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章詒和揭示告密事件 （北京）劉自立 本文僅針對章詒和先生揭示的告密事件，體系和體制發表感言。 章先生在此前一次座談會上明言，這種告密是一個系統，一個（龐大）機構，一個制度 所為。而座談中人，有不敏此題者。他們強調與之脫節的個人道德反省說，以解除對於整體 系統做祟的體制批評，而將之指稱為，如果言及體制和歷史（宗教），會壓抑和遮蔽個人道 德困境和道德責任。他們鼓吹國人懺悔精神和道德堅持。筆者卻恰恰認為，這個現象應該反 過來提之：正好是國家政權體制，使得人性大變，異化和墮落，才使得歷史上一般而言的道 德提升成為戲言。而且，這個人性論（人性消滅論）的背景，恰是極權主義政治。 宗教魔鬼附體的革命幽靈說，設置於傳統未消除，道德猶在的一般性告密和背叛行為上 而迥異於所謂人人自危，人人革命，人人背德，人人忤逆，人人反對人人之大體制操作。在 極權主義切斷傳統常規以後，人人反對人人的告密和背叛，和以往傳統社會產生之有本質區 別。告密說之所以為秘密之行動，因為告密者害怕傳統道德道數和正統，所以鬼竊而行。但 是在文革中，這個鬼竊之行發展到明火執仗，大言不慚。所謂四維不存，斯文掃地，正是因 為知識分子和人民已不知恥，且為國恥，民恥。所謂上帝死了——正是這個意思——他並無 尼采正面意義上的反奴主義；恰好相反，上帝死了，人人為偽基督之奴。這個教訓，在二戰 以後越發看得清楚；民主國家之人，有尊嚴，可以反對官方意見，沒有絕對真理哲學——而 斯大林毛氏政權，人們卻個個砍下自己的腦袋，讓國家任意玩弄之。這是告密大行其道之原 因。 在這個體制＝人性（人性消滅）的人性論反對時代，簡單言及告密者是一種道德困惑和 道德反省之闕如，剛好抹去了體制戕滅人性這個基本事實和基本估價。 所謂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未來社會主義革命肯定是無神論者搞起來」的說法，一是否定 了革命兼顧傳統道德的任何可能性；二是預言，無神論者之道德毀滅之必然性；三是，如何 避免革命和革命帶來的整體人性戕滅和文化虛無主義，是一個俄、中知識分子談到，深思卻 沒有辦法制止的歷史現實。 我們說，俄國知識分子在《路標》文集中討論的革命與否問題；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面 對西伯利亞流放所言之，「我罪有應得」（見《群魔》）之所謂；國人知識分子所謂民主變 民瘋和變德謨克拉賊的問題，都是針對革命帶來群魔，革命帶來瘋狂和革命帶來虛無主義之 嚴重擔憂的最好說明。很可惜，俄國人和中國人不但魔鬼附體，且附制度，附革命，附體制； 整個一個群魔亂舞！ 所以，人們不禁要問的是，何以俄國人和中國人之宿命如此嚴重：二月革命何以勢必過 渡到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何以勢必過渡到毛革命。有沒有其中上帝驅鬼不成，鬼魔遍地之 說？其間，人人不是變成人人而是人人變成魔鬼。這是一個時代被魔鬼附體的歷史。（我們 想起西方知識分子討論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宗教反思。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希特勒是不是上帝 的鞭子。）如果說，政治解釋和政治反思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何以陀氏一類極頂智商 者還是要回到宗教關懷上去。為何政治變故以來，俄國人一方面反對專制，一方面遙想沙皇 （陀氏為什麼要說，他罪有應得！而索爾什尼琴既要恢復沙皇也要重新肯定斯大林——他們 是怎麼了？）我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鬼和群魔帶來的革命論，影響或深，驅鬼不 成而產生的憂慮。 中國人現在討論改革，革命和憲政。中國人也有上帝之死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敷衍 答案不是來自對於上帝的演示，而是來自對於道統的爭執。人倫標準的出台和中國歷史相輔 相成，不可一日脫離和解約。但是，辛亥革命提出這個問題，毛革命泯滅之。於是，中國人 的上帝儒家道德開始亡故。王國維陳寅恪擔憂的事實終於發生。當吳宓60年代前往廣州看望 陳氏的時候，他發現陳處在一個世外桃源之中，精神物質尚足尚滿（陳女兒尚有一部小汽 車）。是的，陳寅恪處境堪稱萬中一一，無普遍性。除去他們這幾個人沒有進入所謂醬缸， 一切人，都不得以免。醬缸文化直接和告密文化相系不得解脫。其間，祇是存在被動告密， 揭發和批判，還是主動之，委派之，機關（作業）之之區別。 從人性論上講，一切人，都在選擇一種不可選擇之選擇（想起薩特嗎？）這種選擇，就 是更改道統於權勢的關係。歷史上，枉道從勢和枉勢從道之區隔，有了不同於二者的本質變 化。這個變化是，道勢合一：道為毛，勢，亦為毛。這就大事不好！你不可以枉勢，也不可 以枉道——這二者都是毛主席了——所以，知識分子的道，恆心，恆產，皆完；無恆產者之 恆心，因為道統泯滅，也就泯滅了——世間沒有不是毛主席之勢，之道，之士，之群魔，之 上帝。你看，這是不是一種新的「群魔」論呢？陀斯妥耶夫斯基預言的革命毀滅論，是不是 一切負面應驗了！故此，革命異化以後，不是像老黑格爾說的，精神會回歸異化之反，而是 和他說的恰恰相反，革命異化使得精神本身產生扭曲變形甚至完蛋！物質的力量不是被物質 消滅，而是被精神消滅。當金岳霖49後現身，聲稱祇有毛主席語錄是唯一邏輯判斷之真理的 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的道數業已完結。 故此，政權，體制和主義在一般性道德建制和道德約束中橫衝直撞，左右開弓，使得中 國人之行為——包括告密，密告和公開揭發批判蔚然成勢，簡直到了寡廉鮮恥無以復加的程 度。所以，個人的反抗，如果也成英雄，像林昭和遇羅克，他們的孤獨性和非普遍性究竟意 味著什麼呢？「人民」之思想就是統治階級之思想，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極權主義政治平板 性不可塑性和人人不成人之現狀，意味著什麼呢？不推倒各種東、西中國牆和德國牆之體外 反思和自醒，意味著什麼呢？身處古拉格和柏林牆內之人人之要務，是推倒柏林牆，還是依 牆而悔，而哭呢？你懺悔什麼呢？你深戴精神物質鐐銬，你的奧古斯丁寫得究竟如何呢！我 們一萬次說過，反省之道之成功，首先就是考察柏林牆的體制事實，繼而集中萬力推倒之。 也就是民主祇有民主本身可以成就，而非專制和極權可以成就之；當然，在此之中的導向民 主的任何努力，也是一種導向之正途，但是，不可以迴避你所面臨的體制之桎梏，人民之 「正統」，加之戲謔和虛無主義。所有這些體制製造的犬儒行徑和指向，都是對於告密批判 的解構和洗脫，漂白和忽略；甚至是有意為之！ 一句話，揭示章先生告密主義批判的要訣，就是要釐清告密制度對於人性的戕害，而非 迴避之，而空談盧梭懺悔錄——因為背景迥異。 （本文發表時有刪節——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