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八九 於大海 一 80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期間，我曾不斷尋找回國參與改革的機會。1987年初的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使改革受挫時，我參與發起上千名留學生的公開信，並由此掛上了幾 分「異議人士」的色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幾個月裡無疾而終，以及「十三大」的改革 路線，重振了我對改革的信心。但1988年春天回國的感覺，比前兩次差了很多。國務院體改 所是我回國工作的可能單位之一，但我在那裡的朋友在思路上與新總理李鵬格格不入，不少 人已在自尋出路。他們都勸我不要急著回來。我在北京大學的朋友對政局發展也很失望。我 去看望方勵之、李淑嫻兩位老師時，瞭解到北大學生剛剛成立了民主沙龍，與當局對立的情 緒十分強烈。離開北京時我已意識到，且不說回國工作，今後回國探訪都會很困難了。我為 此感到由衷的悲傷。出國留學，為的是回國服務，卻不幸演變成了浪跡天涯之始。回到美國 後，我將方勵之在首次民主沙龍上的演講交給《中國之春》發表，自己也開始給《中國之春》 寫文章，走上了「體制外」的不歸路。 1989年春天我在達茅斯學院教書。北京學生的遊行、請願，尤其是5月初開始的「新聞 自由」，令我感到振奮。時任中國民聯主席的胡平起草了「改革建言」和「致中國大學生公 開信」，邀我簽名，我當然表示同意。公開信4月26日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徵集了2000美元 捐款，托朋友於5月17日送到天安門廣場。由王有才等人簽字的收條，我至今仍保存著。我 也參與發起了達茅斯學院中國學者學生的公開信。後來，中共當局將海外的呼籲和捐款說成 是八九民運受海外操縱的證據。中共不肯自我檢討的態度，與毛澤東到處抓「階級敵人」的 做法如出一轍。事實上，海外的幫助和影響很是有限。我們與廣場的學生心連心，但由於遠 隔重洋，最強烈的感覺是愛莫能助的無奈。 我還代表學校請胡平到達茅斯演講。5月29日的這次演講會十分熱烈，聽眾把會場擠得 爆滿。胡平說，布熱津斯基的新書《大失敗》，把中國列為共產國家中危機較輕的一個。現 在看來，這個判斷顯然是錯了。在場的中美人士都對中國的民主化寄予希望。 隨後就發生了六四屠殺。屠殺帶來的震撼，難以用語言形容。我和很多人一樣，戴了黑 紗表達對死難者的懷念。我還記得6月6日那天我去普林斯頓參加畢業典禮的情景。許多參加 者都戴了黑紗、白花，校長夏彼羅在致詞時也特別請大家一起向六四死難者致哀。畢業典禮 本該是喜慶的場合，但良知未泯的美國人認為，此時此刻，更重要的是表達對勇敢的中國人 的敬意。 我參與創建並擔任首屆會長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也多次表態支持學運、譴責屠殺。當 學會的朋友徵求我的意見時，我表示學會會員當然該講話，但學會本身是學術團體，不宜對 政治問題表態。我的意見並未被採納。畢竟，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也簽署了反對鎮壓的聲明。 六四後，留美經濟學會理事會發表聲明說：「軍政當局終於悍然下令屠殺人民了。這一逆行 倒施將把中國推入深淵，也把李鵬政府釘上萬劫不復的恥辱柱。」理事會在「緊急通知」中 說：「空前慘烈的大屠殺，繼之以異常醜惡的大清洗，已粉碎了國內改革，開放的環境，也 摧毀了學會的為它鑽研和努力的基本前提。 ……中華民族歷劫而不衰。中國走向民主，自 由開放和強盛的大勢是不可逆轉的。讓我們本著良知。」不過，學會很快就為形勢所迫，重 新與當局合作。先把問題提到良知的層次，隨後又很快放棄，這不能不算是一種缺失。不過， 學會成立24年來，對中國改革、進步的卓越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 六四屠殺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也把我從民運的支持者改變成民運的參與者。田漢在 《畢業歌》裡說：「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拚死在 疆場」是談不上了，但面對六四這樣的民族劫難，一個生活在西方安全環境中的知識分子總 還應該「本著良知」，去聲討「大屠殺」、「大清洗」的罪魁禍首、繼承八九烈士未競的事 業吧！就這樣，我從1989年6月起參加了中國民聯的工作，後來又主持《中國之春》和《北 京之春》，直到今天，仍是義無反顧。 二 和改革開放的成功一樣，八九民運也是共產革命失敗的見證。經過毛澤東20多年的獨裁 統治，尤其是文革帶來的破壞，全國上下都對現狀感到忍無可忍。鄧小平的復出、掌權以及 民主牆的出現，都是這種不滿情緒促成的。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經濟迅速恢復、發展，農 民的生活得到戲劇性的改善。改革開放的成績，對不滿情緒有所抑制。但在另一方面，對外 開放使民眾清楚地看到，幾十年的共產黨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貧窮和落後。日本、香港、 台灣的經濟水平幾十年前和中國差不多，這時卻超出了中國幾倍、十幾倍。在文化、政治方 面，這些地區也明顯比中國先進。這樣，對外開放同時又強化了不滿情緒，尤其是強化了知 識分子和大學生的不滿情緒。對外開放使中共喧嚷了幾十年的許多謊言不攻自破。如中共以 前說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對外開放後人們發現，這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來包 括了中國人自己。中共提出「反精神污染」，就是擔心民眾從中外對比中作出經濟、文化以 至制度上的獨立鑒別。不過，對外開放帶來的經濟利益太大了，中共欲罷不能，祇好在緩解 其政治影響上作文章。 雖然對外開放得到堅持，到了80年代中、後期，改革本身卻陷入了泥潭。城市的經濟改 革，避不開市場與計劃的矛盾，也避不開所有制問題。農村成功的承包經驗，對城市用處不 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希望以市場逐步取代計劃，在所有制上實行多元化、股份化。 但這樣的方案根本無法全面推行。意識形態的束縛是最大的障礙。鄧小平為了給改革打強心 針，八五年召開了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但陳雲在會上講話時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是共產黨， 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這等於是在警告改革派，不要搞全面改革，不要做飛出鳥籠的夢。 鄧小平在與「凡是派」爭權時，恢復了包括陳雲在內的一大批老幹部的權勢地位。但這批人 心目中的改革，往往不過是恢復文革前的作法。他們很快成了全面改革的絆腳石，後來又成 了保守派鎮壓民運的中堅力量。 改革受阻的另一個個原因，是改革派本身的失誤和軟弱。由於全面改革受阻，改革者派 祇好退而求其次，先從某些局部入手。可是，半吊子的改革往往還不如不改。改革派為了調 動企業積極性，試驗向企業放權。這很快造成投資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也造成苦 樂不均及一些人的暴富。原因其實很簡單。當時的企業名義上是「公有」，企業主管按理說 祇是僱員。向企業放權，實際上是把所有權部分地交給了企業主管。但企業主管又無須像真 正的所有者那樣承受可能的虧損。結果，他們面對的是「贏了歸我，輸了國家倒霉」的畸形 刺激機制，當然想盡量擴大投資。改革派遵照鄧小平的指示，進行價格的部分調整、開放。 結果，造成了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也給「官倒」大開方便之門。這裡的原因同樣很簡單。 價格能成為資源配置和刺激積極性的信號，要以較完整的市場體系為條件。祇有削弱乃至終 止計劃經濟體制，價格改革才能成功。改革派很快看出了問題之所在，卻不敢明確地向公有 制和計劃經濟提出挑戰。1987年十三大提出「改革是振興中國的唯一出路」的論斷和「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立意是不錯，但缺少對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批判，也缺少能操作的內 容。結果就是，改革派名義上在主政，卻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招數，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 民眾發洩不滿的對象。 政治改革的遭遇就更奇怪了。文革結束後，民間乃至黨內都出現了強烈的民主呼聲。鄧 小平本人也多次提到政治改革，甚至對民主牆予以肯定。但1979年提出「四個堅持」後，中 共重新確認了惟我獨尊、壓制異己的方針。每當知識分子發表非正統觀點或學生上街，中共 便如臨大敵，用搞政治運動的辦法予以壓制。1986年的學潮，更以胡耀邦下台、知識界精英 被清除出黨為結局。1986年中共正式將政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時，民主的議題被排到很後邊， 而且被冠上了「社會主義」的形容詞。言論、新聞自由的議題則根本不在列。為了排除「干 擾」，政治改革的討論僅在內部進行，對社會大眾保密。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務應當是擴大參 與。中國的政治改革刻意實行暗室作業，是對自身極大的諷刺，也注定了其失敗的命運。改 革派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推動這種閉門造車、無關痛癢的政治改革，顯示了他們的進退失據 和自我封閉。他們對借助民眾的支持強力推行改革似乎想都沒想過。 經濟改革陷入泥潭，政治改革遙遙無期。遭到整肅的胡耀邦和知識界精英名譽得不到恢 復。再加上物價飛漲、腐敗盛行，民間的強烈不滿情緒不但死灰復燃，而且變本加厲了。八 九民運由此應運而生。 三 八九民運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奇跡。面對一個一貫壓制異己的政府，一個群眾運動能有上 百萬人參與，能提出相當明確的民主訴求，並能堅持非暴力的原則，這確實值得世人敬仰。 中國的民主化，仍需要八九民運中學生、市民表現出的熱情和勇氣。 八九民運是民間不滿情緒的總爆發。同時，八九民運也得助於改革開放帶來的相對寬鬆 的政治氣氛。1979年民主牆遭到取締後，祇有魏京生、徐文立、劉青等少數民運份子被抓。 1985、1986年的學潮均沒有遭到暴力鎮壓。八六學潮的精神領袖方勵之丟了黨籍和官職，但 沒有被抓。人們由此減少了恐懼，增加了安全感。安全感鼓勵了學生和民眾的參與，對八九 民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種安全感和某些時期的恐懼感一樣，其實是虛幻的。中共保 守派將八九民運的迅速膨脹歸因於改革派姑息學運、慫恿自由化思潮。改革派則將八九民運 歸因於保守派對改革的阻礙。如果僅就民運的起因而言，雙方各有各的理。如果中共在政治 上一直實行高壓政策，對歷次學運無情鎮壓，那麼八九民運即使發生了，也不會發展到這麼 大的規模。反之，如果改革得以全面展開，許多矛盾會隨之化解，八九民運也就缺乏社會基 礎了。當然，如果站在普適價值的高度來看，保守派就毫無道理了。不管在哪次學潮裡，也 不管學生提出的主張是什麼，遊行的學生都祇是行使了基本公民權，決不該被鎮壓，更不該 像在八九年那樣橫遭屠殺。 學潮開始時，並沒有明顯支持改革派的色彩。學潮的反官倒、提高教育經費等訴求，甚 至給人責怨改革派的印象。事實上，八九民運始終缺少主張經濟市場化的內容。正因如此， 學潮並沒有立刻激化中共內部的矛盾。中共內部較為一致的處理意見，是靠勸說加威脅的辦 法使學生退卻。趙紫陽對這種意見也是認可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反映出這種 意見。這是中共處理學潮的成規，祇不過四二六社論的言辭較以往更激烈了一點。但這次學 潮非同以往。四二六社論不但沒有勸住、嚇倒學生，反而把他們激怒了。4月27日，學生沖 破警線成功地舉行大遊行。學生的正義感和勇氣值得讚揚。但後來的發展顯示，四二七大游 行的成功也埋下了悲劇的種子。一方面，學生得到了北京市民的鼓勵，看到了警察在學生人 潮前的節節後退。他們由此過高估計了社會對學潮、民運的支持程度，過低估計了當局的動 員能力。法國歷次革命中，巴黎都遠遠走在全國的前頭。正像巴黎不等於法國一樣，北京也 不等於中國。但北京的學生對此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學生的成功使保守派大為震驚。他們 擔心，如再不堅決鎮壓，不管是改革派得勢還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結束，自己的官位以及子 女的前途都會在所難保。其實，保守派一直保持了對軍隊和官僚體系的有效控制。他們感受 到的威脅，在很大程度上同樣是虛幻的。民運後來的幾次高潮，包括新聞開放、絕食和阻擋 軍車，更強化了雙方已有的判斷錯誤。 四二七大遊行後，改革派的溫和立場暫時獲得主導權。此時如民運能主動撤離廣場，改 革派的地位會得到鞏固，保守派會失去鎮壓的機會，民運的力量及某些成果也會得到保存。 但對形勢過於樂觀的民運，此時已被激進主張控制。民運未能與改革派裡應外合，也根本無 法「見好就收」。民運如果後來在形勢較為有利甚至不甚有利的某個時機撤退，儘管效果會 差些（如改革派仍會失勢），仍能使保守派失去鎮壓的機會。那樣，民眾中虛幻的安全感就 不致很快為同樣虛幻的恐懼感所替代。關於這一點，時至今日大家已有相當的共識，這裡就 不多說了。 5月13日絕食開始後，保守派的強硬立場佔了上風。幾天後，鄧小平正式同意戒嚴、鎮 壓。對鄧小平所扮演的角色，我的看法與許多民運朋友有所不同。我的感覺是，鄧小平是被 動地同意鎮壓的。胡耀邦、趙紫陽都是鄧小平強力提拔的。1989年之前的10年裡，鄧小平在 保守派與胡、趙的改革派之間搞平衡，但明顯地偏向胡、趙。胡耀邦因姑息自由化下了台， 他的去世為八九民運提供了導火索。趙紫陽搞經濟改革搞出一大堆問題，他的溫和立場又沒 有抑制住學潮。這就使鄧小平失去了搞平衡的本錢，他自身的地位也隨之有所動搖。在他看 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祇有同意鎮壓，才能保住以後影響政局的機會。據說後來鄧 小平提議由李瑞環接替趙紫陽任總書記。此言如果屬實，則顯示鄧小平仍想重新扶植改革派。 而鄧小平的意見未得到採納，說明他已失去了以前的影響力。 戒嚴、鎮壓的決定作出後，接下來是如何執行的問題。鎮壓並非祇有屠殺一種形式。對 此時主導政局的保守派來說，明智的做法是在幕後加強對軍隊、官僚機器的控制，同時靜待 民運熱情的減退。由於中共20年來一直蓄意遮醜，外界對戒嚴是如何演變成屠殺的，至今仍 不清楚。我的推測是，李鵬等人過高估計了民運對政權的威脅，因而一定要讓軍隊立即強行 進駐北京。軍隊受阻後，他們更氣急敗壞、喪心病狂，一定要和民運硬碰硬。結果，就發生 了六四大屠殺。我相信，同意戒嚴的中共領導人，並未都意料到戒嚴會導致屠殺。鄧小平本 人也未必意料到屠殺。但事到如此，誰也無法再去追究執行戒嚴的「細節」了。就這樣，民 運被屠殺所平息，中共政權的暴力專制本色也由此暴露無遺。 四 從總體上說，八九民運促進了中國的社會進步。六四屠殺使中共政權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為了防止八九重演，江澤民、李鵬當局提出抵制和平演變，並推出大學生軍訓等一系列加強 控制的措施。整個中國社會，實際仍處在戒嚴狀態。民眾的強烈不滿情緒不但沒有消失，反 而有所強化。在經濟上，中共宣稱繼續實行改革開放，但改革實際已全面停頓，開放程度也 因西方的反彈而迅速萎縮。倒是台灣投資在這個關口上的湧入，對經濟衰退起到一定緩解作 用。如果江、李的政策持續下去，中共政權會長期面臨四面楚歌，中國經濟、社會會持續倒 退，逐步向北朝鮮、古巴看齊，新一波民運也隨時可能發生。 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講話，改變了中國的走向。鄧小平最重要的觀點，是不要再搞姓 社、姓資的爭論。言下之意就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疏導民間不滿情緒，不妨走資本主義 的路。這個觀點，如果鄧小平或任何其他人在八九以前提出，一定會在黨內遭到圍剿。八九 使中共陷入困境，所以江、李及陳雲等人祇好接受鄧小平的說法。共產黨雖說該搞社會主義， 但相比之下，還是活命要緊。就這樣，經濟改革才重新上路。和80年代初一樣，1992年以後 不問姓社姓資的市場化再次使經濟迅速發展。中共幹部及其家屬受益極大，一般民眾也得到 了些好處。民間與中共當局的對立情緒大有緩解。同時，與西方各國的關係也逐漸恢復了常 態。西方敵視共產政權，但對實行市場經濟的威權主義國家一直能和好相處。以前印度尼西 亞、菲律賓、智利等國，都與西方有不錯的關係。中國雖然仍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推行市 場化後仍給西方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中共發現新的做法對自己的利益、民眾的滿意程 度乃至與西方的關係都十分有利，對市場化從此篤信不移。 中國改革的任務，概括起來說，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八九以前，由於意識形 態的束縛，市場化、民主化均可望不可及。經過八九的震動，民主化更無從談起了，但中共 卻在巨大的壓力下和高人鄧小平的指點下接受了市場化。現在中共領導人常昧著良心，把近 年的經濟成長說成是正確處理八九民運的結果。其實，正如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 一今年3月指出的那樣，「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帶來 的經濟轉型，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中共從堅持社會主義到接受市場化，其 本身的轉型又是八九民運逼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近年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 於八九民運。這裡的因果關係，與歐洲1848年革命的情形很相似。歐洲革命的訴求，也有類 似於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的內容，另外還間雜著民族主義。革命的大潮，幾周之內就把 法國、奧地利（後稱奧匈帝國）和普魯士（後來的德國）的國王趕跑了。但奧、普的國王不 久又捲土重來，鎮壓了革命，法國的革命成果則被隨後另建王朝的拿破侖三世所篡奪。革命 失敗了，但三國的統治者也被迫尋求改革。他們均發現，其實經濟市場化是可以拿來自己用 的。在普魯士，統治者還發現民族主義也可以拿來自己用。就這樣，革命的一個目標（經濟 市場化）被統治者當成了阻擋革命的另一個目標（政治民主化）的武器。此後，法國的王朝 一直維持到1870年的普法戰爭，而奧、普的王朝又存活了7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 壽終正寢。 當然，中國近年實行的市場化是畸形的。許多公司企業，至今仍為國家所有或部分所有。 按理說，國有資產意味著全民所有，國有資產孳生的價值應由全社會分享。但在事實上，國 有資產往往僅為有權有勢者服務，很大一部分國有資產並被有權有勢者化為了己有。此外， 由於政府官員仍能向企業發號施令，企業要靠巴結官員、給他們好處才能獲得生存空間。一 些「不識時務」者，包括我認識的馬賓，直指鄧小平復辟了資本主義。「復辟」這個講法很 傳神，因為中國確實出現了類似1949年以前的官商一體的現象。相比於計劃經濟、大鍋飯， 「官僚資本主義」促進了經濟成長，可算是一種進步。但它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積累 了新的矛盾。化解矛盾的關鍵，仍然是政治民主化。有了言論、新聞自由，腐敗和社會不公 就會得到抑制。有了經濟、思想領域充分的自由，人們的創造力就會得到更好的發揮。在經 濟領域，企業間的競爭是消費者的福音，也是企業升級換代的動力。在政治領域，多黨制和 自由選舉是相應的競爭機制，應當受到每一位公民的歡迎。中國要重新取得世界文明的領先 地位，遲早要跨過政治民主化的門坎。為此，每個追求進步的中國人，都應繼承八九民運的 精神，為民主化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