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歲被打成右派的李曰垓 （山東）趙穎 1958年2月，李曰垓才16歲，以雲南省昭通專署機要員身份被劃成右派，送彝良縣大坪 農場勞教，4個月後被捕判刑勞改，整個文革期間都關押於監獄。21年後的1979年改正復職。 因為他在獄中，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刻苦自學，完成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全部教程， 復職後在昭通地區一所中專執教，後任分管教學的副校長，被選為昭通市人大代表。 2007年即反右運動50週年之際，李曰垓與山東大學一位友人有過暢意交談，總標題為 《我們不是木頭人》。現將其中涉及到個人具體情況的一個小節全文照引如下。 友人：任何有份量的滄桑回首，都是一幅幅真容照片展示給歷史和後人。我們雖未謀面， 但我從頗具權威的文字資料上認識了您。這個文字依據，就是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編、 群眾出版社1981版《春風化雨集》中的那篇報告文學，《石板下的一棵小草》，作者徐盛龍， 而文中的主人公就是您。有兩句原文是：「李曰垓，原雲南省昭通專署機要員，1958年16歲 被錯劃為小右派」，「1949年雲南解放時李曰垓是個7歲的孩子」，這應該是可信的資料。 現在既然能與您本人交談，能否向我提供一點更直接的佐證？ 曰垓：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是檔案材料和身份證號碼。身份證表明我的出生日期是1941 年12月23日。1949年12月9日盧漢將軍宣佈雲南起義，是雲南解放的標誌日，此時我尚差半 月才滿8歲，按週歲計，文中所寫的「7歲孩子」沒錯，1958年2月16歲剛滿就打成右派也沒 錯。50年前反右運動在全國殘害300多萬人，至今沒有公佈過受害者的年齡排行榜，所以誰 是「最小」，尚無考證。 友人：「最小的右派」這項世界紀錄，大概要由吉尼斯專家課題組來解決了。 曰垓：可以斷言，面對這個難題，吉尼斯專家也會頗費周章。更重要的是吉尼斯關注的 是快樂題材，因為世界主流文化倡導愉悅向上、壽世活人的精神氣質；而中國的反右運動是 人類公認的最痛苦的題材，反右殘害的是知識界中良知未泯、人性鮮活的那個群體，但同時 又把相當數量的像我這樣的未成年人拿來陪宰，列為思想犯政治犯押入囚牢，這樣的痛苦題 材跟吉尼斯性質是恰好相悖的。 友人：在您受害的21年中，先勞教後勞改，後者時間最長。以您的切身感受，哪個環境 更殘忍？ 曰垓：就超負荷的強迫勞動而言，兩者一樣。以我為例，以45公斤的體重，每背籮要負 重90至100公斤礦石，在單程距離200米以上爬坡背上高爐，每日來回30多轉才能完成任務。 就人格凌辱和精神壓力而言，勞改隊要簡單一點，刻板一點，因為勞改犯的多數是文盲或半 文盲，祇需要分成所謂「接受改造的」和「反改造的」兩大類就足矣。當然，每個中隊部每 月向總隊上交的報表，分得更細一點，分為4類。其實在極左陰霾時期，全國人民又何嘗不 被如此分類？「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這條最高指示就是把人民分類排隊的理論依 據。而勞動教養就凶險深沉得多，名曰「最高行政處分」，實則對受害者施以更大的精神摧 殘，日夜不停發動告密和批鬥，造成自相殘害。越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越需要把人際關 系變成狼與狼的關係。挑撥分化，戕害心靈就叫做改造世界觀，徹底泯滅了人性就叫做脫胎 換骨。1962、1963年在勞教單位搞過兩批「摘帽」，其標準首先就是「立功贖罪揭發反改造 分子」，很多人為了爭當「摘帽右派」而去昧心整人，這已成為暴力社會主義的通用模式。 數十年歷史事實證明，在正宗斯大林模式的蘇聯，對政敵和無辜人民採取的方式是直接的大 規模屠殺，如《莫斯科週刊》1988年報導，中國《青年參考》轉載的《明斯克大槍決內幕》： 1941年希特勒侵蘇前夕，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明斯克市郊一次槍決蘇聯平民10萬多名，後來 把這一滔天罪行說成是德軍入侵造成的。「警察把這些'敵人'帶到野外，命令他們兩人一對 緊緊靠攏，以便一槍擊中兩人頭部，節省子彈。」——而中國則不同，要對這些廉價勞動力 施加數十年的精神凌辱和血汗搾取，直到把他們熬干。哪種更人道？ 友人：我讀到的資料中提到，你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進京上訪，終獲關注，得以解決 問題，那麼公安部關注這起個案，原因是否就在於你的年齡最小？ 曰垓：非也。公安部不會這麼淺薄，他們是根據冤情深度和道義力度來確定是否直接過 問的。我也不會那麼淺薄，年齡畢竟不是敲門磚。 友人：談到這裡我就更想知道，你這個當時不滿16歲的少年究竟惹下什麼大禍？資料說 你先是劃右送勞教，短短3個月後就抓捕入獄，有人「在你身上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冤假錯 案，三次逮捕關監，長期戴鐐銬，判刑勞改，多次禁閉，受害期達20年又10個月之久，直到 1978年底才出獄。」這些語言出自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特稿的筆下，更使人感到解剖你這 起個案特別有價值，有典型意義，你能簡要透露一些底蘊嗎？ 曰垓：因為我進京遞交的20頁申訴材料中捅破了一樁被掩蓋24年的隱秘：在1955年11月 份肅反運動高潮期的一天深夜，我這個小小機要員奉命做一次審訊記錄，記下了被審訊人跳 樓自殺之前10分鐘哭著憤怒指斥審訊者卑劣行徑的原話。被列為「特務嫌疑」的這名鬥爭對 像是昭通人，1947年就讀於雲南大學經濟系期間在校內參加革命並加入共產黨，48、49直到 1950年春任中共昭通縣工委常委，宣傳委員，主持過全城迎軍大會，是地下黨邊縱骨幹中所 占比例極少的大學生。土改剛完成他就遭謝富治宗派系統排斥，任一個財貿單位的支書，其 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謝富治系統一個軍轉干正縣級領導姦污霸佔。審訊的當晚，說這是他交 代「特務身份」的最後機會，「不交代也可以認定、定罪」，而這個審訊者恰恰就是那個奸 污作案的惡棍本人，他作為「肅反」領導人之一，以「學委」身份進行審訊。由於歷經兩個 月連續批鬥折磨凌辱，被審訊人完全絕望，遂奮起生命最後一點力氣，憤慨指斥該惡棍的淫 邪本質和害人意圖，講完後衝出房間，越過客廳，從外廊欄板上跳下三層樓底的石砌天井， 頭部著地，腦漿迸出慘死。那位審訊者下去看了屍體，又急忙趕到樓上，叫我翻開記錄本撕 去剛記下的原話，再按其口述寫下一段他如何冠冕堂皇交代政策啟發其坦白從寬之類謊言， 並告誡我：「該犯自絕於黨和人民，臨死前那些向黨進攻的話，永遠不准對任何人透露，否 則按政治問題追究責任。」然後帶上記錄本連夜去地委機關匯報。臨走時吩咐總務買棺收殮， 連夜埋葬於昭通北郊。 我那時雖祇有14歲，已有點懂事。我深知茲事體大，生死攸關，沒敢聲張或揭破。我祇 覺恐怖壓抑覆蓋身心，也覆蓋幹部隊伍。整風鳴放中祇得守口如瓶，不進陷阱。而這位審訊 者肅反後隨即升任專署秘書主任、黨組負責人，不久升為副專員。因肅反和反右整人有功而 迅速陞官的活生生事實使我認識了雲南昭通的「共產黨」。這類惡棍行徑的合法化難道僅僅 是個人行為麼？充滿血腥味的順暢仕途難道是他個人能夠鋪就的麼？我在那個氛圍中雖然不 敢聲張，但我被他視為一顆定時炸彈，他需要滅口，需要置我於毫無發言權的絕境，當官才 安穩。這就是我21年連續受害的本質原因。而且直到今天，我並未得到片言隻字的處理通知 書，但殘忍的無期徒刑待遇卻實實在在耗去了自己21年的黃金年華。這是真正的殺人不見血。 友人：從表面看，對您施加迫害是為了掩蓋醜惡，而從骨子裡看，他們為的是維護一種 邪惡的政治特權，淫邪也是政治特權的一部分，從歐洲到亞洲的奴隸主、封建主，普遍都享 有眾所周知的「初夜權」。醜惡與邪惡本來就是一體。您這位未成年人既然知悉了那樁邪惡 行徑，特別是故意逼死人命的暴行，那麼人家借「反右」的邪風而順勢摧折你這株小草便帶 有必然性，全國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也跟你我一樣毫無反抗能力，同樣都是「大石板下一株 草」。但是您這起個案又具有特殊性，因為善惡顛倒得實在太露骨，殘害手段實在太卑鄙。 那麼您本人在力量對比天壤懸殊之中，是就此吞嚥了無盡的苦水，還是也迸發過一種揭穿真 相、撕破黑幕的主觀慾望呢？ 曰垓：豈止慾望，而且爆發過行動，這行動就是拚命掙脫牢籠奔向光明，因為我自己心 中充滿了光明，我在勞教3個月後，即1958年5月，借一個工休日的拂曉時分，以「找清水溝 洗衣服」為名悄悄越過警戒範圍向北迅奔，這是冒著極大危險下決心奔赴北京，向最高層傾 訴冤屈並揭破昭通黑幕。可惜我祇逃離勞教農場50華里，就被武裝追獲，押回農場，立即戴 上腳鐐，一個月後即6月15日被逮捕入獄，以儆傚尤。今天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當時的行 動具有忍無可忍的道義性質和根本上的光明性質；如果這個政權也多少有點道義因素和光明 因素，它就 必然會珍惜和保護一個16歲孩子對它的最高層懷有的純潔信賴之情，這樣的童 稚之心難道不正是執政合法性的最佳來源？可惜，他們完全不懂得珍惜這些，也不要任何司 法程序，表面上是判我6年徒刑，實際上想怎麼關押想怎麼凌虐想怎麼剋扣都可以毫無限制 施行不止，比無期徒刑殘忍百倍。1979年1月在北京，當公安部信訪處第三科張衡科長讀完 我面呈的申訴書時，我瞧見他手在哆嗦，眼裡射出義憤的怒火。我當時隨機作一點偵察，我 說「您沒受過迫害，不大可能有切膚之痛。」張衡科長深沉地說：「誰說我沒受過害？你知 道我恢復工作幾天啦？」——我倆大笑。此案得到部黨組的重視，並不奇怪。放到任何歷史 時期、任何社會制度下的任何國家，想來都不會推開不理。 友人：冤情這麼深，那麼查處結果又如何呢？ 曰垓：話分兩頭。我所遭受的政治迫害，由公安部徹底平反，恢復公職。我不願再回到 黨政機關，請求去教書；昭通地委根據我在獄中已完成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全部課 程的自修實況，結合我的志願，把我安排到昭通地區財貿中專任教，1984年任命為主管教學 的副校長，同年被選舉為昭通市人大代表。另一頭，那個作惡的副專員，因為60年代四清時 期有經濟作案問題，按律應負刑事責任，雖經袒護，也終於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而「肅 反」中被迫自殺的這位地下黨員1981年也平了反，但是那宗隱秘血案背後的兩個實質性問題， 一是淫邪，二是利用職權在政治運動中故意逼死人命，昭通當地就一再拖延，不查也不處。 究竟是辦案無能還是不敢觸動當權的謝富治宗派勢力的宿根？我未能斷言。一個地下黨知識 分子幹部夫婦的人格尊嚴乃至生命，算得了什麼呢？拖了半個世紀後，害人者和被害者當事 人都已亡故，血消了，淚揩了，這宗深沉的不平事也就被拖成自然消逝的歷史雲煙。 友人：那篇報告文學中提到你的妻子，她也是石板下一株倔強小草，是支持你與命運抗 爭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幫助你成功走過進京告狀這條艱險道路的重要人物，讀後給人印象頗 深，充滿敬意，很想知道得更具體一點。 曰垓：文革烏雲最黑暗的70年代中期，我身為「勞改刑滿留隊就業」的政治賤民，在昭 通城北20里外的二里寨勞改煤礦從事著最艱苦的井下體力勞動，每天下班從坑內走出，除了 白眼球尚存亮色，遍體均為灰黑。此時，相距15里的葡萄井生產隊的貧農女兒曾樹美與我認 識，竟然一見鍾情。她初中畢業就讀不成書了，家中沒有弟兄，要靠她和姐姐掙工分養活老 母。1974年夏季我們相識之時，我32歲，小曾祇有21歲，比我小一輪。她告訴我，她家原系 昭通城北片緊靠市區的鞏固大隊農民，父親是生產隊長，1958年底隆冬季節即大躍進日夜奮 戰水利工程階段，他在楊家墳水庫工地已經缺糧，又聽說家中妻兒已斷糧，他就在一天夜晚 跑回家看望，不料半途被公社民兵攔截盤問，就冠以「逃離工地破壞大躍進反對三面紅旗」 罪名，活活打死。肋骨多處折斷，全身青腫血污，妻子撫屍痛哭至昏死，5歲的曾樹美和8歲 的姐姐曾樹瓊把昏死中的媽媽喊醒，母女相擁，哭成一團。公共食堂打出來的是蘿蔔葉子湯 煮蠶豆糠，或者用腐爛了的包穀殼摻飯蒸熟，稱為「澱粉飯」，而且難以為繼；冬天也穿一 雙破布鞋和一件單薄的補疤衣，蜷縮在灶洞灰堆裡取暖，面如菜色。隊上已成傷心地，媽媽 帶著她倆流浪城西25里外的舊圃公社葡萄井避難，從5歲喪父苦熬到21歲與我相識，這就是 身為共產黨基本階級隊伍的貧下中農女兒的幸福童年和青少年。她的自述加深了我心中的傷 痕，「望城坡上塵土飛揚，哪裡瞧得見生活的出路？舊圃街頭行人稀疏，誰看顧孤苦無依的 母女？」這兩句話是我寫給她的信中對她家庭境遇的真實描述，她念得全家痛哭，至今不忘； 而我那遠在千里外宜良故鄉的母親則早在1965年就慘死於貧病交迫盼子心切之中，那裡是我 不堪回首的傷心地。樹美與我，兩顆滴血的心靈合二而一，這就是生死相依的「三生石上靈 芝草」。1974年我們相識不久便提出結婚申請，但我所在的勞改企業那個惡棍政委就硬是不 批准結婚，說是要「維護貧農女兒的政治前途，不能嫁給反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政治所 要維護的神聖原則。不久後這位政委又毫無理由地第三次逮捕我，抓入地區監獄關押3年半， 祇關不問，關就是目的。抓我之後，曾樹美所在公社、大隊、小隊的全套「群眾專政工具」 傾巢出動施壓，要她母女與我劃清界限。她家兩代人嚴詞拒絕，據理指斥，竟然遭受扣工分、 扣口糧，剝奪勞動權，要脅迫她「嫁給貧下中農」。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該生產隊會計李德 忠於是指使其另一村居住的好友李儉義帶領幾名惡棍，持棍棒繩索前來搶親，幸得樹美的姐 姐樹瓊和姐夫懷初就在相鄰的生產隊，及時約人前來搭救才倖免於難。曾樹美拚命掙脫，奔 逃25里至昭通城，來到我被關押的監獄大圍牆外面痛哭，守候至天黑。她是以全部生命的呼 號向我表明共存亡的志氣人格。（高牆裡、鐵窗下的我，當時毫無所知，直到3年後出獄才 知悉這段錐心泣血的情節。）樹美奔逃進城的次日，她獨自走進地區公安處，請求給一紙探 監許可證讓她見我一面，但在場的公安人員萬分不解地勸道：「李曰垓是毫無前途毫無希望 的政治犯，你何必苦苦守候！」曾樹美的答語祇借用了一句當時的名言：「人的因素第一 呀。」 生產隊斷了她的口糧和出工權利，母女二人逃命至城郊李子園租間破草房住下，母親打 草蓆賣給煙葉站做包裝，小曾早出晚歸單程12里到磚瓦廠做小工，每日勞累祇掙得7角錢。 什麼叫飢餓？飢餓是關乎生命本質性的那種痛苦。小曾母女多年在飢餓中苦熬，這樣，「貧 下中農女兒的政治前途」從這種苦熬中找到了最真實的詮釋。 粉碎四人幫後的揭批查，那位置我於死地才甘心的惡棍政委因賣身投靠四人幫，瘋狂鎮 壓群眾對周總理的悼念活動，並在公安系統內部殘害幹部多名，終於在民憤沸騰中被清查， 失去一切權力，一落千丈，身敗名裂，黯然死去。 1978年12月放我出獄時，公安處勞改科長叫我「休息半月，再去孔家灣勞改農場恢復就 業身份，聽候結論。」很明顯，要換個環境來延伸事實上的無期徒刑。這就逼我背水一戰遠 走北京城。出獄的當晚我獨自冒著凜冽寒風走到北郊，在月光下逐村逐戶尋覓，終於找到樹 美母女租住的那間草屋，此時已是夜晚10時，悲喜交集的見面場景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 幕。她全家支持我進京申告，母女在赤貧中賣掉唯一的小豬，祇賣得60元，剛好夠我從水城 上北京的火車票價。臨走時樹美送我到昭通汽車站，她邊流淚邊說：「哪怕告不准，你及時 回來，我們生死在一堆。」我在北京站下車的當晚，就在一個有暖氣的候車室長椅上坐一夜， 次日清晨窗外飄來的新聞和報紙摘要恰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全文廣播，這個吉祥 日子開啟了我命運的新階段。洗一把冷水臉，我先奔至王府井《人民日報》社，弄清了公安 部信訪室地址，就直插東城區東塘子胡同，站進300多人的上訪者排隊長龍。工作人員先把 大家的申告材料收進去，換發一張排序卡片，不料過了半個小時就喊到我的卡片號，進入一 個普通四合院的小小單間，開始了與張衡科長的交談。讀完材料，他在激動之餘提出兩點疑 問：「你的樣子不像一個遭受21年迫害的人，不木訥，不遲鈍，不蒼老；你自稱初中畢業學 歷，但是所交材料的文字水平絕不可能出自一個初中生之手，這是最大的矛盾。」——對這 個戲劇性開場的兩問，我祇能建議他電話查詢雲南昭通去求證。從那時起，他親筆填具「費 用記賬」的免費食宿介紹信，叫我到地壇公園內的公安部接待站住下。4天後又召見我時， 張衡說已經通過雲南省公安廳核實了我的自述不假，對於冤情已形成專題匯報，正在向部長 請示是否由部裡直接受理複查。第3次見面時，他說部領導已批示，我的案子先在部編《上 訪通訊》上通報全國，然後由部裡派專案組下昭通。他說「你所講的保持求知慾，堅持刻苦 自學是一種生理上心理上免遭摧毀的有效抗體，這點切身感受很有意思，很有價值。你在獄 中自修大學課程，我們尚未發現第二例。」隨後他遞給我一張北京至昆明的火車票，說返昆 之後雲南省公安廳會提供回到昭通的旅途費用。於是我結束了12天的逗留，愉快告別了首都。 友人：《春風化雨集》於1981年出版，其中《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專寫你那段不屈的歷 程，成為很突出的一篇，你肯定更瞭解這部文集的出版背景？ 曰垓：1978年底三中全會剛閉幕，主持中央組織部的胡耀邦以非凡的大智大勇，用他的 生命掮住了厚重的歷史閘門，奮力刮開充滿血腥味的歷史積垢的一個小薄層，解脫了一部分 歷史冤魂。這個不朽的業績，從《春風化雨集》得到了有力的佐證。這是當年製造一系列冤 假錯案的頭子們不敢想像的，使他們反人民的決策陷於尷尬。大面積平反一年之後的1980年， 公安部長趙蒼璧主持下的部黨組決定在全國選擇120例典型冤案，組織專人寫出報告文學特 稿，每篇一個真人真事。入選的標準是冤情要深，平反要徹底，復職後的表現要出色。各省 推薦，有一批個案則由公安部直接點名，例如我的案例就在其中。文集以《春風化雨集》冠 名，表明了編輯意圖在於證明平反冤獄是新時期開端的化雨春風。文集內容皆為真人真事， 就使這部書有了史料價值和保存價值，它折射出政治災難真實惡果的冰山一角。公安部政策 研究室的徐盛龍奉命直赴雲南考察我，省公安廳又派一位王姓的玉溪籍同志協助。他們來時 是1980年暑期，我任教的地區財校正值放假，我就被邀入他們下榻的地委招待所同吃同住5 天。徐盛龍是江西人，年齡比我略長，航空學院畢業後在過空軍，轉業至公安部成為政研室 骨幹力量。寫得一手漂亮的草書，我至今保存著徐盛龍返京後給我的幾封來信，視為墨寶。 他們先詳閱了我的全部檔案，逐一詢訪了昭通公安處領導和勞改企業多名管教幹部，然後才 與我接觸，在融洽氣氛中對我進行直接考察。徐盛龍最感興趣的是兩個問題：受害21年的殘 酷環境中，勞改企業那個視我為頭號墊腳石以求陞官的「政委」又多方製造新冤案連續迫害， 我的體力和智力未被摧毀，是什麼構成這種「抗體」和精神支撐力？我在獄中完成大學文史 哲三科專業課程自修的主要內容、深度和表達能力究竟如何。5天考察後，他們對此表示很 滿意。 友人：報告文學《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已經呈現的內容，能反映徐盛龍他們對你瞭解的 全貌嗎？ 曰垓：十分之一。那次考察是27年前的1980年夏，我們交談的廣度和深度大概超過了當 時出版物的允許極限，加之篇幅容量所限，所以作了大幅度刪削。 友人：儘管如此，從《小草》文中我們發現了很多閃光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徐盛龍從 你檔案中抄錄了極左路線最凶橫時期你回答審訊的一段原話：「你們的唯一本事就是把清白 者抹成污黑，把無罪者誣為有罪，把人逼成鬼，踐踏法制，蹂躪人權，故意製造冤獄，蠶食 無辜者，轉嫁民怨於黨，抹黑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這段話改變了審訊雙方的地位，所以 用了「誰審訊誰？」這樣尖銳的小標題。那麼，你在獄中最通常的精神狀態是怎麼樣呢？ 曰垓：當時的徐盛龍也對這個問題極感興趣。記得我當面默寫過自己在獄中按我所理解 的20年代音樂大師劉天華《良宵》音樂形象依其樂句而填的詞：「淚眼問梅花：寒夜裡可曾 夢朝霞？啊，瑞雪輕霜瀟瀟下，風裂長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撫劍長咨嗟，萬千心事 惜年華！何屑彈鋏，有心試馬。惟見雲兒迢迢、星兒寥寥、風兒淒淒、景兒寂寂，遙想倦鳥 依林，遊子念家。 盈盈仙子隱約雲紗，曾記別時清淚飛灑；想分飛後，怎禁那霜欺雪壓？ 聽吶聽吶，小笛兒搖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發，宛如笑語情話，滿眼蕩玉飄花。人 憐溫馨、魚驚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風光在眼，搖曳煙霞。問那春風春雨春月春花待幾時重 回天涯？」 「改正」復職之後的受害者座談會上，我當著地委書記的面這樣講：許多受害同志發言 中都說「想不到有今天」。但是，如果真的「想不到有今天」，請問是什麼精神力量支持我 們熬過這含辛茹苦的21年？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