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倫理的中共政治倫理 （湖北）譚邁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大慶，天門廣場上表演遊行的隊伍中，出現了中國4代領導 人的畫像。中國人民大學一位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極其負面的現象。瞭解中國政治倫理的人知 道，恰恰是這種看似不合情理的做法，才最符合中國政治倫理的需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制定了憲法，國家領導人應該按照憲法的規定定期換屆走人。所以， 按照現代政治倫理，政府領導人只能論「屆」，而不能傳宗接代。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不是論「屆」，而是論「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傳宗接代：鄧小平別出心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20多年間，儘管核心領導層的成員幾經更迭，但國家領導人 始終是毛澤東。問題出在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上台執政，掌握著黨 政軍國家的大權，是名副其實的第二代領導人。可是，華國鋒延續了毛澤東的思想路線和治 國方針，在政治上不被重新崛起的鄧小平所接受，因此華國鋒在中央政治權力中心逐漸被架 空，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國家領導人。而長期擔任政府副總理的鄧小平卻成為實際上的國家 領導人。按照憲法的規定，這位國家領導人名不正言不順，除了擔任過中央軍委主席一把手 之外，在所有國家政權機構中都沒有擔任過第一把手，這就使得鄧小平在中國的政治歷史上 顯得極為尷尬。為了掩飾這種尷尬，淡化華國鋒的政治影響，鄧小平別出心裁，把第幾屆領 導人替換成第幾代領導人，聲稱毛澤東是第一代領導人，自己是第二代領導人，巧妙地取代 了華國鋒的政治地位，在中國的政治上延續了家族式的傳宗接代的倫理模式。在鄧小平執政 的後期，為了防止自己超越憲法的政治倫理被打破，所以不僅親自將兩位中共中央總書記趕 下台，直接選定了來自上海的技術官僚作為自己的接班人，而且直言不諱地確定第四代領導 人，從而使自己所確立的政治倫理永遠持續下去。 這樣一來，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的關係就顯得十分微妙，按照中國古代傳宗接 代的方法，第三代領導人應該親自選定第四代領導人，但是，江澤民所領導的來自上海的第 三代領導集體顯然無法直接改變這種政治安排。這一方面是因為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上毫無 瑕疵；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第三代領導人迫於社會公眾的壓力有所顧忌。如果徹底打破鄧小平 的政治倫理格局，那麼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但是，第三代領導人並非無所作為，考察一下第四代領導人的政治班底就會發現，第四 代領導人除了共青團出身的少數幾個童子軍之外，絕大多數都來自於第三代領導人。第三代 領導人在政治上毫無避諱自己的執政地位，即使宣佈退休之後，每到重大場合都會以國家領 導人的身份出席，並且站在國家主席的身後。這種政治上的宣示，說明第三代領導人仍然大 權在握，可是這樣一來，卻徹底打破了鄧小平所建立的政治倫理秩序。人們無法想像，一個 在黨內沒有任何職務，在國家權力中心沒有擔任任何領導職務的公民，卻可以站在現任國家 領導人的行列，而不是出現在退休國家領導人的隊伍之中。更令人感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是一種傳承關係，第四代領導人只能跟隨第三代領導人，可是， 考慮到憲法的存在，第四代領導人必須站在第三代領導人的前邊。這種特殊的政治排序只能 說明一點，那就是在中國的憲法規定之外，執政黨內部通過各種權衡，形成了一種非常奇怪 的政治權力分配關係。第三代領導人的核心江澤民可能會傚法毛澤東和鄧小平，在黨內擁有 最後否決權。 瞭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知道，在抗日戰爭和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強化毛 澤東的權力，曾經非常短暫地賦予了毛澤東最後否決權。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後，當時 的共產黨總書記在接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曾經公開了共產黨內部的一個秘密——重大事項 鄧小平同志有最終的決定權。這種共產黨內部特殊的表決機制決定了，國家領導人即使在退 休之後，仍然可以國家領導人的名義，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江澤民很可能如法炮製，在黨 內直接或者間接地得到了這樣的承諾。而江澤民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在第四代領導 集體中安排了自己的子弟兵。不過，江澤民的確不是鄧小平，鄧小平實現了形式上的徹底引 退，而政治上的絕對權威；江澤民則在形式上高調亮相，但是，在政治上卻沒有絕對的權威。 在民主政治發展的今天，這種垂簾聽政或者退而不休的政治安排，既打破了鄧小平所建立的 政治倫理，同時也與中國的憲法格格不入。 現在人們感到困惑的是，按照憲法的規定國家領導人只有兩屆任期。胡錦濤作為國家主 席已經在第一屆任期扮演了傀儡的角色，在第二屆任期內舉行國慶大閱兵，本來可以名正言 順的執掌政權，但是，從天安門城樓上的表演來看，江澤民仍然發揮著絕對的影響力。所以， 如果有一天胡錦濤黯然下台，國際社會千萬不要感到驚奇，從本質上來說，第三代領導人仍 然掌握著絕對的權力，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軍隊之中，這種權力沒有被削弱的跡象。 考察第三代領導人執政時期的所作所為，學術界在私下裡流傳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第三代領導人徹底延續了鄧小平的路線，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實現 了國家財富的累積；但是，另一種觀點卻正好相反。現在有些地方流傳著三大家族的傳說， 或明或暗指向了第三代領導人，認為中國出現了電信家族、電力家族、金融家族，他們打著 改革開放的幌子，與西方跨國公司合作，以股份制的名義，大量聚斂財富，成為中國數一數 二的富豪家族。現在這些家族不僅掌握著國家的金融命脈、能源命脈、信息命脈，而且掌握 著國家的軍隊，這就是為什麼第四代領導人乃至第五代領導人不可能順利掌握國家權力的原 因所在。對這種捕風捉影地猜測，學術界和社會其他各界大可不必關心。在筆者看來，為何 沒有實現共同富裕，為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導致整個社會徹底分裂，原因不在於第三代領 導人，而在於中國執政黨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共產黨政治倫理特別怪異 從理論上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追求的目標，而要實現共產 主義必須實現財富的集中生產分配，所以，公有制就是共產主義的必然選擇。公有制的基本 假定條件是，必須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代替人民掌管國家的財富，並且在財富的分配中先 人後己，大公無私。可是，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蘇聯的共產黨還是中國的共產黨，作為社 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從根本上做到這一點。共產黨掌握國家財富之後，要麼揮霍浪費， 要麼據為己有。計劃經濟本來是一個中性的概念，計劃經濟的核心意思就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發展必須有計劃，而不能盲目發展。可是，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由於政府的腐敗和盲 目決策，導致整個國家的計劃經濟徹底破產。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把所有 的責任都推給了計劃經濟，絲毫沒有檢討作為計劃經濟的執行者共產黨政府所應該承擔的責 任，反而一頭扎進了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試圖用市場經濟來矇混過關。事實上，計劃經濟 和市場經濟本身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關係，在西方國家計劃是由市場主體作出的，而在中國 計劃則是由政府作出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政府制定計劃並且實施可能比市場主 體制定計劃更有效率，其中的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政府實施的計劃經濟可以避免分散決策 所造成的浪費，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現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但是，馬克思也並非沒有意識到公 有制條件下計劃經濟的弊端，他看到了掌握國家財富的執政者貪污腐敗可能產生的災難，所 以，他另闢蹊徑設計了人民代表制度，並且在分析巴黎公社制度的時候，對人民代表的薪金 作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定，目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防止人民代表蛻化變質，從國家的公僕變為 國家的主人。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馬克思這一套非常精密的設計，在共產黨執政時期徹底 變形。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共產黨執政之後，都無法擺脫貪污腐敗的歷史週期率。當今中國 共產黨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甚至連執政黨自己的中央文件都不得不公開承認。這說明如果 沒有高效廉潔的執政黨，那麼，即使採用了市場經濟，也無法擺脫執政黨所面臨的問題。中 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實行市場經濟之後，由於社會實行分散決策，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干 部貪污腐敗有更多的可乘之機，貪污腐敗現象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共產黨所面臨 的最大問題不在於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而在於共產黨執政者沒有擺脫人類的劣根性，在 聚斂財富方面與任何黨派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共產黨在重新建立政治倫理格局的時候，摻雜進了更多的經濟利益。而政治與經濟利益 的結合，使得共產黨的政治倫理顯得特別怪異。坦率地說，現在普通中國老百姓對共產黨執 政領導人並不感興趣，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奇特的一幕，除了少數海外新聞媒體和政治學教 授發表議論之外，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普通中國老百姓只是想知道，這些打 著懲治貪污腐敗旗幟的共產黨領導人，自己的家族聚斂了多少財富，他們希望中國共產黨頒 布財產申報制度，將他們家族的財富大白於天下。至於在共產黨內部究竟會出現怎樣的政治 鬥爭，在政治鬥爭中會出現哪些犧牲品，他們漠不關心。這與其說是政治冷漠，還不如說是 一種政治寒心。當公眾對一個執政黨缺乏政治熱情的時候，這個執政黨已經陷入到十分尷尬 的境地——如果推進民主體制改革，那麼他們必然會被拋棄；如果維持現狀，那麼，他們收 獲的只能是白眼。 現在已經有一些中共黨建專家在討論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問題，他們把中國共產黨的政 治協商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協商制度可以穩定大局。可是，看一 看天安門城樓上的政治排序，人們就會發現政治協商到底是什麼貨色。這既不同於現代的政 治分贓，也不同於傳統的宮廷政變，而是一種沒有政治倫理的政治倫理。 共產黨的執政者以腐敗打碎人類夢想 必須坦率承認，筆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章程始終充滿好感，這是一個擁有理想，胸懷人類 的偉大政黨。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彷彿有一種無窮的魔力，把那些走進政治舞 台中央的人很快變成政治小丑。他們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可以叱吒風雲，運籌帷幄，可是，一 旦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他們就陷入絕對的腐敗之中。當年毛澤東曾經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以 土地的私有化作為革命的旗幟，讓一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拋頭顱灑熱血，建設社會主義新中 國。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久，毛澤東率先拋棄了患難與共的農民兄弟，把農村土地 通過初級社、合作社、人民公社收歸集體所有，實際上變成了政府所有。集體經濟組織只能 在土地上種植莊稼，而政府可以通過土地徵收，把農村集體土地變為國有土地，然後進行房 地產開發。這種赤裸裸的掠奪，使得數億農民兄弟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城市打工。這種可以和 「圈地運動」相比的資本主義，使得中國共產黨失去了農民的支持。而在農村自治組織發展 過程中滋生出來的「黑惡勢力」以及傳統家族勢力，則進一步剝奪了弱勢群體生存的權利。 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群眾，源源不斷地湧向北京。他們或許是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但他們 正在以這種悲壯的舉動向共產黨抗爭。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就是看到了中國農村土地革命之後產生的嚴重危機。他允許農民 承包土地，並且在土地上自由地耕種，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可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全 國各地的「開發區熱」，到9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房地產熱」，掠奪農民土地的運動如火如 荼。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實行分稅制改革，將大部分稅收歸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利用獲 得的稅收，建立了一系列龐大的工程。而在工程建設的過程中，培養了一個又一個腐敗的家 族，少數人從國有資源配置中獲得了巨額財富。不僅如此，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由於部 分權力家族與西方跨國公司合謀，實行低價出售國有企業股份的策略，結果導致中國積累了 半個多世紀的財富在頃刻成為西方投資銀行的囊中之物。這樣的改革天怒人怨，用當時國務 院總理的話來說就是「民怨沸騰」。 所謂第四代領導人上台執政之後，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把改善民生作為 改革的重點。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他們在各個階層不斷地用合 法的方式阻撓改革。所以，無論是價格體制改革、所有制體制改革、勞動體制改革，還是社 會保障體制改革，都面臨著重重困難。第三代領導人正是利用了社會改革所產生的矛盾，不 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地盤。 人走茶涼本來是政治常態。可是，當第三代人逐漸謝幕走下舞台的時候，第四代領導人 才感到寒意襲人。必須莊重地指出，所謂第三代領導人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動宮廷政變， 第三代領導人除了繼續在人事安排上發揮影響之外，還沒有把整個國家的財富變為自己的財 富。就這一點，我們應該把第三代領導人和中國歷朝歷代的封建君主區分開來。當美國著名 的節目主持人華萊士採訪第三代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時候，曾經把這位可愛的技術專家稱之 為獨裁者。這位技術專家毫不客氣地說，世界上有公開宣佈退休的獨裁者嗎？現在看來，如 果江澤民能夠更加利索地退出政治舞台，或許他的背影更加精彩。 在第三代領導人執政時期，中國的政壇豐富多彩。能歌善舞、善於表演的江澤民，無論 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曾經讓世界人民的眼睛為之一亮；而那位無所顧忌的鐵面總理，則讓 國內外的學術界透過一個特殊的窗口看到了中國執政黨的許多玄機；表面看來無所作為但實 際上大有作為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則默默地在水利工地、電力建設方面發揮自己專業工程師 的作用。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組合，也是中國市場經濟得以延續的重要推動力量。假如，僅 僅是假如，在一個城市或者在一個地區，出現這樣一個專業的團隊，那麼，這個地區將會有 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這個地區的人民將會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這個地區將會通過發展市 場經濟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轉型的國家，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的基 本理論缺乏深入的研究，對憲法缺乏起碼的尊重，對人民缺乏起碼的關注和同情，那麼，在 執政的過程中必然會導致民不聊生。 發展市場經濟，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就是實現主權在民，就是將財富重新分配到人民的手 中；從消極的一面來看則是通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與民爭利。當前中國公眾之所以表現出政 治冷漠，就是因為他們不願在意識形態領域浪費更多的口舌，他們只是希望看一看那些高呼 共產主義口號的領導人是否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是否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共和國的要害 部門，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聚斂了多少財富。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所謂知情權。很遺 憾的是，拍胸頓足、信誓旦旦的共產黨領導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滿足他們的這項權利。從這 個角度來看，對這個執政黨還有什麼樣的指望？ 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人類最美麗的政治黨綱，讓共產主義成為人類的夢想。但是共產黨的 執政者正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徹底打碎人類的夢想。共產黨將自己包裹起來，希望通過自娛 自樂，實現完全執政。但是紙包不住火，總有一天人們會看到共產黨執政團隊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