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下的抗爭 ——廣州七九民運的回憶與思考(之二) 劉國凱 一、深深的疑問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被捕。這消息在當時那民主氣氛比較濃厚的社會環境中 ，不啻一個刺耳的噪音。我的腦子也為之一震。魏被捕的罪名是出賣軍事機密。我 們都明白，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真實原因是魏京生批評了鄧小平。我跟不少民 運參加者一樣，都覺得當時對鄧小平進行批評，似為時尚早，亦欠策略。但僅由於 這一點，就要抓人，那又有什麼政治改革家的胸襟可言呢？ 從七八年底以來，我一直對鄧懷有好感和希望。我想，這些年來鄧被毛壓得夠慘 了。毛使他飽嘗了有正確的話又不能講出來的苦楚，這痛苦的經歷會使他明白了， 應該讓人說話。儘管這一點在民主的全部內涵中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但卻是中共黨 人的一個極為難得的進步。然而沒想到，好景不長，只幾個月，鄧小平就翻臉了， 中國的這場改革，究竟會怎樣演變下去呢？這個問號深深地嵌在了我的心頭。 四月三號晚上，楊尚昆對我講的那句話：「什麼人民之聲？你們就能代表人民？ 我們叫你們不要開，你們就不要開。如果你們硬要開，我們就採取措施」，亦時常 盤旋在我的腦際。從這句充滿了橫蠻和威脅的話來看，近十年被毛整肅的遭遇非但 未能使他們的思想感情與人民合拍，而且依然對人民充滿了猜忌和戒備。藉此，我 對民運的前途產生了憂慮。七九年元旦前後那種十分興奮、樂觀的情緒蕩然無存。 魏京生因言獲罪。我們的集會不准舉行，否則就要抓人。這使我意識到，目前中 共當局能容忍的民主內容，僅僅是在某一程度內的言論。於是我感到「科學社會主 義學會」的存在將會徒具形式了。我原是想藉它聯絡更多的人，在適當的時候，進 行某些較大規模的民主行動，如集會、遊行等。但此時看來，決無可能。再加上其 它方面的考慮(有關這些將另文詳述)，我向張明及領導小組提出解散學會，能集中 精力辦好刊物就不錯了。七九年五月一日，學會宣佈解散。 二、婉拒「安排」 四月五日的「紀念四五運動三週年理論討論會」之後，省團委還陸續組織了幾次 類似的會議。會前會後，賴部長、李彤常跟我聊聊，李彤對我說：「在同齡人中， 你的知識和才能是很突出的。」賴部長說：「像你這樣的青年，只在工廠做工，確 實是人才上的浪費，把刊物停掉吧，你的工作我們會考慮的。」我聽了，當然明白 其中的涵意，而且這還有可能是更上一級的授意。然而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人格都 使我絕對不去響應。從六十年代末的「極左思潮」起，至此我已經走過了十年的歷 程。十年間的所聞所見所思，鑄造了我對中共政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如果說七八 年底曾對它燃點過希望的火花，那也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因魏京生的被捕一掃而 光。我決不可能投入這個政權的懷抱，為之效力。而且，我是廣州七九民運的首義 者，如果我停掉《人民之聲》，換得中共省市裡某個文宣機關的差事，那真是不折 不扣的賣論求官，賣身投靠，豈有一絲一毫民主志士的氣節可言？於是我佯裝聽不 懂，顧左右而言它。後來，他們又提過一次，我看繞不過去，就笑笑說：「多謝了 ，我的工作挺好，機械技術工種，有點奔頭，我喜歡干它呢。」 《人民之聲》照常按月出版發售。賴部長等向我約稿，請我給他們的團刊寫文章 ，議題都是安定團結之類。我推說自己水平低，怕寫不好，拒絕了。後來他們拿了 個以民主為內容的議題來。我感到若一再拒絕，似乎近於執拗，而且這個議題還可 以納入我的思想軌道，便動筆寫了。他們取走稿子後，把文章中某些詞句的稜角模 鈍，才登在團刊《廣東青年》上。 三、兩進省出版事業管理局 七九年十月，魏京生被判十五年重刑。整個社會的政治氣氛驟然變化。三月魏京 生被捕，雖已是個不良的訊號，但人們還在期待最後的結局。不少人希望那只是中 共擺出的一個嚇人的姿態，以收到對社會上民運力量的威懾效果為宗旨，下手恐不 會太重。我亦作類似的推測。但我們都估計錯了。魏京生率先負著七九民運最沉重 的十字架，走向那陰森的大牢。 政治氣氛的大變也清晰地體現在省團委幹部臉部的表情肌上。我從未主動去找過 他們，都是他們約見我。此時，見面的熱度急速降低，談話內容也迥然不同了。李 彤對我說：「出版刊物是要經過申請、批准的，不是想出就出。你們的刊物也應遵 守國家的有關法令。」我說「對對！請你告訴我手續怎麼辦？哪個部門管？」李說 ：「有省出版事業管理局，在東山××路。」 此時，張明已淡出《人民之聲》編輯部的活動，但我覺得張明是創刊人之一，此 事應讓他知曉。張明聽我講了這個情況後，十分憤慨，說這純粹是找茬，表示願與 我同往省出版事業管理局。 該局幹部僅在會客室裡接待了我們，聽我們講了來意後，面面相覷，一片茫然， 無以作答。末了，只得說：讓我們研究一下，你們下星期再來給你們答覆。我和張 明走出大門後，不禁相視而笑。 不久，我們依約再次造訪該局。這次談話地點在該局小會議室。該局幹部拿出一 九五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法給我們看。其中有一條規定是，出版刊物須有兩 間店舖作擔保，否則不准出版。我們說：「一九五一年社會上仍有大量私營工商業 存在，故可訂出店舖作保的規定。目前早已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哪有店舖作保的可 能性呢？」幹部說：「那我們不管，我們只按國家法令辦事。我們是執法機關，不 是立法機關。只要這個出版法沒有被明令取消，我們就要照章執行。」「社會主義 根本沒有什麼店舖，你們的所謂照章執行，豈不是要我們去井底撈月亮？」「總之 ，我們不接受你們的申請，我們有法律依據，你們有意見可以向其它有關部門反映 。」…… 活報劇演到這裡，也該結束了。我和張明對幹部們揶揄地笑著，幹部們對我們訕 笑著。在雙方和氣的微笑中，我們告辭出來。走在街上，我和張明又一次大笑起來 ，笑得開心極了。 我把與出版事業管理局聯繫的情況告訴李彤。電話裡傳來他嗯嗯唔唔的回應聲。 辦事情有交有待，《人民之聲》繼續按月出版。 四、支持魏京生的自我辯護 七九年十月，北京《四五論壇》的劉青成功地在魏京生的審判會上，錄下了魏的 辯護詞，並刊登在《四五論壇》上。我們收到後，立即在《人民之聲》上全文轉載 。對魏京生堅持民主理念的勇氣和獻身精神，我們極為欽佩，對劉青在目前非常陰 霾的政治氣氛中仍挺身而出，見義勇為，且辦事機智周全，亦十分讚歎。魏京生已 被中共定為現行反革命，判以重刑。我們的《人民之聲》仍刊登他的辯護詞，這表 明瞭我們的政治取向。自然，這一取向也必將成為中共省、市高層看待我們的依據 。 七九年下半年，陸續有一些香港的大學生青年、社會新聞工作者與我們聯繫交流 。最先一位是張永強，港大物理系學生。嗣後有劉山青、劉英傑、王超文、林昭寰 等許多人。他們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內地找不到的政治書籍或資料，並帶走一些民刊 (包括《人民之聲》及我們收集到的外省民刊)。或許，通過他們，外部世界方知曉 一點國內民刊的情況。 五、堅持發行最後一期 七九年十二月，我們的刊物已油印裝訂成冊，發售廣告業已貼出。此時，我接到 李彤的電話：「楊尚昆同志要我們通知你們，省委已決定，要你們立即停刊，不准 再發行。若已有印好的也要立即銷毀。至於你們印刷中所花的費用，可以報一個數 目上來，經濟上可以補償你們的損失……如果你們不服從省委的決定，繼續出版發 售，其後果就要由你們自己負了。」話講得很乾脆，不拖泥帶水，不轉彎抹角。看 來是得到上頭明確的硬指令了。 當時參加《人民之聲》編輯部活動的除我外，還有鄧文偉、朱永、黃宇生、周建 中、范一平。但具體擔負刻印發行工作的是前三個。於是我找來鄧、朱兩人，向他 們講述了這個新情況，徵求了他們的意見。他們認為，中共省市當局是要下手了。 在這種情形下，硬要出，也是出不了的，就像紀念「四五」運動三週年的集會那樣 。我又向他們講起楊尚昆在四月三號晚上對我講的那兩句話，大家都不勝感歎憤慨 。末了，我說：「刊物是只得停了。但這一期已印好就一定要發售，贈閱都行，總 之要與讀者見面。什麼補償經濟損失，做生意嗎？難道我們的《人民之聲》就只值 那百十塊錢？笑話！不過在廣告規定發售的地方是不能發售的了。當局一定會派秘 密警察在那裡守候，屆時我們一出現就沒收刊物及抓人。我看我們另找地方分頭髮 售吧。」大家商議後，決定分兩個地點進行，一是在工業大道，由鄧、朱負責；一 是在中山大學，由我負責。就這樣，有發售，有贈閱，八百多本《人民之聲》總第 十三期終於去到了讀者的手中。 然後，我又寫了一份《告市民書》，講明《人民之聲》停刊的原委，刻印後在市 內四處張貼。最後，我將積存下來的工本費收入七十多元分成三等分，三個人分別 保管，並講明，若今後有可能復刊的話，當取回再用。 此時正是七九年歲末。我以沉甸甸的心情迎來了八十年代的第一個元旦。 六、王希哲倡導辦《學友通信》 雖不再為出版刊物而忙碌，但我們仍然經常碰面聚談。外地的刊物寄來了，我們 都及時傳閱、討論。香港的朋友也常來，有時還跟我們一起舉行關於中國民主事業 的討論會。我們仍然行進在民運的行列中，只是此時我們的心情與一年前已截然不 同了。 如果說七八年底至七九年春，我們是以興奮的心情懷著協助共產黨搞改革的熱望 投身這場社會波瀾，那麼七九年下半年我們在領略了中共的猜忌、戒備以致敵意後 仍然奮力行進，則是執著於國家民主進步的責任感。而時至八零年，我們依然堅持 初衷，不肯激流勇退，則除了對社會公理的追求外，還有一份為民主而殉道的悲愴 。 八零年，從數量上來看，全國的民刊是更多了。除原有較早創刊的外，陸續在重 慶、南京、鄭州、青島、杭州、安陽、天津、長沙、韶關等許多大、中城市都出現 了民刊。然而從社會影響力看，卻遠遠比不上七九年上半年了。刊物的增加，既反 映了中國民間爭取民主的潛力，民刊的衝擊波得以從幾個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向 各地擴展，又說明了中共對七九民運的全面鎮壓尚處於舉棋未定的階段。民運影響 的降低則是由中共當局的「常規」鎮壓所至。許多地方的刊物都不能公開發售，只 能在小範圍內傳閱。有些地方的民運同志堅持公開發售(如武漢的秦永敏、朱建斌) 則被警察毆打、沒收刊物。警察甚至還非法闖入民宅，搶走紙張和印刷工具。由何 求於七九年七、八月間創辦的《人民之路》，此時也處於這種困境(何原於七九年三 月參與《人民之聲》編輯部工作)。 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王希哲提議辦一個內部通訊式的刊物，名稱不妨就叫《學 友通信》，由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輪流主辦。主要登載各地民運同志的政 治評論文章，王說，目前在當局的壓制下，公開的民刊活動已難以進行，用這個辦 法，既可以維繫各地的民運朋友，又可有益於大家思想上的交流、提高，我對此很 感適宜。《學友通訊》就在王的倡導下創辦了。 我在《學友通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十年並非全是浩劫」的文章。我感覺到， 當時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文革時還是十三歲以下的兒童，沒有親身經歷文革，自然 對許多情況並不瞭解，而成年人大多健忘或對毛髮動文革十分反感。中共當局正是 利用了這些以售其奸，炮製出一個「十年浩劫」論，把文革中的一切都全盤否定。 於是乎，六六年秋冬以反政治迫害為基音的「批資反路線」；六七年元旦前後發自 許多工人內心的爭取正當經濟權益的呼聲；六七年四、五月間要求平反的正義行動 ；六七年秋冬以後開始在某些造反派組織中產生傳播開來的、堪稱中國當代民主運 動前驅的「極左思潮」都成了「浩劫」。我深感我有責任擊破中共當局這個蠱惑人 心的謊言，然而事實表明，要實現這一點是多麼的困難。至今「十年浩劫」論仍有 市場。但我並不氣餒。只要有機會，我仍會大聲向人們說：「十年並非全是浩劫。 」 大概在《學友通信》創辦的前後，何求與其他省市的一些民運同志商議成立了「 中華全國民刊協會」，並創辦協會刊物《責任》。有朋友建議我參加「協會」。我 覺得《人民之聲》業已停刊，如果參加，豈不是擔虛名？此外，我對「協會」的成 立始終有點疑義。從全國來看，民運已轉入地下、半地下，社會影響力已相當微弱 ，成立全國性組織並不能促使民運高漲，徒然招致中共當局更深的猜忌。文化革命 中的一些情況使我們深知中共對全國性的組織是最為警覺、敵視的。相比之下，還 是以辦《學友通信》更務實一些。 八零年間，各地民運朋友北上南下，廣泛聯絡。武漢朱建斌，長沙張京生，韶關 鍾秋等都曾來廣州與我們相聚。我們一起談了當前的形勢；探討中國的民主進程， 交換各方面的看法，大家相聚甚歡。朱、張還設法協調我與何求的關係。 中共秘密警察探知了這些情況。幾天後，以違反戶籍管理制度為由在何求家中把 朱、張抓走，並押回原地。 七、商議成立「營救劉青委員會」 八零年八月，北京傳來消息，劉青被判三年徒刑。罪名是領導組織星星美展遊行 和替現行反革命份子魏京生辯護。而實際情況是，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四五論 壇》公開發售時，兩名成員被警察無理抓走，劉青聞訊後前去據理力爭，要求放人 。警察放人後把劉青扣留，一扣不放，拖延八個月後，竟判了刑。獲悉這個情況後 ，我們都十分憤慨。那天，我們幾個朋友合聚在王希哲家中商議此事。大家一致認 為不應緘默，就算不能收到救劉青出獄的實際效用，也要以正義的呼聲讓中共當局 知道民運的參加者們並不在暴力威嚇下屈服。大家商議成立「營救劉青委員會」， 成員為各地民刊，以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抗議信、呼籲書，確定由王希哲擬稿，我擔 負刻印散發。同時立即與各地民刊取得聯繫，徵求聯署。有些一時聯絡不上，但估 計會同意的，也署上其刊物名稱，以壯陣容，並繼續設法取得其體諒和追認。《人 民之聲》沒加入「全國民刊協會」是不想擔虛名。但此時不是擔虛名，而是擔風險 ，故我在刻印時把《人民之聲》首先署上。 抗議信除郵寄各地民刊、官方報社、政府機關、人大以外，我還在廣州市區四處 張貼。約一星期後，市公安局對我進行傳喚，說我違反治安處罰條例中的一條：隨 意在街上張貼印刷品，可處以罰金至送勞教。幾經爭辯後，警察們留下一句話：以 後再有違反此條款，就嚴加懲罰。 八、《人民之聲》特刊：「文化革命簡析」 蕭瑟的秋風一陣緊一陣地從北方吹來，有時還灑下幾滴冷雨，讓人們確實感到秋 天的涼意。許多小道消息也一個接一個地從北方傳來：最高當局已在策劃全面鎮壓 了。朋友們的心頭都不免蒙上一層陰影。此時我的心情極類似七六年歲末。我想， 一旦全面鎮壓展開，一絲一毫的輿論空間都將被扼殺。我手頭上有兩篇文稿，一篇 題為《論中共政權的封建法西斯性質》，約四、五萬字，一篇題為《文化革命簡析 》，約十萬字。《人民之聲》出刊十三期，我都不敢把這兩篇登出。此時我感到若 再不出，這兩篇文章將永遠沉睡了。《論中共政權的封建法西斯性質》立論異常尖 銳，一旦刊出，必被判以重刑，如在七十年代以前，則必被槍決。而《文化革命簡 析》基調是寫歷史，如果再把文中某些提法、詞句改動一下(如把官僚階級改成官僚 化嚴重)，是可以使中共氣得瞪著綠眼睛又不太容易咬得下。於是我把收藏多年的文 稿翻出來，修改、補充、刻印、裝訂。一個多月的業餘時間裡幹得天昏地暗，頭暈 目眩，還有朋友們的幫助。八零年十二月，近一百本的《人民之聲》特刊總算出來 了，郵寄給各地民刊同志及中共官方機構、報刊，也送了幾本給香港來訪的朋友。 至此，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中共官方對「文化革命」有他們的一番說詞，御用 文人們為文幫腔潤色；一知半解者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現在終究可叫他們看看來 自社會底層的人對文革基本輪廓的描述。儘管這個聲音極之微弱，但它終於破土而 出了。 九、不打算逃亡 八一年春節隨著呼嘯的寒風來到人間，我們並不感到節日的輕鬆愉快。中共要下 手抓人已不再是傳聞了，只是我們尚不知它確切的時間，及黑名單的具體組成。 一天，范一平帶著他家鄉的一個朋友來到我家。這個朋友很同情民運，也瞭解到 民運中某些出頭鳥的危險處境。他勸我們在中共動手前潛逃。並表示，願意在這方 面幫助我們。我笑了。在中共戶籍保甲制、糧食配給制兩條鎖鏈的捆綁下，我們能 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一行又去到王希哲家，王希哲聽後也同樣笑了。我們都感 謝他的好意。 多年以後，我只要想起這件事，都感到我們這些人太迂腐了。我們雖然是工人， 屬於社會下層，但畢竟未在社會最底層。其實，中共的那兩條鎖鏈雖然犀利，但未 必能百分之百地堵塞一切社會孔道。許多流動商販，流動體力勞動者以至盲流不也 就那樣穿州過省嗎？只要中共未象捉拿「二王」那樣在全國公開貼佈告通緝，潛逃 還是有可能的。然而，我們的書生氣使我們對此根本不願涉及。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對中共政權鎮壓民運的嚴酷性估計不足。 我推測廣州可能被抓的人有三個：我、王希哲、何求。八零年以來，何求與廣州警 方屢有衝突。他與外地許多民刊的聯繫很密切，又籌建了「民刊協會」這個全國性 的組織。故此危險因素極高。我由於是首先發難者，又在八零年十二月出了期《人 民之聲》特刊，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但七九年四月五日的集會沒有舉行，七九年十 二月刊物已停，而且我一向只在廣州本地活動，與外省聯繫很少。這些對危險因素 都會有一定的抵消作用。至於王希哲，他具體活動不多，理應沒有太大危險。但他 在全國的名氣、影響力大，當局會不會把他看成「國家級」的民運領袖人物？那就 很難說了。 既有危險因素，就應作好準備。我在家裡堅壁清野，又於一天晚上去到何求家。 為防備被竊聽，我沒有講話，只是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大意是：官方鎮壓在即。一 旦有事，我們應勇於承擔，盡量保護其他同志。何求閱畢也沒出聲，點頭表示贊同 。我便用火柴將此紙條燒燬，迅即離去。 在這殺機四伏的時刻，有位香港朋友劉山青竟還來穗找我們。在佩服他的勇氣之 余，真為他捏了一把汗。四月某日，劉山青又來穗。那天恰巧廠裡派我出外勤，很 晚才回家，沒跟他見上面。後來聽說他在出境欲返香港時被逮捕了。 十、抗議中共鎮壓民運 終於，「條頓劍」行動了，全國大逮捕同時展開。何求在北京被捕，押回廣州。 王希哲在家中被抓走。我得知這些消息後，立即與同志們取得聯繫。被捕者已入陰 森牢房，倖存者難道無動於衷，袖手旁觀？ 秘密會議在黃宇生的家中舉行，參加者有黃宇生、劉國凱、鄧文偉、朱永、范一 平、周建中、王一飛。同志們的神情都十分肅穆。在當時那凶險的政治氣氛中，還 來參與這樣的會議確要有一定的勇氣。而黃宇生把自己家作為會址，更體現他民主 信念的堅定。王一飛不是《人民之聲》的成員，他是在七九年夏參加何求《人民之 路》編輯部工作的。說來王一飛跟我是老相識。十幾年前，當他還是個十七八歲的 青少年時，我就見過他。當時他是廣州鐵路中學造反派組織的頭頭。而我弟弟劉國 旋是廣州中學生造反派聯合組織的頭頭，他們之間關係很密切。六八年，王一飛與 我二弟劉國鑄等幾十個中學生因武鬥問題一起被省革委會送去辦「學習班」，一辦 好幾年才釋放。在「學習班」艱難的環境中，他們互相幫助，相處甚好。七九年， 他發現廣州市有民刊《人民之聲》，本欲馬上加入，但發現主辦者是劉國凱，就遲 疑了。後來，在一次聚談中，他對我說：「嘿，我說這是怎麼搞的？好像我的生活 中處處都有劉氏兄弟的影子，好像我離開了劉氏兄弟就什麼事情都辦不成。真邪門 ！於是我就沒有加入你的《人民之聲》。後來我發現何求另辦了《人民之路》，我 就加入進去了。」說得我倆都哈哈大笑起來。 會議氣氛凝重，但發言並不冷落。大家都認為，自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在其所進 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者總是逆來順受，噤若寒蟬，從無抗爭的聲音。這次 ，我們這些民主運動的參加者，一定要打破這個陋規，向中共表達我們的憤慨和抗 議。至於用什麼形態表達呢？集會、請願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見很快統一為發抗議 書，即類似上次營救劉青那樣。抗議書怎麼傳遞出去呢？有人提出張貼，有人提議 郵寄。范一平則說，為了擴大影響力，最好是散發。我問他怎麼散發？他說他已想 過了，有兩個方法。一是到市區某個高樓，如廣州賓館的頂層撒下來。二是在開動 的公共汽車的天窗上拋出，他還站起來，掂著腳尖，伸出手，做了個從汽車往外仍 東西的姿勢。「這樣，汽車一開動，風一吹，傳單就會飄得滿街都是」，他很有把 握地說。我怔怔地凝望著范一平的臉龐。他神情嚴肅、認真，並無半點造作。我心 中暗忖：提出如此激進的方案，要麼是極勇敢的民運戰士，要麼是……如果是在一 年前，我一定會立即否定這個動議，因為太冒險了，必然會使更多的同志被捕。畢 竟這一年多的磨煉使我稍稍學到了一點點「領導藝術」。我微微一笑，對大家說， 范一平的意見大家看怎麼樣？或許還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式呢？短暫的沉靜後，有 人說，這樣危險性太大，隨即有人附議。王一飛說：「現在人大正在開會，還是寄 人大的好。我們都還是公民，寄信給人大總該是合法的。當然，共產黨要抓人，盡 可編造出所謂理由，但我們這樣做法，周旋餘地畢竟比較大一些。」大家都表示贊 同。王一飛接著提出，抗議信由他撰寫，刻印由《人民之聲》的同志協助，為保護 更多的同志，抗議信由他簽署。 大伙沉默了，顯然都為王一飛的大無畏獻身精神所感動。而我的感觸尤深。因為 只有我知道他在「學習班」中失去了幾年自由，繼而下農村，前幾年好不容易回城 做工。他的女友艱辛地等他多年，近期已準備結婚成家。現在他完全不顧個人安危 ，把一切危險都擔在自己身上，其政治品格之高潔，真令人欽佩萬分。直到今天， 我仍然認為，若要在廣州七九民運中評議勇敢者，那王一飛應是第一人。 刻印場所也必須考慮周全。從前一向在我家裡進行，現在我肯定已被監視。為使 此項工作不致夭折，我向大家提出這個問題，朱永說，他可提供一個較妥善的地方 進行刻印。至於具體參與刻印工作，我說，我已有尾巴，今天在這裡開了會，宇生 也會長尾巴，亦不適宜去朱永提供的那個新地方。其他同志願意去的，都可以去。 具體安排由一飛決定。鄧文偉、范一平都說願去。危難之中見真情，在這凶險的 時刻，《人民之聲》的同志們都能挺身而出，使我內心極為感動。 散會後，我囑大家分頭離去。 果然，即使用這種十分溫和的、亦符合中共所訂法律規範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抗 爭，都不能見容於中共。王一飛被捕了，並一直關押著，久久不審判，直至一年半 以後才判了個監外管制三年。由於王一直在獄中關押，獄中一天算監外兩天，故宣 判後，立即釋放。王一飛出獄後跟我談起，公安局的人對他講：「原來根本沒打算 捉你，是你自找的。發什麼抗議信！如果我們不把你抓起來，不知你還要搞什麼名 堂呢？」 十一、面對傳訊 不久，我們這些人全都受到傳訊盤問。我、朱永、范一平由公安人員直接進行傳 訊，鄧文偉、黃宇生則由本單位的保衛幹部出面，他們被盤查的內容除參與《人民 之聲》的那些活動外，還圍繞那封抗議信的刻印和郵寄。秘密警察在他們那裡都撈 不到什麼。范一平一問三不知，氣得警察最後只好說：「要不要把你帶到那幾個郵 筒去看看？你在××街的郵筒塞進一些，又在××街口的郵筒塞進一些。」 我被傳訊五整天，前三天是要我交代自己辦「非法刊物」的錯誤言行，和有哪些 參加者，以及與香港的聯繫。我力辯自己沒有什麼錯誤言行，辦刊物是憲法賦予的 民主權利。亦曾前往省出版事業管理局申請。《人民之聲》公開出版了十四期，你 們手中也會有，若你們認為哪些觀點是錯誤的，不妨指出來討論一下。至於參加者 ，我自嘲是禿頭司令。是常有人來聊聊或幫助搞點刻印，但人來人往，昏頭昏腦地 都記不得他們的姓名，香港是有學生來找過我，蜻蜓點水坐一坐就走了。本來就是 陌生人，人走茶涼，哪裡還會去記他們的尊姓大名？ 後兩天是要我揭發何求、王希哲的反動言行。我說：「嘿，跟何求共事時間很短 ，以後就毫無聯繫，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至於王希哲，我乾脆對秘密警察們說 ：「我認為你們又搞錯了。他根本不是什麼反革命，他的心願是要協助共產黨搞改 革。他的觀點和做法都是很溫和的，跟我很相似。如果他是反革命，那我也是，你 們不妨把我也抓起來。」「你們共產黨辦事總是忽左忽右，告訴你們。你們現在抓 了王希哲，以後還得放他，給他平反的。」 五天裡，我跟秘密警察既有正面抗爭，也有玩「捉迷藏」，還有沉默以對。有時 冷場良久。警察催我再三，我聳聳肩膀，就只有這些。警察們惱火萬分，怒聲說： 「你簡直頑固透了，連張永強、劉山青、劉英傑，這些經常與你聯繫的香港人你都 不肯交代。還有你們《人民之聲》的鄧文偉、范一平、朱永、黃宇生……」秘密警 察在一無所獲的怒氣中，忍不住自己把這些都一一抖了出來。 由於跟秘密警察頂得厲害，我估計自己有可能被抓。在當時大逮捕的風潮中，像 王希哲這樣具體活動並不多的穩健派都被捕，而我這個廣州七九民運的肇事者卻不 被抓，簡直有些不合邏輯。他媽的，不如讓他們也抓了才好。我每天都隨身帶上衣 物、巾皂等日用品。然而我終成漏網之魚。事後，我分析這一定是中共省委已議定 了捕人名單，我不在其列。故秘密警察再惱怒也不能自行捕人。而王希哲一定是中 共高層把他視為了「國家級」的民運領袖人物。我推測，在被捕前，王希哲對自己 的危險處境亦沒有足夠的估計，因後來我得知他家裡的「堅壁清野」工作做得不盡 周全。 此外，我們都沒有預測到中共這次鎮壓的嚴酷性。我們以劉青被判三年勞教作參 照物，而妄顧了魏京生的十五年重刑。事實說明，民眾的善良與中共的凶暴是何等 的大相逕庭。王、何都被判了重刑(王十四年，何十年)，中共的算盤是，十多年的 大牢，你們這些搗亂份子即使不瘐死獄中，也只能拖著衰竭的身子到社會上，再也 無力對他們的政權構成威脅。 十二、堅持初衷 大鎮壓告一段落後，無休止的迫害則以其他的形式體現出來，民運的參加者們都 在本單位受到歧視、打擊。我和鄧文偉已是工人，沒有多少手腳可做。朱永則被工 作單位(司法局)掃地出門。東奔西走了好久，才在親友的幫助下找到一份電車修理 廠的工做。黃宇生以工代干在省物資局工作已久，工作能力強，業務上很有成績。 科室領導向上級申請將他轉為正式幹部，不但被上級駁回，還交待要對他限制使用 。范一平原任航運局外科醫師，由於屢受領導刁難，憤而辭職，好長時間，工作都 無著落。他想申請去澳洲留學，公安局又拒發護照。 雖然大家處境都很艱難，但人人無怨無悔。我們仍常常見面聚談。這一方面系內 心的真實感情使然，一方面也是向中共表示，我們並非烏合之眾。當初我們出於對 社會正義的追求走在一起，今天在你們的壓力下，我們也絕不作烏獸散。有次聚談 ，見到范一平，我笑著對他說：「那天晚上開會，你這傢伙提出散發抗議書的方案 那麼激進，當時我還真有點懷疑你是中共克格勃派進來的釘子呢！」言畢，大夥兒 都開懷地笑起來。 王希哲被判如此重刑，憤慨與難過交織在我們心頭。每逢佳節，我常去探望他的 親屬，有時與家人一起去，范一平等也常去。這一方面可讓王的親屬感到過去民運 的朋友們並沒有煙消雲散，大家都在掛念關心著王希哲，也許可權作在那陰沉壓抑 的社會環境中一點微小的安慰。另一方面則是告訴中共當局，此時民運的參加者大 不同於昔日曆次政治運動中被你們迫害的人們。過去，一旦某人被中共定為政治罪 犯，其親屬朋友一律忙不迭地與之劃清界線甚至揭發批判。而今我們懷著鮮明的民 主理念去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盡一份微力。你們的專制暴力可以一時壓制我們的聲音 ，但卻無可使我們內心屈服。我們就是「人還在，心不死。」 十三、重回課堂 八一年秋，成人高等教育興起。又傳來鄧小平的一句話：「他們(指民運參加者) 不過是一群沒有真才實學的人。」 我對朋友說：「我們的文化理論水平的確有限，都只是高中畢業，鄧小平鄙視我 們，大概以此為據。但事實上，不是我們不好學，是社會一度剝奪了我們受高等教 育的權利。現在成人高等教育開展，我們應盡可能重回課堂，既豐富提高自己，也 是在新的形勢下向中共當局抗爭的表現。朋友們大多與我看法相同。 於是黃宇生考入中央電視大學漢語語言文學專業，鄧文偉考入中山大學夜大三年 制漢語語言文學專業，朱永考取廣州業餘大學三年制新聞專業，我則同時及先後考 入了電大中文專業，廣州業餘科技學院四年制機械製造專業，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 五年制函授本科。在求學中，我們都面臨重重困難，由於都是黑名單上的人，單位 領導處處刁難我們，不給報銷學費，白天上課要扣工資、扣獎金，甚至連報考證明 都不肯開。但我們都咬著牙，堅持過來了。幾年後，朋友們都以優良的學習成績取 得大專畢業文憑。我則一直不停地讀了九年，取得三份大學本、專科畢業文憑。有 次我對朋友們笑道：「如有可能把我們這一大疊大學文憑給鄧小平過目，看看他有 何見教？」 星移斗轉，十幾個春秋過去了。但七九民運仍然在我們腦海中留有清晰的記憶。 我總覺得，如果說在自己為謀生而辛苦勞作的生平中做過一點有意義的事，那就是 參加了中國大陸的七九民運。今天，我雖在離中國有萬里之遙的大洋彼岸，做著繁 重的體力勞動，但我仍然關心著中國的脈搏，仍然惦記著當年七九民運中的朋友們 。我相信，我們在七九民運中結下的友誼會伴隨我們渡過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