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記者、院外活動家、人權勇士 （北京）陳子明 首先祝賀高瑜大姐有關八九民運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和高瑜曾是《經濟學週報》的同仁。 何家棟先生是當時的《經濟學週報》總編輯，也是我和高瑜共同的良師益友。本來應該由何 先生來寫這篇序，可惜他已經在兩年多前離開了我們。借此機會，再次緬懷何先生的思想業 績以及他對高瑜和我這一代人的啟迪幫助。在這篇序中，想要談談我所知道的《經濟學週報》 和我所知道的高瑜。 我早已聽聞高瑜的大名，與她接觸卻比較晚。何家棟先生和王軍濤、張倫先後成為高瑜 的密友時，我還沒有和她見過面。是在高瑜來《經濟學週報》以後，我才與她建立工作上的 聯繫。現在，老朋友有的去世，有的亡命海外，我和高瑜在歷經劫難之後，已經成為老戰友 和好朋友。 傑出女記者 1949年以前，中國新聞界頗有一些著名的女記者，但是到1949年以後，這些昔日的艷麗 花朵就紛紛彫謝了。1980年代以後，高瑜可以說是中國女記者中的第一人。 高瑜1980年調到中國新聞社專稿部，開始了她的記者生涯。專稿部的主要任務是采寫專 訪，這十分符合高瑜的性格與興趣。她先是採訪文化和學術名流，以後逐漸轉向採訪政治人 物，並開始撰寫深度的時政分析文章。 高瑜首次專訪的對像是80歲的作家冰心和她的丈夫、79歲的社會學家吳文藻。這篇專訪 順利通過審稿，很快在《北美時報》和香港《鏡報》雜誌同時刊出，高瑜的名字也第一次為 海外知曉。此後，她陸續採訪了巴金、夏衍、曹禺、趙丹等著名作家、藝術家，還有一批科 學家、學者；以及兩位特殊人士：鄧小平的大女兒鄧林和林彪的獨生女兒林豆豆，造成了相 當的轟動。高層政界人士，她採訪過陸定一嚴慰冰夫婦、萬里、方毅、谷牧等。她的關注點 逐漸聚焦於一些政治敏感人物：劉賓雁、吳祖光、張顯揚、郭羅基……。接下來，她就注意 到了王軍濤和我這一輩人。 高瑜加盟《經濟學週報》後，特約了胡績偉的3篇專稿《樹立民主的權威》、《政治改 革與經濟改革必須同步》、《加緊新聞立法，保護新聞自由》和邵燕祥的三篇專稿《中國需 要皇帝嗎？》、《久違了，王力先生》、《為新權威主義補充幾條證據》；自己撰寫了7篇 文章：5篇報道和兩篇對話。5篇報道的標題分別是：《於光遠說：經濟發生困難時特別要警 惕回潮》、《新權威主義 是『精靈』，還是『老鼠』？》，《蘇紹智談深化改革的障礙》， 《九十年代是政治改革的年代 嚴家其提出建立「政治責任制」》，《童大林說：「人類在 新啟蒙中」 中國的危機本質上是人的問題》。在第二篇報道中，高瑜指出：「『新權威主 義』的主張至少有三點難以和『舊權威』劃清界限。其一，強調的都不是政體、而是領袖， 是強人政治；其二，主張民主要在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之後才能發展和繁榮，無視民主具有發 育人的潛能，最大調動人的積極性，實際具有促進經濟發展和繁榮的作用；其三，主張民主 實行必須在訓練之後，否則在一個民族沒有民主素質情況下一搞就亂，否定民主祇有在民主 之中訓練和孕育的基本事實，包括『五四』、『中共奪取政權』和『四五』這些重大歷史事 件的事實。」 長篇對話，是高瑜喜歡採用的一種深度報道方式。早在1986年底，她就安排了鄧樸方拜 會當代文豪、如今也成為殘疾人的巴金先生，用攝影機攝下了白髮對黑髮的一組珍貴鏡頭， 然後寫下了一篇《巴金與鄧樸方關於人道主義的對話》，發表在《鏡報》月刊1987年1月號。 高瑜在《經濟學週報》發表的對話是：《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家其：中國不容出現勃列日 涅夫式的停滯 溫元凱：改革的停滯比失敗還要嚴重》，《站在今天說話——夏衍 秦曉鷹 關於「五四」的對話》。兩篇對話都分為上下篇，分兩期用整版篇幅刊出。 在夏秦對話中，90高齡的夏衍先生說：「今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那時候就提出 『自由、平等、博愛』。『五四』一方面是愛國主義運動，一方面是人的解放。後來我們把 這些口號都還給資產階級了；實際上共產主義者正是要講平等，要講自由，要講博愛。…… 文化大革命就是講神道、獸道嘛。」「忽視人權、蔑視人權是公眾的不幸，也是政府腐敗的 原因。」「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它有一個自我調節的功能，因為資本主義建立在 科學和民主上。……過去講的資本主義那一套實際已經不存在了。『相對貧困』已經沒有了。 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現象也沒有了。」60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說出這些話，簡直是振聾發 聵。 比夏秦對話影響更大的是嚴溫對話。「六四」後《經濟學週報》被取締的直接原因就是 高瑜采寫的這篇對話。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稱：「北京《經濟學週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鮑彤聯繫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提出中 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 不再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為掩蓋 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這 個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陳希同的點名批判，正好從反面說明了高瑜文章以及《經濟學週報》的影響力。 香港記者韋曉燕女士曾以細膩的筆觸寫下了她對高瑜的近距離觀察：11月她被調到著名 的《經濟學週報》擔任副總編輯，我借公幹去京特意看望她。那天上午，正趕上她在寫稿， 她祇給我沖了一壺茶，端了盤水果就坐到書桌前了。祇見她的筆在紙上旋動，陽光照在筆上， 一閃一閃的發亮，好一幅廢寢忘食圖。中午，她的大筆己落成，封好信袋，電話通知了編輯 部來取稿。她才對我說從整理錄音到動筆寫稿已30幾個小時沒睡覺，此時她不想飽餐，祇想 飽睡。事後，我才知道她那天完成的，就是轟動海內外的《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 話》。這是在88年11月16日，由於光遠倡導，由戈陽組織召集的另一次「北京飯店會議」上， 她利用會議休息期間，對嚴家其和溫元凱進行的一次採訪。這篇「對話」「六四」之後，被 陳希同點名為「動亂暴亂」的政治綱領，以筆者之見通篇勵治，無一言言亂。「 好文章是記者敏銳眼光與辛勤勞作的結晶，高瑜奉獻給世人的每一篇傑作，無不凝結著 她的智慧與心血。 院外活動家 1989年4月號的《鏡報》月刊上，刊登了高瑜采寫的全國政協委員、《鏡報》主編徐四 民和5位青年學者3月22日晚的座談紀要。文中所說的5位青年學者，就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 研究所的所務委員陳子明、王軍濤、閔琦、陳小平、劉衛華。在座談中，我說：「對正在由 自發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的知識分子，僅僅小恩小惠來收買，給個局長、部長當當是不行的， 而且參政方式祇開後門（靠親友、秘書等關係得以打個小報告）也是不行的。要開前門，要 容納具有參政意識的知識分子對國是進行公開討論」。陳小平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 具體政策提建議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就人大本身改造提出問題、建議，能解決規則問題就更 重要。」「『人大』自身的改造，是建設民主政制的必要環節。……人大和政協應成立俱樂 部和專家小組，應撥給經費以長期研究、提出專家方案。對『兩會』的改造，要採取漸進式， 要通過一次次技術性改造。把中國轉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觀念等這樣大的準備，也需要 對具體的運作規則具體方案，以至很小的技術性措施進行改造，這樣實行七條、八條之後， 整個國家的體制就會改觀，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就有望實現。」高瑜給這篇紀要起了一個非 常響亮的題目：《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 《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再次引用了這句話。《經濟學週報》的評論員文章指出： 「社會進一步的發展應該是在學生運動形成壓力後，學者來講道理，說明危機的原因，社會 應怎樣發展；在此基礎上是專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後由政府在專家方案範圍中決策。」但 是，在政府自身處於分裂的情況下，就必須由最高權力機關來決策。「我們要求全國人大立 即召開特別會議，根據憲法確立的原則，通過合法程序，對學運性質進行評議。將民主從馬 路上引向人民大會堂。」 將民主引向人民大會堂，意味著促進議會政治的形成。議會政治活動分為院內活動與院 外活動，以及兩者之間的結合。1977年至1989年間，在這些方面都曾經有過可貴的嘗試。 先說說院內活動。早在1977年11月，郭羅基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七屆人代會上， 以北大的「揭批查」為實例，批評以吳德為首的北京市委。當時中國最高掌權者華國鋒對此 表示：「一定要把他壓下去」，結果人代會延期五天，組織對他的圍攻。1980年9月，在五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經過於光遠等理論務虛會派的推動，北京代表團170多名代表就寶 鋼工程建設問題向冶金工業部提出質詢，成為「共和國第一質詢案」。1981年2月，在北京 市海澱區第七屆人代會上，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陳子明、北京大學胡平、中國人民大學韓 宇紅、北京師範大學李世取、北京鋼鐵學院李訊、中央民族學院羅維慶等學生代表聯合其他 代表共11人提出議案，要求將由我起草的《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組織和議事規則（草案）》 以及《對<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組織和議事規則（草案）>的說明》印發各位代表；並將該草 案提請區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討論並表決通過。鄧小平、陳雲等人用先開黨員預備會再開代表 會的方法，把這種院內活動打壓了下去，直到1988年才得以復甦。這次扮演挑戰者角色的是 剛剛從台灣回來的人大常委、前立法委員黃順興，他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大會的舉手表決中 投下了「第一張反對票」，並提出如下提案：一、設秘密投票點；二、要改變人大委員長不 是常委中產生而是由中共指定；三、要改變國家三個最重要的職務國家主席、委員長、總理 的等額選舉。 再說說院外活動。1988年4月，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社會學部兼中國民意調查中心 （理事長丁望、主任陳子明、副主任白樺、李依萍）對1172名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涉及代表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財政經濟政策等的意見和態度， 並對他們自身的政治認知和議政能力進行了測量。調查結果的分析數據表明：人民代表的政 治認知和議政能力頗不足，作為人民代表的角色感尚差，但對人民代表的職能有較清楚的認 識。人民代表所關心的主要是：黨風、物價、社會風氣和教育。《人日日報》、《人民日報 （海外版）》、《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香港《文匯報》等報道了 這次調查。這次調查既是對人民代表的一種瞭解，也是對他們的一種政治啟發。在掌握了全 國人民代表的通訊地址後，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準備系統地向他們發送宣傳材料。1989 年3、4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陳子明、 陳小平），首鋼法律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於浩成、張宗厚）等，就民間修憲開展了一系列的 文宣活動，並明確指出了「發展議會政治」的方向。 關於院內活動與院外活動的結合，也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在1979年初夏：一批理 論務虛會派的全國人大代表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對汪東興中南海超標蓋房提出質疑，民刊 《北京之春》則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出大標語和大字報予以配合。大標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汪東興欺騙中央動用公款七百萬元營造私宅必須受到黨紀國法制裁」。大字報是我 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寫的編輯部文章《對法律的嚴峻考驗》。文章「要求五屆人大代表 資格審查委員會撤銷往東興的代表資格，要求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全面 審查、嚴肅處理汪東興的違法亂紀行為，勒令其退賠侵吞的人民財產，並將調查和處理情況 公佈於眾」。另一個是在1989年初春：七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溫元凱與陳子明、曹思源等 達成口頭協議，由後者向前者提供系列的議案草案及相關說明文件。 在八九民運中，院內活動與院外活動的結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現在已經看得很清 楚，鄧小平從全國調集幾十萬軍隊到北京，把坦克裝甲車開上長安街，不僅僅是要鎮壓學生 運動，更是要恐嚇、威懾黨政軍機關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扼殺剛剛露頭的議會政治萌芽。 在「六四」鎮壓之前，與人大常委胡績偉保持密切聯繫的高瑜和曹思源成為第一批被捕的知 識分子，表明「六四」黑手鄧小平、李鵬、陳希同之流，最害怕的就是院內活動家與院外活 動家的聯手，用新的「議會政治」合法性來取代舊的「老人政治」合法性。 由於高瑜經常向前《人民日報》社長、現任人大常委胡績偉約稿，兩人關係很熟，因此 她在八九民運中扮演了院內與院外政治聯絡員的角色。下面是高瑜在《浴火重生》中的自述： 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與胡績偉先生通電話，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門廣場，去勸學 生撤退，他說，祇要退出廣場，發表個聲明也可以。我回答：「今天是星期日，能不能明天 多聯繫幾家報社一起去。」他說：「不成，我恐怕來不及了。我的兒媳醫院已經在發救護包 了，當然不是給學生預備的。」我答應了他，我在馬路上截了一輛小麵包，拿出記者證，搭 車去了廣場。憑記者證我祇通過最外圍的幾道人手拉成的防線，到了紀念碑下怎麼也進不去 了。我遇到一個叫李亞的科技大學的學生代表，他胳膊上有張倫用鋼筆簽的名，可代替通行 證，他帶我走上紀念碑。我們找遍了也沒有找到一名負責人，祇好到廣播站廣播王丹、張倫， 等了近兩個小時也沒人回應。最後，我們還是在紀念碑上一個帳篷裡，找到在旮旯裡睡覺的 王丹。我對他說我是代表胡績偉先生來的，我把應該說的話都對他說了，當我說到「撤離廣 場」幾個字，圍觀的一個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問我是幹什麼的，王丹擋住了他的手，指著 我說：「絕對可靠。」說通了王丹，他又找來幾個學生領袖，我又重複勸說了一遍。他們幾 個人到一旁開了個臨時會議，開完後告訴我他們同意撤離廣場，但要發表一個聲明，聲明還 要由廣場各高校的代表決議。他們責成王丹起草聲明，這時王丹對我說：「高老師，我頭痛 的厲害，你就幫我起草吧。」徵求王丹的意見，就叫「告全國人民書」。事關緊急，斟酌不 了許多，我從地上撿起一塊大字報紙，就起草起來了，具體寫了多少條我已經忘記了，但我 記得首要一條是軍隊不進城，廣場的學生組織立即組織學生撤離廣場，署名是天安門廣場高 校學生代表。起草完畢王丹先拿給幾個負責人看，後來又通過廣播，在紀念碑上召集各高校 代表開會議決。經過相當的爭論，最後通過了。又是李亞帶我走下紀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 藝美院一輛麵包車給廣場送來一筐西紅柿，李亞和我就搭這輛車一起到煤渣胡同三號《人民 日報》宿舍胡績偉先生家。李亞和車上的兩個人都進去了，胡績偉見到學生是那樣熱情，連 聲問：「王丹來了沒有？王丹來了沒有？」他的老伴和全家人也都迎了出來，又送麵包又送 水，對待學生的誠摯和親熱讓我十分感動。我到裡屋用白紙重新抄寫上述聲明，胡老就與學 生們攀談起來，宗旨就是勸學生退。我抄寫好後，正好看見胡老坐在沙發上，向學生左右揮 動雙拳說：「敵進我退嘛！」我請胡老審閱，他在兩處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後，胡老要 求我們立刻給報社送去，他說：「我可以給《人民日報》打電話。」告別胡老一家人出來後， 我考慮讓《人民日報》發表有難度，就帶李亞他們直奔北京飯店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 程翔、劉銳紹都在，他們幫助我複印數份，我請他們發表，隨後到廣場把原稿和複印件交給 王丹，祇留下一張又送到西長安街的《科技日報》，並給孫長江副社長打了電話。我回家時， 已星月當空…… 第二天（5月22日），我和何家棟應嚴家其的邀請到社科院參加他召集的知識界座談會， 那天到的人很多，一個會議室擠得滿滿的，連窗台上都坐滿了。會議當中，有人來找我，是 我的一個朋友畫家劉光恩。原來早上我離家後，胡老即打來電話，要我把聲明改寫成一份同 樣內容的致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交到人大常委會，這樣上下就有個呼應。我丈夫急得不知 道怎麼通知我，正好劉光恩又來電話，就有勞他把胡績偉的電話內容告訴我，劉光恩當仁不 讓，就趕到社科院來了。我把情況和何老交換了一下，何老表示同意，我就在會議上起草起 來了，完稿後又請何老、嚴家其、蘇紹智、李洪林看了看，他們都表示同意，但卻遭到參加 會議的相當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對和圍攻。我必須完成胡績偉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就和何老提 前退場了。我趕到天安門，在紀念碑下祇找到前一天見過的王超華。她當即表示同意並簽了 字，由幾名學生代表把公開信交給設在人民大會堂南門口的人大常委會接待處。 胡績偉曾對高瑜表示：「我已找到彭沖，要求由我們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學生對話解決學 潮問題，彭沖已向一常委請示。」人大委員長萬里當時出國訪問了，彭沖是主持工作的人大 副委員長。5月25日下午，高瑜接到胡績偉的最後一個電話：「我的努力失敗了，彭沖拒絕 了。」 胡績偉的另一位政治聯絡員是曹思源。高瑜參與的主要活動是爭取人大常委與學生對話， 曹思源參與的主要活動是爭取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曹思源和他的研究所同仁獲得胡績 偉的授權，通過上門拜訪和打電話及加急電報的方式，一共獲得57名全國人大常委同意聯署 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而人大常委一共祇有135人。在此之前，5月17日已有厲以寧、 江平等24名常委提出建議，5月18日已有葉篤正、馮之浚等12名常委提出建議。截至5月25日， 聯署者已經超過人大常委的三分之一。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一旦召開，是有可能決定撤銷 戒嚴令和解除李鵬總理職務的，一些人大常委已經將此列為緊急會議的議題。鑒於此種前所 未有的政治局面，鄧小平才在6月2日做出「決斷」（江澤民語）：採取一切手段，立即實施 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限定兩天內完成。所以，「六四」不僅是對民眾的屠殺，也是一次針對 法定最高權力機關的軍事政變。 6月3日早晨9時，高瑜被秘密綁架；同日中午，曹思源被秘密綁架。這充分說明，「六 四」黑手在發動軍事政變和反人民「暴亂」之前，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切斷最高權力機構與民 眾之間的聯繫，遏制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行使職權的可能性。高瑜和曹思源，則榮幸地被當 局塑造成中國式院外活動家的樣板。 人權勇士和英雄 到1990年8月29日無罪釋放，高瑜被非法關押了453天。很快，她就重振精神，投入到新 聞工作中。她此後的報道重點，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六四」受難者與政治犯的人權保障問題。 高瑜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的時候，曾是丁子霖的學生。她釋放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在 「六四」痛失愛子的丁子霖夫婦。此後，她為「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形成，發揮了自己的一 份作用。 8月30日我釋放的第二天，我到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樓去看望丁老師和蔣老師。蔣老師 先迎出來，隨後走出的是淚流滿面，因吃激素渾身胖腫的丁老師。幾十年的師生之情一下子 湧到我們的心底。丁老師嚎哭著，向我講述了璉璉被打死的經過。我問她為什麼《北京日報》 報道璉璉是高三學生，丁老師憤怒地說：「那是他們造謠，他們想迴避十七歲，未成年人的 年齡，為此我去質問過我的同學，北京市宣傳部長李志堅。」情緒稍微平靜時，她批評我： 「你太不注意保護自己了。」我又告訴她我介入學生運動的經過，我說：「勸學生退出廣場， 是我當仁不讓的責任，我們想阻止的就是機槍、坦克和屠殺。」我們都覺得從「六四」開始， 我們師生成為有著共同苦難的人了。 以後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師一次，丁老師總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訴，我一次又一次思考應 該如何幫助丁老師從悲痛之中挺立起來。璉璉火化後，骨灰在哥哥的集體宿舍裡秘密存放三 個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捨不得將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親手為他製作的 一個木製的紀念碑裡，碑中還存放著他求學時的心愛之物，碑的正面刻著爸爸雋秀的字體的 碑文：「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 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永恆的記憶裡。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著 璉璉的生前之物，小床、書桌、書籍都在原處放著，父母，親人永遠和這個優秀的少年廝守 在一起，清明、週年忌日、冥辰、中秋、春節都要為他祭奠。璉璉的生日與亡日祇差一天， 因此89年6月的掛歷也成為家中珍貴的紀念物，用鏡框鑲在牆上，2日是紅框框，3日是黑框 框。我想這些都應該讓世人知道，但不是我來寫，而是讓丁老師親手蘸著流淌的心血來寫， 這反而能使一顆破碎的母親的心修復創傷。 1991年春節我問丁老師和蔣老師：「你們想不想把你們的心裡話對世人傾訴？敢不敢讓 世人知道真情。」他們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我就得到兩位老師完成的三篇文稿， 一篇是對捷璉成長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記錄，一篇是他們寫給捷璉的信《讓我們再親親你》， 原件已隨幼子淌著鮮血的遺體一同火化，再有，是丁子霖寫的《我的話》，公開聲討了李鵬， 這是「六四」死難者家屬最先發出的聲音，我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給了「六四」兩位最勇敢的 香港記者，程翔和劉銳紹。 「六四」後他們和社長李子誦一起被迫從香港《文匯報》辭職，正艱難地辦著《當代》 雜誌。全文發表之後，影響之大可以想像，全美「學自聯」最先給丁老師和蔣老師寄來信， 稱：「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子。」這種安慰勝過一切。隨後，我又聯繫了多家香港報紙去採訪 丁老師和其它死難者家屬。1991年4月底美國ABC找到我，我建議他們去採訪丁老師，他們當 然求之不得。我徵求丁老師和蔣老師的意見，告訴他們「要做好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準備」。 丁老師兩個星期之後，給了我答覆：「同意。」這個採訪使全美國的母親、全世界的母親都 聽到了中國母親丁子霖的談話。她說：「兩年來我在生與死之間幾度徘徊，有時真想一死了 之。但我終於選擇了生。我既不需要憐憫，也不需要安撫。但我要等待歷史作出公正結論。」 全世界都開始聲援她，因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是一個中國天安門母親。ABC的採訪，整個過 程，每個人談的話，每個人站的位置都被匯報給最高層，以後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將面臨什 麼樣的高壓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相信，再殘暴的對待也比不上失去兒子的傷痛，站起來的她 能夠經受一切，會勇敢地承擔起歷史的責任。 高瑜釋放的時候，大部分被抓的知識分子已經釋放；在她之後，又釋放了劉曉波等一批 知識分子。最後被當局選擇為政治犧牲品的，恰恰是她在《經濟學週報》的同事——我和軍 濤。高瑜說：「1990年底，大陸政治空氣空前惡化另一顯著的標誌是當局要對『六四』逮捕 的兩名四五運動的著名知識分子陳子明、王軍濤進行政治審判。陳、王都是我《經濟學週報》 的同事，他們是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堅持穩健、公允、平實、持久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態度的代 表，他們是學運高潮時中共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親自請去做學生工作的。……何 家棟總編輯和陳、王的親屬詳盡地向我介紹了陳、王案情進展，我認為對我是責無旁貸。我 開始陸續向海外和香港報道陳子明、王軍濤和他們案情進展。1991年初庭審達到高峰，我對 陳子明、王軍濤法庭上對八九民主運動的辯護都有全面而詳盡的報道。」高瑜為我們的審判 以及獄中的待遇和鬥爭，為多家媒體寫過報道，其篇數之多，連她自己也記不住了。 高瑜在《不能因為他們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審判他們——北京審判陳子明王軍濤內幕》 中大聲疾呼：「（一九九○年）十一月下旬布什總統在剛結束的歐安會上取得英、法、蘇三 國對海灣的共識之後，用解除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裁的方式，換取了剩下的唯一常任 理事國——中國在對付伊拉克問題上能夠與西方合作。安理會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開，二十四 日在中國外長錢其琛動身訪問白宮之前，中國政府突然對王軍濤、陳子明等作了審判的決定。 中國利用海灣危機打出的牌是『向來不主張以軍事武力解決國與國的爭端，主張以和平方式 進行對話』，這與在國內用武力鎮壓八九民運背道而馳，但是中國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給 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絲毫不顧忌現任總書記江澤民去年上任後不久對外所做的『中國政府 沒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懲處參加動亂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保證，現在突然要對王軍濤、陳 子明一批人進行審判，就是要借國際關係的轉機，為重返國際舞台爭回面子。王軍濤、陳子 明是中國當局自己選擇的斡旋人，現在卻要被送上審判台，這究竟是為什麼？王軍濤、陳子 明是中國十年改革湧現出來的優秀、傑出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正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上起 著積極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不能因為他們優秀而扼殺他們，不能因為他能起到別人所起不 了的作用而扼殺他們，更不能因為他們講理性，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扼殺他們。」 在江澤民執政時期，針對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曾以「人質外交」來回報。人們通 常強調「人質外交」交換利益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它還有發洩憤怒的另一方面。這種兩面性， 在我和高瑜身上體現得最清晰。 1994年5月13日，為了滿足美國克林頓政府「有條件最惠國待遇」的「條件」，當局將 我「保外就醫」，而當時我本人並沒有提出過申請，在獄方文件的「保外就醫」「病因」欄 寫的是「皮膚瘙癢症」。1995年6月25日，為了對李登輝訪美表示憤怒，當局將我重新收監， 而此時我剛剛動過癌症手術，正在接受後續的治療。1996年11月6日（北京時間），克林頓 剛剛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當局又將我「保外就醫」，為實現「克林頓—江澤民互訪」鋪下 第一塊墊腳石。 高瑜的遭遇幾乎和我一模一樣。1993年，高瑜接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 教務長髮來的親筆邀請函，邀請她去做訪問學者。《經濟學週報》的主管單位中國社科院3 年沒有給高瑜安排工作，而且連她的檔案也不知去向了。此時，當局為了「申奧」向世界輿 論和國際奧委會「送大禮」，提前釋放了魏京生，對高瑜也網開一面。高瑜去找社科院，社 科院這次很痛快，由辦公廳和保衛局出面，迅速辦理了出國手續，並且答覆她「補檔案十分 簡單，可以給辦」。於是，高瑜訂了9月23日飛香港的機票。但這一天是中國申辦奧運會的 投票日，高瑜想過了這一天再走，就將機票改在10月4日。結果，中國「申奧」失敗，當局 有氣沒處撒，就拿高瑜當了出氣筒，於1993年10月2日再次將她逮捕，判刑6年。等到中國開 始著手第二次「申奧」時，又拿高瑜打「人質牌」，於1999年2月15日將她提前釋放。 在高瑜喪失自由期間，國際社會給了她極高的榮譽。1995年2月，高瑜榮獲世界報業協 會頒發的「自由金筆獎」，也稱為「世界最傑出記者獎」，每年祇評一人，高瑜是第48個。 10月，高瑜獲得國際婦女報業協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該獎專門表彰那些在不尋常和危 險環境底下仍有出色表現的新聞工作者。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設立了「新聞自由 獎」，各國政府都推薦自己國家的記者，共有三百多候選人，國際報業組織則推薦了高瑜。 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首屆「新聞自由獎」頒發給了高瑜。 高瑜出獄後，於2000年5月又獲得了一項國際新聞大獎。日內瓦國際新聞組織從1950年 至2000年間選出了50個國家的50名新聞自由英雄。高瑜獲選後，香港各大報的通欄標題是 《新聞自由英雄，高瑜榜上有名》。高瑜在接受多家外電採訪時，祇表達了同樣一個意思： 「中國優秀的新聞記者有的是，為爭取新聞自由50年裡遭受迫害比我嚴重的有的是，至於世 界選擇了我，是讓我承擔更多的責任。50年裡中國從來沒有過新聞自由，但是新聞自由同樣 是中國記者建設民主化和現代化的目標和旗幟。」 「最傑出」、「自由」、「勇氣」、「英雄」，這些稱號高瑜當之無愧。嚴家祺最近寫 道：「高瑜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才華洋溢的、傑出的女記者，她的作品見證了當代中國歷史， 是她為正義、為新聞自由、為中國光明前途奮鬥的歷史記錄。」我完全同意家祺對高瑜的評 價。爭取新聞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國還是尚未完成的事業，前面還有荊棘和陷阱。我們會 和高瑜大姐一起，手拉手，肩並肩，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艱難跋涉，直到理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