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精神與去留之擇 ——政治以外談政治 仲二木 還是在中學時，就對俄羅斯文學感興趣。當然，在共產制度下，文學本身以及對 文學的興趣，都總免不了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更何況俄羅斯文學包括那曾被 視為「修正主義大毒草」而被列入禁區的蘇聯文學。由於文學屬於意識形態，故爾 在那特定時代，政治性總被列為首位。而且，當時心裡也有個印象，似乎西方對蘇 聯文學的興趣與評價，大都也集中在作品的政治性上(或曰政治性在此起了決定性的 作用)。這種印象其實亦絕非無中生有；君不見，在三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 中，一個是帕斯捷爾納克，另一個則是索爾仁尼琴。前者寫的是著名的《日瓦戈醫 生》，對十月革命做深刻的反思；而後者所創作的則更是轟動一時的《伊凡·傑尼 索維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島》是獲諾貝爾獎以後的作 品)，大膽暴露蘇聯共產制度下的集中營生活。這當然都是所謂的「政治題材」，而 且絕對又都是「特大號」的。第三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是《靜靜的頓河》 的作者蕭洛霍夫(得一九六五年文學獎)。對他的頒獎，可能體現了西方文學界對藝 術性的評價；但即便如此，政治性還是不可抹殺的：小說極成功地描寫的是白軍， 而不是紅軍。 這樣一來，以文學談政治，似乎是可以的了。此乃題外話。 帕斯捷爾納克寫完《日瓦戈醫生》(一九五五年)後，在蘇聯國內無處發表，手稿 便傳到西方，繼而是出書(一九五七年)，造成轟動。當時東西方對抗強烈，「凡是 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故此，西方世界交口 稱讚《日瓦戈醫生》之時也就成了小說作者在蘇聯國內倒霉之日：帕斯捷爾納克被 立即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其他作品也再找不到地方發表。而當西方又進一步刺激 蘇共的神經，於一九五八年向帕斯捷爾納克頒發世界最高文學獎時，作家竟接到本 國政府的「最後通牒」：「若出國領獎，則永世不得回歸。」屈於政治高壓，且又 不願意拋棄故土的作家，不得不在官方報紙上發表「鄭重聲明」，拒絕接受頒給他 的諾貝爾文學獎。兩年後，七十歲的作家兼詩人在悲觀孤獨中、在生於斯長於斯的 祖國去世；家園保住了，但卻給人們留下不盡的猜測與遺憾。 相比之下，索爾仁尼琴則有些桀傲不馴：從集中營出來後，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開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解凍」之機，開「集中營文學」之先河，大寫特寫 政治犯，又參加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直鬧到蘇聯作家協會於一九六九年將 其開除出去。但一九七零年作家即獲諾貝爾文學獎。雖未收到本國政府的「最後通 牒」，但前車之鑒記憶猶新，故索爾仁尼琴也未曾出國領獎(亦有嫌其「官樣文章」 之因素？)，然而他終究仍未逃脫被放逐的命運：一九七四年二月，索爾仁尼琴被逐 ，舉家西遷，先去西德，後到瑞士，同年十月，美國參議院授其「美國榮譽公民」 稱號，索氏一家終定居美國。 也許是年輕氣盛，記得從西方有關材料中得知這一切時，筆者心中頗不以為然： 不得歸有何不好，與其國內受壓，作品發表不了，真不如一走了之，到國外尋找知 音。筆者心中甚至還將中共與蘇共相比：什麼時候中共能夠或敢於往外國放逐(而不 是關起來或殺掉)持不同政見的人了，什麼時候中共就開明、進步了。「六四」後， 確有一批精英(真假且不論)來到海外，但他們都不是被中共放逐的，卻是遭後者通 緝而自己逃出來的。這當然不能算中共的進步開明，相反，這恰恰證明了中共專制 的一貫性：可殺不可放(所謂斷草除根也)。此外，由於筆者本人亦旅居海外，又與 其他海外學人多有接觸，才發現一個人的「家鄉情意結」竟是那樣「剪不斷，理還 亂」，也才明白，放逐實在也是一種莫大的懲罰。筆者遂提筆撰此文章，加入現在 引起許多爭論的「回不回、如何回？」的討論。 我們現在設想一下：倘若帕斯捷爾納克當初執意出國，到瑞典領獎，並在獎台上 發表一通措辭激烈的反共演講(既然後路已斷，只得孤意向前)，那麼他在人們心目 中的印象當然會是另一種樣子，在當時亦可能造成某種巨大的「效應」，他也會因 此而成為西方反共的一面大旗，或成為什麼「領袖」而風雲一時。 但這一切都沒有、都不可能發生，因為帕斯捷爾納克並非政客，而僅僅是個詩人 和小說家，他只想用他個人的視角來「不受蒙蔽地」觀察生活，而「獨領風騷」於 他毫無意義。 說來話長，帕斯捷爾納克在蘇聯受壓，並非始於《日瓦戈醫生》封筆之時。早在 三十年代，他就因發表作品「肯定具有崇高目的革命之必要性，但卻否定革命之暴 力」而受到嚴厲的批判。作家只得轉而從事翻譯。(許多俄羅斯作家和詩人都諳熟幾 種外語，所以，在「跟不上時代步伐」時，他們大都轉而從事世界文學經典著作的 翻譯工作。政府在這方面一般是開綠燈的。帕斯爾捷納所翻譯的莎士比亞的《羅密 歐與朱麗葉》，在蘇聯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作」。) 肯定十月革命的「崇高目的」，但卻被其摧毀文化遺產的暴力所震驚，這是當時 絕大多數「舊」俄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時代病」。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 》裡所做的，不外乎就是描寫這種歷史「情意結」——通過對「反面人物」(或中間 人物)之人性加以同情渲染的手法(過去是隱蔽地描寫人性，現在則是公開地爭取人 權，歷史進步乎？)。但這在當時是絕對被禁止的。於是乎便有了要境外自由之「天 」，還是要家鄉傳統之「地」的選擇問題(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懲罰)。對當時已 六十八歲的老人來說，這種選擇是極端殘忍的。不得已，帕斯捷爾納克以東正教忍 辱負重的精神，選擇了家鄉，又拒絕了諾貝爾獎。不論是他對蘇聯共產制度可能存 有某種幻想也好，還是他實在不忍離開生他養他、給他文化遺產精髓、給他生活體 驗、給他創作靈感的白樺林與黑土地也好，他的「留」保全了他視若生命的Russia nness(俄羅斯屬性)，雖然在局外人眼中，這種委屈求全的做法，委實使得他的一切 都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外，在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後，帕斯捷爾納克只活了兩年 ，這也使他得以避免了更多的歷史糾葛，同時又給歷史本身留下了足夠的深思、反 思空間。作家兼詩人的墓前，敬獻的鮮花終年不斷。 如果說，留下的帕斯捷爾納克實際上只當了歷史與政治的消極的犧牲，那出走的 索爾仁尼琴則更像是對生活的積極挑戰，儘管他是被放逐的，而不是自己主動拋棄 祖國的。對於作家而言，脫離故土，失去滋養他的語言、他的情感的生活，喪失磨 礪他的敏銳思想的特殊環境，這不啻於自殺。自一九一七年起，俄蘇作家中已有幾 次流亡浪潮，但能忍受這比死亡還可怕的折磨而堅持創作、且創作水準日臻完善者 ，寥寥無幾。索爾仁尼琴便是這後者的最大最好的代表：在美二十年如一日，以堅 韌不拔的精神增加修改《古拉格群島》不說，又創作了其篇幅數倍於號稱史詩的托 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超長巨著《赤輪》(亦譯《紅色車輪》)，全面探討了共 產主義在蘇聯的生成與發展。 也許有人說，正是西方的自由天地，才為索爾仁尼琴提供了新的視角以及研究禁 區的種種可能性，使他有如此作為。故此他應感恩於西方。但引人注目的是，二十 年前，索爾仁尼琴雖然接受了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的「美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但那 更多是為安家所迫：與絕大多數因各種各樣原由而加入別國國籍的同胞不同，索爾 仁尼琴至今也沒有加入美國國籍。也就是說，在蘇聯政府剝奪他的公民身份又將他 放逐西方以後，他一直甘當無國遊民(現代「蘇武牧羊」的故事？)。而且，來美不 久，他就開始激烈抨擊美國，幾乎得罪光美國所有政界、法界、經濟界、知識界的 頭面人物，深深表現出他那「持不同政見者」的稟性：持不同政見者走到哪裡都是 個持不同政見者。 是什麼東西使得帕斯捷爾納克委屈求全以圖留國不去，又使索爾仁尼琴僑居國外 卻又不領地主之情？另外，同為共產黨，為什麼蘇共(甚至俄國沙皇)有「膽量」放 逐持不同政見者，而中共卻沒有？這恐怕不光是專制黨的問題，而且可能還有專制 黨統治下的人民本身的問題。在有關蘇俄文學的批評中，可以經常見到象「俄羅斯 精神」、「俄羅斯良心」、「俄羅斯性格」、「俄羅斯靈魂」等字樣。儘管有些東 西方人對此大不以為然，甚至惡言相加，然而這些抽像的東西，又的確是作為一種 實實在在的力量而被感覺到、而被如此稱呼的。它們是「實詞」，因為它們的內容 是整整兩個世紀的燦爛文學，而俄國文學又是舉世公認的集哲學和宗教為一身的完 美體現。但有誰敢大談特談什麼「中國精神」、「中國良心」、「中國性格」？聽 過的倒是「中國特色」，但那至多是個「形容詞」，僅起修飾作用。而被修飾的實 詞在哪裡？國人的「散沙」特點在柏楊筆下早已畢露無遺。散也，無中心凝聚力也 ，無內在精神主其外在言其行也。 在俄國人對「精神」之追求裡，始終貫穿著東正教精神。東正教傳統在俄國由來 已久，而且它又始終與「拯救世界」的斯拉夫族的使命感密不可分。早在十六世紀 初，就有「莫斯科乃第三羅馬」的思想深深地植根於俄國人頭腦之中。從此以後， 這種思想感情一直是俄國人的精神依托和後盾，始終或隱或現地左右著他們的意識 形態，直至發展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先知」。所以可以理解，為什 麼會有那麼多的俄國知識分子一開始都興奮異常地歡迎十月革命，而一旦革命現出 它那「催枯拉朽」的真面目後，很大一部分俄國知識分子對其便採取了「敬而遠之 」的態度。一大批反思十月革命的文學作品應運而生，《日瓦戈醫生》僅為其中一 部。當十月革命開始、內戰爆發後，去留的問題就深深困擾著俄國知識分子。多少 人流亡海外，又有多少人終忍受不住異鄉孤獨寂寞之苦，而又回到共產專制統治下 的故國。沒想到四十年後，《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因寫了這段歷史而又面臨去留 的抉擇，而且為了心中的Russianness而不得不做寶貴的人格犧牲。更沒想到的是， 被迫去國整整二十年的索爾仁尼琴，竟有機會作為「先知」和「良心」重返故里， 為自己的同胞探尋拯救祖國、重創俄羅斯精神的道路。 帕斯捷爾納克的「留」表現了他對俄羅斯(而非共產政府)的「忠」；索爾仁尼琴 雖迫走他鄉，但他至今不入他國國籍的做法，仍可視為他忠於俄羅斯的表現。否則 他就不會現在回國。另外，在西方這五光十色的社會裡生活了二十年的索爾仁尼琴， 處處嚴於律己，恪守他的東正教信念，道德上真正達到了無懈可擊的境界。所以， 他亦有足夠的道德資本面對同胞而不理屈詞窮。 但是，如果說，帕斯捷爾納克的死，體現了個人先歷史而動的悲劇，那麼現在索 爾仁尼琴的歸，是否已遠遠遲於歷史(甚至更是多餘的)：當俄國焦頭爛額於經濟之 時，為「精神」、「道德」的吶喊雖為空谷足音，但能否得到回應？君不見，從本 世紀初便因日俄戰爭而一貫仇視、鄙視日本的俄國，現在不也低三下四地求前者予 以經濟援助嗎？現在的俄國人不也在海外徵婚求偶以圖擺脫那多災多難的故土嗎？ 現在的俄國人不也眼紅於中國的小康溫飽嗎？…… 不過，話又說回來，整整兩個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學都在塑造自己那信奉東正教 的、純樸善良的人民的形象(也難怪索爾仁尼琴要坐火車穿西伯利亞會晤百姓)：十 九世紀的「斯拉夫派」自然是主將；但即便是否定俄國落後政治、經濟模式「西歐 派」，也在心裡承認，俄羅斯人民在道德情感上，遠比知識分子純潔完美得多，乃 是「淨土居民」，是真正的希望(雖然知識分子同時又都自視高大，自認有教育、改 造、領導「群氓」走向自由民主俄國的使命)。而本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聲勢浩大 的「鄉村散文」則更是將恪守東正教傳統的人民的形象推向完美的高峰(索爾仁尼琴 也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勿庸置疑，這是一筆極有價值的精神財富，亦是抵抗西方 金錢主義的道德精神之再生因素。這是一個民族的「根」。 而中國呢？我們有沒有帕斯捷爾納克，有沒有索爾仁尼琴？我們有沒有那藝術為 之讚美整整兩個世紀的真正的道德傳統及其完美的體現者？為什麼我們總愛消極等 待某個當權者的死亡，只是觀望由於開放而產生的另一極端上的弊端，而不去積極 地創造比「共產主義教育」更切合實際的、更有道德價值、因而更永恆的精神文化 ？社會的物質繁榮，個人的生活自由，並不意味著有吃有穿便可為富不仁、見利忘 義、為所欲為。無內在之道德律者，留非留，去非去，歸非歸。 何留何不留，胡歸胡不歸？三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