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 胡 平 感謝石塚迅先生和北井大輔先生把我這篇發表於30年前的《論言論自由》翻譯成日文出 版。為了讓日本讀者更好地瞭解這篇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把我對言論自由問題的思考、寫作 以及這篇文章發表的前後經歷，向大家做一番介紹。 1、我是怎樣思考言論自由問題的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開始思考言論自由問題的。在我形成言論自由理念的思想過程中， 有兩個因素最重要：一個是我對於社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與恐懼，另一個是我對於人的 理性與知識的某種懷疑精神。 文革爆發的那一年——1966年，我在四川省成都市上高中，剛剛結束了畢業考試。作為 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自由民主思想幾乎一 無所知。在文革初期，我也抱著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願望，積極地投身運動。當時的我， 自以為是擁護共產黨的理論，擁護共產黨的制度的，因此對那些名義上是「革命」、是「思 想教育」「思想改造」，實際上是政治迫害的的種種行為，從理論上還是贊同的；但是這種 迫害的極端殘酷性卻不能不引起我內心深處的厭惡。尤其是因為這種迫害所施加的對象，絕 大多數僅僅是由於發表了某種不同的意見，所以那種殘酷就更難讓人接受。我自己也因為有 過這樣或那樣的不同意見而不止一次地遭到批判，這就使我常常感到恐懼，同時又強烈地希 望能擺脫恐懼。我發現，共產黨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地實行政治迫害，那是因為他們堅稱唯 有他們才掌握了絕對正確的客觀真理。這就和我在進行思考與追求知識時的審慎態度和自我 懷疑態度構成了尖銳的衝突。與此同時我還發現，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們其實對於真理本身並 無興趣，他們只是熱衷於把真理當成整人的武器。出於對以言治罪這種政治迫害的恐懼和反 感，我開始領悟到限制專橫權力的必要和保護異議的必要，於是就逐漸形成了言論自由的概 念。 在1970年春天，我形成了自己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一整套觀點。我意識到：我們現在正 生活在一個極其黑暗、極其殘酷的專制制度之下。這個制度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對思想的全面 控制和殘酷壓制。在這種制度下，任何一種重大的不同政見的表達都會招來殺身之禍。最可 怕的一點是，由於共產黨壟斷了一切媒體，並且把它的權力伸展到私人空間，你甚至根本沒 有公開表達異議的機會。很多人僅僅是貼出一張大字報，散發了幾份傳單，或者是在和親友 的私人信件中講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而被查獲，於是就遭到無情的鎮壓。他們是因為持有異 議而遭到迫害的，但是他們所持有的那種異議，社會卻根本聽不見。 認識到這一點無疑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十分絕望。我想，不幸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樣 的國度裡，一顆自由的靈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許就是默默地拿起筆來，暗中記下眼前發 生的一切，等待著有朝一日這個制度垮台或者是出現大的鬆動，再把自己寫下的文字公諸於 世，讓全體同胞、讓全世界的人知道那沉重的鐵幕下無比痛苦的真實。但是，我又想，難道 我們就只能做一名黑暗現實的記錄者嗎？難道我們就只能等待著別人來解救我們、等待著從 別人那裡獲得大聲說話的機會嗎？難道我們就真的不可能向這個罪惡的制度發起主動的挑戰 嗎？ 2、言論自由是戰勝極權制度的突破口 自從形成了對共產極權制度的批判意識之後，我苦苦思索的問題就是，我們怎樣才能戰 勝極權主義？我不相信這個制度牢不可破。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個突破口。我給自己立下的 目標是：一定要向這個制度正面挑戰，而且一定要在它的眼皮底下公開地挑戰，並且一定要 以一個平民的身份，不借助於任何權勢。一定要打到它的致命處，同時又不讓它吃掉自己。 為了尋找這樣一種突破口，我考慮過很多問題，例如反對個人崇拜問題，人道主義和異 化問題，新階級問題，等等。最後，我認定，言論自由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極權統 治是借助於全面地控制思想而變得無比強大的，但是由於它不能公開地否認言論自由原則而 暴露出自己極為虛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對人們思想言論的控制，極權統治就喪失了它的全 部力量。在過去，極權統治之所以能夠全面地控制思想，那是因為很多人本來就不重視言論 自由，他們不理解言論自由的真正含義。出於對官方意識形態的狂熱迷信，尤其是對偉大領 袖的狂熱迷信，很多人都積極地參加過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極權統治是利用人們的愚昧與 狂熱而建立起來的。我不指望極權統治者會自動地轉變，但是我們可以指望讓民眾走出愚昧 與狂熱。首先就是讓人們懂得言論自由原則。爭取言論自由的第一步，並不是馬上就去直接 地批判共產黨及其領導人，而是向民眾正面地闡明言論自由原則。 在我看來，闡明言論自由原則具有以下幾條好處。1、關於言論自由的原則是簡單的， 稍有常識者就可以正確領會。2、言論自由原則一旦被清楚地闡明，它的含義就是十分明晰 的、十分確定的，專制者們很難歪曲混淆。3、因為極權統治者也無法公開拒絕言論自由的 原則。這就使得他們在言論自由的問題上不得不處於劣勢、處於守勢，而且必然會節節敗退。 4、言論自由原則具有極大的說服力，它很容易被民眾所接受。5、公開地堅持言論自由原則， 並不需要太大的勇氣，這就能讓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來謹慎小心的人們也參與到抵制強權 的正義鬥爭中，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而又溫和的壓力，有力地推動我們的社會向著真正的自 由邁進。 3、找出一種合適的表述與論證方式 在確定了言論自由這個題目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闡述？如何論證？我痛切地感 到，如果說獲得言論自由的思想，對我來說還不算太困難，那麼，更難的問題是，如何找到 一種合適的表述和論證的方式。在那時，中國的政治環境相當惡劣，多數民眾的思想都由於 深受共產黨多年的洗腦而相當偏狹。儘管說西方的思想家們早就對言論自由問題作出過精闢 的論述，但是他們幾乎都被共產黨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而打入另冊。我可以直接運用的 思想資源是非常稀少的。我意識到，雖然言論自由是個老問題，但是要在當下中國的情境中 闡明言論自由問題，我必須要賦予它一種新的形式。 為了使當下的中國讀者理解和接受言論自由原則，我在我的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馬克思 的話和毛澤東的話。道理很簡單，因為我面對的專制是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旗號的 專制，我要爭辯的對手，是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當作因言治罪的依據的中共當局，我 要說服的對象，是那些奉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真理的中國民眾，因此，我不能從一開 始就去批判、去否定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必須盡量找出馬克思和毛澤東講過的支持 言論自由的話。這一來是為了保護自己，讓當局無法給我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二來也是 為了讓那些相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民眾更容易接受，而不至於從一開始就產生反感和 牴觸的情緒，否則我就達不到說服他們的目的了。 然而我又清楚地意識到，僅僅靠引用馬克思、毛澤東的話是很不夠的。因為權威並非論 據，更何況在言論自由的問題上，馬克思，特別是毛澤東，並不是好的權威。我必須訴諸理 性，訴諸我們的共同經驗，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經驗。 和以前共產黨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相比，文化革命有兩大特點：第一，在文革中，因為 思想和觀點而遭到批判的人更多。其中既有共產黨原先的政敵，也有大量的共產黨各級幹部； 既有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有普通的工人農民；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這就使得越來 越多的人對以言治罪這種做法感到恐懼。第二，在文革中，出現了好幾次大的反覆。今天我 批鬥你，明天你批鬥我；同樣一種觀點，今天被說成是「正確路線」，明天又被說成是「錯 誤路線」。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林彪事件。人們發現，毛主席親手培養和指 定的接班人竟然要陰謀殺害毛本人！這至少說明，毛澤東也不是明察秋毫，無所不知；毛澤 東也是會犯錯誤的。於是，一般人開始擺脫了對意識形態的狂熱和對毛的迷信，他們不再相 信有誰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懷疑主義思潮開始蔓延。這兩點共同經驗，為人們接受言論自由 原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從抽像的自然法理論或人權理論出發去闡述言論自由的。因為中 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文化傳統，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那裡獲 得這一精神資源。再說，按照當時官方的理論，自然法理論或人權理論都被貼上「資產階級」 的標籤，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如果我直接引用自然法理論這種「資產階級理論」，反而會使 得很多民眾更難理解，更難接受。我只能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出發去闡明言論自由的道理。後 來我到美國，讀到了哈佛大學教授茱迪絲。史珂拉（Judith N.Sklar）寫的一篇文章「恐懼 的自由主義」（The Liberalism of Fear）。我發現，我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思路，和史珂 拉的觀點倒有些不謀而合。史珂拉式的自由主義是恐懼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不同於基 於自然權利的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義，也不同於基於自我發展的密爾（John Stuart Mill）式的自由主義。史珂拉的自由主義首先來對政治迫害的恐懼，由此引出對個 人權利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的堅定立場。這種自由主義不依賴於某種形而上學的概念 （如天賦人權概念），也不依賴於某種廣泛的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道德理論）。這種自由 主義主張寬容，而支持它的認識論基礎是懷疑論。 1975年7月，我完成了《論言論自由》的第一稿，但是苦於找不到廣泛傳播的途徑。那 時，我已經結束了5年（1969－1973）的農村插隊的知青生活，回到了成都家中。成都地處 西南腹地，政治氣氛遠不如北京或廣州活躍。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北京和其他一 些大城市（包括成都），都爆發了大規模的自發性的群眾悼念活動，不少人借悼念之機公開 表達了對文化革命、乃至於對毛本人的強烈不滿。我參加了成都的悼念活動。到了4月4日、 5日，我得知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悼念和抗議活動，非常興奮，甚至准 備北上，藉機傳播我的關於言論自由的主張。可是，四五運動很快遭到鎮壓。不過這場運動 給我很大鼓舞。我相信，隨著毛澤東的不久於人世，一場偉大的歷史轉折就會到來。 4、民主牆時期是最好的時機 按照我的估計，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也將會發生一種類似於蘇聯東歐在斯大林去世後 所發生的變化。在蘇聯和東歐，斯大林去世後，新的領導人立即推行非斯大林化，糾正斯大 林時期的某些極端措施，平反斯大林時期累積下的大量的冤假錯案，放寬言論尺度。在這段 期間，黨內和民間都會出現一股自由化思潮。但是這一階段不會持續太長，新的領導集團經 過調整後，會重新加強對社會的控制，首先是加強對思想和言論的控制。於是，整個國家的 政治改革陷入停滯。我那時思考的是，一旦中國也發生了類似變化，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 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認為我們應該更有效地利用思想與言論比較開放的時期，集中力量宣揚 言論自由原則，努力讓言論自由原則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這就能為民主力量贏得一片自主 的活地，防止統治者重新控制思想，從而為自由化民主化的順利發展打開通道。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抓。 緊接著，新上任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號召批判「四人幫」。這一年的12月，我在成都市委對 面的牆上貼出了一篇呼籲言論自由的大字報（這等於是《論言論自由》的第二稿）。這篇大 字報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麻煩，但遺憾的是也沒有引起什麼反響。在1977年，我又寫下了 《論言論自由》的第三稿，並且自己把它刻寫油印成幾十本小冊子，希望能把它帶到北京— —或者是托朋友帶到北京——散發，但都未能成行。 1978年秋，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結束了從文革以來12年的動盪與艱辛。 10月，我進入北京大學。就在這一年的年底，西單民主牆誕生了。我通過北大同學的介紹， 加入了一家名為《沃土》的民間刊物。然後，我抓緊時間完成了《論言論自由》第四稿的寫 作。第四稿比前三稿的篇幅都長得多，有四萬多字（前三稿都只有幾千字）。在1979年3月 底4月初，這篇文章以《沃土》特刊的形式發表在民主牆上。 我對我這篇《論言論自由》文章可能產生的影響抱很大的期望。我認為，中國正處在一 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機。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全面地、準確地、透徹地闡明言論自由原則， 一般民眾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它很可能在一部分當權者中也引起共鳴；即便是那些不 喜歡自由民主的當權者，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也不好公開出來反對。我希望我這篇文章能使那 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意識到，現在正是鼓吹和宣揚言論自由的最好時機。如果我們都把闡 述言論自由放在第一位，我們就可能使言論自由問題成為輿論的熱點話題。一旦言論自由原 則深入人心，整個形勢就會很不一樣了。在歷史上的某些時刻，思想可以發揮巨大的力量， 它好比分水嶺上的一塊石頭，可以決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還是注入大西洋。 應該說，《論言論自由》這篇文章還是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不少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包 括一些民主牆的朋友和一些黨內高層知識分子都對這篇文章很稱讚。而且，正像我原先估計 的那樣，也沒有哪個中共領導人對這篇文章表示反對。那時，有些中共領導人在內部講話裡 已經對民主牆運動中的某些口號和文章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並且還抓了一些人； 但是他們都沒有提到我這篇《論言論自由》。然而，讓我深感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引起的反 響遠遠低於我的預期。講言論自由問題的人還是太少了。言論自由問題沒能成為當時輿論的 焦點。我感到，一個寶貴的歷史機會正在失去。 幾乎在我發表《論言論自由》的同時，1979年3月底，魏京生貼出大字報「警惕鄧小平 成為新的獨裁者」，引起轟動。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這篇大字報不明智，他們認為在當 時主要應該反對的是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這就還需要借用鄧小平一派的力量，所以那 時還不宜把矛頭一下子就指向鄧小平。民主牆的參與者則擔心，這篇大字報會招致中共當局 的鎮壓，並進而威脅到整個民主牆的生存。幾天後，魏京生被捕入獄。這年10月16日開庭審 判，魏京生根據言論自由的原則為自己作無罪辯護。這場審判是關門進行的。場內有人把魏 京生在法庭上的辯護詞偷偷錄了音，交給了民主牆的朋友，然後整理成文字，印成傳單上街 散發。但是剛剛散發就被警察沒收，並且扣押了散發傳單的人。所以這篇自辯詞未能在社會 上流傳。後來我讀到這篇自辯詞，對朋友說：如果魏京生在寫文章點名批評鄧小平之前，先 寫文章大力宣揚言論自由，讓更多的人掌握言論自由原則，那不是更好嗎？懂得言論自由的 人越多，統治者要搞以言治罪就越困難，要付的代價就越大；懂得言論自由的人越少，統治 者要搞以言治罪就越容易，要付的代價就越小。因此，我們最好的策略是先講言論自由原則。 在1979年夏天，我在《沃土》上發表了另一篇和言論自由問題有關的文章，題目是《試 論同仁刊物》。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為了促成民間刊物合法化。我們知道，專制政府控制 言論有兩種辦法，一是事先預防，一是事後追懲。傳統的專制政府沒有壟斷所有的出版機構 和媒體，民間也可以自己獨立地出版書籍和發行報紙。對於民間獨立發出的意見或消息，政 府要想取締鎮壓，常常需要安上某種罪名或給出某種理由。這樣，有些讓政府很不喜歡的意 見或消息，由於政府實在找不出什麼罪名或理由去取締和鎮壓，於是只好容忍。共產黨專制 的特點是，政府壟斷了所有的出版機構和媒體，政府不但可以對它認為有害的言論實行事後 的懲罰，而且還可以對一切它不喜歡的言論進行事先的預防，使這些言論根本就沒有出版傳 播的機會。如果把傳統專制政府對言論的控制比作屠嬰和墮胎，那麼，共產專制對言論的控 制就好比在屠嬰和墮胎之外，還加上避孕。 民主牆和民間刊物的意義在於，它們突破了政府對言論的事先預防。我們把我們的文章 自己刻印出版，不用事先通過共產黨官員的審查。譬如我的《論言論自由》，當時的官方刊 物是不會發表的，但是它在民間刊物上發表了，當局卻找不出藉口來取締，只好任其傳播。 正因為民間刊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民主牆參與者都非常希望能把它保持下去。 當時，中共黨內一些比較開明的官員也非常希望能使民間刊物合法化。事實上，我那篇《論 同仁刊物》的文章，就是一位共青團中央的官員建議我寫的，他奉命和我們民間刊物接觸， 對我的《論言論自由》非常欣賞。 若干年後我得知，在當時，中共內部確實有一些人在推動制定新的出版法，給民間獨立 出版書刊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據。鄧小平、陳雲等先是不理睬，等到了1981年就明確表示拒絕。 理由是：過去，我們共產黨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做合法鬥爭。現在，我們決不 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做合法鬥爭。 民主牆運動持續了一年多。1980年初，中共發佈一份內部文件，要求民間刊物停辦。迫 於壓力，我們不得不放棄。這使我更加痛切地感到，我們失去了一個多麼寶貴的機會。 5、競選的成功與言論自由理念的傳播 1980年下半年，中國各地陸續開展了縣區級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 以來，各級選舉都是由官方一手包辦，由官方提名候選人，由官方出面介紹候選人的情況。 顯然，這樣的選舉根本不算選舉。1980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新的選舉法。按照新的選舉法，選 民可以推薦候選人，也可以自己推薦自己。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可以宣傳自己。這就使得 真正的選舉成為可能。在一些地區，主要是在大學，都出現了一批獨立候選人，並且還展開 了競選活動。我和幾個民主牆運動的朋友再次聚集在一起。我們都認為這是一次新的機會。 我們可以通過積極參加選舉活動宣揚我們的理念。我打算把我的《論言論自由》文章再一次 推出去。 我把《論言論自由》一文又作了較大的補充，增加了大約兩萬字。新增加的內容主要有 兩點。1，進一步闡明了言論自由問題是結束專制的突破口，爭取民主應把言論自由放在第 一位。2，分析了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複雜關係。那時流行一個口號：沒有民主就沒有現 代化。我認為不一定是這樣的，沒有民主也可能實現現代化；經濟發展不一定在必然促進政 治民主，有時反而會強化專制。我那時擔心的是，中共會竭力把中國帶向只進行經濟改革， 不進行政治改革的道路；並且用經濟發展來削弱民主運動的力量。 北京大學的選舉從11月開始。起初，我沒有打算自己出來競選，我本來只準備為技術物 理系的本科學生、也是民主牆的參與者王軍濤助選。他很願意把我的《論言論自由》作為他 的競選文件之一。不過後來我又覺得只有我自己才能把自己的主張闡述得更清楚、更有力； 再說學生選區有兩個席位，我們兩人都極有可能被選上代表，所以我決定自己出來競選。北 京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是首先由北京大學的學生發起的。如果我能 在北京大學的選舉中取得勝利，使言論自由的主張得到北京大學學生的贊同，其意義將是不 尋常的，其影響將是深遠的。 我貼出我的《競選宣言》。在《競選宣言》裡，我強調，在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國，縣區 級人民代表選舉本身的意義很小，「但是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可以賦予這場選舉更豐富的內 容、更鮮明的色彩和更深遠的意義。它可以成為一次真正的民主訓練，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 一座青年一代的公開論壇，一場偉大進軍的光榮開端」。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動歷史前 進的美好機會。「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個是競選這種形式，一個是言論 出版自由，有了這兩個眼，民主這盤棋就全活了」。 來自好幾個系的幾十個同學熱情地為我助選，他們把我那篇6萬多字的《論言論自由》 長文抄成大字報貼在牆上，並且油印成200份小冊子，全校每一個班發了兩份。在我的競選 演說與答辯會上，只有800個座位的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擠進了1600多人，連主席台上也擠 滿了人，只給我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間。我的競選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後我以最高 票當選為北京市海澱區北京大學學生選區的人民代表。 《論言論自由》一文在民主牆時期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讓我感到非常遺憾。這次，借 助於競選活動，這篇文章得到了熱烈的支持和傳播，自然讓我感到很欣慰。不過，我並不感 到特別樂觀，因為現在的形勢已經和民主牆時期不一樣了。 北京大學的選舉在中共上層引起震動。這時的中共上層已經決意重新加強對思想言論的 控制。他們對我這樣的人和《論言論自由》這樣的主張能夠贏得北大學生的熱烈支持而深感 不滿。但是正像我預先估計的那樣，他們也無法公開地對我打壓。據說，當時的中共意識形 態主管、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認真讀了我的《論言論自由》後承認：這篇文章「無懈可擊。」 於是，他們就對我採取了「冷處理」，在我畢業後兩年之久不分配我工作。1981年夏，我順 利通過碩士論文答辯，但是直到1983年夏天，我才獲得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做編輯。 一年半後，我的處境好轉，轉到北京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6、從政治改革討論到八九民運 1986年的中國，政治改革成了熱門話題。武漢的一家雜誌《青年論壇》分兩期全文刊登 了我的《論言論自由》。《青年論壇》雜誌的編輯是一批年輕學者，他們在幾年前就瞭解到 北京大學的競選活動並讀到過我這篇文章。緊接著，他們又在北京組織了一場有老、中、青 共40幾位學者參加的關於《論言論自由》的座談會。與會者對這篇文章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 在這一年，我還出席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改革討論會，並在北京、武漢、成都近20所大學 發表了關於言論自由的講演。 1986年下半年，中國的政治氛圍顯得很寬鬆。有三家出版社決定出版《論言論自由》的 單行本，另外兩部書稿也被出版社接受。我預感到這種寬鬆不會持久，因此多次寫信給出版 社催促他們快點出版。可惜出版社方面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並沒有加快出書的速度。到 了1987年1月，中共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形勢立刻轉為嚴峻。我的三部書稿全 都被禁止出版，最熱心出版《論言論自由》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朱正先生甚至被解除職 務，武漢的《青年論壇》雜誌也被下令停刊。我本人倒沒有遇上什麼麻煩。我只是覺得，在 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的政治氣候恐怕都難以好轉了。 就在這時，我接到了美國哈佛大學的入學通知。這是我的一位北大校友幫我聯繫的。我 猶豫著到底去不去美國，最後還是決定去。1987年1月，我來到了波士頓（Boston）。在緊 張學習的同時，我也參加了一些活動，發表了一些文章。1988年1月，我參加了海外民運組 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被選為主席，停止了哈佛的學業，移居紐約。 1989年春，中國爆發了空前規模的民主運動。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口 號之一。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六四屠殺，中國至少會贏得言論自由。可惜的是，轟轟烈烈的 八九民運失敗了。接下來，蘇聯東歐等國都宣告結束一黨專制邁向民主。中國進入了一個十 分特殊的歷史階段。 7、六四後中國，言論有多少自由 六四後這20年來，在言論自由問題上，中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從表面上看，中共當局 對言論的控制比以前更寬鬆。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下面幾條。 首先一條是八九民運的衝擊。在八九民運中，幾百萬、上千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高呼要 自由要民主的口號。六四事件激起普遍的憤慨，全國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罵共產黨。 不管中共當局使出什麼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重新裝進原來的瓶子裡，因此，它不得不對 許多尖銳的批評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互聯網的發明和普及打破了中共當局對媒體 的壟斷，人們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或消息不用事先通過政府的審查。儘管中共當局建立了世 界上最強大的網絡監控工程，也無法完全消除由互聯網發出的不同聲音。 其次是國際共產陣營的瓦解，共產黨意識形態破產；包括中共自己推行的經濟改革，引 進資本主義，恢復私有制，這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原來的那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這就 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公開表達的機會。現在的中共當局在控制言論時，主要不是看 一種言論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或者什麼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理論，而 是看它對現政權是否構成直接挑戰。這就給其他思想和言論留下了較大的空間。 再有，以六四屠殺為標誌，中共政權失去了傳統信仰的支援，變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統治。 暴力統治意味著多數民眾在政治上變得消極、冷漠，犬儒主義流行。在今日中國，思想、言 論的號召力遠遠比不上80年代。這就增強了中共當局抵禦批評的某種免疫力。靠暴力支持的 當局不那麼在乎別人的批評，因為它本來就是強迫別人服從，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也就是 說，當局的臉皮更厚了，所以它對異議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 但是與此同時，當局對它不能容忍的言論則採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當的壓制措施，更蠻 不講理，更不擇手段。在過去，當局要取締一種言論，總還要裝模作樣地講出一番道理，有 時候還要把被取締的言論公佈出來，讓群眾一道來批判。現在，當局要取締一種言論不需要 再講明理由，說取締就取締，說封殺就封殺，說抓人就抓人，常常是連起碼的法律程序都不 顧，有時甚至採取黑社會式的綁架、毆打。因此，中共當局對言論的控制，雖然看上去比過 去要寬鬆，但實際上仍然是嚴厲的。 8、零八憲章的問題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2009年12月8日，中國303位各界人士，包括作家、學者、律師、記者、工人、農民、企 業家及共產黨退休官員等，發表了一封名為《零八憲章》的公開信，重申自由、人權、平等、 共和、民主和憲政的基本理念，提出十九項基本主張，從修改憲法、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到 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以及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零八憲章》廣泛徵集簽名，並引起國 際社會的關注。 中共當局一方面禁止媒體（包括互聯網）發表和《零八憲章》有關的消息和文章，一方 面對簽名者根據不同情況進行選擇性的打壓。對簽名者中的中共退休官員，當局的辦法是派 出官員私下談話表示勸阻；對於一般的簽名者，當局的辦法是派警察找他們談話進行威脅或 進行某種行政處分；對那些被當局視為領袖的人，則直接派警察傳訊、抄家，甚至拘押。著 名作家劉曉波從2009年12月7日晚就被抓走，到現在仍未放回。然而，上述這一切都是暗中 進行的。至今為止，中共當局既沒有對《零八憲章》公開表態，也沒有對任何簽署者提出正 式起訴。這表明當局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思想上和在法理上都找不出任何像樣的依據，它所剩 下的唯一的手段只有暴力。《零八憲章》的問題屬於言論自由。從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言 論自由問題是共產黨專制的最關鍵的問題。 9、中國經濟改革的致命弱點 和很多人早先的期待相反，在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並沒有把中國引上自由民主之 路。今天，中共當局正是以經濟發展作為根據，用來證明他們堅持一黨專政、拒絕自由民主 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一般人只看到中國經濟取得了迅速的發展，他們常常看不到，或者低估 了所謂「中國模式」的內在危機。我要強調的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有一個致命的 弱點，那就是它整體上缺乏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沒有政治民 主的條件下進行的，掌權者利用改革之機，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自己的財產。早 先，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民的公產；現在，共產黨又以改革的名 義，把屬於全民的公產變成他們自己的私產。起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來是以改革的名 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讓同一個共產黨在50多年的時間裡全做了。這樣造成的財富分配 格局，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廣大人民是不會承認，不會接受的。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公正之上的。這一點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清 楚。一位山西老農民在提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時說：「1949年以前， 我們村就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湖南 長沙一位下崗工人陳洪在他的博客（blog）上寫道：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是應該改革的。要 改革就需要付代價，但是，計劃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搞起來的。憑什麼 你們共產黨不付代價，卻要我們工人付代價？憑什麼你們書記廠長就變成了資本家，而我們 工人就被解雇就失業了呢？ 必須看到，今天的共產黨，比以往更反對自由民主。假如說在六四之前，中共就接受了 自由民主，他們不過是失去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他們還可以和別人進行平等的競爭。那麼 到了今天，如果共產黨接受自由民主，他們就不但會失去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而且還很可能 會被人民以經濟腐敗的罪名送上法庭。所以，今天的中共比以往更還怕自由民主，比以往更 敵視自由民主。這也就意味著，在今天的中國，爭取自由民主更加困難，人民與共產黨統治 集團的矛盾更加尖銳。 未來的中國有兩種可能性：1，如果出現嚴重危機，中共的鎮壓機器失靈，各種被壓制 的矛盾爆發，整個社會就可能陷入極大的混亂。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才匆匆引入民主機制，恐 怕也不能馬上就取得顯著的成效。2，如果中共繼續有效地控制社會，並且隨著時間的流逝 而進一步增強國力，那只會使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原則更加蔑視。我們將面對一個更加 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這樣一個驕橫強大的專制政權必然會對人類 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極大的威脅。顯然，這兩種可能的前景都令人憂慮，後一種前景尤其令人 擔心。 10、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的問題 我認為，在今後一、二十年，中國問題都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更多的日 本朋友來關心中國的問題，關心中國的言論自由，關心中國的民主進程。因為中國是個大國， 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為我們處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生活在小小的地球村。 我們的命運是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的。中國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 的問題。 （2009年4月14日於紐約） （本文系胡平《言論自由與中國民主》（日文）一書序言，該書於2009年5月由日本新 人文出版社出版，譯者石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