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機制 王軍濤 各位朋友，我的發言從政治轉型的角度探討中國民間社會的政治角色及活動方式。 第一，政治轉型理論經歷過兩次轉變 傳統的啟蒙學派的轉型思路是，政治轉型的障礙是思想認識，通過討論和教育的啟蒙， 普及有關轉型的知識後，轉型就可以發生。馬克思主義探討了反對轉型的利益動機和社會基 礎，但還是認為轉型與否的關鍵是人的意願。不過這種意願不是知識決定的，而是利益決定 的。 政治轉型理論的第一次轉變發生在20世紀前期。當法西斯國家的憲政或民主政體被法西 斯主義顛覆後，人們認識到，政治民主化不僅是人們的一廂情願，還有一些因素和條件。那 時，社會研究正在科學化。人們探討各種宏觀因素對轉型的正面或負面的作用，作為轉型的 決定性條件。這些因素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和國際環境。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大潮席捲全球之際，所有這些宏觀條件都被證明不是決定性的條件。 這些因素不決定轉型是否發生，只是影響轉型成敗的概率的因素。而對於任何個案國家都沒 有決定性的意義。 70年代中葉興起的轉型理論主張從朝野互動來理解轉型的動力機制。這種理論總結第三 波民主化的和平開放轉型的動力機制是政治博弈中的各派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互動 中打開就體制，實現政治轉型，一般模式為，當發生執政績效很差、軍事戰敗和繼承危機時， 面對民間抗議或求變呼聲增高，執政者中的開明派、溫和派或改革派堅持自由化的方針，在 與朝中保守派、強硬派或僵硬派的鬥爭中逐步與民間反對派結盟的立場；民間反對派中的理 性力量借執政者中兩派內都提供的空間發展活動方式呼應改革派，最後朝野中的理性派互動 打開體制，啟動轉型。 第二，《零八憲章》的意義 從上述轉型理論看，中國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沒有出現轉型是比較轉型理論的一個異 數，因為按照當時形勢看，中國至少具備兩個轉型的啟動因素：繼承關頭和執政績效。還有 就是六四鎮壓喪失合法性。中國沒發生轉型值得深究原因。 曾經有人在反對運動中尋找原因，但中國民間力量不缺少與當局良性互動的理性力量。 這也是中國民主黨和《零八憲章》派的政治定位的意義。如果我們比較中國反對力量和民間 力量，除了一些道德文章外，在實際政治活動和代價及氣節上都並不遜色於前蘇東陣營中的 異議人士。 因此，中國沒有出現轉型，原因不在民間力量。而是統治者拒絕轉型。 但是，統治者拒絕轉型，與民間力量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主要原因是民間力量的保守 政治心態，在繼承關頭和執政績效很差時，要麼自我感覺還很好，要麼懼怕風險不願轉型。 這樣就使得統治集團感到的轉型壓力不夠大，壓力不能誘導分化統治集團。 第三代轉型理論對於政治家的假設是馬基雅維利式的，當啟動和加入轉型對他們爭權奪 利有利時，他們就會參與。也就是說，轉型不是以對民主理念的追求為前提條件。在以往的 民運討論中，一直有這樣的看法，統治者為什麼要進行一黨專制自殺式的政治轉型？這不是 政客的理性選擇。第三代民主轉型不討論抽像的鐵板一塊的統治集團，而是將其視為不同利 益和取向的派別構成的陣營。在利益驅動足夠大時，會發生分化。轉型會給某些集團帶來巨 大的紅利。因此他們選擇轉型。 第三，中國政治轉型困境與民間反對派力量的策略選擇 就中國案例而言，導致中國在90年代末痛失轉型機會，決不是因為缺乏願意與統治者良 性互動的民間精英。20世紀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初期，曾有精英作如是反思。例如，社會學 者陸學藝曾把8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關於國家改革的討論作為中國失去轉型機會的原因， 他認為這樣的討論使得統治集團不能接受，逼迫統治集團拒絕轉型。這樣的反思學者把所有 統治者不高興或不接受的政綱和活動方式的出現，都視為激進派而定位為導致中國不能轉型 的原因。這樣的看法不符合比較轉型的觀察。事實上，中國民間精英至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 和重大關頭的政綱和政治行動方式，都是溫和的。至今轉型不能發生的原因在於統治者的暴 虐。而且，民間精英的溫和和政治行動的保守特徵，是統治者暴虐得以盛行的條件。 因此，從推動轉型的角度看，中國民間精英應當調整自己的策略選擇。在統治集團暴虐 和民間精英普遍感覺良好時，應當支持甚至尋找適當方式動員底層大眾以大眾的常識正義感 的參與表達，形成治理危機。這樣才能一方面打破精英對現狀的錯覺，另一方面對統治集團 產生足夠壓力，推動變革或催化統治集團的更新式分化。 在第三代轉型理論占主導地位時，就有政治學者分析南非案例，批判那種僅僅從精英和 平互動中尋求轉型的動力機制的思路。南非的轉型中，勞工反抗運動甚至暴力運動，引發國 際社會的壓力，導致舊制度維持的成本代價急劇上升，產生壓力，迫使統治集團接受轉型。 就政治轉型的動力機制的民間條件看，中國現在已經有民主黨作為組織框架資源和《零 八憲章》作為政綱資源，應該說不缺少轉型的政治條件。所缺者是統治集團的意向。轉型理 論不期待他們接受理念；這些在官場上存活的官僚不具有引領變革的政治抱負。但現實的治 理危機會讓他們尋找新的思路解決問題。民間政治精英能否跳出傳統的思路，尋找新的方式 動員新的政治力量參與，將是中國形成轉型動力機制所需要的朝野互動模式的關鍵。 （本文為作者在「公民維權運動與中共建政60年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