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躍升與殞落 丁凱文 文革中政治新星戚本禹是曾經叱吒風雲的「戚大帥」。戚本禹相對於其他同齡人而言， 可說是少年得志，早早就進入了「中國最高權力中心」——中南海，雖然說不上日日受中共 精心的培養，卻是近水樓台得到中共領袖思想風範的醺陶，自是普通老百姓所無法期盼的。 再加上戚本禹先天聰穎，後天刻苦，為自己奮鬥出一番可觀的天地。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年紀 輕輕即躋身「中央首長」之列，成為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之一，其聲勢如日中天，實乃一 顆迅速躍起的政治新星，然旋踵之間卻急速殞落，甚至化為塵埃。曾幾回首，若非毛澤東悍 然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戚本禹按部就班地發展，則必有另一番驕人的成績，斷 不可能身陷囹圄18年。歷史的發展往往出人意料，命耶？運耶？歷史應該怎樣評價，人們可 以又從中汲取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 一、青年時代：「八司馬事件」因禍得福 戚本禹出生於１９３１年，祖籍山東省威海市。１９４２年隨父親到上海，隨後進入國 人在上海創辦的南洋模範中學。在校期間接受了中共地下組織的影響，投身地下學生運動， 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後被選送到北京中央團校的前身——勞動大學學 習，因其學習成績好，理論水平較高，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時年僅１ ９歲。 進入中南海後，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工作，當時的秘書室主任為師哲， 副主任江青和田家英。這個秘書室實乃毛澤東本人的秘書室，屬中央辦公廳編製。戚本禹剛 開始在此作的工作是校對毛澤東選集１至３卷，戚本禹是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選文章要逐 字逐句地校對，往往要通讀5、60遍，工作雖然乏味，但從此戚本禹對毛澤東著作頗為熟悉， 瞭然於胸。 此後戚本禹在中共中央信訪局工作，50年代後期擔任政治秘書室一科科長，行政16級干 部，主要負責處理毛澤東的來往信件，兼管來訪接待工作。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南海發生了一起「八司馬事件」，當時的中央政治秘書室開展整風活 動，幾位年輕的黨員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這些人當中就有戚本禹。何載向中央 辦公廳主任兼中直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指責這些提意見者是向黨發起進攻，於是組織 政治秘書室的人們對這些人開展批判鬥爭，不僅要將這8個人停職反省，還要進一步揭發批 判他們的反黨問題。這個問題被反映到毛澤東處後，毛澤東改變了這一決定，毛說：想不到 我的身邊也發生了新的「八司馬事件」。唐順宗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王叔文等８人實行 變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擊，被罷官、撤職，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八司馬事 件』。戚本禹這些人因為對中央辦公廳和政治秘書室領導人的右傾錯誤有看法，提了一些批 評意見，就要把人家打成『反黨』，簡直是豈有此理！依我看，中直黨委應該撤銷，政治秘 書室也要撤銷，真正受到處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這些人，而是整他們的人！當年５月初在 毛澤東的干預下，戚本禹等人獲得平反，而整人的幹部如何載則被開除黨籍下放勞動，中直 機關黨委也被撤銷。對戚本禹而言，毛澤東簡直就是恩同再造。 二、參與李秀成變節說的史學爭鳴 天資聰穎的戚本禹業餘時間喜好鑽研歷史，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太平天國革命史尤感 興趣，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太平天國東王李秀成。由於中共建國後歌頌農民起義及其領袖，李 秀成敢於揭桿起義造反，後又死於滿清王朝的屠刀下，自然成為大陸史學界肯定的正面人物。 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明顯表露出乞降求撫及苟且偷生之意，如何評價李秀成 其人一度成為史學界有所爭論的焦點。 １９６３年戚本禹撰文《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 投稿《歷史研究》編輯部，為了深入探討此一歷史公案並引發百家爭鳴的學術討論，《歷史 研究》在當年第4期上予以全文發表。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出李秀成的自述「是一個背叛太平 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戚本禹認為，李秀成「在敵人俘虜以後喪失革命氣節、背叛 革命事業的事實，也是否認不了的。」，並指責李秀成美化敵人，醜化自己，戚本禹在文中 還進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國革命的英雄為什麼會投降變節。此文一經發表立即在學術界引發了 激烈的辯論，羅爾綱等人也先後撰文與戚本禹商榷。據戚本禹自己說，毛澤東後來看到戚本 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的報紙空白處批了幾字：白紙黑字，鐵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 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歷史事件本身就是錯綜複雜的，並非非黑即白那麼簡單，史學界對某個事件展開探討、 辯論原本就是極為正常的現象。姑且不論戚本禹文章是否真有道理，但他這種不囿前說，敢 於提出不同觀點本身還是值得提倡的，人們不應以後來戚本禹被當局打倒而全盤否定戚本禹 的觀點。然而，中國的史學研究往往受政治風向的干擾，史學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保持政治上 的正確，歷史研究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預，近現代史研究尤甚，官方肯定了的說法就可大 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觀點，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分子」 的帽子，這就是中國學術之所以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對李秀成的討論已經超出了歷史研 究的範疇，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極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變節投降也成為中共日後抓叛徒 的象徵。文革中中共將前領導人瞿秋白《我的自述》拿來狠批，周恩來更以自己老資格的黨 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 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 他指責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 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周恩來是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 主張對死者墓地搞打砸搶，周的講話後來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 追蹤溯源，不能不說這是受到60年代批判李秀成投降變節的影響。 細審當年那段歷史，毛澤東處心積慮發動一場大的運動，他更要強調全黨對他保持一致， 老幹部老革命們都要緊跟毛澤東干革命，所以更要強調保持晚節，乃至周恩來在文革中反覆 向黨的高級幹部們強調「晚節不保，一筆勾銷」。戚本禹的問題不在於他寫了一篇史學商榷 文章，而在於那時的史學研究也蒙上了一層極左的色彩，史學研究為當今政治服務，甚至可 以成為打倒某些人的銳利武器，不同的觀點可以被任意曲解為「向黨猖狂進攻」，日後發生 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學界名人吳□、剪伯贊也是死於 這一莫須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自從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褒揚後，戚本禹名聲大噪。１９６４年夏陳伯達將戚本 禹調到《紅旗》雜誌負責歷史組的工作。《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其編輯成員 都是學有所長的理論學者，戚本禹如此年輕就邁上這一台階，實屬黨內年輕俊彥，一時前途 無量。 １９６５年底毛澤東下決心開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江青在上海找了張春橋、 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於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 《文匯報》上發表，從而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身為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的 編輯，戚本禹竟然絲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來歷。但是隨後，戚本禹緊跟形勢，在１２月８日 於《紅旗》第１２期上發表了《為革命研究歷史》一文，對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翦伯讚的歷 史觀進行不點名的批判。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和田家英 談話。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確表態，毛說：「戚本禹的文章 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 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 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是毛澤東發出的文革第一聲戰 斗號令，表示出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大力支持，毛澤東的這一談話使戚本禹名聲大噪。 有了毛澤東這個「尚方寶劍」，戚本禹先後寫下了《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１ ９６６年３月１５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又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反動 實質》，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這篇文章中，戚本禹指責吳□「海 瑞的宣傳，是吳□同志一系列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理論宣傳的一個尖端」，這種 說法完全背離了歷史事實，採取了扣帽子的上綱上線作法，與姚文元批吳□的蠻不講理、欲 加之罪如出一轍。戚本禹再接再勵又寫出了《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 文，發表在《紅旗》雜誌第７期上，戚本禹將吳□等人定性為：「鄧拓、吳□、廖沫沙等人 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反黨事件」，該文隨即在５月１６日由《人民日報》轉載，積極 配合了毛澤東、江青打擊黨內彭羅陸楊的戰役。由於戚本禹積極跟隨毛澤東搞文革，１９６ 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戚本禹被選為小組成員，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 戚本禹一躍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央首長」，時年戚本禹僅３５歲，真是時勢造英雄，一顆 黨內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戚本禹向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學校 師生、工礦企業工人、各地造反派組織等發表了大量的講話，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６６年 ５月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之間，戚本禹就發表了大約１２０餘次左右的講話。在這些講話中， 戚本禹大都秉承毛澤東、江青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奪權運動，批判「走資派」。 四、有沒有逼死田家英 田家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大秘書，但田 家英卻是文革開始後中南海裡第一個自殺身亡的中共高級幹部，後來一些公開出版物將田家 英之死的責任歸結到王力和戚本禹的頭上，似乎是他們幾個「壞人」將田家英活活逼死「。 然而，歷史真是如此嗎？誰應該為田家英之死負責呢？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０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成 立一個機構處理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田家英的問題，組長是周恩來，下面還有分工，周 恩來負責彭真案，陳伯達負責陸定一案，康生負責楊尚昆案，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安子文 負責田家英案。周恩來召開會議統一佈置分別與此4人談話，收回他們的文件。安子文負責 的小組成員有王力和戚本禹。５月２２日下午３點，在田家英的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代表 中央對田家英宣佈了中央的決定：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楊尚昆已經被 認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就此作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代表中央 宣佈，你立即停職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秘書室工作交給戚本禹負責。當天晚上， 在中央辦公廳的幹部會議上批判田家英的時候，他又被加上一條「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與此同時，汪東興統一佈置將一批人搬出中南海，其中就包括了田家英。 總的來看，田家英是死於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毛澤東為了順利發動文革，打 倒一切他所認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要清除一切障礙，「彭羅陸楊」捎帶上田家英 等不過就是必須要被掃清的前沿陣地。具體而言，勒令田家英停職檢查的上層決策來自劉少 奇和周恩來，具體執行的人是時任中組部部長的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不過就是安子文的跟 班跑腿而已，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資格決定田家英的命運，田家英被逼而死的直接責任不能 放在王力和戚本禹的頭上。 五、戚本禹與打倒劉少奇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讀者一看就知道這是一篇將批判矛頭 直接對準劉少奇的文章。文章說：「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的是資本主義， 愛的是資本主義，講的還是資本主義。他所販賣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學，完全是為發展資本 主義，維護血腥的剝削制度服務的。他的這種聲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蟲們的聲音，也是他自己 那種骯髒的、醜惡的資產階級靈魂的大暴露。……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 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戚本禹這篇文章當然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基本 上就是亂扣帽子，亂打棍子，上綱上線，欲置劉少奇於死地。可是，戚本禹的這篇文章卻得 到毛澤東的讚賞和大力支持，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３日毛澤東在該文上作了批示和修改。毛澤 東批示「戚本禹同志，看過，寫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當，請你和同志們商量 處理。」日後中共將該文作為證據，認定戚本禹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 罪」，卻不敢追究到毛澤東的頭上。雖然在打倒的劉少奇這場鬥爭中，戚本禹扮演了極不光 彩的角色，但毛澤東才是整個事件的主角。 中共現在將打倒劉少奇的罪責僅僅歸結到江青、康生、戚本禹等幾個人頭上顯然也是不 公正的。打倒劉少奇原本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毛澤東的一項戰略部署。 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發出的《五一六通知》中就已明確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 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 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 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 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中雖然並未 指明誰是「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誰又是「赫魯 曉夫那樣的人物」，但是起草修改這個通知的毛澤東卻心知肚明，祇是倒劉戰役必須一步步 進行，筍也要一層層剝才行。１９６６年的下半年，毛澤東已經取得了文革的初步成果，揪 出了「彭羅陸楊」等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在毛澤東看來鬥爭才剛剛開始，最大的 「走資派」還未最後揪出來，還要通過一系列的奪權鬥爭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就有了１ 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澤東生日談話，號召要搞「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從而引發了 「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全國其他地方的奪權也風起雲湧。這股鬥爭的矛頭必將引向毛澤東 所認為的最大走資派——劉少奇。戚本禹祇不過躬逢其盛，當了毛澤東倒劉的工具而已。戚 本禹區區一個16級幹部，雖名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卻無決定權，祇知要緊跟毛澤東，毛澤 東想要打倒誰，戚本禹就毫不猶豫地積極響應。事實上，真正決定劉少奇命運，劉少奇被迫 害致死的元兇正是毛澤東本人，江青、康生也就是個「從犯」，更不用提中央專案組的總負 責周恩來所起的實際作用了。所以，戚本禹在這些共犯鏈條中實屬行為最輕的。 六、戚本禹與打倒老幹部 除了打倒劉少奇一事外，戚本禹還涉及了其他一些迫害老幹部的問題，如揪斗彭德懷， 打死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圍攻中南海，批鬥劉、鄧、陶等。這些都成為戚本禹日後被北京 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１８年的依據。然而，戚本禹個人有權做這些事嗎？ 據中央文革小組另一個成員王力回憶說，戚本禹自己坦承到四川揪彭德懷回京實際上是 中央開會作的決定，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者還有汪東興、楊成武等人。後來將彭德懷交 由群眾批鬥也是周恩來主持中央會議時作的決定，戚本禹不過就是一個執行者而已。王力判 斷說「我判斷是專案組的會，專案組的會也是總理主持的。專案組就是辦這種事的。揪人、 批鬥、關人都是專案組管的。」對於如何處理彭德懷這樣的高級幹部，戚本禹這樣的小人物 根本就沒有資格插手。海外學者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對此有十分中肯的評論： 「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而且作為 中共最資深的領導人之一，熟知黨內各方的歷史情況，因此對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錯案都逃 不脫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舉其犖犖大者，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 案，他都直接或間接分管過，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擬定結論，對當事人的含冤而死 實乃難辭其咎。」高先生特別指出「文革期間，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 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頭會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須上報備案。這些全都經過周恩來的手。」 「作者曾接觸過其中一部分專案審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簽名或批示，有的還作過多次批示， 寫了大段的批語，口氣是很嚴厲的，筆下頗有紹興師爺的遺風。」顯然，揪斗彭德懷的決策 絕非出自戚本禹，戚本禹無非就是扮演了打手的角色。至於批鬥劉鄧陶更是出自專案組的授 意，區區一個戚本禹豈是台前的決策人？ 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個被造反派酷刑致死的政府部長。作為造反派的組 織者戚本禹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將張霖之定為煤炭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 是出自毛澤東之口。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就四清問題發生 爭執，劉少奇認為，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 盾就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煤炭部誰是走資派呢？毛澤東張口就點了張霖 之的名字，從此張霖之被上了走資派的黑名單。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也點名張霖之是 「彭真死黨」。正因為有了毛澤東、江青的「尚方寶劍」，造反派有恃無恐地酷刑毒打張霖 之，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張霖之竟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顯然造成張霖之之死的元兇就是 毛澤東，戚本禹最多就是個從犯和打手。現在人們在追究文革責任時不應捨本而逐末，忘記 掉文革元兇的罪責。 七、戚本禹的倒台 戚本禹是文革初期躍升的一顆政治新星，然而，這顆新星卻出人意料地迅速殞落。戚本 禹為何會倒台？難道僅僅是因為毛澤東對王力、關鋒寫的《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週年》的《紅旗》雜誌社論極為不滿？亦或是毛澤東對王力、 關鋒和戚本禹等人大搞「揪軍內一小撮」的反擊，從而導致了王力和關鋒的最先倒台，同時 也牽連到戚本禹，最終導致了戚本禹的下台？ １９６７年是中央文革最囂張的一年，在這一年裡江青等極左派秉承毛澤東「全國全面 階級鬥爭」的最高指示，在全國掀起了奪權狂潮，先有上海的「一月風暴」，得到毛澤東事 後的認可，隨後全國上下全面奪權運動風起雲湧，一發不可收拾，山西省、山東省、貴州省、 黑龍江省緊跟而上，形成了全國奪權的第一個高潮。面對如此瘋狂的運動，絕大多數人憂心 忡忡，但是毛澤東卻不以為然，毛澤東認為，祇有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統 統跑了出來，正好可以來個全國改天換地。然而，毛澤東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毛自以為自 己的計劃可以暢行無阻，沒想到在武漢地區卻碰了一個大釘子。武漢「七二Ｏ事件」的爆發 使毛澤東認識到，對軍隊的高幹不能壓迫太緊，否則就會激出意想不到的後果。面對這一形 勢，毛澤東不得不採取較為和緩的態度處理「七二Ｏ事件」，事件的主角——武漢軍區司令 陳再道並未身陷囹圄，反而得到較為優厚的待遇，其他大軍區的司令，如許世友、韓先楚等 人被接到中南海，過上了幾天舒適的生活，再也沒有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毛澤東不動聲色地 開始改變他的戰略部署。軍隊要安定，軍人要安撫，那些激起民憤的中央文革小組個別成員 就成了毛澤東最先拋出的替罪羊。王力、關鋒等人所寫的文章其實無不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 迅速傳達毛澤東的聲音，體現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精神實質，但此時，毛澤東抓住一個王力 的「八七講話」和所謂的「揪軍內一小撮」大作文章，將它當成王力、關鋒等人的罪狀，一 舉將他們打倒。 王力和關鋒倒台後，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終日。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向毛澤東遞 交了他的檢討信。戚本禹在信中說，「關鋒、王力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表現形式是『左』傾 盲動。（一）錯誤地估計全國的形勢，把鬥爭過程中的反覆現象，看作是全國出現了資本主 義復辟，看不到革命群眾的鬥爭成果和力量。（二）錯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報紙、 電台到處號召抓」軍內一小撮「。（三）懷疑一切，隨便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領導。他們犯 錯誤的思想根源是個人主義，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比誰都革命，聽不得不同意見。」 戚本禹在信中還檢討說，「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 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裡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毛澤東則 在信上批了幾句不疼不癢的字「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 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但是戚本禹最終還是沒有逃過這場厄運。１９６８ 年初戚本禹終於也被迫「請假檢討」了。 事實證明，每當國內出現亂局，毛澤東就要拋出一些人予以打倒，將所有的壞事都推到 這幾個人頭上，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都是文革當中湧現的「小人物」，文革初期張牙舞爪得 罪了不少人，他們的倒台不會影響整個文革大局，對中央文革也不構成真正的威脅，反而使 人們對中央文革的仇恨轉移到這幾個被打倒的人身上，既可及時扭轉文革的亂局，又可迅速 穩定軍隊平息人們的怒氣，同時也保護了中央文革的其他幾位大員們。 八、承擔過重罪名：身陷囹圄１８年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中央宣佈「請假檢討」，實際上就是被「關押審查」了。隨後， 戚本禹被關進秦城監獄，成了真正的毛澤東的囚徒。關於戚本禹在秦城監獄的經歷，現在披 露甚少，外界幾乎不知戚本禹是如何度過這些艱難的日子的，也不知道戚本禹是否被提審， 他的真實罪名又是什麼。其實，戚本禹是毛澤東極左理論的忠實信徒，戚本禹做的每一件事 都不是他自做主張而來，而是奉命行事，執行的是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所以，戚本禹被 關進秦城監獄時，中共竟然說不出任何像樣的罪名。 周恩來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見中直系統文化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時說， 「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動能力很強。他無孔不鑽，文化方面他鑽的地方最多。江 青同志不讓他去，他硬要去。他還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廠也到了，工廠到二七車輛廠、首 鋼。所以工業單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體委的劉長信，衛生系統的孫正有來往。他兩個兒 子證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對樣板戲也插手，亂改，特別是對交響音樂《沙家濱》和 《白毛女》。楊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滿意，大樹特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能登出，但戚 本禹一定要登。後來登在第二版上，楊成武還不滿意。戚本禹道歉，王力還給送像章慰問。 互相勾結，暗地活動，以後才揭發出來在中央辦公廳有彭、陸、楊還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 著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派人搜他們的東西，別人的東西 都收回來了，就田家英的沒有收回來。有主席的手稿，丟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 田就自殺滅口。戚本禹這個人寫東西也是不能寫的，過去我們也是受了騙的。《評忠王李秀 成》那是根據主席思想，請歷史研究所幫他寫的，以他的名義發表的。這說明對一個人的認 識是要經過相當一個時期考驗的。經過考驗知道戚本禹是這麼一個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周恩來這番話可算是一個天下奇談，顯然它代表了中央對戚本禹的定論。但是通觀這些 所謂的罪狀，沒有一條是實事求是的。戚本禹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當然要到各個部委、 機關、單位宣講毛澤東思想，傳達中央文革的指示；為楊成武所寫的所謂「大樹特樹」文章 也是奉命行事，由於沒有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而是放在第二版還引來楊成武的憤怒； 至於戚本禹與田家英的關係更非如周恩來所言，毛澤東的手稿也從未聽說有過丟失，戚本禹 更不可能與田家英串通；那個《評忠王李秀成》也是戚本禹獨自完成，絕無假歷史研究所研 究人員之手。可以說，周恩來是信口開河地胡亂給戚本禹定罪，這些罪名沒有一條能站得住 腳。然而，戚本禹的罪名沒有一條是「反黨宣傳」、「反革命宣傳」 、「迫害老幹部」， 可見周恩來對此還是心中有數的。而戚本禹最終還是由於這些莫名其妙的罪行身陷囹圄達１ ８年之久。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 眾『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剝奪政治權利４年。１９８６年戚本禹刑 滿釋放。據說，戚本禹現在是某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長。戚本禹在文革初期雖然頗為囂張， 幹了不少不得人心之事，但是，嚴格地看待這些罪名，這些罪名顯然與事實不符。戚本禹文 革當中宣傳的顯然是毛澤東的文革精神，戚本禹也絕沒有本事獨自誣告陷害那些中共的老干 部，哪些老幹部要被打倒，哪些老幹部應該受到保護都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一手操控之 下，戚本禹最多就是一個「跑腿的」而已；至於「打砸搶」更是文革初期特有的特點，也不 能完全歸結於戚本禹個人的作用。如果中共不能追究毛澤東的「反革命罪行」，中共又有什 麼理由給戚本禹定這些罪名呢？戚本禹為毛澤東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承擔了過重的罪 名，這些都是今人應該予以重新評價的。 九、文革反思：為毛澤東辯護不遺餘力 文革對戚本禹而言真是一言難盡，不堪回首，但是戚本禹後來還是接受了一些人的訪談， 道出了一些自己的文革所見所聞。那麼出獄後的戚本禹對文革有什麼反思嗎？戚本禹對毛澤 東仍然有著一份說不盡的感情。戚本禹自己承認毛澤東既是他的恩師，也是他的剋星。戚本 禹進入中南海的前１８年，得到了毛澤東的關懷和指導，但是戚本禹在此之後卻在黑暗的監 獄中虛度了１８個春秋，用戚本禹自己的話說，相互扯平了，似乎誰也不欠誰了。然而，戚 本禹的整個後半生都受到文革的影響，這能算扯平嗎？此外，我們看到戚本禹就文革一事公 開發表的見解還是不遺餘力地為毛澤東作辯護。 １９９６年《明報月刊》第6期有一篇戚本禹接受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的訪談， 其中涉及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對毛澤東的回憶和評價，戚本禹在此訪談中重點批駁了李志 綏醫生對毛澤東的評價。戚本禹說：「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 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青年時即號『農民王』，終其一生都造地主階級的反， 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最大的造反派。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 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看了戚本禹這番 大力維護毛澤東的言論，直讓人回到了文革的年代，人們好像又一次聽到了「東方紅、太陽 升」的歌曲，再次感受到「毛主席是全國人民大救星」的阿諛逢迎。毛澤東推翻了一個國民 黨政權不假，但是毛澤東卻建立了一個比國民黨還專制獨裁的政權，文化革命更是登峰造極， 將中國推進了黑暗的深淵。那時的中國可有任何言論的自由？可有任何民主與法制？說錯一 句話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黨分子」，可以不經任何公檢法機關就予以逮捕和 關押，多少人被無辜迫害致死，多少人家破人亡，文革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戚本禹本人既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受害者，戚本禹不也是被那些莫名其妙的罪名 所打倒嗎？回首文革，毛澤東帶給中國人民的究竟是幸福還是苦難，中國社會究竟是前進了 還是倒退了，中國變得更加光明還是更加黑暗，這些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嗎？祇有那些沒有天 地良心的人才會說出這種昏話。可惜的是，戚本禹並未從文革當中吸取教訓，仍然懷念那個 可憎可厭的時代，毫無廉恥地為毛澤東歌功頌德，這就是戚本禹的悲哀。對於李志綏書中描 述的毛澤東玩弄女人，戚本禹也矢口否認。殊不知老毛的荒淫無恥乃盡人皆知之事，並非僅 僅一個李志綏醫生的揭露，戚本禹的否認祇能更加令人所不恥。毛澤東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且一去不復返，雖然現在的中國依然是共產黨一黨專制，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變，但是中國 終將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終將徹底清算毛澤東。 十、晚年戚本禹：昧著良心說瞎話 戚本禹一生可說是起伏跌宕，既經歷了光芒耀眼的時代，也度過了黑暗低谷的人生。戚 本禹少年得志，青年猖狂，中年失意，老年沉寂，是那一時代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嚴格說來， 戚本禹還算不上真正的知識分子，戚本禹雖然天份不錯，也很刻苦用功，在史學領域初露一 點頭角，但是這份對歷史的鑽研尚屬「初級階段」，且這份研究並未使戚本禹轉變成為一介 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戚本禹將自己的聰明才智全部投入到中共極左的階級鬥爭當中，史學研 究不是為了探討歷史事件，而是成為打倒毛澤東政敵的武器，這種研究充其量也就是曲學阿 世，充當毛澤東的御用文人。更何況，隨著戚本禹地位的上升，史學研究對戚本禹而言早已 喪失了它的本來意義，寫作大批判的理論文章成為戚本禹的主要任務。 文革中的戚本禹既談不上是個文人，離政治家也還有十萬八千里，為毛澤東、江青當 「御前行走」也顯得「嫩」了點，過分的投入導致戚本禹得意忘形，從而鑄下了自己倒台的 命運。其實，戚本禹在一開始就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綁在毛澤東的戰車上，一切惟毛澤東馬首 是瞻，以毛澤東的是非為真理和對錯，從而成為積極推行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幹將，毛澤東的 極左政策帶給中國人民無窮的災難，戚本禹又豈能逃脫歷史的審判？祇不過鄧小平時代還要 為尊者諱，還要盡力洗刷毛澤東的罪惡，那麼戚本禹就成為現成的替罪羊。雖然，我們不必 過於苛責戚本禹，但是我們不得不指出戚本禹實在缺乏對歷史以及對自己的反省，人們看到 的戚本禹仍然無視事實，繼續為毛澤東歌功頌德。僅此一點戚本禹就遠遠不如王力，甚至還 不如關鋒，關鋒至少閉口不言，卻還沒有昧著良心說瞎話。戚本禹對文革和毛澤東如此地反 省和認識，又豈能得到人們的寬恕和諒解！ （本文發表時參考書目從略——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