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的修行與分化 （愛爾蘭）畢研韜 在信息化與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內地知識份子要重建自信與尊嚴，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 價值的有機結合，就必須首先跨越「入世」「入仕」和「入時」三道門檻。這三道門檻並非 彼此孤立，而是相互關聯的。知識份子對這三道門檻的選擇性跨越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 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 知識份子的三道門檻 1，「出世做人」與「入世做事」 朱光潛先生倡導「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後人簡稱為「出世做人， 入世做事」。無論何人，只有妥善處理「出世」與「入世」的關係，才能實現個人價值與社 會價值的完美結合。這就要求我們先做人後做事，人品與學品兼修，秉持「出世之心、入世 之情」。 張豈之教授認為，「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精神」是中華人文精神的重要內 涵。從實用哲學看，一個人的價值體現在其使用價值上。一個人只有關心世人、關注世事， 敢於直面社會、直面人生，才能贏得世人的重視與尊重。從世俗的角度看，一個不願或不善 關心別人的人怎會贏得別人的關心、關注呢？ 遺憾的是，在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言行不一、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某教授曾撰文大 談知識份子的「學品」建設，可他本人不過是個自私刻薄的小人。某碩士導師為爭取擔任某 期刊之「特約編委」，曾厚顏無恥地自我吹捧，並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可在該刊停辦、失 去利用價值後，又以正人君子自居反唇相譏。事實上，那些在台上高談闊論、發號施令的， 更不乏欺上瞞下、道德敗壞的偽君子。筆者在中國的高校裡生活了23個春秋，此等卑鄙齷齪 的小人見得多了！ 2005年1月，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海南大學演講時呼籲：政府和社會應像重視自 然科學那樣重視人文社會學科。筆者認為只有直面現實中的重大敏感問題，只有能夠解決 「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的價值才能得到體現，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所以在學術研究中， 我們必須努力提升自己的「問題」意識，努力提高自己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2，「御用文人」與「草根學者」 「學而優則仕」是影響深遠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在「官本位」變本加厲的當今時代更成 為廣大學子的奮鬥目標。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消息，截至10月24日24時，共有 135萬人通過招錄機關的資格審查，根據以往經驗，預計2010年將有100萬人確認參加考試。 廣東省政協科教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劉紀顯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怪現象，認為學問做得 好就一定要當官，不當官人家就認為你有問題。廣東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譚澤中舉例說明， 「深圳一個處長職位，竟有40個教授來爭！」對此，民間表述得更通俗更深刻：「不入仕， 就不入時、不入流、不入門、不入道，也就不入席。」可以說，official worship（或者 official-orientated）已經成為考察中國政治社會生態的重要指標之一。個中緣由十分簡 單，無需筆者贅言。 國際上有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效果明顯。國內李廣良博士感慨： 為什麼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其表現與此前迥然不同？這種大規模的、集體性的轉向， 不但表現在外在的政治行為上，而且表現在內在的思想學問上；不但表現在人文科學家身上， 而且表現在自然科學家身上；不但表現在普通知識份子身上，而且表現在一流知識份子身上。 從話語到行為、從個人到群體、從思想到信仰，如此徹底決絕的轉變，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 的，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事實上，中國政府為鞏固其合法性基礎，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角度入手，強 力收編知識份子。新浪網《唐唐的BLOG》中有文章指出：「虛偽、虛假、無恥、冷漠、恐懼、 無望、絕望，滲透和籠罩了這個時代的知識人。反映出來的是一種價值顛倒、人性淪喪和人 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作者直言，中國「學術腐敗 盛行，……，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作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名牌大學已淪 為江湖，著名學者公開為強勢集團辨護，上市圈錢、與民爭利……。」 這篇文章進一步分析中國知識份子蛻變的深層原因：「經濟、政治、精神文化上的無數 問題已匯聚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問題情結，積重難返，它深刻地影響和滲透進作為個體的人的 靈魂，壓抑和恐懼籠罩了國人的心靈。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處境的尷尬和權力的 專橫和殘暴。」 既然環繞權力中心便可獲得更多直接和間接的、物質和精神的利益，那麼，願意或者敢 於為民請命的知識份子就少而又少了。不過，隨著「極不平凡」的2008年的逝去，筆者欣喜 地發現，來自體制內外知識界「獨立」的聲音有所增加。他們探索真理，啟迪民智；他們探 求真相，扶弱濟困。他們是戰鬥在邊緣地帶的游擊智士，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希望所 在！ 3，「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 在2008年6月召開的中國科協第三屆學術交流理論研討會上，科協書記處書記馮長根表 示，「我們的學術論文引用率低，就像糧食爛在倉庫裡，沒有人發現。」在此前後，不少學 者分析過中國論文引用率的原因。在傳播學領域，筆者認為，論文作者學術視野狹窄、理論 與方法落後、課題滯後、脫離現實、閉門造車，是主要原因。 傳播學傳入中國已經2、30年，但至今還停留在引介階段。中國高校使用人數較多的傳 播學教材是郭慶光先生1999年11月出版的。考慮到學術成果的引進週期，估計該教材介紹的 國外傳播學成果應該在1998年前。國內出版的傳播學學術論文，理論水平與實戰價值也都亟 待提高。 中國內地學者往往缺少直面現實問題的勇氣與能力，自然也就無法有效指導社會實踐。 而台灣、香港的學者不僅具有較強的媒介使用權（right to access media），而且擁有較 強的社會組織能力，具有在廣闊的社會空間內實踐其學術成果的環境與能量。當然，最近幾 年，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中國學者也在明顯增加。這讓筆者稍感欣慰。 列寧的組織理論指出，「先知者」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他們試圖促使「大眾」進一 步覺醒，以推動社會變革。但是，「大眾」的覺悟卻只能在「親身經歷」中逐步提高。只有 加以時日，或借助策略性的觸動，「大眾」的覺悟才能昇華到「先知者」期待的水平。而在 這個過程中，「先知者」必須強化和「大眾」的聯繫，並贏得「大眾」的認可。 人類歷史表明，任何社會運動都是在精英的策動下完成的，而目前的中國尚缺乏這類能 夠帶領民眾完成改革大業的領軍人物。這類缺乏體現在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就質量而言， 中國的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亟需提升其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感，亟需先進政治理論、傳播理 論和社會變革理論（Theories of Change）的指導。 目前的中國還缺乏足夠的「力量集結 點」。沒有高度組織化的、深受大眾支持的社會網絡，中國的社會變革就很難有效推進。為 此，一方面各界精英人士要利用體制內外的各種渠道促使政府降低非政府組織的成立門檻， 另一方面要協助現有非政府組織加強能力建設。 中國的四類學者 按照平行分類法，我把中國內地學者分成四大類，並按其數量眾寡介紹如下。第一類學 者「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此類學者人數多，成果多，影響大。第二類學者 視「學而優則仕」為金科玉律，積極為政府出謀劃策，以獲得政治頭銜為榮。此類學者最得 官方喜愛。第三類學者以批評中國政府為己任。遺憾的是，其中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民主， 因此很容易成為西方媒體的寵兒。第四類學者不僅嚴詞批評中國時政，而且反對全盤西化。 這類學者裡外不討好，中國媒體和西方媒體都拒絕為其提供言論平台。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June T. Dreyer注意到，中國的「新傳統主義」人士反對全盤西化； 他們當中許多人曾在國外留學，對西方社會並不完全認同。筆者注意到，越是對西方社會有 親身體驗的學者就越強調對西方新聞制度的揚棄，而越是對國內現行體制不滿的人（其中大 多缺乏對西方社會的直接觀察）就越迷信西方新聞自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把國人與外 部信息網絡隔絕開來未必就能鞏固中共的執政地位；反之，將國人充分暴露在西方社會制度 和媒介環境中也未必就會危害中國的穩定與發展。 在中國大汶河污染問題上，不同類型知識份子的立場與態度迥異。大汶河是黃河的一條 支流，主體位於山東省泰安市境內。曾經清澈見底的大汶河已於約20年前遭到嚴重污染，現 在已經臭不可聞。因河兩岸的地下水已被污染，村民們只能自掏腰包買水喝。不僅如此，由 於河水污染，兩岸居民患癌症者劇增。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我國水污染形勢嚴峻，催生數 「癌症村」》一文，列舉了國內的6個「癌症村」。山東省肥城市的肖家店村便是其中之一。 2005年6月22日，CCTV《經濟半小時》曾以「揭密山東肥城肖家店死亡名單，污染導致癌症 蔓延」為題專題報道。 從上述筆者的親身經歷可以看出，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不同的知識份子採取了截 然不同的立場和態度。從動力學上分析，要動員更多知識份子投身中國社會變革中來，就必 須改造中國目前的利益分配機制，促使知識份子為了保障、擴大個人利益而改變立場或策略。 事實上，獨立媒體和獨立學者在這方面擁有很大的運作空間，完全能夠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 壓力，足以打破並重組知識份子參與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聯盟。 中國知識份子的複雜現狀和分化 事實上，中國知識份子現狀比上文所述複雜得多。這主要表現在： 一、知識份子大都是不同立場的混合體，而不可能是涇渭分明、立場單一的社會個體。 在現實生活下，知識份子為（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生存計，難免會成為複雜的多面體。 即使再偉大的英雄也會有私心雜念，只是有時不為人察覺或者可以不必細究而已。那些為學 術而學術的知識份子，大多是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下存在著。 二、知識份子大都是搖擺不居的複雜體，而不可能是立場堅定、信仰如一的得道高僧。 即便是「純」知識份子，也會在新的誘惑下產生新的慾望，只是他們在投資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支配下，在審視自身的資源、預測必須的成本後，再次選擇了維持現 狀。事實上，他們總是在新的誘惑下不斷地進行新一輪評估，不斷地進行自我調適。總有一 天，當確信必要的冒險可以接受時，他們會選擇改變。 三、知識份子大都是策略大師、太極高手，而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實面目、真實思想毫無 保留地示人。林語堂說，中華民族「善謀自存」。智謀文化直接影響中華民族的性格塑造。 梁漱溟認為，中華民族不僅「自私自利」，而且具有「堅韌及殘忍、韌性及彈性、圓熟老到」 之特性。筆者發現，那些批評中國時政者往往具有不同的動機：有的是為捍衛真理與信仰， 是一種本能的流露；有的卻是為了吸引國內外輿論關注，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自我營銷策略。 從宏觀角度考量，中國知識份子的不斷分化是適應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在全球化與信 息化時代，那種單純依賴物質刺激和精神吸引來改造、控制知識份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國知識份子的「這種大規模的、集體性的轉向」是中國在 進化過程中各種力量長期搏弈的結果。只有洞悉知識份子不斷變化的內在需求，全面瞭解社 會生態的巨大變化，才能理解中國知識份子的具體表現和實際功能。 （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目前在歐洲研修政治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