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突破新「禁區」 冷 水 達賴喇嘛今年6月到法國接受「巴黎榮譽市民」稱號時，法國藏人人權組織安排了一場 他與當地漢人朋友的見面會。旅居法國20多年的著名「右派分子」林希翎，剛出院兩天，不 顧自己身體疲憊，應邀邁著沉重的步伐一路顛跛，從巴黎郊區的家趕到市中心參加會議。會 後，記者專程採訪了林女士。 記者：林大姐，今年64巴黎的紀念活動，看見了您的身影並聽了您的發言。沒有想到這 次達賴喇嘛來，您也出席了見面會，您在會上說，來見達賴是您突破的最後一個「禁區」。 為什麼說是「禁區」，您能不能具體談一談？ 林希翎：民族問題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達賴喇嘛被中共宣傳成「藏獨」分子，是一 個「搞民族分裂」的人。而我，是「和統會」（和平統一會）的法國顧問。1984年習仲勳訪 問法國時曾代表胡耀邦來看過我，他們希望我能在和平統一事業上和中法文化交流上能多做 貢獻。作為上個世紀50年代的知識份子，我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結。對「台獨」 「藏獨」都是反對的。所以說是「禁區」。但後來根據我的研究，發現「藏獨」是中共加在 達賴喇嘛頭上的「帽子」，他是中共的「假想敵」，就如同我本人「右派」是中共加在我頭 上的帽子一樣。中共咬定達賴喇嘛搞「藏獨」或「變相藏獨',實際上是「冤假錯案」，就如 同我，不反共，但他們就是要扣你帽子，讓我成了「終生右派」。達賴喇嘛爭取的是西藏的 真正的自治，這是中國人民爭取人權民主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的反迫害的精神是很 可貴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支持西藏人民。 此前我突破的另一個禁區是「法輪功」。從前我不了解法輪功。但後來越來越看清了真 相，「天安門自焚」事件完全是中共製造出來栽贓法輪功的。突破「法輪功」這個禁區後， 我的國內學術界和體制內的朋友很為難，他們想為我的「平反」的事在體制內說話，就很困 難了,現在，我又突破達賴喇嘛這個禁區,站出來支持達賴喇嘛，他們就更沒辦法為我說話了。 我也不管那麼多了。我沒有後悔。走出這一步，意味著跟中共極權制度的徹底決裂。從前中 共一表現得好點，我就抱幻想。現在看透了，3代也好，4代也好，根本沒有變化，對他們不 再抱以幻想，因為他們的權力來源，不是民選而是世襲的「接班制度」，他們根本沒有勇氣 也沒有能力糾正上一代的罪行。我也不想為難他們了。「不給人民自由，統治者本身也沒有 自由」，他們監視人民，實際上他們本身也被監視，而且相互監視。這根本就是個體制問題。 記者：在與達賴喇嘛交流時，您說您跟達賴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能不能具體談一下。 林希翎：是的，那天我的發言時間也不夠充足。我覺得我跟達賴喇嘛一樣，首先都是70 多歲的老人了。在上個世紀50年代，都差點成了共產主義者。都見過毛主席，都曾是胡耀邦 的朋友。現在都是流亡者，都是有國不能回。在政治上都主張走「中間路線」。達賴主張西 藏的「中間路線」，非暴力；而我主張「民運」的中間路線。很多人還是「冷戰思維」，不 是「親共」就是「反共」，就這兩極。而我，對於中共好的方針政策，過去支持，現在支持， 將來還支持；而對中共錯誤和罪惡，過去反對，現在反對，將來還反對。這樣就「兩邊不討 好」。不同的是，達賴比較溫和，而我激烈，就導致「雙重壓迫」。達賴是西藏的精神領袖， 有流亡政府；而我是孤家寡人，特立獨行，只是憑著良知說話判斷。其次，我跟他一樣，都 是宗教人士，都是有神論者，而中共是無神論。不同的是，我是基督徒，而他是佛教喇嘛教。 我起先不理解為什麼西方人那麼高的評價達賴。後來訪問了普通的法國人，明白了，原來任 何宗教都有排他性。基督教也排他，宣揚獨一真神，而達賴喇嘛有寬容心，法國人很欣賞。 達賴到西方後，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風度比中共幹部高得多，中共很妒 忌，惱羞成怒，就妖魔化他，要把他和我一樣,「拖死在海外」。 記者：您把自己跟達賴喇嘛相提並論，藏人可能會覺得您對他們的達賴喇嘛不尊重，而 有些漢人可能也有這樣感覺，您怎麼想？ 林希翎：我這人從小受基督教的影響，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誠待人，沒有高低貴 賤之分。我參加解放軍，也是官兵平等，大家都是「革命戰士」。所以，平等的觀念深入到 我的內心，我覺得沒有人可以高高在上，也不習慣有人高高在上。我覺得平等的對待達賴喇 嘛，就是對他的最大尊重。我不可能像佛教徒一樣的對待達賴喇嘛。但我也很欣賞達賴與我 對談時的態度，我感覺他也是很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人。我們討論中國的政治問題，當然是絕 對平等的。達賴喇嘛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和平的使者，而我，從小就做「和平夢」，因 為我們家五代都是戰爭的受害者，內戰的受害者，抗戰的受害者。許家屯曾說我是「民間的 和平使者」。達賴喇嘛是個活佛，我是「活寶」，我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5大「不予改正」 右派中唯一還「苟延殘存」著的，是「活化石」「出土文物」。國內某雜誌曾用「一身傲骨 撼兩岸」為標題來寫我，我覺得我這身「傲骨」的價值跟佛教中的「舍利子」差不多。 記者：您剛才提到您主張走「民運的中間路線」，我覺得這個提法很有創造性，您為什 麼主張這條路線？ 林希翎：剛才我跟你說過，許多人有「冷戰思維」，不是對就是錯。把自己天使化，把 對方妖魔化。喜歡走極端。而我反對走極端。既反對中共的黨文化，黨八股，什麼「成績和 錯誤」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關係，永遠這樣，好大喜功，文過飾非；也反對「反共八 股」，非常厭惡「逢共必反、逢中必反」。我喜歡獨立思考，站在比較客觀中立的立場，像 安徒生童話裡講出皇帝是光屁股的那個3歲孩子。1957年我扮演了這個角色，到現在還在扮 演這個角色。《聖經》裡說，人在上帝面前像小孩，保持童真，不說假話。當然我不能保證 我每句話都是對的，但我保證講真話。所以政客們不會喜歡我。 記者：著名民運人士任畹町在見面會上發言時把「1959年西藏人民的抗暴和達賴喇嘛出 走」稱之為「五支」中國民運隊伍的「第一支」。他說另外四支是：西單民主牆的隊伍，89 年的民運隊伍，包括法輪功在內的維權抗暴隊伍以及中共內部民主開明派隊伍。您發言時補 充說，應該是六支隊伍，第一支是1957年的「右派」隊伍。為什麼？ 林希翎：中國人包括許多民運人士對民運的歷史是「縱橫不瞭解」，這是共產黨「愚民 政策」「封殺政策」造成的惡果，縱，就是指下一代人不瞭解上一代人。橫,就是互相不知 道。任畹町是西單民主牆時的代表人物之一，連他都不瞭解57年「五一九」運動，更不用說 1989一代人了。實際上，五一九運動曾被胡適稱為「五四」運動的繼續。現在「民運」許多 思想還沒有超出57年的「右派」思想，而他們對右派又知道多少？西藏問題的發生是「反右」 的惡果，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北大五一九運動後，有印度留學生回到印度，揭發了「反右真 相」，有人把它翻譯成英文。1955年，周恩來與印度的尼赫魯在萬隆搞了個「和平共處五項 基本原則」。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反右導致極左的對外政策，和平協定被撕破，印度後來 「親蘇」，接受達賴喇嘛到印度，這有因果關係的，可惜這段歷史鮮為人知，還沒有人好好 研究。 有時候我很羨慕六四運動，海外有那麼多人知道，你看香港今年的維園，有15萬人參加 人紀念活動，中共想讓人忘記，不容易辦到，甚至西單民主牆，在海外也很有影響。但是 1957年的「反右」，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像林昭案，只是冰山一角。當年有300萬黨內外， 知識界的精英，被共產黨打成「右派」，搞的家破人亡，許多人默默無聞的死去，這一段歷 史被埋沒，至今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所以，國內有學者提出建立「五七學」，要「拒絕遺 忘」，這不是為我們個人，而是為了國家民族，不要一代一代重複走彎路。共產黨有「接班 人」制度，我覺得民運也應該這樣，要薪火相傳，要打破中共的封鎖隔絕。 記者：我記得見面會上，達賴喇嘛曾風趣地回答您說，讓我們一起回家吧。您有可能 「回家」嗎，我記得您說過您拿了法國國籍？ 林希翎：1993年我拿了法國國籍後回了幾次國，最後一次是2005年。你知道我回國要到 中國大使館去簽證。從前大使館裡還有官員打電話給我，還來我家看過我。但現在我申請回 國，他們都不答覆我，這是很沒有人道的。我說我人老了，想落葉歸根。回國是我唯一的要 求，只要讓我回去，我法籍也不要了，也不要求他們為我的「右派」平反了。我們中國人， 對鄉土，對親人的眷戀，越到老年越強烈，我不願意死在異國他鄉，就這點可憐的要求，中 共當權派都不答應。我現在跟「民運人士」一樣被列入禁止回國的黑名單裡了。我對這個體 制已經絕望了，我沒有達賴喇嘛那麼樂觀。 記者：我注意到最近《博訊》網上有一篇黃河清寫的你的電話訪問記，他說你從「第二 種忠誠」走到現在的徹底的反共，「宣判共產黨的死刑」。是這樣嗎？ 林希翎：「第二種忠誠」是黃河清的理解，他當然有權這樣理解。那篇文章有些話是黃 河清借題發揮，我打電話跟他說我既感謝他又「罵」他，感謝他的是對我的採訪，「罵」他 的是他把他的一些東西加在我頭上。1957年時，我沒有想過「第二種忠誠」，我最初是出於 「打抱不平」而上北大講台的，我是學法律的，我跟他們辯的是「胡風是不是反革命」。後 來他們把我當成最大的學生右派給逮捕了。（可以看看發表在《北京之春》上面亞衣對我的 長篇採訪）但我不後悔，我到現在還覺得我沒有錯，是他們錯了。但他們從來不認錯。我在 上面跟你說過，中共有好的一面，也有罪惡的一面。我反對的是它罪惡的那一面。當然我現 在也主張要回到「普世價值」，要言論自由，反對中共一黨獨裁等。 黃河清的文章裡提到我在巴黎曾舉著牌子去歡迎胡錦濤江澤民訪法，實際上我也沒有這 麼噁心。我因為是「和統會」的，就被大使館安排去集體見了胡錦濤，我就想辦法單獨得跟 他反映一下我的情況，希望回國，但我的問題沒有因此而解決。 1989年六四運動時，我在法國也是很投入的，在TROCATERO廣場，我出面組織了好幾場 支援國內民主的活動，還辦刊物。（說著，林大姐還拿出了當年她主編的紙質都發黃的刊物 給記者看。）這些年，我雖然幾次參加了巴黎的六四紀念會，但我跟這裡的民運人士沒有什 麼個人來往。我靠法國政府的養老金生活，我問心無愧，保持良心。當然我也不斷反思，不 是都正確，活到老學到老，糾正自己的錯誤。也有困惑。我覺得很多現象沒有現成的「名 詞」，要創新，發明一些東西，比如當年我稱共產黨「官僚主義當權派」，她覺得現在的中 國應該稱之為「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半奴隸」的社會。要創造新的詞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用現 成的詞去「套」，往往套錯。 （本訪問記發表前經林希翎閱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