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祇知道使用麻醉藥的牙醫 （北京）余傑 長久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以及週期性的社會動盪，使中國文化中發展出一種高度實用化 的、物質化的「活著主義」。早在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的關注點便大都集中在如何保存肉體 生命上。所謂「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所謂「但求苟活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中國人始終未能擺脫生理及心理上的「災民狀態」，而由「災民」轉化為「暴民」，往往祇 有一步之遙。作為昔日的牙醫、今日的作家，余華不斷地講述「如何才能活下來並更好地活 著」的故事，並以之為最大的賣點。余華在他的作品中揭示了一種讓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難以 公開反對的生存法則：活著就是成功，活著就是勝利，活著就是一切，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任 何高於「活著」的價值。也許因為過去經常給患者拔牙，余華知道如何使用麻醉藥，讓患者 （讀者）暫時忘卻現實生活中的痛苦與絕望。使用麻醉藥當然沒有什麼錯，但祇知道使用麻 醉藥的醫生很難說是一名好醫生；抒寫醜惡當然沒有什麼錯，但祇知道抒寫醜惡的作家很難 說是一名好作家。 祇知道抒寫醜惡的作家 小說家的基本功是編故事，公正地說，余華是一名非常善於編故事的小說家。在普遍 「多產」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中，余華的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多，從早期的先鋒派的作品《世事 如煙》、《現實一種》、《細雨與呼喊》等，到成熟期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品《活著》、《許 三觀賣血記》、《兄弟》等，作為敘事者的余華從來都是採取「零度敘事」的方式，他筆下 的故事一個比一個恐怖、血腥、殘忍、骯髒，他的主人公大多是有著殘暴變態慾望的精神異 常者。余華不動聲色地營造出了一個具有「余華特色」的世界，這個小說世界宛如一個屠宰 場，人既是屠夫又是被屠宰的對象。對於中國的體認，從何勇的「垃圾場」、賈平凹的「廢 都」到余華的「屠宰場」，命名者的態度似乎越來越決絕。在余華的小說裡，因為本無崇高， 所以人的毀滅也就沒有了悲劇性。余華的故事表明：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好，祇會變得更壞。 所以，任何追求美好與良善的努力都是毫無意義的，每個人都祇能安心地充當惡的奴隸。 善於表現惡的作家，並不一定是惡的贊同者。但對於余華來說，「惡」是一種合理的、 中性的、永久的、無法撼動的存在，而人類是惡的犧牲品，不管無辜或有罪，這是人的宿命。 這種世界觀在余華最龐大的一部小說《兄弟》中體現得最為充分。評論家馬躍敏在《<兄弟>： 余華的困境與歧途》一文中指出：「在《兄弟》中，媚俗的審美取向使余華對醜陋意像似乎 有種變態的酷愛和傾心。」這是余華一以貫之的風格。以骯髒而論，《兄弟》中最具代表性 的細節是：主人公李光頭的父親掉進糞坑後，作者寫糞便如何濺滿女人們的屁股，寫女人們 如何找來梧桐葉將屁股上的糞便擦了又擦，寫宋凡平怎樣跳進糞坑，糞便中的蛆蟲怎樣爬上 他的臉和脖子，爬上他的嘴、眼睛和耳朵……好不容易從糞坑裡上來，作者不讓他們沖洗， 繼續讓一個渾身糞便的活人背著一個渾身糞便的死人在街上走，讓糞便一路不斷從他們身上 往下掉，讓陣陣臭氣飄過大街小巷。這段描寫讓善於寫糞便的賈平凹亦望塵莫及。以殘暴為 例，《兄弟》中最具代表性的細節是：孫偉的父親自殺時，將大鐵釘插在頭頂上，用磚頭砸 鐵釘，砸進自己的腦袋。作者讓他砸了三次。第一次鐵釘砸進了腦殼，思維仍清晰；第二次 鐵釘碰到了腦漿，思維還活動；第三次，他用出所有力氣將鐵釘全部砸進腦袋，砸得磚頭碎 成十幾塊。主人公好像是被上了麻醉藥一般，清醒地感知到整個死亡的過程。如果余華不是 當過醫生的話，恐怕很難將這樣的情景表述得如此冷靜、從容。 余華的小說宛如一本讓人毛骨悚然的、卻相當實用的野外生存手冊。我不否認中國社會 的醜惡，中國社會的醜惡甚至不亞於余華小說中的醜惡；我更不否認文學有權去表現醜惡， 這是文學的天職之一。余華在面對別人的批評的時候，引用現實主義的英國作家狄更斯和荒 誕主義的俄國作家布爾加科夫來為自己辯護，他說：「我就是用一種荒誕的、嬉笑怒罵的方 式去寫這個時代。」在這個層面上，他說得沒有什麼錯。但是，余華的問題在於，他設置了 一個接一個的「偶然的遭遇」來闡釋人生的悲劇性，所有的追問在命運無常的歎息面前停止 了。余華並不缺少想像力，他缺少的是關於基本的是非的判斷力以及愛與同情的情感。余華 根本不關心人物的心靈狀況，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關心過自己的心靈狀況。他筆下的那些曲折 的、熱鬧的、血腥的故事，從來都與靈魂無關。在當今的中國，討論靈魂的問題是一種過於 奢侈的「貴族的專利」。余華的小說寫得越來越通俗，但像大部分中國當代作家一樣，他更 喜歡將將自己歸入「少數派」的行列——當少數派也是一種時髦。在余華的一篇訪談錄中， 他多次引用聖經中「窄門」的典故，他認為他的寫作如同耶穌一樣是在進窄門。他甚至宣稱 《兄弟》這部作品是他對這個時代的「正面強攻」。我不知道余華是不是在「自覺」地欺騙 自己——他選擇的不是窄門，恰恰是一道最寬闊的門，這是他十拿九穩的選擇；余華從來就 沒有與這個時代產生過任何尖銳的矛盾，甚至在對歷史的追溯中他亦主動放棄了最堅硬的那 一部分。 當惡被抽像化、凝固化的之後，對惡的批判與反思便無從實現。惡以它本身的吸引力， 抓住了余華，他成了惡的俘虜。余華的許多作品都將背景設定在文革時期，那是一段仍然具 有敏感性的歷史。人們當然期望這些關於文革題材的作品，能夠讓中國人多多少少「配得上 他們經歷的苦難」。然而，遺憾的是，《兄弟》對「文革」的描述，僅僅停留在紅旗、口號、 紀念章、遊行隊伍、背誦毛主席詩詞，外加純屬兒時記憶的那個掃堂腿。文革被符號化、被 寓言化、被戲說化，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了。在余華的小說中，文革成為一個 特定的、「鏡花緣」式的時空環境，一切不可信的、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發生了，他運用自 己的想像力，盡情地在其中奔跑馳騁。作品的主人公根本沒有自身的命運軌跡，僅僅是被作 者牽線操縱的傀儡，或者是被作者下多了麻醉藥的行屍走肉。主人公的悲慘經歷，多半是因 為自己的愚昧與野蠻，他們甚至不覺得有多麼不幸。在文革的真相在尚未得到充分呈現的時 候，文革便遭到如此肆意的扭曲和改寫。這樣寫文革，還不如不寫。換言之，余華根本配不 上文革的苦難。 對毛澤東與文革的崇拜迷戀 一個作家的歷史觀與現實觀緊緊必然相連。余華在與一位意大利記者談及文革所時所說 的一段話，最能說明問題：「那段時間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場災難，但現在來看，它同時也 是一筆財富。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今天的我們希望創造偉大的思想，把自己從 過去中解放出來，毛澤東也抱著同樣的目的。祇是他沒有明白，中國人民那時還不夠成熟， 無法實現他的理想。」那麼多文學評論家，沒有一個人去深究余華的這段「心裡話」，偏偏 是被圈外人看出了「門道」——現代藝術家高氏兄弟在《余華，是無恥還是無知》一文中， 尖銳地批評說：對毛與文革的判斷不祇是一種道德判斷，也是一種審美與智性的判斷，而人 們對事物的道德判斷與審美及智性的判斷並不必然處於平衡對稱的狀態。「余華對毛與文革 的崇拜和迷戀，使他與其廣受讚譽的小說作品構成了一種荒謬複雜的矛盾關係，這其中包含 著語言的魅惑、歷史的遮蔽、錯位的誤讀、批評的貧困、價值的迷津、文化的潰敗、救贖的 虛幻以及對苦難的低俗玩味等多重因素。而余華對毛與文革的崇拜和迷戀源於他對中國現實 政治與現實真相的無知，這顯然大大影響了余華的小說寫作，使他不得不在小說中或者極力 淡化現實政治的背景，或者就把謊言當作真相。」高氏兄弟舉例說：余華出生在1960年，那 正是毛搞「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時期，這一時期被當局謊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如今， 這一謊言早已不攻自破。而余華在《許三觀賣血記》中描述這段歷史時，仍然沿用當局的說 法，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余華還大筆一揮，讓老天爺降下大水，說什麼「水災過去後， 荒年就跟著來了。」於是，歷史的謊言就這樣成為文本的「真理」。餓死上千萬的大饑荒， 在余華的小說中被輕描淡寫地虛化過去。一向以冷酷的敘事著稱的余華，在這裡竟沒有忍心 讓他筆下的任何的一個人餓死。 如果將余華的《兄弟》與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相對比，便可以發現有靈 魂的寫作與沒有靈魂的寫作之間根本性的差異。對於君特。格拉斯來說，部分由於他對自己 參與罪行的歷史一再「延遲」地感到的恐懼，奧斯威辛的意義實際上在他的思想中變得越來 越沉重。他對納粹主義的反應一直是個不完整的過程——那一段歷史越是遠去，格拉斯就越 想要抵制它的歷史化，所以他將作家定義為「抵抗實踐之流逝而寫作」的人。這裡的問題， 不是可不可以使用冷靜、幽默、荒誕的方式來表現歷史與罪孽，而是作者企圖達成的目標是 什麼：在余華那裡，文革是他寫作的時候可以取巧的佈景，他試圖將文革描述成一場遙遠的 活報劇，讓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讀者安然地充當饒有興味的旁觀者。余華的這一努力， 當然會得到官方的默許甚至鼓勵，也會得到充滿獵奇心理的西方漢學家和普通讀者的追捧。 於是，其著作巨大的發行數量和西方的各種文學獎項，同時降臨，讓余華風光無限。而在君 特。格拉斯那裡，雖然同樣使用荒誕、繁複、矛盾的寫法，但通過《鐵皮鼓》的主人公、侏 儒奧斯卡的視角，作者表現出了歷史的循環與卑劣，民族性的偏狹與殘忍，並對乖戾的小市 民與獨裁、對納粹以及對開始變得遲鈍的福利社會的舊包袱提出強烈抗議。戰後數十年來， 格拉斯一直在對德國社會發出最刺耳的批判的聲音。 余華顯然不是西西弗斯式的人物，而君特。格拉斯則說：「永遠往上推石頭是人類存在 的一部分。」也許，余華太聰明了，格拉斯太笨了。聰明的余華不僅將他的作品作為高價賣 給大眾的麻醉劑，同時他自己也在樂此不疲地享用之——王朔嘗試過真正的毒品，余華嘗試 的卻是精神上的毒品。中國人被長久以來的苦難壓彎了腰，所以祇能「唾面自乾」地接受余 華的「活著觀」——即便通過賣血也要卑賤地活下去，即便成為「惡」的附庸也要活下去。 但是，中國人要成為「人」，中國要成為「人國」，就不能繼續此種「活著主義」，就必須 與宿命般的「惡」殊死搏鬥。無論結果是怎樣，這一搏鬥的過程，便是從奴隸到自由人的過 程，便從卑賤到高貴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