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失敗是道德與精神的失敗 ——讀《20世紀的精神教訓——戈爾巴喬夫與池田大作對話錄》 （北京）余傑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蘇聯開始的以「新思維」和「公開性」為標誌的戈爾巴喬夫改革， 早已「蓋棺」而仍無「定論」。這場改革使蘇聯蛻變為俄羅斯，也改變了東歐各國的社會形 態，並終結了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格局。有人視戈爾巴喬夫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更多 的人則讚美他為三億人帶來了自由。作為一個政治家，失去權力就意味著失敗，如果用這一 赤裸裸、冷冰冰的成敗觀去衡量，戈爾巴喬夫無疑是一位失敗者；但是，對於自己所倡導的 改革，他更願意用倫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視角去總結和歸納，在此意義上，他是一位睿智的 思想家和充滿激情的道德家。戈爾巴喬夫在與日本思想家、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對 話中，和盤托出了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他當年為何要開始那場必然導致自己失 去權力的改革，以及「新思維」背後究竟存在著何種精神動力。 權力是一個「魔戒」，可以用來幹壞事，也可以用來做好事。尤其是在蘇聯這個最高權 力者一個人可以決定航向的國家裡。戈爾巴喬夫尚未掌握最高權力的時候，便對國家千瘡百 孔的狀況有了深切的瞭解，儘管黨內壓抑的氛圍讓他無法開口說真話，他不得不隱忍以等待 最佳時機。他長期在地方任職，熟悉農業方面的事務，親身經歷了斯大林時代人為的大饑荒 如何奪去村莊裡三分之一人的生命，也深知勃列日涅夫時代處於何種可怕的停滯狀態——在 那兩個時代，他家庭便是千千萬萬受害的家庭之一。在尚未掌握最高權力的時候，他不得不 對這一切保持沉默；而當他終於成為「連喪三元」（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 的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之後，便開始了雷厲風行的改革，改革的鋒芒首先對準的便是已經根 深蒂固的特權階級。 要改革，就必須對「統治集團淪為犯罪集團」的這一現實開刀。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樣 的局面和這樣的生活再也不能一成不變地持續下去，他對蘇共對蘇聯人民犯下的罪行充滿負 罪感和恥辱感，正如他告訴池田大作的那樣：「在體驗過斯大林主義的悲慘和恐怖之後，在 仔細端詳那些無罪的人們的苦惱與悲傷，經歷和忍受過戰後飢餓時代的人們——如我以及與 我同齡的人，所追求的幾乎是一種本能的、立志於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擺脫斯大林主義的 沉重遺產，完全獲得解放。」戈爾巴喬夫在上台之前便已經發現了蘇聯社會所存在的深刻的 「精神危機」：到處流行著悲觀厭世情緒、對馬克思主義承諾的幻想破滅、出現諸如酗酒和 犯罪等社會問題、民眾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文化價值和品位的提升與社會主義規範相衝突、 再加上蕭條的經濟，正如《俄羅斯史》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樣：「這些特徵顯示了蘇聯祇不過 是一個泥足巨人。」 戈爾巴喬夫指出，改革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改革得到了蘇俄社會進步力量的支持，改 革的背後有著深刻的道德倫理的動因——「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訴諸行動的。在前蘇聯時期， 我不僅祇是為了民主主義，而且還想通過自己的行動實踐來證明民主主義是完全能夠立足於 倫理觀的這一事實。」改革的目的並不局限於保存岌岌可危的蘇共和蘇聯帝國，更在於一個 充滿理想主義的前景：「我們進行『新思維』的嘗試，無非就是要復活全人類的價值，承認 自由與人權，讓樸素的道德規範與人類社會的法則真正得以復甦。」在此意義上，戈爾巴喬 夫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那麼，「新思維」究竟「新」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戈爾巴喬夫讓統治階層和民眾都意 識到，社會的分歧和矛盾不能用暴力手段來消除，而應通過平等、充分的討論、對話及妥協 來化解。過去的蘇聯領導層習慣了使用暴力和恐嚇來解決問題，問題暫時解決了，卻留下了 道德的真空與難以消除的仇恨。戈爾巴喬夫明確指出：「開始就用戰車（坦克）向活生生的 人們開炮，將整個國家置於一個恐怖的境地之中，然後，才來考慮怎樣推行民主性改革。我 想，在我的祖國中也祇有那些偽君子才幹得出來。『民主主義』與『對付弱勢的人的暴力』 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正是基於此理念，他在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形下， 仍然拒絕了「八。一九」政變中強硬分子們讓他交出權力的要求，因為那些代表黨務、軍方 和克格勃利益的頑固派企圖使用軍隊來實現「秩序」。政變的迅速流產，與戈爾巴喬夫的堅 強意志及其背後的價值持守不無關係。 其次，戈爾巴喬夫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再也不能生活在虛偽之中了，改革的第一步就是 資訊的公開化，讓所有人都有說真話的自由。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指出，以蘇聯的名義所建 立的極權主義制度不僅扼殺了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後工業社會中內在的必要 因素——分散的大眾交流媒介，自由溝通信息，自發性的相互作用和決策的多中心。這套思 想體系「摧垮了人的精神，創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間休戚與共的關係完全被扭曲了。它切斷了 創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間密切結合的渠道」。因此，它的停滯是必然的，而且通過局部改革無 法扭轉整個趨勢。為了改變這種停滯狀態，戈爾巴喬夫大聲倡導公開化，寧願冒著失去權力 的危險。無疑，他是一名超級勇敢者，他的自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俄羅斯的歷代統治 者中，誰也不曾有過此舉，這是對歷來存在的言論審查制度和『文字獄』發出的挑戰書，而 我們也因自己的這種倡言而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要說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歷史的最大使 命，這是一點也不誇張的，那種沿襲了多少年，扼殺生氣勃勃的思維方式，毀滅無數才華橫 溢的人才的思想審查制度終於在我們手中轟毀了。」 在蘇聯歷屆最高領導人當中，戈爾巴喬夫是惟一具有思想家氣質的人。許多人將其誤認 為技術官僚，其實他思考最多的問題大都集中在形而上的層面。在改革的過程中，他日漸意 識到：「馬克思向人們陳述的語意系統在根本上是與耶穌不同的，並且，它也失去了作為語 言的價值，因而被人指摘其喪失了語言的真正意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樣的認識出自一 名共產黨的總書記，真是石破天驚之語。戈爾巴喬夫清楚地認識到：他的國家應當從馬克思、 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道路上改弦易轍，重新回到耶穌的道路上，重新恢復人的價值， 不再將人看作工具，而將人當作上帝所造的、在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生命，蘇聯才有可能走 出專制的陰影，走向民族精神的復興。 蘇俄的文化傳統中有這樣的精神資源，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爾仁尼琴，雖然飽受摧殘， 卻一脈相承。戈爾巴喬夫多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資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 為天才，就是因為他很早就預測到主張『無神論』者和專於改造『人』的啟蒙主義將會給人 類社會帶來威脅性與破壞性的後果。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呼籲俄羅斯的民眾應抑制自己的 『傲慢』心態，不要脫離或者偏離基督教的倫理及人類社會規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正是俄羅斯精神傳統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最能夠為未來提供遠景的部分。這位天才作家敏銳 地預見到了未來俄羅斯「人的危機」，以及由這種「人的危機」帶來的「制度的危機」和 「精神的危機」。如果「人的危機」得不到解決，「制度的危機」和「精神的危機」也就難 以緩解，俄羅斯則根本無法走出專制的泥沼。而重建人們對公義的信心，重建彼此相愛的社 會氛圍，重建一個具有契約精神的公共社會，需要極其漫長的歷程，不是戈爾巴喬夫這一代 人就可以完成的。 那麼，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究竟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戈爾巴喬夫本人究竟是成功者還 是失敗者？有人將戈爾巴喬夫看作是導致蘇聯崩潰的罪魁禍首，也有人把他看作是被驅逐出 歷史舞台的失敗者，因為「迄今為止，在所有的價值衡量表上，喪失權力的統治者都是失敗 者」。這些看法顯然是出於一種忽視歷史處境的偏見。但是，戈爾巴喬夫心靈深處有一套不 一樣的評估標準，他指出：「我不僅有思想準備，而且實際上我有意識地把事情辦成這樣， 即到了一定的階段，屆時穩定的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就可以易手了， 從人民選舉出來的一部分人手裡轉交給他們選舉出來的另一部分人手裡。」戈爾巴喬夫曾經 對記者說，他對當年所做的一切並不後悔，「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 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他自豪地對自己的執政生涯作了總結： 「消滅了那個早已使我國無法成為富足安康、繁榮富強國家的極權主義體制。在民主變革的 道路上實現了突破，自由選舉、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權機構、多黨制均已成為現實。社會獲 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這是最主要的成就。」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戈爾巴喬夫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在改革的策略和步驟上， 他當然有過許多失誤，但在改革的性質和目標上他始終堅定不移。戈爾巴喬夫將這場改革看 作是「精神革命」，正如池田大作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末的今天面對最大的課題並非 『制度危機』，而是『人的危機』，可以歸納為是『人的尊敬危機』。高舉『新思維』旗幟 的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放棄對意識形態的接近而選擇了道德的追求，我猜想或許就因為他敏銳 地感覺到了這樣的要求。」作為一名政治人物，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提前謝幕並離開了熱鬧的 舞台；但作為一名精神人物，他仍然以堂吉呵德的形象在民間繼續散發著特殊的魅力。 （200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