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的必然與偶然 ——「六四」踏碎「六二○」的歷史教訓 （北京）陳子明 18年前，筆者在《誰是歷史的罪人——我的辯護書》中寫道：「『八九學潮』……它的 整個氛圍，整個進程，整個結果，都籠罩著強烈的悲劇色彩；它的悲壯的美感將永遠值得人 們讚歎，並極大地豐富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悲劇中充滿了偶然性。本文擬從分析八九民 運中的必然與偶然入手，進一步闡釋八九民運的悲劇性質，並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總結它的歷 史教訓。 一、 學運一觸即發，「四二七」、「五一三」出乎意料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中說：「這場風波遲早 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 志為轉移的，祇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對方不祇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眾，還 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 質。」從這段話來看，鄧小平是個八九民運必然論者。他前面的話有真有假，後面的話純屬 捏造，需要仔細地加以辨析。所謂國際大氣候，無非是指西方和蘇聯東歐對中國的影響。當 時美國對中國民間人士有影響主要是文化上的影響，這種影響始於基辛格訪華和毛澤東與尼 克松的會見，又因為鄧小平的訪美而成為時代風尚。至於蘇聯東歐的改革，首先受到影響的 也是鄧小平本人。1980年鄧小平「八一八」講話因為陳雲、胡喬木、王任重等人的抵制而被 雪藏，正是在戈爾巴喬夫鼓吹「公開性」、「新思維」受到西方朝野的好評後，才得以在 1986年重見天日，並掀起了新一波的政治體制改革熱。事實上，國際形勢對於八九民運的影 響是非常間接的，直接影響運動的是國內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大氣候是國內各階層民眾的 情緒。鄧小平說，「對方……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這是他為了給鎮壓辯護 而信口開河。「六四」之後抓了成千上萬的人，官方沒有指控其中哪怕一個人是文革造反派。 筆者後來在監獄中遇到許多官方所謂的「暴徒」，都是正經的工人、農民、個體戶，而不是 鄧小平口中的「社會渣滓」。到1980年代後期，改革已經不是幾年前那種幾乎人人受益的 「帕累托改進」。通貨膨脹使普通市民感到手中錢緊，儲蓄貶值；而價格雙軌製造就了一批 日進斗金的「官倒」。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是社會各界普遍的要求。學生還沒有下廠 下單位去串聯，工人、機關幹部和市民就紛紛湧上街頭支持學運，這就是人心所向的政治大 氣候。政治小氣候是1980年代業已形成的學運傳統。1976年四五運動時，大學生參與的還不 多，比較著名的祇有周為民（清華大學）和筆者（北京化工學院）。1978∼1979年民主牆與 民刊運動時，參與的大學生、研究生就比較多了，《北京之春》有周為民（清華大學）、王 軍濤（北京大學）、韓志雄（北京大學一分校）、陳子明（北京化工學院）、李盛平（北京 大學一分校）、呂嘉民（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陳子華（北京商學院）等，《沃土》有姜 洪（中國人民大學）、胡平（北京大學）、姜漁（中國人民大學）等，《四五論壇》、《探 索》也有大學生參與。到1980∼1981年高校競選運動時，大學生、研究生就成了民主運動的 主體。1977∼1979新三屆大學生（其中包括大批插過隊、當過工人、扛過槍的「長鬍子」的 大學生）畢業後，學生運動消停了幾年，從1985年開始，又不斷掀起新的高潮。1985年紀念 「九一八事變」的學生運動，很快就從抗議日本轉向抗議當局壓制公民遊行示威的自由。 1986年要求自由選舉人民代表的學生運動，從合肥、上海席捲到全國。1987年，劉剛等人聯 名推薦剛剛被鄧小平開除出黨的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為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候選人，李淑嫻以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選票當選。1988年，柴慶豐事件引發了北京大學又一次學生運動，學生 「行動委員會」提出了包括「新聞自由，取締報禁，允許民間辦報」等六條綱領。由於1986 年底的學潮，胡耀邦被解除了中共總書記的職位，許多學生對此憤憤不平。胡耀邦的突然去 世，引發了全國性的學潮，可以說是蓄勢已久，一觸即發。八九學運之前的多次學運，在當 局通過媒體發出恐嚇和出動警察（如1987年元旦，警方在天安門廣場短時間拘捕了33名學生） 後，就平息了，因此這一次當局依然照老規矩辦理。《人民日報》按照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發 表了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次日，大批警察開上了街頭。然而，「四二七大遊行」成 功了，這完全出乎當局的預料。極少數骨幹分子在民心所向的情況下能夠掀起大規模的群眾 運動，這本來是姚依林、黃華、蔣南翔、李昌等「搞學運」出身的中共要員親身經歷過的， 但一二九運動時已經進入「紅區」的鄧小平則缺乏此種體會。鄧小平在上海的時候，中共中 央發動了不計其數的「飛行集會」，均以失敗告終，因為他們的口號是「保衛蘇聯」、「擁 護蘇維埃政府」，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在「白區黨」損失接近百分之百的情況下，北平祇剩 下零零散散的十幾個黨員，臨時黨組織的主流派還以「右傾」為理由反對向政府情願，一二 九運動居然發動得起來，原因就是它符合了要求舉國一致抗日的民意。同樣，八九學運爆發 時有一定組織聯繫的骨幹分子也不過劉剛、王丹、邵江、王有才、熊焱、黃海新、龔自忠等 寥寥十幾個人，他們是在1985年以後通過歷次學生運動和舉辦校園民主沙龍聚集起來的一個 跨校際網絡。由於在既有網絡基礎上再結合運動初期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如吾爾開希）迅 速地籌備成立「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由於北高聯所提出的「反官 倒」、「要民主」的口號獲得了全社會的熱烈響應，「四二七大遊行」在市民的大力支持下， 終於突破了警察的重重封鎖線，實現了繞城大遊行。歸根結底，當局在「四二七」的失措是 由於誤判了民意，他們完全沒有想到，1984年學生自發打出「小平你好」橫幅時的民意趨向， 經過1988年的「漲價風波」和「官倒橫行」，不到5年的時間就已經蕩然無存。「四二七大 遊行」成功後，學生運動應當「乘勝追擊」還是「見好就收」，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筆者 曾帶著這個問題專程拜訪40多年前參與領導過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學生運動的姑夫金雪南和 姑姑陳爾玉。他們指出，根據經驗，學生運動的週期一般在20天左右，超過了這個時間段， 或者會被鎮壓，或者會自己鬆懈，所以要力爭在最佳時間裡獲得一定的結果，還要有主動退 場的準備。在5月1日前後，筆者和王軍濤向前來咨詢的多位學生談到：歷來的學生運動（游 行、罷課等）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必須做到有張有弛，能放能收；這就要求學運要有明 確的訴求，不能得寸進尺，獅子大開口，讓人家沒有退路，自己最後也沒有台階下：「四二 七大遊行」後，運動的重心應由遊行集會轉向政治對話和校內民主建設。筆者最近向原北高 聯常委鄭旭光瞭解到，北高聯當時作出了決議，在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後，從理科開始逐步 復課，此後的重心是開展校園民主和籌備與政府對話。在北高聯的主持下，產生了學生「對 話團」，對話團選舉項小吉、沈彤、何光滬、江棋生、鄭成武五人為常委，前兩人為召集人。 5月5日，對話團首次全體會議確定了三個對話方向：本次學運的性質，深化改革的措施，公 民權利的落實。由沈彤負責前兩個方向的準備，由項小吉負責第三個方向的準備。5月10日， 項小吉與筆者、王軍濤、張偉國、程翔等人有一次見面，討論的議題是，結社自由和新聞自 由哪一項應作為此次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優先要求結社自由，即確認學生獨立組織的合法 性，還是優先要求新聞自由。我主張新聞自由優先；在結社自由問題上則可以接受一種變通 的辦法——不堅持要求政府承認「北高聯」，祇要政府承認現有學生會領導機構通過自由競 選產生，就可以滿足了。在座者也贊同我的意見。後來我得知，對話團接受了我們的建議。 在對話團與中辦、國辦信訪局頻頻接觸，就對話的具體方式和時間進行磋商期間，有一部分 學生等不及了，倡議發起絕食。據馬少方說，他們是在得知中辦信訪局已回復「本周內有說 法」（5月14日是週六）的情況下倡議絕食的，當時的想法是，在11日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政府明天總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願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絕食抗議之路的」，從而促使 當局在5月13日下午絕食啟動前實現對話。王丹也回憶：「當時大家（吾爾開希、馬少方、 程真、王文、楊朝輝及我六人）有一個一致判斷，即如果我們拉幾百個學生上去，政府不可 能讓我們在廣場上過夜，因為我們最早也要在13日才能開始絕食，而15日戈爾巴喬夫訪華， 政府當然不會讓戈爾巴喬夫看到廣場上的絕食。」儘管倡議者並不真想啟動絕食，然而當他 們在倡議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就已經無法控制由其引發的社會態勢和後果了。學生運動發 展到大規模的絕食抗議，不僅出乎當局的意料，也出乎民主產生的學生對話團和北高聯的意 料。當時的北高聯九個常委院校的派任代表是王超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常靜 （北京大學）、張銘（清華大學）、王晨陽（中國人民大學）、王志新（中國政法大學）、 鄭旭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王正雲（中央民族學院）、翟偉民（北京經濟學院）、梁擎 礅（北京師範大學），秘書長是王治新（中國政法大學）。5月12日晚出席北高聯會議者 （上述名單中個別人可能沒有與會），全體一致反對絕食，但他們沒有採取措施來制止絕食。 如何在群眾運動中有效實施多數人的決定，對少數人採取必要的紀律措施，控制運動的進程 和節奏，對於這次學生運動的領導者來說，是一個過於艱深的課題。由於民主運動的歷史屢 屢被「遺忘」，群眾鬥爭的經驗教訓一直得不到傳承。 二、 鎮壓屢有前科，「五一七」、「六四」自有因緣 1949以後，中國屢屢發生群眾性的運動，動輒幾千萬人、幾億人上陣。這裡不提「除四 害」、「大煉鋼鐵」這樣的運動，僅就政治運動而言，實質上可以分為兩類：自上而下的 「運動群眾」和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運動群眾」的例子如1951∼1952年的「三反」 「五反」，1955年的「肅反」。中共統治時間稍長，其體制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民眾的不 滿也在日益加深，「運動群眾」往往最終演變成「群眾運動」。例如，1957年的整風運動孕 育出矛頭指向中共體制的北京大學「五一九運動」；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旨在打倒劉少奇的 「文革」孕育出「反文革」（也有人稱為「人民文革」）。毛澤東在針對劉少奇的時候，曾 說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但毛本人不過是「葉公好龍」，真正的群 眾運動來了，他都是要鎮壓的。 由於在1980年代前期，拍了一些《天雲山傳奇》、《牧馬人》這樣的影視片，大學生們 對於1957年的事情算是略知皮毛，因此特別重視「秋後算賬」的問題，後來的一系列行為方 式，都與試圖避免中共「秋後算賬」有關。由於時間相隔不遠，大學生們對於毛澤東鎮壓四 五運動的手法，也是有一些耳聞的，知道毛澤東曾調動警察和工人民兵，用大棒子來對付天 安門廣場上聚集的民眾。但是，同樣是由於歷史的「遺忘」，他們對於中共政權的殘暴性還 缺乏真正的瞭解。 為什麼1976年4月用大棒子就可以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民眾，筆者作為四五運動的過來 人，最清楚其中的底細。四五運動雖然規模宏大，卻是一次完全自發的群眾運動，並沒有一 個已經成型的核心隊伍。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成立了一個「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 會」，筆者曾作為它的代表去廣場東南角小樓（現已拆毀）與當局談判，但該「委員會」成 員之間及其委派的5名「談判代表」之間素不相識，臨時留下聯繫方式的人，很快就被便衣 警察一網打盡。而鎮壓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就沒有這麼容易了，毛澤東是不惜出動坦克大炮的。 1968∼1969年，許多省份都發生過軍隊對造反派群眾組織的大鎮壓、大屠殺，這裡僅以廣西 為例。1968年7月以後，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以「貫徹執行『七。三』 佈告」為名，調動軍隊，共殺了近10萬人！然而，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卻完全不被參加八九學 運的大學生所知曉。有一位學生領袖當時曾說：「祇有在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 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其實，比他們年長10歲、20歲的人，早已領教過中共所導致的連 綿不絕的災難（無辜喪生的國人數以千萬計）。 那麼，「六四」坦克上街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應當說，這裡還是有非常大的偶然因素， 是各種因緣際會的結果。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5月15日到北京訪問，就是一個突發的外部 因素。「四二七大遊行」後，趙紫陽從朝鮮訪問歸來，在取得鄧小平的同意後，開始嘗試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如果不是撞上了戈爾巴喬夫訪華這件事，本來還有可 能比較從容地解決學潮問題。 長期以來就有一種說法，早在1988年底，趙紫陽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鄧保趙」； 1989年2月，「終於傳來了他要下台的信息」。學潮的爆發給趙紫陽提供了一個延續政治生 命的機會，所以他從朝鮮回國後「就決定將矛盾公開，打起自己的『開明牌』來了」。據說， 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趙紫陽在問清楚是電視直播的情況下，決定在政治舞台上賭一把 大牌。 當時，戈爾巴喬夫先對趙紫陽說：我們兩個總書記的會見，說明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 這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見面，就是兩黨最高 級的會晤。1978年以來，鄧小平是國內外，我們黨公認的領袖。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前年 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 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是，全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經驗。這對我 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我們黨通過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 小平同志掌舵。這裡要分析的是，趙紫陽的話是在打「倒鄧牌」呢，還是在這種場合必須要 說的話。 1972年的時候，毛澤東沒有任何國家領導職務，與尼克松職位相當的是國務院總理周恩 來，但是，周恩來敢說他與尼克松的會見「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嗎？同理，1989年的時候， 鄧小平沒有任何黨的領導職務（他已經辭去政治局常委和中顧委主任，惟一職務是軍委主 席），但是，趙紫陽能夠贊同戈爾巴喬夫的說法，是「兩個總書記的會見」標誌了中共和蘇 共「兩黨關係的正常化」嗎？這樣的歷史功績，當然不能記在趙紫陽（「總書記」=「大秘 書長」）的賬上。趙紫陽後來告訴老友宗鳳鳴等人：「戈爾巴喬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鄧小 平做的有關匯報中提出『希望你與戈爾巴喬夫見面』的請求。當時鄧小平回答說：」我一定 會見他，還要當面跟他說，我們見面了，就是中蘇最高會面，代表中蘇關係新里程的開始『， 鄧小平還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是他們會面時，鄧小平不知為什麼卻未向 戈爾巴喬夫提到此話。之後，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於是， 5月16日我在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過程中，特意告訴他』我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正式的決 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大問題上，還要鄧小平掌舵『。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 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 什麼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趙紫陽也否認在學運前黨內就有」倒趙「風潮的說法， 他說，與胡耀邦下台前一兩年就失去鄧小平信任的情況不同，直到1989年5月中旬，鄧小平 還是信任他的。 如果鄧小平說了那句話，趙紫陽就沒有必要說那一番話；如果不是國內外兩件大事疊加 在一起，導致一些國內「聽者」的誤會，趙紫陽在那個場合的話本來也是合乎中共「家法」 的。然而，歷史恰恰是充滿了巧合。先是一些知識分子「聽」出了「言外之意」，在《五一 七宣言》中把矛頭直指「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然後是鄧家子女的極端反應。陳一諮在 懷念趙紫陽的文章中強調了「五一七家庭會議」的歷史重要性。「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 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召開了一個『太上政治局常委會』。看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 七宣言》，全家一致認為：」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視抗議學生與 民眾如寇仇的鄧小平終於下定了最後的殺機。「多個消息來源均指出：起到鄧小平耳朵作用 的鄧榕，在趙紫陽講話後便拒絕接聽趙的電話，斷絕了鄧與趙之間的聯繫。 聯繫到戒嚴前黨政軍警工青婦機關幹部紛紛上街聲援學生，戒嚴後「二帥」（徐向前、 聶榮臻）「七上將」（張愛萍、葉飛、楊得志、蕭克、李聚奎、陳再道、宋時輪）和38軍現 役軍長（徐勤先）的消極反應，以及六四後中央書記處（趙紫陽、胡啟立、喬石、芮杏文、 閻明復）幾乎一鍋端的事實，可以得出結論：中共雖然難逃鎮壓學生的罪責，但它並不是按 照黨章國法作的決定，而是由能和鄧小平說得上話的一小撮人按照「幫規」「家法」拍的板。 能和鄧說上話的人，除了鄧家子女外，趙紫陽後來與楊繼繩等人談話時還點了兩個人名： 「當時祇有李先念給小平打電話，他聽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了電話：」要下決心抓他幾十 萬人！『這個話不知準不準確。王震也主張抓多少人。「李鵬也必須承擔個人責任。按照 《國務院組織法》，像北京市局部地區戒嚴這樣的重大事項，必須經」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 決定「。」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 組成。「」國務院全體會議由國務院全體成員組成「。李鵬沒有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 定，就擅自簽署戒嚴令，這是嚴重的違憲違法行為。 當我們說「六四」自有因緣時，不是要說軍隊開槍是偶然事件，而是要強調天安門廣場 沒有「血流成河」是偶然事件。有了「五一七」家庭會議決策，有了「五二○」戒嚴，就必 然會有「六四」開槍和隨之而來的大逮捕。一旦開了殺戒，殺幾百人是殺人，殺幾千人也是 殺人，對於已經殺紅眼的屠夫來說是無所謂的了。當時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幾千學生能夠 平安脫身，這才是一個奇跡。這是劉曉波、周舵、侯德健、高新「四君子」的功勞。 當劉曉波提出知識分子上天安門廣場絕食時，「首都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一些主要成 員王軍濤、周舵等人起初是不贊成的。後來周舵考慮到自己參加可以為朋友共擔風險，而且 借此行動建立知識分子的威信和感召力，或許還有可能將學生尋機撤出廣場，就同意和劉一 起參加絕食。當王軍濤聽到周舵介紹絕食的兩個基本口號是「沒有敵人」和「人人有責」時， 也決定支持劉、周絕食，並和陳小平等人擔負起絕食的後勤支援。雖然20年過去了，仍然有 必要重溫《六。二絕食宣言》中的話語：「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 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祇能產生暴力和專 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 敵人和仇恨的政治，祇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 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 他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我們呼籲， 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 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周舵、 劉曉波等通過絕食行動在學生中取得威信，使他們得以在危急關頭成功地挽救了數以千計青 年學子的寶貴生命。理性的態度和果敢的行動，這二者的結合，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楷模。 三、「六四」踏碎「六二○」的歷史教訓 在「五一三」、「五一七」甚至「五二○」戒嚴實施之前，一直存在著八九民運獲勝的 可能性。5月15日筆者在全國總工會大樓的一次會議上說：即使這次民運沒有取得任何實際 成果，祇要能夠全身而退，開一個不以失敗告終的歷史先例，也可以算是勝利。因此，我們 可以設想八九民運的另一種結果，筆者稱之為「六二○道路」。從4月18日清晨，北大、人 大數百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提出七條要求開始，學生運動就把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 對話者。當天下午，正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等從學生代表郭海峰手裡接過了《致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6月20日，原本是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召開的日子。 5月4日，趙紫陽會見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的各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 首次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隨後開始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5月8日，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10日上午，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在這兩 次會上，趙紫陽分析了學潮的起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由於近年社會中分配不公，導致 兩極分化現象，使少數人暴富，這中間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和幹部子弟；二，由於我們工作中 的一些失誤，使人民群眾對黨的方針政策的信任程度大為降低；三，通貨膨脹直接影響了廣 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引起人民群眾廣泛的不滿。他提出：在廉政建設方面的初步想法是， 國務院盡快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清理整頓公司的情況；公佈副部長以上高級幹部的收入和 身世；取消80歲（或75歲）以下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特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專門委員會 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 威法等等。胡啟立提出：要盡快進行新聞改革，討論並出台《新聞法》；建立黨和政府高級 幹部向社會申報和公佈財產的制度。萬里建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廉政委員會。趙紫陽 接著萬里的話頭說：這是一個好建議。在反腐倡廉的問題上，我建議先從調查我的子女開始， 如有腐敗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也一樣。政治局全體會議決定：政治局 成員按現有分工與各條戰線群眾進行對話和座談；將會議討論中涉及需要全國人大立法或者 審議批准的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列入下次常委會議。10日下午，萬里主持召開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於6月20日左右 在北京舉行，議題是：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情況匯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的 匯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聽取 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等。 5月13日上午，趙紫陽、楊尚昆到鄧小平家匯報了近期工作部署。這是趙紫陽在胡耀邦 追悼會後第一次見鄧小平。趙紫陽匯報，政治局的一致意見是，當前要疏導、分化，積極爭 取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用民主和法制的辦法解決這次學潮；政治局正在研究，把 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 等密切結合起來，採取一些實際措施和步驟，扎扎實實地加以解決。鄧小平回應說：懲治腐 敗，要認真做幾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 題好好解決。他們還討論了戈爾巴喬夫訪華問題，趙紫陽說，對於戈爾巴喬夫訪問一事，下 午我透過新聞界再強調一下。以便於學生瞭解這件涉外大事。這次三人會見，表明當時鄧小 平還是信任趙紫陽的，雖然他一再叮囑政治局常委要果斷，要堅持原則，但還是表示，對這 次學潮，我們要盡力採取平和的手段解決。 現在假定5月13日下午沒有發生學生絕食。在5月14日之前，中辦信訪局的負責人將會答 復學生對話團具體的對話日程和方式。估計是在戈爾巴喬夫結束訪問後，趙紫陽、李鵬、胡 啟立、閻明復之中的某個人或幾個人將會與對話團正式對話。在這次對話中，政府方面的對 話者將會透露5月10日政治局會議擬議的一些改革措施，學生將會宣佈勝利結束罷課。在6月 20日或者略微提前的某個日子（萬里訪問北美歸來之後），人大常委會將把政府與學生對話 達成的協議轉變為立法，政治體制改革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就是可能的「六二○道路」。 沿著「六二○」道路，可以再做一些暢想。由於人大常委會在解決學運上發揮了關鍵性 的作用，「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將會突顯出來。由於非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常委在 學運期間表現活躍，「民主黨派」的自主意識和自主行為將會增強。人大常委會將會討論並 通過由胡績偉主持制定的《新聞法》。1989年6月前已經擬定的《新聞法（草案）》第三稿 的第八條規定：「除國家處於總動員時期外，不得對新聞機關傳播新聞、發表言論施行任何 形式的新聞檢查。」第十二條規定：「報紙、期刊的創辦可以由公民團體進行」，「也可由 自然人進行」。在這種情況下，1980年代後期已經以「准民營報刊」身份活躍在新聞媒體領 域的《世界經濟導報》和《經濟學週報》，將會率先轉型為完全的民營報刊。結社自由的問 題雖然沒有列入「六二○」會議議程，但是校園民主肯定會持續下去，並進一步發揚光大， 大學生重新「吃狼奶」的情況將不會出現。在經濟市場化轉型方面，受新聞自由、人大審議 等民主機制的牽制，將會比鄧小平「九二南巡」後的情況延緩兩三年，但是這種轉型，將會 更人道，更公平，更有節制。在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獲得較大進步的情況下，憲政民主化轉 型也會比較和平與理性。 然而，「六二○道路」的可能性，被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坦克所踏碎。中國的現實是 走上了「六四道路」。「六四道路」就是後極權主義（極右的「准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 權貴資本主義（野蠻資本主義）道路。在政治層面，中共十三大確定的以黨政分開為中心的 政治改革路線完全終止，黨官僚集團向1980年代以前的政治傳統全面倒退。在經濟層面，價 格雙軌制轉化為廣義雙軌制——官場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並行，國有（黨有）企業和非國 有企業的雙軌並行，白道和黑道（非法經濟）的雙軌並行。「權錢交易」和「錢權交易」的 受益者力圖用花言巧語和赤裸暴力將這種狀態（沒有終極目標的「改革開放」）凝固化。在 社會層面，昔日的「准中產階級」（國有和大集體企業職工）基本上被瓦解，沒有職業穩定 性、社會福利保障和政治凝聚力的「農民工」成為第二、第三產業的主力軍，新的「三元社 會」（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無戶口或持有農業戶口而長期居住在城鎮的准市民，以及農 村居民）取代了城鄉隔離的「二元社會」。「六四」屠殺的慫恿著和受益者、極少數「官倒」 分子，在20年中迅速膨脹為一個封閉性的「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 本精英集團」（孫立平語）。 在八九民運期間，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個體戶和其他市民的政治態度是一面倒的， 大多數黨政軍幹部也是同情學生的。趙紫陽從朝鮮回國途徑瀋陽，當時遼寧省委的領導幹部 就向他表示，像「四二六社論」那樣對待學生，是行不通的。然而，結果卻是佔人口極少數 的「官倒」分子和被他們牽著鼻子跑（被所謂「剁成肉餡」的危言所激怒）的政治老人大獲 全勝。這不能僅僅歸結為「壞人」的凶殘與狡猾，也要在「好人」中間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好人」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把分散的社會力量，擰成一股歷史的合力。 八九民運中的大學生不同於1980年高校競選運動中的大學生，他們沒有「上山下鄉」的 社會閱歷，也還沒有樹立「權力—責任」均衡的公民意識，他們還是一群稚氣未脫的大孩子。 學生中一些行動的「激烈分子」，並不是政治的「激進分子」。像劉剛那樣的自1985年以來 的學運「老運動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正「激進分子」，恰恰是反對「絕食」、 「佔據廣場」之類激烈行動的。把「絕食」、「佔據廣場」作為學生的獨家遊戲，拒絕聽從 知識分子勸告，更拒絕與黨內改革派配合的，恰恰是對於當局心存幻想的人，認為孩子祇要 堅持撒嬌，就能讓父母改變主意。「五一三」之前，北高聯的發起者劉剛（因為當時已經不 是學生而沒有參加領導機構）、北高聯當時的常委和秘書長、學生對話團的常委都是反對把 絕食當兒戲的，但是他們沒有能夠控制事態的發展，反而被少數激烈分子奪走了運動的主導 權。後來者應當引以為戒，深入瞭解和把握群眾運動的一般規律，並在事先準備好因應激烈 分子的對策。 1989年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主流知識分子（「30後」「40後」，當時年齡在40 歲至60歲）處於兩極狀態。他們之中的多數人，沒有忘記過去幾十年屢遭迫害的歷史，對當 局仍有強烈的畏懼感，他們可以興高采烈地為學運敲邊鼓，但是還沒有膽量成為民主運動的 主體。少數人在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剛剛被動或主動地與當局分手，成為具有獨立意識的 知識分子，在八九民運中，他們充分顯示了這種新的獨立性，但尚缺乏政治反對派的形勢判 斷力和運作經驗。把學生運動的「七條要求」（核心是「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 「新聞立法，開放報禁」、「肯定學生此次自發舉行的悼念活動」這三條）在一夜間拔高到 讓「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辭職，顯然是感情壓倒理智的產物。 筆者被軟禁在家中服刑期間，常常有配合警察看管我的聯防隊員（都是一些下崗工人） 趁單獨相對的時候與我聊天，不止一人詢問我什麼時候還會有學生運動，並表示後悔1989年 發佈戒嚴令，學生呼籲工人罷工的時候，沒有響應學生的號召。當時，多數工人處於「端起 飯碗吃肉，放下飯碗罵娘」的心理狀態，能吃肉和罵娘，已經比毛澤東時代強多了，進一步 爭取公民權利的意識還不太普遍，需要自己做出必要犧牲來爭取自由民主，對此還沒有思想 準備。當權貴集團在鎮壓學運後又把黑手伸向工人，基本上消滅了城市產業工人階級的時候， 悔之已經晚矣。現在，人們經常提到波蘭尼的社會「雙向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所謂 「雙向運動」，一個方面是「自我調節市場」的運動和擴展，與其對立的一面是「社會的自 我保護」運動。社會保護運動是自我保護運動，工人階級寄希望於學生運動來保護自己的權 利，顯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祇有自己的覺悟和奮起，祇有與其他社會力量同心協力， 爭取包括政治權利在內的普遍人權，才能保護自己的經濟和社會權利。 最後談一談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有人說，如果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在天安門廣 場上振臂一呼，就可以掀起一場民主革命，就像葉利欽在1991年8月所作的那樣。事實上， 趙紫陽並不比葉利欽的膽子小或人格低下，葉利欽曾在1987年10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自我檢 討，承認自己批評戈爾巴喬夫的「發言是個錯誤」，企圖用這種屈辱的做法來保住自己在蘇 共政治局中的席位，而趙紫陽前往廣場的時候已經決定了以辭職來抗議鄧小平的戒嚴命令。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在1988年葉利欽被解除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最高蘇維埃主席 團委員職務之後，蘇聯民主化形勢獲得迅猛發展。1989年3月，葉利欽在競爭性直接選舉中 以89%的絕對優勢在莫斯科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同年7月，300名蘇聯人民代表成立「跨地 區代表團」，選出了由25名委員和葉利欽、薩哈羅夫等5名主席組成的協調委員會，實際上 就是反對派議會黨團。1990年７月，葉利欽等人在蘇共28大上提出的「民主派綱領」未被大 會接受，他在大會結束時宣佈退黨。1991年６月，葉利欽在直接選舉中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第 一任總統。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可能發生八月政變和葉利欽在反政變中登上坦克的一幕。 在八九民運有代表性的文本中，不論是學生的「七點要求」還是知識分子的「五一七宣 言」，乃至戒嚴後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都沒有提出實行多 黨競爭型民主制度的政治主張，雖然有個別小字報和演講涉及到這個話題。王軍濤倒是在5 月上旬與香港記者張結鳳的談話（載《百姓》半月刊總第192期、193期）中談到了「中國的 多黨制大概有三種發育模式」，並指出了「將來新的政黨」出現是最有可能的一種模式，但 也沒有把它作為當下的目標。在民間還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方向的情況下，要求趙紫陽發動 民主革命，顯然是不具備現實可能性的。當然，趙紫陽沒有做到最好的發揮，也有他本人的 原因，他當時還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他是通過十幾年軟禁期間的學習和反思，才逐漸 靠攏以顧准和李慎之為代表的憲政民主主義。 還有人指責趙紫陽為了黨內派系鬥爭的需要，操縱和利用學生運動。惟一的「證據」是， 據說在討論要不要絕食的時候，有學生領袖稱：「非常確切的中南海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 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首先，至今沒有一個學生領袖表示對這句話負責（看來祇是一 種「傳說」而已）；其次，自然更不可能說出「中南海消息」的來源；最後，這種說法不合 乎邏輯，在趙紫陽仍然能夠控制黨內局面的情況下（5月13日上午鄧小平對趙紫陽匯報5月10 日政治局會議的各項部署，還說了三個字：「都同意」），他沒有理由希望學生「越大鬧越 好」。反過來要檢討的是，黨內改革派過於恪守「黨的紀律」了，沒有通過各種私下渠道把 5月10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透露出來，讓學生們吃一個「定心丸」。不能祇埋怨學生不配合 黨內改革派，後者也沒有通過到位的工作來爭取前者的積極配合。閻明復5月13日在統戰部 講了一些含混模糊的話，在場的知識分子聽懂了一部分意思，會場內外的學生則基本沒有聽 懂。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的油水不溶，在關鍵時刻妨礙了體制內外改革派的信息溝通。 在八九民運中惶恐不安的「官倒」分子，現在已經是志得意滿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 團」。他們的財富和權勢浸透了六四的鮮血，他們竭盡全力要保住鎮壓的果實。要求中國民 主化的人們，面臨著比當年更加嚴峻的社會態勢，需要更加注重戰略與策略，團結一切可以 團結的力量，認清並解決阻礙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主要社會障礙。 自2000年發表《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以來，筆者在一系列文章（《新威權主義與新左 派的歷史根源》、《共同底線與憲政平台》、《我們沒有仇恨 但要反對散佈仇恨的人》、 《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左派右派團結起來 共同爭取言論出版新聞自由》、《憲政旗 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中反覆強調，要建立最廣泛的爭取民主憲政的聯合陣線。六四20 年後中國社會基本面的分析，可以用下圖來概括。 A圓表示全社會 B圓表示資本精英，即資本家及依附於前者的學者文人 C圓表示權力精英，即執政黨及依附於前者的所謂「參政黨」 B∪C（B圓與C圓的並）表示社會精英 B∩C（B圓與C圓的交，陰影部分）表示封閉性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 A─B∪C（A圓減去B圓與C圓的並）表示社會大眾及公共知識分子 當前，社會基本面的分析是比較清晰的，而意識形態的分析則比較模糊，因為在社會急 劇轉型期間，二者之間並沒有一一對應的關係。筆者在《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中 將各種意識形態納入一個二維（左與右、憲政與專政）四象限（憲政右派、憲政左派、專政 左派、專政右派）的理論模型。資本精英通常是右派，這一點是比較明確的，但是其中又包 括了專政右派和憲政右派兩部分人。權力精英以專政派為底色，既有專政左派，也有專政右 派，但另外也有一些人具有憲政左派的傾向。大眾意識形態目前處於混亂狀態，既有憲政左 派，也有憲政右派，還有不可低估的專政左派（毛派）。但是有一個群體是可以與意識形態 類型嚴格對應的，這就是「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與專政右派。 教條主義的左派，主張以資本精英為敵。原教旨主義的右派，主張以權力精英為敵。極 端主義的政治反對派（不論左右），主張把資本精英與權力精英的並（社會精英）一股腦打 倒。中道的政治反對派，主張集中力量反對資本精英與權力精英的交結（「總體性資本精英 集團」、「權貴資本主義」、「資本—官家主義」）。建立聯盟，團結盟友；分化對方的陣 營，孤立最主要的對手；從來都是政治的第一要義。看不清形勢，分不清主次，四面出擊， 到處樹敵，在道德上也許是清高的，在政治上必然會導致失敗。六四血的教訓，值得後來者 認真思考，並將其付諸爭取中國憲政民主的新的實踐。 （2009.3.5） （本刊發表時有刪節——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