比較：「先前聽到一種觀 點，是批評魯迅的，認為他祇罵文人，不罵政府，或者說不敢向政客指名道姓，言外是世故 所致。不錯，魯迅未曾點名抨擊蔣介石，他寫的都是社會相與愚民相。但也並非就是膽怯， 乃策略使然的。倒是陳獨秀比魯迅還要果敢，罵軍閥，罵政客，那自然要落入牢獄，有滅頂 之災。魯迅的雜感是投槍與匕首，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你會覺得，那是對民眾而言的獨白， 他抨擊的人與事，與每個中國人，都有關係，是社會的利器。陳獨秀則不然，他的隨感大多 針對的是官場，系社會黑幕的揭示者，那是政治家的宣言，不得不與政客們短兵相接，所以 就鮮明、磊落、一覽無餘。……如果細看他的文字，就會有一種印象，作者並非要做名山的 事業，乃希望所攻擊的現實，能有所改變，至於自己的文章能否流傳，那是無所謂的。其實 魯迅當年就說過類似的話，瞭解他的人，至今也該記得的。在這個層面上講，我以為兩個人 都相近得很，也可說是心心相印。」 查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4卷第174頁，認為魯迅「祇罵文人，不罵政府」的不是別人， 而是由李大釗、高語罕秘密發展的中共黨員高一涵即涵廬。也許是顧忌到《新青年》時代曾 經有過的同人關係，魯迅在《我與〈語絲〉的始終》一文中撇開高一涵，張冠李戴地揪住陳 源借題發揮說：「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 人為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叱吧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隱約其詞 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 得好處而已。」 有趣的是，無論是「現代評論派」的高一涵還是陳源，當年都沒有留下過充當「獻功」 的「走狗」的直接證據；到了國民黨針對共產黨開展清黨之後，「語絲派」的魯迅與他的同 鄉弟子、國民黨左派黨員孫伏園，反而把同為「語絲派」成員的顧頡剛，奉獻給了國民黨當 局：1927年4月26日，辭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魯迅致信孫伏園，加顧頡剛以 反對國民黨的政治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麼反對民黨，使沈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 到這裡來做教授了。」5月11日，時任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編輯的國民黨員孫伏園，把魯 迅的來信加上編者按公開發表在他自己主持的這份黨報副刊上。 按照孫郁的特殊心理和特殊邏輯，魯迅的「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 儘管沒有陳獨秀「果敢」，「但也並非就是膽怯，乃策略使然的」。這裡所謂的「策略」， 說穿了就是周作人所說的完全背離程序正義和制度規則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至於孫郁 所謂的魯迅雜感中的「對民眾而言的獨白」，恰恰就是戲劇及戲曲舞台上當眾做秀的「獨白」 表演即打背躬，從而與前文中所謂的「陳獨秀那一代人固然多『刀筆吏』的筆法，可並非學 林中的做秀之徒」，形成一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 自以為既「細看」了陳獨秀的文字又「瞭解」魯迅的孫郁，似乎還忘記了魯迅1926年12 月12日在《兩地書》中非常計較「自己的文章能否流傳」的真情表白：「祇要作品好，大概 十年或數十年後，便又有人看了，但這大抵祇是書坊老闆得益，至於作者，也許早被逼死了， 不再有什麼相干。遇到這樣的時候，我以為走外國也行；為了爭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 逆施也行……」 對於自己「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為了爭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魯 迅在1932年4月30日的《〈二心集〉序言》中，另有更進一步的自我反省：「我時時說些自 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 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祇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 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是的確的。」 也就是說，魯迅的雜感其實並不都是所謂「與每個中國人，都有關係」的「對民眾而言 的獨白」，更多的時候反而是「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自言自 語和自欺欺人，其中所充斥的祇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現為北京魯迅博物館 館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的孫郁，用「無畏的文字」來美化陳獨秀尤其是魯迅，所表現 出也不是他自己的「無畏」，反而是魯迅式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愚民自愚、自私自利、 自欺欺人甚至於不擇手段攪混水的刀筆吏思維。 陳漱渝的「獻功」事跡 比起孫郁，他的前輩同事、前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中國魯迅研究會副 會長、全國政協委員陳漱渝，則對於魯迅「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師爺刀筆以及拿顧頡剛 「獻功」的英雄事跡另有更加老到的活學活用。 2004年3月11日，上海出版的《社會科學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新聞報道《集全民智慧議 家國大事——兩會學者代表踴躍建言》，其中在「陳漱渝：正確的導向才能突顯學術價值」 的小標題下，有這樣一段文字：「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魯迅專家陳漱渝6日在全國政協社會 科學界聯組會上，就當前國內學術文化研究領域出現的背離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 追求所謂『前瞻性思維』現象，作了嚴肅的分析和批評。陳漱渝認為，有些學者以自由主義 立場在媒體和網絡上對當前國家的基本政治體制進行挑戰，這種傾向值得關注。他說，在西 方相對主義哲學影響下，有的學者片面強調人的認識的有限性與可變性，否認真理絕對性與 相對性的辯證統一。目前，有些所謂『自由主義的領航人』卻主張全盤移植西方的『議會民 主』，把成立反對黨作為政治民主的主要標誌。他們把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稱為『後極權主 義』，要執政黨『開放黨禁』，『向憲政政府交班』。這些人還擅長借學術研究宣傳其政治 主張，貶抑魯迅抬高胡適就是一種表現形式。他們並不是站在學理層面客觀評價胡適的歷史 功過，而是主張在解決社會政治問題方面採用胡適的多黨制主張，說什麼『當年胡適的路徑 依賴，就是我們今天的路徑依賴，當年胡適的努力就是我們今天的努力』（邵建：《中國自 由主義的」胡冠魯戴「》）。」 同年4月6日，山西作家韓石山在《西安晚報》發表雜文《魯迅活過來會這樣嗎？》，其 中引用了陳漱渝2003年12月28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演講記錄《魯迅的文化遺產與當代中國》 中的一段話：「『假如魯迅活著』，看到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輝煌業績， 一定會為之歡欣鼓舞。……如果看到閏土的後代走進了大學殿堂，祥林嫂的夥伴們成為了建 設社會主義的半邊天，華小拴和寶兒生病能得到及時醫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車伕成為 了北京『的哥』，愛姑們離婚結婚手續得到了簡化，魯迅肯定會含笑於九泉。」然後給出了 自己的點評：「看了這樣的話，我除了說陳先生『三個代表』學得好之外，什麼話都不敢再 說了。」 5月10日，陳漱渝在《西安晚報》發表教訓文章《魯迅活過來不會這樣嗎——教韓石山 學「假設」》。韓石山在自己主編的《山西文學》第6期以《把自己研究成魯迅》一文給予 回應。6月22日，陳漱渝利用手中的「政協委員反映社情民意箋」擬就《告狀信》，分別寄 給陝西省委宣傳部新聞處和西安市委宣傳部，其中寫道：「在去年一次講演中，我說了幾句 讚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竟遭到有些人的訕笑、攻擊，說我無知識，昧良心。尤其過分 的是，今年4月6日《西安晚報》刊登的韓石山文章，竟嘲諷我『三個代表』學得好。在黨報 上公開拿『三個代表』當調侃作料，顯然違反了憲法和黨章，應予查處。」 2005年10月，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他自稱是 被「魯研界一位大人物」逼出來的一本書。 比起被韓石山稱之為「魯研界一位大人物」的陳漱渝以及他的繼承人孫郁，魯迅研究界 的前輩人物許廣平、郭沫若、姚文元、陳伯達、余秋雨等人，表現得更加邪惡和醜陋。 被豢養的魯迅研究界 1949年10月，前國民黨黨員許廣平以一篇媚時文章《在欣慰下紀念》，把已經去世13年 的魯迅完全出賣給了共產黨的新政權：「待接觸到1927年大革命血的實際教訓，就更加確定 了魯迅對無產階級領導的確信，和全心全意在它領導下忠誠奮鬥到底！」 1961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許廣平「在大躍進精神感召下」寫作的《魯迅回憶錄》， 把上海時期一直與代表黨組織的郭沫若、成仿吾、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潘漢年、潘 梓年等人撕扯對抗的魯迅，打扮成為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無時無刻不是以一個『小兵』的態 度自處的」美妙可人。 1966年第14期的《紅旗》雜誌，在《紀念文化戰線上的偉大旗手魯迅》的欄目裡，集中 發表了6篇由「中央文革小組」操辦的紀念魯迅大會的發言稿。第一篇是姚文元的《紀念魯 迅革命到底》；第二篇是紅衛兵代表黃平穩的《學習魯迅，永遠忠於毛主席》；第三篇是紅 衛兵及紅小兵代表劉路的《斥西蒙諾夫》；第四篇是許廣平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 迅》；第五篇是郭沫若的《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第六篇是陳伯達的《在紀念魯迅大會上 的閉幕詞》。其中許廣平寫道：「毛主席稱讚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 名小兵自命。……當時魯迅和毛主席雖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魯迅的心，嚮往著毛主席，跟著 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相應地，與魯迅幾乎鬥爭了一輩子的郭沫若，也把馮雪峰執筆、魯迅署名的《答托洛斯 基派的信》，形容為「魯迅臨死前不久的申請入黨書」，進而在魯迅研究界率先做起了「魯 迅如果活在今天」的大文章：「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 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 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沒有攀過的高峰。」 1976年4月，署名石一歌的《魯迅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用何滿子的話說： 「石一歌，即隱身在這個筆名下的11位某某某們，是四人幫卵翼下的魯迅研究專業戶。所謂 魯迅研究，就是把魯迅改造成四人幫的守護神。」在這11名作者之中，就有後來暴得大名的 余秋雨。而何滿子所說的「把魯迅改造成四人幫的守護神」，同樣是對於歷史事實的欺軟怕 硬、自欺欺人的歪曲改寫。所謂「四人幫」的守護神，祇能是當年戰無不勝並且要萬壽無疆 的偉大領袖。被許廣平矮化為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的一個「小兵」的魯迅，說到底祇是一個孫 悟空及其金箍棒式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衛道武器和殺人工具；或者說是專制寡頭毛澤 東及其專政黨用來維護極權專制的「家天下」及「黨天下」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婊子牌 坊。祇要明白了這一點，被豢養的魯迅研究界的余秋雨、陳漱渝、孫郁們，爭先恐後表現出 的魯迅式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愚民自愚、自私自利、自欺欺人甚至於不擇手段攪混水 的刀筆吏思維和刀筆吏言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應該說，魯迅式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師爺刀筆以及拿「反對民黨」之類的政治罪 名禍害別人的英雄事跡，並不是當今中國吃魯迅飯的文人學者的獨享專利。祇有寫作魯迅式 的刀筆文字的聰明人才能夠名利雙收或陞官發財，幾乎是中國政學兩界獨具特色的普國常識。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風靡大陸中國的「不折騰」的最高指示，說穿了就是魯迅式的「反覆顛倒 無所不可」的刀筆吏思維的謬種流傳。然而，中國社會真正需要的既不是「折騰」也不是 「不折騰」，而是奧運會展現的平等參與、公平競爭之普世價值的落地生根和發揚光大，特 別是《08憲章》所提倡的以人為本、自由平等、憲政民主、治官安民、和諧寬容的普世性的 制度文明的切實建設與強力執行。 （2009年1月28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