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與柏林牆倒塌：20年後的比較思考

王軍濤


    據說，在上個世紀末，美國一批新聞記者評選20世紀的經典鏡頭時，有兩個鏡頭呼聲最
高：一個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尾聲中一位現在被叫做王維林的隻身擋坦克，另一個是柏林牆
倒塌。在世界看來，這兩個鏡頭象徵著不同的意義。中國的鏡頭象徵著面對鎮壓而繼續英勇
鬥爭，而柏林牆倒塌則象徵著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陣營間的冷戰競爭以
共產主義慘敗而告結束。對於中國人，這兩個事件則象徵著一樣的內容但不同的後果：中國
人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過結束共產黨專制的努力，別人成功，我們失敗了。因此，每當
面對柏林牆倒塌時，國人都痛心地想到一個問題：是什麼導致了在同一場全球化浪潮中，別
人成功而我們失敗了？

    1989年民主運動在中國政治史乃至人類政治史上，就規模、動員深度和影響而言，都是
一場罕見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失敗使得中國痛失加入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機遇。每個關
注中國政治前景的人都不能不探尋：這場運動為什麼失敗而別人獲得了成功？

    最初的答案是簡單明確的，面對坦克和機槍，手無寸鐵的民眾被鎮壓了。這樣的答案在
六四慘案剛發生時，一目瞭然；任何懷疑，都被當作道德上的罪惡加以譴責。如果說，運動
有什麼錯誤，那也是對於鎮壓沒有思想準備，把敵人想得太善良。不過，這樣的解釋很難說
是認為運動失敗了；這更像是說：運動喚醒了人民，經歷了短暫的挫折後，運動將會取得最
後的勝利。

    隨著時間推移，血泊中形成的信念開始變化。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重新啟動經濟改革
並帶來新一輪高速發展，使得許多人開始接受鄧小平的想法：那場運動本身是錯誤的；這些
人退出了對民主運動的支持，轉而加入中國當權者主導的發展浪潮之中。還有一些人繼續停
留在運動中，思考運動為什麼失敗。他們開始尋找運動本身的問題並讓這樣的問題對失敗承
擔責任。

    有兩類運動組織者的問題被提出來作為失敗的原因。第一類是運動組織者不講策略，沒
有及時撤出廣場。第二類原因是運動組織者有嚴重的精神境界、道德、心理和智慧缺陷，導
致運動的失敗。

    第一類問題對於改進運動是有意義的，今後中國必須要經過民主化，而民主化也必須要
再次駕馭運動，總結經驗和教訓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再下次做得更好。特別是在中國當局嚴
厲封殺歷史真相的時候，這些寶貴經驗和教訓應該通過民間的討論傳遞下去。從我個人的政
治經驗積累看，這個假設的教訓也是成立的。如果當時運動能夠做到理性負責、進退有據，
收發自如，那麼不會有那麼大規模核嚴酷的鎮壓和清洗，導致積累十年的政治改革者在體制
內外全軍覆沒。然而，我不認為這可以作為運動成敗的關鍵教訓。如果我們把中國1989年的
運動與其他國家同期運動比較就發現，轉型都是在逼宮式政治風潮的壓力下發生的，其他國
家的民主力量在統治集團沒有答應全面變革之前也沒有退讓，統治集團也發生分化，唯一區
別是中國碰到了鄧小平這個20世紀後期最鐵血的獨裁政治人物，他選擇了鎮壓而其他國家的
專制者在大規模政治風潮面前選擇了政體轉型。統治集團的關鍵人物的差異導致中國民運失
敗而其他國家成功。當其他國家面臨鄧小平這樣的獨裁領袖時，從西班牙到捷匈波也同樣失
敗。如果我們比較這些運動可以發現，中國的運動從訴求到方式看都更理性和溫和。

    第二類問題其實是民運的總體問題，不僅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問題。我贊成以這樣的檢
討態度改進民運質量，但作為這不是民主運動成敗的重要根源。當一個國家民主運動成功的
條件成熟時，或者當民主運動趨於高潮的條件成熟時，即使原有的民主運動領袖和團隊不能
勝任，也會產生新的領袖和團隊。1989年大波驟起，79年的民運領袖都在監獄中或者被孤立
分割，中國民主運動在一夜之間產生一批世界範圍最大影響的學生領袖，就是一個例證。如
果我們研究各國民運史可以發現，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可以是完美的英雄，但真正發動、推
進和主導運動的指揮者，往往是一些有著各種正常人看來不完美的人。

    我覺得，六四屠殺和柏林牆倒塌後20年，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真正該追問的問題是：20年
來中國發生的變化對民主運動提出什麼必須克服的挑戰？如果我們不能回答這樣的挑戰，中
國雖然還會實現民主化，但民運人士會失去主導這一偉大進程的機遇並由此使得中國的民主
化多些彎路。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看看中國現實就會發現，中國的專制執政者已經在一個加入全球化、
實行市場化和引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度，成功地建立一個控制來自中國內外的政治挑戰
的機制，而民主運動還在過去挑戰一個封閉、遲滯和野蠻的政權的經驗中思考政治問題。這
種視野局限，使得民運不能抓住所有機會，喪失一些影響本該被影響的社會群體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