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黨在台灣 （台灣）曾建元 爭議的現代史 在台灣海峽兩岸不斷開放交流幅度的當前，台灣和中國現代史上的許多歷史事實和觀點， 也正不斷地被翻攪和思辯。舉例而言，關於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功過 問題，特別是在中國的法治現代化以及對日抗戰上，恐怕兩岸的主流見解便存在著極大的分 歧。 對台灣人民而言，自從被中國割讓日本，便不斷地爭取脫離被殖民的地位，台灣自治乃 至於獨立、或回歸中國，都是日據時代台灣社會菁英曾經思考過的方案，台灣光復後，中華 民國以君臨的姿態在台灣實施准殖民威權統治，使台灣人在前途的自決上，又增加了投身中 國共產黨革命的選項。然而，當東亞冷戰結構隨著韓戰形成，中國分裂格局隨之完成，遷占 台灣的中華民國便對台灣人民展開殘酷的白色恐怖鎮壓，斷絕了台灣人民援引中華人民共和 國力量進行有效反抗的可能性。而反諷的是，曾經被台灣人民寄以解放台灣厚望的中國共產 黨，則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不久，即墮落為極權專制的黨國，一舉摧毀了台灣人民的理 想和願望。此後，「共產黨」及與其相關的政治符號，更在國民黨政府的意識型態教化灌輸 下，在台灣成為極端負面的字眼。許許多多當年熱血的左翼青年，在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徹 底絕望之餘，乃轉而決心追求台灣人民自決乃至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道路，而這則 逐漸在民間擴散成為台灣人民的集體政治潛意識，而那些曾經被視為台灣人良心的中共地下 黨人故事，也就被擠壓到台灣和中國現代史的底層，一度成為禁忌的話題。 反共的意識型態，使得台灣國家與社會在民主轉型後，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顯得步履蹣 跚。國民黨一再忸怩作態，深恐民主進步黨藉歷史清算進行政治鬥爭，然民進黨卻也瞻前顧 後，擔憂反共的意識型態防線就此潰堤。儘管如此，這一段曾經被刻意抹滅的歷史，還是在 台灣民主化後的自由環境中逐漸被發掘和整理出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 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補償條例》以及《檔案法》的制定通過，使得白 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得以平反，中華民國政府必須道歉、回復其名譽和賠償，國史館和相關 研究者得以從移交和揭密的政府檔案中拼湊出歷史的原貌。台灣的個案並沒有脫離第三波民 主的普遍經驗，亦即，要將轉型正義的實現，寄望於加害的政權，是完全不可能的。民主轉 型，才是治本之道。 台共主張台灣獨立建國 共產主義在台灣的發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的產物。1927年7月15日，第三共產國 際通過《日本決議案》，要求日本共產黨援助日本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時在蘇俄莫斯科東方 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生謝雪紅與其同學林木順，便受命在台灣組 織共產黨。1928年4月15日，以上大學生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等人為主幹的日本共產黨 台灣民族支部乃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成立，林木順出任首任中央委員會書記，人在台灣的上 大校友蔡孝干則受任為宣傳部長。台共在《政治大綱》中則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建設 台灣共和國」、「擁護蘇維埃聯邦」、「擁護中國革命」等十三項基本主張。4月26日，上 海日本警察查抄宣傳反日的上海台灣讀書會，謝雪紅等人被遣送回台，而蔡孝干則逃出台灣， 投奔中共。台共骨幹多被遣返台灣，台共乃順勢返台發展，而由林日高接任滯留中國大陸的 林木順書記職務。 台共成員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及台灣民眾黨皆因此而 左傾，支持台共的社會主義台獨主張，然在此同時，翁澤生等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台共黨員， 則亦返台成立中共台灣支部，於是在台共內部形成民族派和親中派的競爭。謝雪紅主張廣泛 與中產階級結合，被親中派認為是機會主義，親中派乃組成改革同盟於1931年5月發動黨內 奪權鬥爭，在第二屆臨時大會中改選王萬得為書記，開除謝雪紅等人黨籍，並決議自日共獨 立而直屬共產國際。不服此一決議的謝雪紅則向日共提出控訴。而就在台共陷入分裂之際， 日本政府對台共展開大逮捕，台共乃嘎然土崩瓦解。 二二八創造中共發展機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共指派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長的蔡孝干自延安經上 海返台進行建黨工作。1946年5月，中共華東局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干獲指定 為書記，洪幼樵出任宣傳部長，張志忠為武裝工作部部長，上海對台工作聯絡站，則由劉曉 負責。張志忠先行於4月返台，蔡孝干則於7月始抵達。8月，蔡孝干邀請前台共黨員謝雪紅、 陳福星、簡吉、廖瑞發、張明顯等人，在台北市永樂町林梁材家中集會，宣佈中共指示，正 式在台成立組織。而因蔡孝干與謝雪紅在台共時期有所閒隙，謝雪紅並未被蔡孝干納入省工 委組織系統。初期省工委關於黨員之發展，系以前台共黨員為主，向青年學生延伸。由上海 返台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學生吳克泰被任命為省工委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 會書記。 1947年1月9日，台大學生因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傳言受辱於美軍，而發起聲援沈崇事件 的台北一。九學生運動抗議遊行，半世紀後，沈崇本人證實沈崇事件系中共主導演出者，用 以激起中國民間對支持國民政府的美國的反感。台大農業經濟學系學生李登輝表現積極，在 遊行隊伍中擔任前導。一。九學運是中共主導全國性學運的一環，但其於台灣的發生，則出 於台大學生同情心和愛國心的感染，與中共的領導無關。 由於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官員腐敗自矜，復又不尊重台灣民情文化，官民衝突 終於1947年二二八事變中全面爆發，各地民眾紛紛武裝起義抗暴。中共地下黨曾經參與的部 份，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和嘉義。 台北方面，3月4日，省工委台北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通過黨人前日本軍人李中志，聯 繫了台灣學生聯盟和國立台灣大學校本部、台大法學院、延平學院等校學生自治會，在延平 學院討論李中志草擬的作戰計劃，準備組織學生軍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動武裝進攻。學 生軍總指揮由李中志擔任，副總指揮由台大醫學系助教郭琇琮擔任，以下分為三個大隊，第 一大隊在台北市立建國中學集結，由台大公共行政專修科學生陳炳基帶隊；第二大隊在台灣 省立師範學院集結，由台大醫學系助教郭琇琮領隊；第三大隊在台大校本部集結，由李中志 和台大工學院學生楊建基領隊，延平學生則由葉崇培（紀東）領隊，另有士林、圓山工人的 第四大隊，桃園方面亦有武裝大隊準備來援。具體計劃為3月5日凌晨2點先由第三大隊會合 烏來鄉泰雅族軍隊攻打景尾軍火庫，先佔領新店，再與第二大隊會攻馬場町軍火庫；第一大 隊則進攻陸軍醫院軍火庫和憲兵司令部，取得充分武裝後，再分頭攻取台北市內的警察大隊、 軍營、憲兵司令部等武裝據點，拂曉時會攻長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權。然台北學生起義因烏 來泰雅族軍隊未當即答應下山而告取消，等到3月6日烏來同意重新動員時，學生已經四散。 6月，郭琇琮因為在學生運動中的傑出表現，為廖瑞發邀請加入中共地下黨，二二八後 逃亡上海後又潛返台灣的陳炳基亦向廖瑞發辦理入黨，9月，省工委直屬學生工作委員會成 立。 台中方面，謝雪紅在3月2日主持市民大會，並在次日組織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 見台中士紳如林獻堂等毫無積極作為，遂於6日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民主防衛隊總指揮 吳振武棄職後，出而自組二七部隊，自任總指揮，計劃以二七部隊為基礎建立台灣人民軍與 台灣自治聯合政府。8日，國民革命軍整編第21師劉雨卿部自基隆登陸，一路南下鎮壓，二 七部隊於12日被迫退往南投埔裡後於16日解散，謝雪紅經高雄左營乘軍艦逃往廈門，轉往上 海，在中共的安排下於6月前往香港，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發行《新台灣叢刊》，為台灣 人民發聲。謝雪紅並於9月加入前國立浙江大學教授廖文毅創立之台灣再解放聯盟。10月1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主張，謝雪 紅贊同台灣建立民主自治政府參加全中國民主聯合政府，與廖文毅關於台灣應由聯合國托管 自治，再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前途的主張不合，雙方宣告決裂，謝雪紅乃於11月12日另行組 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嘉義方面，則有張志忠透過嘉義廣播電台建立指揮中心，以蔡建東領導之嘉義、北港、 新港、朴子、小梅五隊，陳復志之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南李媽兜、斗六陳篡地民主軍等部， 組成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由張志忠出任司令員，陳篡地任副司令員，簡吉任政治委員， 下轄八個支隊。3月4日，張志忠領導台灣民主聯軍進佔嘉義市主要機關。12日國民革命軍南 下，始向小梅、竹崎山區撤退，改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為台灣自治聯軍，擬與陳篡地及謝 雪紅會合，共組台灣民主自治聯軍。然16日二七部隊解散，台灣自治聯軍張榮宗部於古坑遭 伏擊，乃於接獲省工委「停止一切公開活動」指示後，解散游擊隊，潛入地下。夏天，張志 忠一度率軍搶奪番路鄉菜公店合作社資金及西螺鎮警察分局軍械。1948年2月，張志忠發展 出海山桃園地區組織，並命陳福星領導北部地下黨，5月，在南投竹山成立中部武裝委員會 武裝工作隊。 二二八事變期間，中共的角色並不明顯，主要原因在於在台黨員人數不多，僅有70餘人， 全省只有台北市、台中縣兩個工委會和台南市、嘉義市、高雄市三個支部，缺乏社會滲透力， 而相對地，台灣人民對於中共的認識亦極為有限，所以中共地下黨人參與的台北、台中和嘉 義的起義，都是以個人身份，而寄托於各地民間自主力量的集結與匯流。 二二八起義的性質純然為台灣全民自發的集體行動，沒有任何單一的政治力量能有能力 加以主導。然中共地下黨的發展隨著二二八事變和1947年3月國共內戰的全面開打，而出現 了戲劇性的變化，大量的青年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入黨，如直屬省工委的台灣省郵電總支部 即在1947年夏天成立，台灣省鐵路局工人亦組成支部，李登輝與陳炳基等人於10月成立新民 主同志會等。地下黨黨員到1948年春天，則迅速地成長到285人。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理論或 許沒有深刻的理解和體會，但寄望結合中國正在崛起的新興政治力量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獨 裁統治，則是這些台灣人們的共同心願。而隨著內戰的擴大，也就有更多的中共黨人潛赴台 灣，為解放台灣而作準備。 大逆轉，省工委領導投降叛變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準備召集全中國各界召開政治 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台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言擁護五一號召。中華 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於此際在南京揭幕，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當選首任總統，五一號召則揭 示了中共別立門戶、自立中央政府的決心。5至6月，中共華東局於香港召開台灣工作幹部會 議，台盟、省工委和上海台灣同鄉會均派員與會。省工委由蔡孝干領隊，率領包括郭琇琮在 內的重要幹部與會，謝雪紅代表台盟，上海台灣同鄉會則由理事長李偉光領銜，會議由上海 局書記劉曉和上海局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書記張執一共同主持。會中針對二二八事變提出檢 討報告，指省工委事前準備不夠，對局勢判斷錯誤，撤退時一哄而散，未以黨的名義提出明 確方針，承認地下黨在二二八中的工作失敗。會議結論整理成《關於台灣工作》一文，認為 「台灣人民要獲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和中國人站在一道」。 香港會議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掃中國大陸的軍威鼓舞下，地下黨的工作趨於積極， 奉命返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的陳澤民出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由蘇州派來的徐懋德領導學工 委，在台大、師院各校園迅速發展，台大和師院各級學生自治會幾乎皆由左傾學生或地下黨 人所主持，台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主持之基中支部所出版的《光明報》，其發行網即 主要隨著地下黨青年工作的蓬勃發展而擴大；郭琇琮接掌台北市工委書記，深入基層扎根； 北部有張志忠、陳福星和前蘆竹鄉長林元枝發展組織、南部有陳澤民和台南市工委會李媽兜 主持，中部則有洪幼樵、李漢堂等。中共中央指示省工委為因應國民黨政府即將撤退來台之 計劃，應在反政府的廣泛基礎上，建立兩面派的政權及地方武裝以配合解放軍登陸來台，並 已內定華東局社會部部長舒同為台灣第一任省委書記，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副校長劉格平為副 書記。 1949年1月12日，由於領導戡亂失利，蔣中正被迫自總統職位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接 任，毛澤東則就此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要求廢除《中華民國憲法》，追懲戰犯和組織 民主聯合政府，台盟即於3月遷往北京，為參與中國新政協和新政府而作準備。政府一面尋 求與中共和談，研商隔長江分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亦加強後方的整備。4月6日，新就任的 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即以整頓學風為名派軍進入台大、師院大肆逮捕學生，學 委系統地下黨人如台大陳炳基、師院鄭鴻溪皆逃往大陸。而當張治中代表政府談判失敗並且 率領代表團集體投降後，毛澤東於4月20日命令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同日渡江，23日解放軍 佔領首都南京，5月19日攻陷上海，東南各省震動，陳誠乃發佈《台灣省戒嚴令》，全力鞏 固台灣。20日，何應欽引咎辭去行政院長職，由閻錫山繼任。24日，《懲治叛亂條例》經總 統公佈實施，政府在戒嚴法制下進一步強化了鎮壓反政府人士的司法武器。6月，為策應解 放軍登陸台灣，省工委特別選定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村為北區武裝基地，計劃成立台灣人民武 裝保衛隊，由前國立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陳本江負責其事。7月，省工委台灣郵電職工總支 部針對郵電局外省與本省員工差別待遇之事，發起改班與提高待遇運動，這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台灣的首次工潮。8月間，洪幼樵領導台中地區工委會組成台中武裝工作委員會，不久， 第一個武裝基地首先於台中縣鴨潭山成立，稍後，白毛山、竹子坑、石崗等基地亦陸續建立。 代號密使一號的中共地下黨人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吳石則來台就任總統府戰略顧問，稍後受 命出任國防部參謀次長。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台盟主席謝雪紅當選新 政協主席團主席，以台灣人民代表的姿態，宣言擁護新中國。 就在中華民國風雨飄搖、危急存亡之秋，由國防部保密局主導對台灣地下黨的鬥爭也就 越趨激烈，而此一困獸之鬥，竟然逆轉了中共在台灣的發展形勢。保密局於8月獲檢舉線報 逮捕了台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生王明德等人，逼其供出發行《光明報》之校園系統，由 台北市立成功中學而台大法學院、基中，進而循線破獲主持《光明報》出版之基隆市支部， 乃一一揭開地下黨之組織系統。《光明報》計出版了21期而中止。儘管蔡孝干正指派簡吉成 立直屬省工委的山地工作委員會，竟不知已是強弩之末。10月1日，毛澤東在北平天安門廣 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謝雪紅、李偉光、陳炳基等應邀觀禮，而中國則自此宣告分裂。 然而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如摧枯拉朽般痛擊追趕中華民國，其在東南沿海的海上 戰事卻陷入膠著，在浙江省舟山群島和福建省金門均遭敗績，中共華東局乃自香港派遣朱諶 之來台聯繫蔡孝干與吳石。保密局此際破獲郭琇琮托交香港的情報，郭琇琮逃亡宜蘭，又發 展出蘭陽地區工委會。11月，保密局依《光明報》線索在高雄逮捕了陳澤民，在台北逮捕張 志忠，陳澤民投降，供出所知地下黨資料，政府肅清目標指向蔡孝干。12月，閻錫山率中華 民國中央政府遷台，從此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台灣海峽相隔兩岸分治，而吳石則將 中華民國國軍台灣防衛部署計劃經地下黨送交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於台北市泉州街為國防部保密局逮捕，蔡孝干用計脫逃後，再 於4月27日於嘉義竹崎落網，終於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自新，供出所有台灣地下黨系統，簡 吉、洪幼樵、郭琇琮等皆先後被捕，吳石則遭曝光而槍決，中共在台灣的革命鬥爭形勢急轉 直下，在陳澤民、蔡孝干、洪幼樵與民國政府的充分合作下，注定了地下黨在台灣的全面覆 亡。5月13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召開中外記者會，聲稱省工委瓦解，並公佈蔡孝 干、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呼籲中共黨員自首，隨之， 政府發動5月全省大逮捕，甫於2月領導學委的李水井落網，亦供出所知地下黨系統，這一波 省工委的大崩盤，導致1800名黨員和關係人遭到逮捕與撲殺。叛變的蔡孝干則因此受封少將， 陳澤民、洪幼樵受封上校。 在蔡孝干領導省工委的時期，組織發展的高峰，系由蔡本人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 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 北峰地區工委會等，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則領導南部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宣 傳部長洪幼樵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武工部長張志忠，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 工作。他們四大巨頭幾乎同時被捕，省工委群龍無首，那些追隨他們的地下黨人，就只有等 著被一一肅清的命運了。 省工委的最後掙扎 地下黨北部黨組負責人陳福星在省工委瀕臨瓦解之際，則臨危受命重組省工委於桃園烏 塗窟山區，覆命林元枝與台大醫學院講師蕭道應以苗栗縣山區為據點開闢中部工作。6月25 日，韓戰爆發，美國深恐東亞全面赤化，致日本成為孤島，總統杜魯門乃發表《海峽中立化 宣言》，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渡海攻台希望斷絕，3月1日蔣中正以復行 視事名義回任總統重建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局勢乃轉危為安，而東亞冷戰結構亦就此而定 型。民國政府此時乃公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0月再公佈《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 法》，更徹底擴大肅清地下黨。韓戰之前同意認罪即減免其刑的承諾，於此後許多皆推翻， 李水井即因此被騙處決。惟地下黨在新省工委的領導下，至1950年底，又回復一定規模，陳 福星則發出《1950年工作總結》，檢討該年的成敗。 省工委於1951年春天改組領導機構，進行整風，陳福星發表《向偏向鬥爭》一文，批判 台灣知識份子的偏向，而對像則指向不服領導的前師院學生自治會長周慎源，陳福星並指出 地下黨的改造道路為在山地鄉行政薄弱的地區，運用勞動方式建立新的基地。蕭道應則奉命 重新開闢南部地區工作。8月，省工委受政府追緝，轉進苗栗山區，9月，政府宣佈補正《共 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加強肅清台灣內部地下黨的殘餘勢力。 1952年1月，蕭道應由南部撤回，省工委召開省籍幹部會議，決定集中力量於北部。4月 25日，台灣省情報委員會、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調查處特種聯合小組進剿省工委魚籐 坪基地，陳福星、蕭道應、曾永賢等一一被捕，省工委領導組織至此完全瓦解。11月，同情 山地工委會的原住民族領袖泰雅族台灣省議員林瑞昌、鄒族嘉義縣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鄒族 嘉義縣參議員湯守仁等以「高山族匪諜案」罪名全遭逮捕。12月13日，在內政部調查局的安 排下，蔡孝干陪同曾永賢、陳福星、蕭道應等十五人召開記者會，宣佈自新。29日，國防部 保密局率軍警萬人夷平鹿窟基地，肅清行動直延續到1953年3月，株連無數無辜鹿窟村民。 1953年4月中旬，由調查局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合組的肅殘工作隊，在曾永賢、陳福星 的合作下，進入苗栗縣頭屋鄉對苗栗縣臨時縣工委之山區武裝工作隊進行策反，苗栗工委書 記劉雲輝為陳福星勸降後，劉雲輝與陳福星再於17日共同勸降前台大工學院機械學系學生羅 吉月。至此，地下黨組織全部肅清，省工委的第二次肅清，則有400餘人受難。 1954年2月，嘉義縣警察局依線民情報於嘉義市逮捕前台大法學院支部書記張壁坤，乃 循供緝捕葉城松、張壁坤、胡滄霖、賴正亮、吳玉成等五位台大學生。2月至4月，高一生、 湯守仁、林瑞昌等人逐一被處決，中華民國全面控制原住民地區。12月，前台共總書記林日 高於卸任台灣省政府委員職務未久即被捕，罪名為曾經於1949年與省工委有所聯繫。1955年 4月29日，葉城松、張壁坤等五人在台北市馬場町槍決。地下黨在台灣校園的影響力終結。9 月17日，林日高遭槍斃，中華民國藉此恫嚇警告台灣人民的意味濃厚。 至於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則在1957年不幸地陷入反右派鬥爭 當中。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所謂「引蛇出洞」的陽謀中，謝雪紅與陳炳基等進行激烈的 鬥爭，謝雪紅主張台灣人無漢奸論，為日據時期投效日本的台灣人開脫，又主張台灣自治論， 被曲解為皇民化餘毒和台獨，乃遭到批鬥。台盟經此風波，在台灣人民心中的政治聲望盡喪， 和所有歷經1957年風暴的民主黨派一樣，自此不再可能與中共分享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權， 民主聯合政府成為永遠的空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黨獨裁的國家，此後中共一連串的倒 行逆施，使得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台灣的台灣人民和地下黨人徹底絕望。 歷史的翻轉與平反 台灣人民對於日本殖民主義的反抗可以分為左右兩條路線，以林獻堂為首的台灣議會設 置請願運動，採納了梁啟超的愛爾蘭模式建議，主張進入日本內地的憲法秩序，通過民權的 鬥爭，制定台灣憲法與建立台灣自治議會，而左派以台共為典型，則更進一步主張聯合朝鮮、 滿洲乃至中國等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中的無產階級，共同通過民族的鬥爭，爭 取台灣的獨立。中國國民政府或是中共，都曾經對台灣人民爭取獨立表示過支持，而直到太 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才顯露出收回台灣的念頭。 台灣人民對於回歸中國，原是普遍贊同的，除了同文同種的親近感之外，主要則是建立 在台灣人民向日本爭取高度民主自治所形成的國家想像基礎之上，也就是要成為自己國家的 主人，不願再做殖民者的奴隸。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民意識到國民政府存在黨國體制的積習、 以及缺乏現代法治觀念的官僚體系，使他們並沒有能力和意願鞤助台灣人民實現民主自治的 理想。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許許多多的中國大陸人民同樣不相信國民政府推動制憲與和平 建國的誠意，台灣人民和中國大陸人民曾經在那個歷史時刻共同攜手反抗暴政，而他們也都 把成功的最終憑藉寄托於中共和解放軍的支持。 當美國決心協防台灣，確定兩岸分裂，被分隔於台灣海峽兩岸的台灣左翼反對運動人士 可以說是望斷雲山秋水，眼睜睜而痛心地看著寶島故鄉重新又陷入了另一個外來政權的殖民 統治，更看著台灣人民被捲入中國的內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反攻的工具，但是台灣 人民為什麼要犧牲自己的自由與人權去成就一個外來政權統一中國的野心？台灣人民和中華 人民共和國根本沒有歷史仇恨，台灣人民更沒有理由與中國大陸人民進行戰爭。 然而歷史像在嘲弄他們似的，中共在中國大陸的治理證明了那也是一個黨國政權，而且 其凶暴殘忍曾經不下於國民黨，而台灣人民卻果真以愛爾蘭模式在中華民國體制下某種程度 地實現了百年的現代國家公民之夢。曾經是地下黨一員的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首任 民選總統，他的地下黨同志陳炳基則是他總統就職典禮上的貴賓。中華民國以其白色恐怖的 罪行向台灣人民道歉，在法律和國史上平反了地下黨的革命英雄和社會良心。轉型正義的價 值追求正應當如此地超越國共內戰中國政權之爭的格局，從人的自由權利和人性尊嚴的保障 著眼，去重新反省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去向為自由的理想而獻身的烈士禮敬。 （2009年4月28日宣讀於香港《海岸線》季刊假雲南省西雙版納州景洪市新傣園酒店舉 辦之懇談會）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