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幼稚病 （北京）劉自立 一，主流與非主流之變 法國革命時期，人權宣言是革命主流，但是也存在遺留問題，就是克魯泡特金所謂經濟 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合眾國獨立宣言』從1776年以來就很著名，視為民治主義信仰之表 現，這個委員會也就仿照辦。不幸它裡邊的缺點也抄來了『國民會』也像聚集於非拉得爾非 亞議會之美國憲政黨一樣，於宣言中把民間的經濟關係拋卻了，它祇確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國民有得到他們所希望的政治之權，以及個人之憲法自由。法國的宣言之所以對於財產， 祇注意去規定『不可侵犯的，神聖的』性質，並且說，『未經法律明定由公家所取，或未付 公平而預繳的贖金時，個人財產得以保全。』這就明明是拒絕農民對於土地權的權利，而不 會廢除於那源於封建的追索。」「……由於封建制度及獨裁的王權而建立的財產權利，動也 不能動。」（克魯泡特金 《法國大革命史》） 這個情形的改變，是以後出台了《憲法序言》，從而取消了所有王室貴族特權。克魯泡 特金的意思是，是人民而不是資產階級促成了「各國進步之目標」。而在這個促成者群體當 中，共產主義者成為法國革命時期共產黨活動的主要目的。何以「共產黨」這個詞彙出現在 克魯言及之法國革命時期，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在稍後的紹述中，他說： 「比洛發稜於1793年發表一本論著，公開的攻擊大財富」——「後來（他的觀點）被國際勞 工會於巴勒開大會時所採用。」 他說，「1793年之共產主義還不是個完全的學說，……不是由私人研究所得，是起於當 時運動之需要。」尤其關注土地問題。他認為，此時的共產主義高於1848年之社會主義， 「它直接攻擊生產之分配。」（他提到普魯東的「互助論」和「人民銀行」論——「銀行盈 利倘有餘利，應該歸還給全民。」 「在1793年的宣言中卻已形成了共產主義之三個主要方面：土地共產主義，實業共產主 義，商務信用共產主義。」 以上關於消滅私有制度的共產主義，在革命實踐中，被反對之的主流派羅伯斯庇爾等人 彈壓，排除；但是，並未能完全消滅之。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帶來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成為日後共產主義依然盛行的原因。於是，建制和理論基本完備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政治經 濟結構，還是為西方非主流之馬克思派所罔顧和曲解——當西歐國家比較順利實現自我調試 和建立資本法治秩序的時候，俄國之未能如此做法的資本主義准政權，就面臨斯托雷平農業 改革以後的混亂局面而導致十月革命。所以，主流之外，非主流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乃 至列寧主義，即可乘虛而入，成為非主流之變，變成列寧主義主流、社會主義共識（當然， 齊頭並進的，還有資本主義世界反對布爾什維克之另外一個主流）。 兩個主流對峙的結果，大而言之，是資本主義佔據上風；俄國和中國之反對資本主義力 量成為非主流，是經過了將近百年多的鬥爭和博弈。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帶來了正面的革命 效益。他們「踢開腐朽之門」，創造了人權價值涵蓋經濟公正的主要面向。雖然，這個經濟 結構在30年代再度遭受挫折，遂使羅斯福主義新政出台而導致後來凱恩斯主義的濫觴。但是， 究竟是羅斯福主義拯救了美國，還是戰爭使其經濟改觀，卻是一個爭議之課題。在二戰中， 極權主義政府和歐美民主政府之間的合作，卻在新時代帶來主義之爭。 美國普世價值的世界化，丘吉爾在羅斯福死後提出的「鐵幕」揭示；喬治。凱南提出之 「遏制政治」，馬歇爾計劃和日本民主化等課題，遂是這類普世價值的普及和努力。大轉型 甚至在理論上，開闢了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義新局面，而凱恩斯亦向哈耶克表達其中贊同之 意。但是，風水輪流轉。中國崛起和蘇聯瓦解，使得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再度泛起，暗 波洶湧；中國價值論和普世價值論，重新爭寵於世。實際利益、國家利益的考量，使得舊有 羅斯福甚至丘吉爾綏靖斯大林的面向再度出現。於是，二戰由於反對希特勒組成的價值之非 的同盟，轉變成為中美兩國的、幾乎是兩極對應。老歐洲和日本，在這個極軸的價值取向上 表態非常模糊。中國內部之普世主義者，遭受一種暫時的重創。 於是，短暫出席的中國價值，似是而非論，影響不小；和歷史上綏靖哲學觀兩排即合， 一時張狂，似成強勢。遮蔽了人們的眼光。 為此，我們再次回顧羅斯福主義，在杜魯門主義改革之後如何式微，走進歷史；而杜魯 門主義，在爭奪自由話語權和實際控制權上，既有西歐馬歇爾主義的勝利，也有對待中國問 題的忽視於挫折——加上韓戰之不敗不勝——造就了眼下的局面。 這個中國「不通」問題，遺留迄今，並未能夠解決。一種估計是，美國普世價值可以克 服眼下的困境，走出谷底；另外一種估計則是，美國實力就此式微，不得不與中國價值論犄 角對峙，和平共處。 什麼樣子的智慧，能夠最終詮釋出一個合理明智的答案，確實要看現實經濟實力如何走 向，要看罔顧普世價值者，是不是和前蘇聯一樣，並不能解除對抗普世價值，最終導致崩潰 的命運；而促成這樣的結局，美國「同舟共濟」政策，是不是羅斯福共處斯大林之政治結構 的重演。這些問題，一看時勢走向，一看人為之意志和努力。 二，斯大林的「牧師面目」 二戰時期，羅斯福主義出台其「免於恐懼之自由」之《大西洋憲章》，主導人權主流價 值。但是，羅斯福乃至丘吉爾對於斯大林所抱之幻覺，可謂人權主流之叉，成為斯大林是所 謂「牧師」本質的一種歪曲寫照。也就是說，「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和相對認可斯大林和蘇 聯相輔相成的一種世界政治觀——這是一個十分滑稽的現實，一個十分荒唐的原則——就和 現在美國人對待中國政權很類似。羅斯福的這個觀點十分有名。 「羅斯福向其內閣談論斯大林說，『除了他的革命黨人布爾什維克特質外，還要某種特 質。』他認為，這個特質可能和斯大林早年受的是要當傳教士的教育有關，『我想，他自動 感染基督紳士如何舉止的教育。」（基辛格 《大外交》） 雅爾塔會議結束後，美國人甚至害怕斯大林這個「溫和派」下台，「如果斯大林不測， 我們不敢預言結果應是如何，我覺得我們可以相信他的理性。敏感和瞭解，但是，我們永遠 不敢確信克里姆林宮他背後的人是何種人？何種事？」（同上/霍普金斯語） 人們或許要問，如果羅斯福不是很快死亡，以其力對峙斯大林，是不是可以呈現偉人制 約偉人的超級呢？是不是可以排除斯大林主義的極權主義態勢而走向蘇美共治，且以人類共 同的價值和道德作為原則呢？國家利益和獨裁人格，是不是可以像70年代基辛格和尼克松對 於毛、周的讚揚一樣，化解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之異呢？他們是不是可以在恪守「新邊疆」的 界線以後，真正實現和平共處呢？所有這些民主對極權、對專制的政治考量，是不是要讓位 於偉大的羅斯福和偉大的斯大林之間的、偉大的個人關係呢？是不是戰爭既可以反對拿破侖， 又可以容忍塔列朗呢？ 這些政治課體極賦詩意，卻是一派妄言空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根本就沒有對於意識形 態的關懷；他們祇是一些極端殘酷的現實主義者——斯大林懂得羅斯福，羅斯福卻不能像丘 吉爾那樣瞭解斯大林（雖然，丘吉爾最後也會猶豫）。以後美歐蘇聯走上冷戰，說明羅斯福 理想的湮滅。 偉大的羅斯福至死也沒有釐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是不是可以被西方主流之價值控制， 說服和改變。很可惜，斯大林在一系列問題上沒有兌現或者認可羅斯福主義和《大西洋憲章》 之絲毫。他在波蘭起義問題（羅斯福和丘吉爾請求蘇聯紅軍出動，以解救受到納粹力量滅絕 的波蘭起義部隊，受到斯大林斷然拒絕）和卡廷慘案上的舉止說明，斯大林不是什麼牧師， 而是地地道道一個屠夫。任何美國式抽像價值成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嘲笑和褻瀆的對象而無 其他。 在短暫允許匈牙利等國家實行聯合政府（非共產黨亦參加）後不久——他甚至並未及時 鎮壓波蘭出現的騷動——「多黨治」之捷克，保加利亞，波蘭和羅馬尼亞的舊制度即告讓位 於新民主從而完結。（這個啟示讓人想到毛式「聯合政府」這個詞彙的某種由來。） 為此，羅斯福將中國北方劃歸蘇聯於此會議。 為此，羅斯福主張戰後世界由四大警察國家維持和平秩序：美國，蘇聯，英國，中國。 基辛格認為，「羅斯福構想不能實施，是因為沒有從戰爭中產生真正的權利平衡，因為斯大 林一旦去掉德國這個心腹大患，已經毫無顧及要推進蘇聯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 與昔日戰時盟國反目對峙。」 他們共同防止塔列朗（新譯塔列蘭）之流出現在戰後會商中以爭取德國利益。 羅斯福「不想以駐軍歐洲來抗衡蘇聯。」（同上） 羅斯福反對老式殖民主義，要放棄菲律賓，而反對丘吉爾的殖民主義堅持——以後在蘇 伊士運河問題，美國人繼承其旨，反對英國。 羅斯福反對老歐洲「均勢」外交，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提出聯合國構想；在佈雷頓會 議上討論世界金融體系；…… 更早時候，羅斯福和艾森豪維爾將軍直接反對盟軍獨佔柏林（斯大林誑騙艾森豪維爾， 「兩個星期」——原說一個多月後——就發起戰鬥）和拿下東歐的戰略，使得蘇聯可以在東 歐製造蘇聯殖民地。 當一切國際公共議題接近完成的時候，「他企圖爭取斯大林信任的手法之一，即是刻意 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他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說，『溫斯頓臉紅氣脹地鄒眉蹙額； 他越是這樣，斯大林越是微笑。最後，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 我先忍住了，後來終於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約瑟夫『。……我們可以 像兄弟般交談。」 他說，斯大林是「俄國心靈純真的代表。」（同上） 那麼，對待這個斯大林，丘吉爾是不是堅持到底？不是。在晚些時候，就連丘吉爾也說， 他也可以和這個獨夫「兄弟般相處」了。 是的，美國人並未繼承偉大羅斯福的「凡是」。但是付出了時間長和成本高的慘重代價。 三，人權宣言和其載體之矛盾 戰後聯合國所謂《人權宣言》之出台，比照法國革命《人權宣言》和《大西洋憲章》之 情形，一點也好不到哪裡去。其主要弊端，就是秉承了羅斯福戰後美、蘇共治的原則而使得 蘇聯具有僅次於美國之地位；是為戰後兩極統治世界戰略構思之形成。蘇聯在聯合國具有否 決權。從理論上說，這個否決權，就否決了人權的百分之五十。加上中共政權代替蔣介石專 制主義政權加入之於70年代，使得聯合國繼續成為不單一個極權，尚有兩個極權政權參與的 國際組織——加上無數罔顧人權的蘇丹索馬裡朝鮮伊朗之類人權塗炭國家的王宮貴族混跡其 中，形成數人頭的多數妄政，聯合國究竟是什麼東西，業已無需贅言。故此，我們所謂正是 聯合國罔顧聯合國人權宣言——即指此種人權主義的荒誕戲。 70年代初期，非洲專制國家君王把中共迎接入之，更是聯合國和美國罔顧人權的一個劣 跡：那時，中國正在經歷最最塗炭人權的文革。幾百萬，幾千萬人繼大饑荒以後死亡；毛不 單破害民眾，就連其官員也進行殺戮。聯合國對此置若罔聞，祇是用一個民族主義代替了民 族民主主義——這就是我們所說，民族解放運動，是對於民族民主運動的悖項和褻瀆——這 種使得西方殖民主義陷入被動地位的民族「不民主」解放運動，正是列寧主義和毛主義陷西 方主流價值於萬劫不復之地的一個寶貴。因為，不單毛主義這樣看待老牌殖民主義，就是美、 英之間（如，對待蘇伊士運河問題等），美國羅斯福主義，也是以反對殖民主義為其新美國 世界觀。所以，在反對丘吉爾老殖民主義上，羅斯福的做法非常奇怪：他反對殖民主義，卻 更加反對丘吉爾之反蘇主義——甚至，丘吉爾最後，也被所謂斯大林的鬼魅所惑，以為和魔 鬼也可以兄弟相處了——更加甚者，正是這個丘吉爾，在麥克阿瑟要打擊中共軍隊後方之鴨 綠江時候（韓戰時期），他跳出來予以反對，以成全東、西柏林為代表的「新邊疆」政策。 在敘述整個中國被毛佔領的某些書籍中，比如，基辛格之《大外交》，關於杜魯門放棄 蔣介石中國之原委，幾近呈一字皆無之怪現狀——因為，他要正面肯定其與尼克松朝儀毛澤 東的「正確性」——所謂跨越歷史和跨越世界之時刻。這樣，基辛格這個猶太人像歷史上很 多猶太人一樣，成為依附西方主流喉舌的附庸、喪失了所謂實事求是之風格。因為，當基辛 格十分清醒和十分精彩地敘述過羅斯福和丘吉爾，如何被斯大林主義欺騙於股掌之上的篇章； 在敘述不能讓塔列朗式的人物，主宰二戰以後之命運，一如其主宰或者部分主宰了維也納神 聖同盟之於拿破侖後一樣。整個西方社會忽視了他們所謂非主流地段的防衛和考量，竟然把 整個中國和韓國拋棄於美國視線之外，成為朝鮮進攻漢城的直接導因。 「李普曼批駁凱南認為蘇聯社會含有自我滅亡的種子的假設前提（見其蘇聯」一旦變故， 即會變天「論——自立注。）他認為這個理論太冒險，不能作為美國政策的基礎。」 「李普曼強調亟需建立評估標準，以界定在何種地區抵抗蘇聯擴張行動，攸關美國的重 大利益。」 而華萊士更說，「杜魯門把蘇美衝突看成民主與獨裁的對峙，純熟虛構。」「俄國人今 天享受的自由比以往大多了。」 還認為，「美國和其共產黨對手之間在道德上並無高下軒輊之分」。 在此層面，美國實際上業已調整到世界警察（其實是「一個」警察，不是「四個」；剩 余一個不管用；另外兩個，是警察加土匪）之作用，之地位。（「白帽人接受黑帽人徹底洗 心革面，才會出現外交接觸」——凱南說。而華氏緩和和親蘇論完全破產；他被杜魯門徹底 拋棄——……最後，是以蘇聯本身的破產為證：華萊士是一個錯誤）。於是，和李普曼說法 剛好相反，不是美國不應該管控非重點地區，反而是因為其管控失力和顧左不顧右（東方） 之做法，造成韓戰之先聲。這個教訓一直延續至今。所謂蘇聯解體，中國崛起，美中「同舟 共濟」之戰略，正在延續羅斯福丘吉爾所謂斯大林牧師主義之綏靖、之演化。所以，當人們 祇是看到人權宣言所鼓吹的、各個時代之西方主流價值的時候，他們往往忘記了，在每一個 時期，人權宣言之後，所隱匿的人權不得聲張和人權被其他主義取代，遮蔽和塗炭之歷史。 法國革命在拿破侖復辟時期以後，自然成為既不要絕對皇權，也不要極端革命之法典時 代。但是，正是因為所謂經濟問題之未解決或者未完全解決之，革命遺留的社會「解放」課 題，成為一種新革命之懸機。這個新革命就是俄國革命——而克魯泡特金，正是從這個契入 點著力，證明俄國革命為法國革命之延續，之補充。列寧和克魯泡特金更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並未鎮壓無政府主義，且為克魯舉行了盛大的葬禮：「俄國二月革命 推翻沙皇后，克魯泡特金返回俄羅斯，1917年6月，75歲高齡的克魯泡特金返回聖彼得堡受 到熱烈的歡迎，他拒絕了臨時政府為他提供的教育部長職務，致力於寫作倫理學史，1921年 在莫斯科附近的季米特洛夫村逝世，葬於諾沃德維奇公墓，成千上萬的人打著無政府主義的 黑旗為他送葬。為了紀念他，蘇聯政府將遠東的一座城市命名為克魯泡特金。」（援自「維 基百科」資料） 正是因為列寧重視這個主義毀滅傳統，實行極權，大規模殺戮面向等等，而完全罔顧無 政府主義絕對反對權威這個面向。所以，在工人大眾於1918年號召重開議會的時候，列寧向 工人大眾舉起屠刀。紅旗和屍體一起落入彼得堡的陰溝。 在德國，正是因為俾斯麥對於社民黨人馬克思和拉薩爾具有眾人皆醉他獨醒的敏銳眼光， 故採納某種憲政（議會道路）和福利政策並舉之道，排除了德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萌芽。 在法國，早在夏多布里昂的言談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思潮對於個人權益的威 脅甚至戕滅。（見夏氏 《墓後回憶錄》）。 在英國，邊沁，穆勒等人倡言之自由主義，更是繼承了中世紀西方國家漢撒同盟和自由 市的自由、獨立傳統，使得英國自由主義在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找到了良性互動的代議制政 府模式。 在日本，情形也差不多。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被議會道路和（對內）民主取代，使得 日本主流知識分子和政客共襄反革命之舉，硬是把片山淺等人的社會主義思潮消滅於萌芽。 所以，人權之狀況，所以能夠出現在以後的西方朝野，正是因為他們摒除了人權不足之 處，使其人權內涵並軌於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同時開放反對黨運動，證實反對黨地位，重 視反對派作用——稱其為「敵國」之制衡——於是，西方主流才不致於走上無政府主義攻擊 的軟肋和社會主義覬覦的隙罅。 四，天賦人權和上帝之死 二戰後期，所謂從敵方弱點進攻之戰術，即從南歐而不是從法國沿岸攻擊納粹，旨在遏 制蘇聯佔領東歐之戰略，即丘吉爾主義，遂告失敗於西方主要國家。 羅斯福主義的孤立主義和大西洋主義，雖然呈現了羅斯福說服美國人民走出孤立主義柩 穴，但是，羅斯福每每久托不決地對待丘吉爾的求援，使得英國人付出了極其重大的損失。 羅斯福在日本轟炸珍珠港以前，以及何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而非相反，由美國向希特 勒宣戰於珍珠港事件以後），據基辛格說，是一個不解之謎。（見 《大外交》） 資本主義的東方軟肋和隙罅——中國和俄國，受到列寧、斯大林、毛的無情攻擊——東 歐亦成為斯大林的衛星國。於是，人權之內涵無法和整個國際戰略和世界「均勢」脫離關聯。 國家，政權，美國和蘇聯的政權體制，恰好成為人權堅持和廢黜的兩個榜樣。人權之個人主 義前提，現在不得不和國家、社群、集體密切聯繫，甚至是互為前提。在任何一個國家體制 中，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國家主義」，成為人權訴求的前提和條件。 這就是我們所謂人權訴求之第一個觀察點，是看人權處境和國家性質的關係。 第二，才是純粹個人訴求之意義，之價值。 三，這個意義和價值關係，往往不是取決於個人爭取之之願景和意志，而是取決於政權 （專制和極權）之改革，之改造。等等。 人權宣言之所謂，在此剛好證明了阿倫特主義群社論和個體論的集合，正是因為她反映 了以下兩個面向：1，所有個體主義爭取人權的訴求和鬥爭，每每是以群社之建構具體呈現 的——也就是說，每每一個人，每個人，所有人的自由訴求，都是以群社建構作為爭取之， 爭奪之，（為之）鬥爭之之前提。所以，結社自由最後歸結到個人自由之載體——而不是以 個人自由為訴求，最後還是回到個人自由。（言路自由，也絕對不是回到家裡罵街而無能於 公共媒體。）如是這樣，那就既沒有個人自由，也沒有群社自由。這個道理，往往被人忘卻 和誤解。 2，爭取個人自由，往往被說成是爭取個人心靈自由。他們說，你祇要在古拉格群島裡 自由想像而並不廢棄古拉格，也是一種自由，是心靈自由。而自由主義者，往往不是如是操 作。他們的主義，建築在近代國家體制之民主或者半民主甚至專制主義載體之上。這個歷史 大家有目共睹。到了現代以後，南非，印度甚至美國的自由，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曼德拉， 甘地和金的自由——那是自由的大、小問題，不是自由的有、無問題——在希特勒德國和日 本殖民地中，大自由、小自由皆無。祇好戰爭解決。這是一個常識。 3，所以，混淆甘地主義曼德拉主義金主義，硬是要不問前提，把類希特勒主義也說成 是不服從、反抗運動，和平、和解運動的同類，無疑是罔顧事實和前提。 在無法完成這樣一種以社群為個人自由前提和條件的人權訴求中，人權之經驗和超驗的 規定都會退步到形同虛置，流域空洞和偽善。在她駁斥了英國學者伯克的人權不最好（不如 英國特權好之）觀點後，呈現了這樣一些層次分明的論述。（同上）首先，她認為界定人權 與神權，天賦人權說之不同——「18世紀《人權宣言》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它的意義在於， 從此以後，法律的來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歷史的習俗，而是人。」（阿倫特 《極權 主義的起源》） 固然，「人權宣言無視歷史賜予某些社會階層或某些民族的特權，顯示了人從一切監護 下的解放。」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們並完全意識到另一層含義。宣佈人權，同 時也意味著新時代裡有一種迫切需要的保護，因為個人在這個時代裡，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 時既有的財產，作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換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 解放了的社會裡，人不再確信這些社會權利和人權，而直到此時，這些權利還是政治秩序之 外，不是由政府和憲法來保障，而是由社會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來保障。因此在19世紀， 一致的意見是，每當個人針對國家的新統治權和新專橫而需要保護的時，就必須提出人權。」 （同上）（這是一個創新的見解：天賦人權變成上帝已死。） 然後，她指出人權觀念在西方對東方（主要是中國、朝鮮等國家）國家裡，實際遭遇的 窘境——她說，「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之本。另外，沒有哪一種具體的法律 必然保護他們，因為一切法律都取決於他們。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 而言人民被宣佈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樣。人民的主權（有別於君主的統治權）並非上帝恩惠 所賜，而是以人的名義宣佈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離』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並且變 成人民自治主權中不可分離的部分。」 她的意思是，人權一直以來總是一種「社會秩序」的結果，而非相反——「如果說一個 部落或一個『落後的』社群並不享有人權，那是因為她作為一個整體，明顯還未達到文明階 段，未達到人民主權和民族主權的階段」。「由於人類自法國革命以來一直相信世界各國是 一個家庭的幻象，漸漸地，人的形象應該是民眾，而不是個人，成為自明之理。」（同上） 再是，她揭示國際組織和國家政權之間，對於人權操作的不同樣式——阿倫特總結說， 「更糟糕的是，為保護人權而建立的一切團體，為達成一項新的人權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嘗試，都被一些邊際人物—— 一些沒有政府經驗的國際法學家，或者由理想主義感情支配 的博愛主義者——嗤之以鼻。……沒有一個重要人物有可能認真對待它們」。「人權的含義 獲得了一種新鮮的解釋；他們變成了無權利者的保護人的標準口號，一種附加的法律，一種 對於無權者來說別無選擇必須依賴的例外權利。」（同上） 這樣一來，事情所證十分清楚。西方主流社會主流見解，使得人權影響備及，天人共在， 成為歷史，成為現實。但是，西方民主遺留的幼稚病並未完全解除。其中國政策表達的後羅 斯福主義，後斯大林牧師主義，還在繼續起作用。這個作用可謂不大不小，正是一種援之即 大，削之即小的邏輯——換言之，就是不應該放棄對於中共政權的價值批判和正當施壓，而 非因為種種幾近不可完成的另類問題之層出不窮，而日日拖後延宕甚至幾幾取消對於後斯大 林主義的批判和抵制——含省視和批判「貿易與歡樂與死亡共舞」（阿倫特語），唯利益論 和國家利益論。如果不然，雖然西方主潮浩浩蕩蕩，但是，其支流，其灣流甚至逆流，會沖 擊主流，形成曲折，延長自由的時間，加劇自由的成本，使之延宕甚至倒退。我們看見冷戰 結束，價值勝利，美國壯大——但是，所有歷史的教訓正是因為呈現現實的就是合理的，而 一誤再誤——現實與合理，其實就是不合理與改革、改變甚至革命。因為現實是變動不居， 沒有時間刻定和範圍桎梏的——他們是不是現實，是不是合理，就看辯證法在其中如何搞鬼 作祟。這也是一個常識。如果黑格爾永遠停留在古希臘、埃及抑或中世紀，哪有什麼歷史哲 學呢？所以，現實是合理也不合理。美國現實主義政策是不是要取消長遠的眼光而呈現鼠目 寸光和病態利益論，是解釋羅斯福主義正確與否之至要。◆的眼光而呈現鼠目寸光和病態利 益論，是解釋羅斯福主義正確與否之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