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逃亡 （泰國）程維民 本人沒有參加過任何民運組織，也沒有協同民運組織做過什麼大事情。但20多年以來， 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事業的奮鬥自始以終。隨著自我人格的逐漸成熟，這種具有普世 價值觀的信念愈加堅定。 出自地主家庭的我，兒時目睹和經歷了父親深受共產黨政權迫害及苦難生活的日子。無 形中也逐漸產生了對中共當局的怨恨，就像1992年我在北京大學被抓時，一個警察怒訓我的 那樣，「你小子的反共思想根深蒂固」。青年時期由於對現實生活的強烈不滿，在接觸不同 的聲音或反共的信息時則格外欣喜。為此，從剛讀中學開始我便熱衷於收聽台灣的光華廣播 和美國之音等，在17歲那年（1981年），由於受到「敵台」的感染，我自發組織成立了「自 由青年團」（其實包括我就4人參加），本人還親自草寫了青年團章規。在一次給台灣光華 廣播電台投信的事件中，我被河南省潢川縣公安局逮捕（因為信當時是從潢川縣境內寄出 的）。由於尚居少年，在公安局拘留15天後，被拉到潢川縣牛崗鄉和來龍鄉遊街示眾，要求 當眾發表懺悔後釋放。此事當年被老百姓傳為奇談。由於這次事件的發生，我便棄學出去， 到處流浪。一年後，我在省城鄭州市一家著名餐廳（和記燴面）做了一份幾乎沒有薪水的雜 工，接著便開始學廚，後來成為了一名燴面師傅。 89民運去北京 20歲那年，我被南陽市一家餐廳老闆聘為廚師。3年後，我與朋友合作在南陽火車站對 面開了家「大世界酒家」。從此我也算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內地早期的萬元戶。後來我利用在 異地掏來的第一桶金，回到老家息縣長陵鄉開辦了一家千頭養豬場。基於經濟條件的改善， 我隨時嚮往著對家鄉父老的回報，我對所在鄉村學校和鄉村數十名五保老人進行了數年的幫 扶。對此，息縣縣廣播電台還進行過專題報道。 由於早期輟學，成年後深感知識的匱乏，於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參加了一些函授 的學習。就在我準備進入大學走讀之際，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震驚中外的學生民主運動， 在聞訊這一消息的同時，我的心情洶湧澎湃、熱血沸騰，恨不得一步飛臨現場，衝鋒陷陣。 當幾經輾轉於89年5月19日到達北京時，由於當天發佈戒嚴令，當時只是停留廣場外圍。 緊接著廣場指揮部發出號召，要求同學們（主要指外高聯）回到所在省市，各自為陣，積極 發動群眾奮起聲援北京學生運動，我決定立刻返回河南信陽，希望藉機有所作為。由於5月 20日開始，上百萬的北京市民上街聲援學生，阻攔軍車，我足足花了4天時間才走出北京。 回到信陽，我立即到新華書店買了兩台臘板油印機。召集幾位兄弟開始印發每天的學生 消息。當時定為各「學運快報」。在11天晝夜不停的印發同時，京廣鐵路沿線到處傳閱著 「學運快報」。「六四」過後的第3天，地方形勢驟然緊張，隨即我也停止了印發，為躲避 追查，我回到息縣老家，當時我中學時期的班主任甕文超老師和大隊會計王文敏還特地去看 望我。記得甕老師還勸慰我說：「你要放冷靜，自古以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胳膊是硬 不過大腿的」。王文敏後來把我的油印機拿到大隊部也派上用場。隨著當局秋後算賬的形勢 逼緊，在眾多親朋好友的強烈要求下，我於6月10日又離開家鄉南下謀生。後來當局還是追查 到我的老家，但在父老鄉親們好心為我與當局的周旋下，一時間我總算躲過了六四當即的那 一劫。 六四慘案以後，中國社會突然顯得格外的「肅靜」，在幾乎以全球性的同聲譴責和抗議 之際，而中國人民自身也似乎只有忍受和服從的選擇。這也是中共以武力和集權統治中國的 意志圖謀，這種以高壓手段打擊社會良知的統治結果，最終必將導致整體社會道德的衰敗。 1992年初春，六四即將3週年，中國大陸官商勾結，貪腐有加，社會道德每況愈下。國 民精神意志處於極度「麻痺」的狀態。目睹現時的一切，令我憂心忡忡，不時使我懷念六四， 渴望社會重現當年學子們的鬥爭精神。為此，一種強烈的良心衝動使我決定用其有限的力量 盡可能喚起國人的覺醒。於是，在六四3週年到來之前，我要付諸行動。 印製傳單 紀念六四3週年 位於福建省西南地區的詔安縣，盛產編織麻袋的紅麻種子。八九六四後的兩年初春，我 都會到這兒收購麻種再販賣到家鄉。1992年的新年開始，我帶著5萬元的人民幣如是來到詔 安縣。而這次來並非為了收購種子，我計劃在此地秘密做些大事情。當年的詔安縣還是比較 落後的，城區街道的房子多為兩三層的舊樓。位於城西北角的一處兩層木樓是一家印刷門店 叫「大眾印刷服務社」。店裡機械設備也是老式的，服務社只有4名中年女工，通過瞭解這 個印刷門店是她們從單位承包過來的，所謂承包就是自勞自食。當時我找到她們是想要她們 幫我印刷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就是在紀念六四3週年前夕我欲向全國各地郵寄、投放、散發 及張貼的傳單。準備印的傳單有3份，分別是「致全國同胞公開信」、「致全國知識分子公 開信」和「繼承烈士遺志，推動民主進程—紀念（六四）3週年」。為避開她們對所印資料 的敏感性，我特別以加班趕印及高價的誘惑很快與其成交並投印。就這樣，總共6萬張的印 刷量，包括加班費我付給其7400元人民幣。 預備的傳單印好之後，我立即運往廈門，在一家「黑貓旅館」住下。隨後我就到書店買 了一本《全國郵政大全》，按照上面的郵編和地址，開始向全國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民 主黨派等進行郵寄。當時信封的落款（寄信人）我特別注上「海峽文學交流協會」之字樣， 以求郵途順利。近4000封的全國各地郵件，我分別從廈門、福州、南昌寄出，此時的日期是 當年的3月中旬。按計劃，在六四三週年到來之前，我先到上海一些主要大學進行投放（投 放地點主要是宿舍走廊和洗臉間），最後我會把這次行動的重點放在北京。 4月初，我帶著大約一萬張的傳單前往上海，其餘的寄存在廈門。到上海後，我分別在 復旦、同濟、交大等6所大學進行投放，其中在復旦大學投放時，我還花50元錢找來一名臨 時幫手協助我。在緊張的上海行動之後，我藉機空手去了一趟北京，此行主要是先瞭解一下 北京的狀況，包括主要學校的分佈，以及方便行動的落腳點。為掩人耳目，我隨即在當時的 北京商學院（現為北京工商大學）找了一份清潔工，並約定於4月15日正式上班。由於時間 緊驟，我特地乘飛機返回廈門，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飛機。當時飛機票價是480元。 到了廈門，我帶上所有的傳單隨即趕往北京。在北京商學院住下以後，我一邊做工，一邊擇 機到不同學校進行投放。為安全起見，進入某校時我會選擇時段或裝扮成餐廳工作者等。與 此同時，我也不時地在一些公交站點等處進行了張貼。在分別對人大、科大、北師大、政大、 農大、清華等十餘所大學的投放之後，我於5月18日下午4時許帶著一包傳單前往北京大學， 在通過前門進入時，我被當時已守候在此的北京市公安局特警當場抓獲。在北大保衛科進行 身份核實之後，我被押往北京市公安局，經過短暫停留，於當晚又押送到幾十里外的北京市 看守所。後來才知道此處也叫秦城監獄。 5月19日天剛亮，他們就開始對我進行了緊急提審。在歷時半個月的急審中，我被數次 的在深夜間從夢中叫醒。他們如此超常規的反覆審問，目的是考驗或驗證我所交代問題的真 實性。每一次的提審都是在一個大廳中進行，參加人員數名，後來還包括上海和廈門方面來 的，並且每一次還進行全場的錄音錄像。在一次當庭的會審中，當確認這次事件僅屬我一個 人的所作所為的時候（之前他們一直認為我有一幫人，或受國外指使），他們似乎感到非常 的不可思議。後來一位警官告訴我，因為我一個人的折騰，全國上下公安部門大動干戈，光 北京市公安局在各高校佈置的警力就超過1000人。到目前為止，每當我想起那次的行動都會 感到自豪。 在北京看守所近20天的審查關押後，於6月初由廈門和上海的四名警官把我帶上火車。 後來才明白，這是由於我的案發地點在廈門，最終必須由廈門方面來審判。北京到上海的火 車，乘坐的是軟臥車廂。一路上我一直被銬著手銬。就餐時幾位警官與火車乘警在一邊大吃 大喝，而把我銬在一個角落裡。一會兒，一位胖胖的中年餐車師傅走了過來，彎下身子對我 說：「小兄弟，好樣的。你的故事我都聽乘警說了，我支持你，你等會兒，我去給你弄好吃 的」。看著胖師傅那慈祥的面孔，我不禁流出了眼淚。胖師傅一手捏著我的胳膊，一手拍拍 我的肩膀便轉身走了。看到他的背影，我彷彿看到了當年數百萬北京市民聲援學生的身影。 不一會兒，一位餐車服務小姐把飯菜端了上來，滿滿的4個盤子，雞、魚、肉、蛋幾乎都有， 並且還帶有一盒紅塔山牌的香煙。當時小姐不停地點頭說「慢慢吃，還需要什麼儘管講」。 這些平凡而普通的言語，令我倍受鼓舞 ，那時刻我就想，即便是這次行動我沒有達到預期 的目的，但從他們的眼神中我感到是值得的。到了上海，兩地的警官之間進行了手續交接， 我也在一份卷宗筆錄上簽了字，隨後便被押往廈門。 在廈門看守所，我很快被正式批捕。隨後便是一連串的提審和起訴，在經過不公開的審 理之後，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於當年的十月底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我有期徒刑兩年， 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對於我的判處，他們說，是考慮到我曾經對社會有所貢獻並能坦白交代 罪行，所給予的判刑是最輕的。 囚禁的殘酷 漫長的兩年監獄生活，讓我體驗了人被囚禁的殘酷滋味。1994年5月18日是我刑滿釋放 的日子，當時是一名姓汪的中年管教幹部和廈門公安局政保處的一名警官一起送我到河南信 陽地區公安局，然後再由信陽公安局派人送我到息縣公安局，最後又送到長陵鄉派出所，接 下來我要求自己回家。當時公安部門還要我一個月內不准外出，然後外出也就跟派出所講一 下。隨後我和聞訊趕來的鄉親一起回到村子。當媽媽看到我的一剎那便立刻抱著我痛哭，看 到疲憊而蒼老的媽媽，我無法忍受愧疚的情感。此時的鄉親們蜂擁而至，個個見到我不禁流 下淚水。之後的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前往看望我的父老鄉親絡繹不絕，當時村會計王文敏為 我代收的慰問金就達一萬八千多元。這是我們家鄉的習俗（鄉親們之間有什麼事多半會送點 錢以表心意，當時的禮額多為10—20元）。 一個月之後，我又回到信陽市的住家，也就是我岳父的家裡。岳父沒有兒子，我又當女 婿又當兒子。由於這次的牢獄，我虧欠他們太多，尤其面對我的妻子和女兒（坐牢時女兒剛 兩歲），更無言以對。我只有在以後的日子裡盡心力去彌補她們。也因為這兩年的牢獄，令 我的生活和事業舉步維艱。當初的養豬場早已關閉，無奈之下，我帶著妻子於1996年初去了 新疆，投奔早在那邊發展的老鄉。 在南疆的庫爾勒地區，經過半年多的艱難打拼，我基本站住了腳，在經營一家餐廳的同 時，我還間接從事一些貿易生意。但最大的收穫莫過於上帝賜福我，在新疆又得了一個兒子。 我給他起名叫程金戈，即金色戈壁的意思。一段時間的新疆生活，給我的感覺是當地維族的 青年一代對漢族生意人非常的牴觸。如此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當時我不得而知。但令我費解 的是，每當八一和十一等節日，中共解放軍則出動大批裝甲車、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在新疆 各大城市遊行示威。我不明白中共當局如此的行動是為了確保社會的安定，還是製作人心的 不安定。 1998年10月，我的岳母在信陽的老家出了嚴重的車禍，住院治療急需我們的貼身照顧。 另包括我女兒的就學問題（中共規定沒有新疆戶口的內地子女不能平等參加新疆高考），我 決定轉掉現有的生意，回去老家。 次年初，岳母的身體基本痊癒。閒暇之餘，我搞了一次針對農村社會發展現狀的調研。 通過調查瞭解，我發現內陸地區的農村愈來愈無法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苛捐稅費，包括普遍性 的農村基層組織嚴重的隱型（沒有公開的掛賬）負債問題，是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黑暗面。 對此，我通過「亞洲自由電台」威廉的節目進行了系列的報道。 逃往泰國 1998年初夏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獲悉了一起發生在河南信陽的竊取死囚犯器官進行倒賣 移植的惡性案子。當時我通過受害人家屬提供的線索，順籐摸瓜，秘密走訪，在經過半年多 的精心調查，我以鐵的事實揭露了跨越數省區的竊取死刑犯器官進行倒賣移植的罪惡行為， 並通過海外的相關人權機構爆光。為此招到中共當局的秘密通緝。隨後在國外朋友的幫助下， 我逃到泰國曼谷，並獲得聯合國的難民庇護。這就是我的第一次逃亡。 剛到曼谷的時候，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生活非常艱難。由於身份（難民身份在泰國不 能辦工作證、駕駛證）、年齡、語言等障礙，工作相當難找。在幾經努力之下，最後我在曼 谷是隆路19巷的「永和豆漿」（台灣老闆）做了一份幫工。同期與來自緬甸的小弟們一同在 餐廳的地板睡了5個多月。半年後在基督教會信友的幫助下，我在帕喃四路開了一家中國面 館—「中國大碗麵」。當時在曼谷還小有名氣。一年多以後，我又轉行與一林姓的泰國華人 合作經營一家保健品公司。通過艱辛打拼，公司業務一度較為紅火。（2004年底泰南發生海 嘯，我捐助10萬泰銖的物資，當時的泰國電視台曾有報道）。 隨著經濟條件的逐步改善，我的第一要務就是關心和負擔遠在中國大陸的家人。從2001 年初至2005年底，我一直堅持每月匯往家裡3至5000人民幣，以盡可能的保證全家老小的開 支。自此步入流亡生活。在泰國6年的居留期間，直接或間接地接觸不少民運人士，我不時 回憶起一次與薛偉的談話，他說歡迎各方人士參與我們的活動，也歡迎共產黨人士來一起討 論問題，因為真理總是越辯越明的。基於這種理念，我們無需無休止的爭論誰的背景，因為 我們的事業本身就是光明正大的。然而在我們艱難的奮鬥歷程中，也不可避免的要經受各種 考驗。 由於長期與親人的分離，強烈的思念之情時常困擾著我。一次與熟人（一位長期在泰國 的廣東女商人）的傾吐中，對方竟應聲而答，「我可以幫你」。熟人說她的一位親戚很有本 事，和北京高層很熟，像你這點小事（並非什麼民運的大人物），他應該能夠搞定，並講說， 她的這位親戚經常來曼谷，再來的時候介紹你們認識。在此之前，我曾多次讓妻子在孩子假 日期間，通過旅遊途徑來泰國，以藉機舉家團聚。但我並不主張全家流亡國外，這是因為我 的家庭除妻子和兩個孩子以外，還包括3位年愈70的老人。當妻子分別從不同地區的旅遊公 司申請泰國旅遊時，結果的回答都是，「你的身份被列為禁止出境人員」。正因為此，我對 這位熟人的承諾心存盼望。 不久的一天，這位熟人真的打電話告訴我，他的親戚來了，並約我到石龍軍路的湄南大 酒店見面。抱著希望，我應約而至。當時見面，熟人的兩位朋友很是客氣。談話之際，熟人 說她先出去辦事，讓我有什麼問題儘管談。隨後兩位親戚便自我介紹，一位年齡約50歲的自 稱是張先生，另外一位年輕男士我現在忘了他的姓名。張先生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是政府 方面的，今天特地來是真誠想跟你交朋友」。此時，我立刻明白了他們的來意。緊接著，張 說：「我們對你及你的家庭非常瞭解，只要我們能夠成為朋友，你有什麼困難都可以講，我 們會設法解決。」此時的我，思路很清晰，我也直截了當的說：「我在這個圈子（民運的圈 子），一不是名人，二沒有什麼作為，確切的講，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生意人。」然後張就有 意地對我進行一番讚揚，接著也講了一系列的「大道理」。我最後也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和 觀點：「作為普通中國公民，我堅決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但我支持現階段在共產黨主導下 實現中國民主變革，而不是毫無意義的改革。在攸關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我會義不 容辭的與你們一道，堅決予以維護。但我絕不出賣與我同樣熱愛著祖國和人民的同仁或朋 友。」經過彼此「坦白」的交流之後，在無法拒絕的情景之下，我就地參加了他們的宴請。 就餐時，還包括那位熟人。飯後話別時，張先生讓我回去認真考慮考慮並保持聯絡。回去後， 就此事我跟曼谷圈子裡的個別同仁也進行過交流。 此後的一個月左右，那位熟人又打來電話問我考慮的怎麼樣了，如果想通了，就與張先 生聯繫。我當即回答她說：「我不存在想通或想不通問題，該講的我當時都與他們講了」。 就在這次通話後的第二個禮拜，我的公司突然遭到一幫移民局警察的搜查。當時還把我帶到 移民局。後來在我的泰國合作人向他們詢問原因時，移民局的警察說：「有數次中國人打電 話舉報，說你們的公司有非法產品和非法勞工的事情」。後來在找不到什麼罪狀之後，移民 局很快又放我回來。事後我苦思冥想找不到原因。因為我根本沒得罪任何人，但唯一的就是 「他們」。此類的事情在泰國的民運圈內曾頻繁發生。 潛回中國見家人 2005年底，正是因為這次事情的發生，致使我與泰國華人股東的合作層面上出現裂痕， 最終導致我逐漸地從公司退出。我正在籌劃一家米酒飲料的生產項目。一天與母親的通話之 後，令我改變了全盤計劃。當時母親說：「兒子呀！如果你再不回來，可能就見不到我了」。 面對身患重病的母親如此的斷腸之語，我百感交集。作為媽媽的唯一的兒子，我責無旁貸。 由於救母心切，我決定放棄所有計劃，不惜一切代價潛回中國，為母親治病。為此我找到了 一位教會弟兄幫忙，他受上帝的感動，為我聯絡到一位經常帶路出入邊境的人。之後我以約 一萬元人民幣的酬謝費，在帶路人的親自帶領下潛回中國。當時我妹妹在昆明的一個地方接 我。 到了大陸，為避免當局發現，我特地安排母親到安徽阜陽市中心醫院進行醫治。經過近 半年的陸續治療，媽媽的身體逐漸康復。在此期間，我也在黑市上偽造了一張第一代款式的 身份證。隨後的日子裡，我便與一位親戚在安徽與山東之間販賣牛、羊肉。 2007年初，我從安徽潛回信陽，在盡量不出面的情況下，把我岳父的一處破舊不堪，且 早已無人居住的老房子進行了翻修。此後的某些時間裡，我就悄悄回到這裡與家人團聚。當 年的11月中旬，我又一次從山東回到信陽，但看到連續幾天的出租車司機上街抗議的事情。 通過瞭解獲悉，政府為壟斷出租車市場，要強行按每輛牌照以五萬元人民幣收回。而早以私 有化的信陽出租車牌照當時的市場價已是十幾萬元，這當然嚴重侵害了車主的基本權益。看 到車主們無濟於事的零星抗議，我用心為他們策劃了一場成功的行動。當初事發時，恰逢全 市的黨代會正在信陽召開。為製造影響，我利用了這個機會。於是我在11月27日的早上8點 半（8點鐘所有黨代表進入會場）分別乘坐3個不同公司（信陽共3個出租車管理公司）的出 租車，利用車上的對講機號召司機們緊急相互通知，讓大家10點以前趕往位於市文化中心的 黨代會會場門口，以向全體黨代會提出我們的索求。如問題得不到解決，從28日開始全市出 租車停運。在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內，各路出租車蜂擁而至。很快把通往黨代會的四個路口 圍的水洩不通。後來包括圍觀群眾至少達到5000人之多。這就是當年震驚中外的信陽「圍攻 黨代會」事件，也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發生衝擊黨代會的群眾抗議事件。當時參與抗議群 眾數千人，推翻警車數輛。當天與會的500多名黨代表，包括市委書記被圍困7個小時之久。 事態驚動中央。由於本次事件源於市政府的官僚行為所致，當局考慮到黨代會期間的時局和 穩定，再加之中央提倡「和諧」社會的作用，最終全市的出租車車主大獲全勝。通過抗爭， 權益得到了保護。事後兩位開出租車的表妹夫還稱我是無名英雄。這次事件以後，我又去了 安徽。 參與國內維權運動 2008年2月份，近臨農曆新年，我在安徽的一段生意忙碌之後，正準備回信陽與家人團 聚。一天，突然接到妻子一通電話，她說：「國保的人已連續幾天來家查問你的下落，這一 次與平常的例行查問不一樣」。妻子又擔心的說：「他們講說早就知道你回來，沒及時找你 只是對你進行觀察，現在找你是讓你把有些事情交代清楚，講清楚了可以既往不咎。叫我務 必轉告你。」得知這個消息，我擔憂家人因此而為我太過操心，立即換掉手機號碼，甚至偶 爾與國外朋友的聯繫我也改用公用電話。當年的春節我也是在外地過的。 隨著國內公民維權活動的逐步興起，國外民運組織同時進行了強有力的呼應，進而激發 了各地維權運動的浪潮。此時此刻，我同樣盡其有限的力量去揭露中共威權之下的邪惡之面。 4月，我秘密調查了河南舞陽縣辛安鎮廟後村村民郝金安在10年冤獄期間被暴力活摘捐 器官的事實。後以化名（程維權）發表在國外民運組織的網站上。 當年6月份，我與表哥在安徽農村進行牛、羊收購。一天在臨泉縣關廟鎮大韓莊村路過 時，我表哥開的三輪車不小心撞到一頭小豬仔，當時豬仔的兩條後腿受了傷。我們馬上向主 人進行道歉，並願意作適當的賠償，但其主人卻獅子大開口，要我們必須賠償1000元人民幣。 市值不超過200元的豬仔，硬要索賠1000元，此乃明顯的訛詐。正在激烈爭執的時候，不知 道哪位好心人給報了警，可這一報不當緊，卻把我給報了進去。當時來的警察把表哥和我叫 到一家農戶的屋裡，先查看證件，後向我們詢問情況。此時表哥慌張地說漏了嘴，他說我是 河南信陽的。而我所持的身份證（假的）所在地是安徽的，這一下引起了麻煩。警察當即把 我們帶回派出所進行盤問，我也只有把真實的身份、住址告訴他們。當天晚上在派出所關了 一夜。第二天上午11點左右，我就被信陽來的警察帶了回去。後來瞭解到，在我被帶去後， 我表哥賠了500元後被放行。 到了信陽，我當即被「請」到信陽溮河賓館的後樓。當天下午，信陽市公安局國保支隊 的人就開始對我進行連續的審問。當時一位楊警官指著我說：「你可是讓我們踏破鐵鞋無覓 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呀」！在3個夜晚，4個白天連續而緊張的審問中，主要是針對我在泰國 6年時間的經歷，尤其是在此期間與民運組織及人士的相關活動。在發現我沒有什麼反共行 為的時候，最後竟指證我說，「據可靠消息，你是民主黨成員」。我當即予以反駁，並強調 自己從來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令我記憶深刻的是，那位姓楊的警官竟拍案而起，怒吼道： 「即便是包括器官案都不拿你治罪，但同樣可以按偷越國境罪判你的刑」。後來不曉得是近 臨奧運會的原因，還是我妻子和母親在從表哥那獲悉後，整天到市公安局哭著要人的結果， 在被隔審的第4天晚上，他們要我寫完保證書，又交5000元保證金後放我回家，責令我近期 不准離開信陽，隨時傳我問話。 基於對家庭的負責，迫於威權的壓力，我近半年時間幾乎沒有離開信陽。這期間我被國 安的人叫去幾次。前兩次是去參觀信陽的宏偉建設，並問我以後有什麼打算。另一次是深圳 來的國安人員，向我調查認識周勇軍（現被中共關押的旅美民運人士）的情況。當時他們說 周勇軍在香港闖關時被抓。但從其身上查出我的手機號碼（之前我已停機的號碼）。後來才 瞭解到，周勇軍去香港之前曾向泰國的朋友要過我聯絡號碼。至關中共當局後來對周勇軍如 何發落，我當時不得而知。 不久以後，我又悄悄去了安徽和山東。但與國安方面的說詞是外出打工。藉著這次出行， 我要再一次深入各地農村，真實地調查瞭解中國基層社會的狀況。與此同時，國內外正展開 支持《零八憲章》的簽名活動，本性難移的我因此而倍受感動，積極聯絡同仁參與其中。但 當時我的簽名同樣是用化名（程維權）。 2009年初夏，近臨六四20週年的日子，我懷著沉重的心情與國內外同仁進行了溝通。原 本想藉機做些小範圍的紀念活動，但由於局勢異常緊張及朋友們的顧慮而被迫取消。但我還 是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紀念，當時我也有感而寫了一篇紀念文章——「二十年的衰落」，後 發表在國外的網絡雜誌上。 8月初的一天，我得知河南漯河發生一起活摘器官的暴力事件。基於對此類案件的敏感 性，我及時趕往漯河，很快瞭解到慘案發生在郾城區北街四隊村民孟國運的家裡，其30歲的 智障兒子孟偉雙眼被挖。當我與受害人家屬瞭解情況時，他們卻迫於當局的壓力，拒絕接受 採訪。後在我的真心關懷感動下，終於與其進行了密切接觸。我隨即把這一滅絕人性的罪惡 事實以新聞事件的形式披露在國外的相關網絡上。 重返泰國 與此同時，位於漯河市區的雙匯公司（上市公司）又傳出其公司女職員下夜班遭劫持， 後被活摘腎器官的暴力事件。為及時瞭解詳情，在案發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3日上午，我 約朋友張傑一起趕到雙匯公司，當張傑向門衛瞭解相關情況時，被一名從旁邊過來的警察叫 過去盤問。站在遠處的我看見勢頭不對，急忙轉身往回走。稍後當我用公用電話與張傑聯絡 時，則沒有回音。隨後我趕緊把情況告訴了張的姐姐。就在第二天下午，他姐姐告訴我說： 「張傑被關在漯河市看守所裡」。中共之所以對這類案件進行封鎖，是因為其對外一直就不 承認中國有非法移植器官的事情，尤其在國際上針對如此暴力活摘器官案件的曝光，更將令 其惱羞成怒。在張傑被關的第3天，我打電話給妻子瞭解情況。當時妻子在電話中告訴我： 「昨天家裡來了很多警察，把屋裡翻了個遍，家裡電腦和你的資料全帶走了，他們正到處找 你」。妻子焦急的一邊哭一邊講說：「打你的電話一直關機，我一整夜都沒睡，媽媽也著急 的哭了半夜」。妻子最後要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出事，我們全家老小還指望你呢。聽了妻子的 一番話，我不禁流下眼淚，萬分愧疚的心情一時無法平靜。接著我給妻子作了一些吩咐，並 向她保證，我會好好地活著，盡全力保證自己的安全，為我們的家庭負責。就這樣，當天我 從湖北漢口坐火車前往雲南。 到了雲南，我立刻給住在泰國的台灣朋友打電話，並向他講說了我的情況。朋友聽後非 常關注，並馬上想方設法為我解脫困境，緊接著在各方朋友的熱心幫助下，通過陸路和水路 行程，前後7天的時間，我於8月29日凌晨到達泰國泰北的清盛。 接下來的日子，無疑是我第二次流亡的開始，同樣是我人生當中又一次的重要考驗。但 無論遇到任何的艱難險阻，我對祖國人民的忠貞熱愛永不改變。我自始堅守的理想、抱負絕 不動搖。我願與真心關切祖國未來命運的仁人志士一道，盡其我有限的精力和智慧共同為華 夏苦難的民眾謀福。 （2009年中秋於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