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歷程 ——關於「文革」中的四封信 (北京) 潘 婧 仲維光的來信 大海先生： 這是潘婧女士為《文革書信選》一書所寫的文章，她同意我把此文推薦給有關雜 志發表。我決定把此文送給貴刊，以饗讀者。 仲維光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於德國埃森 「文革」是遠比戰爭更為複雜的現象。它曾使我們狂熱、恐懼、懷疑。歷史在此 破碎。新時期貧弱的文學至今沒有能力表現我們所經歷過的，資料的收集和編撰則 多多少少為我們留下那一時期心靈的軌跡。而「文革」是不應被掩埋的歷史。 我們這一代人似乎有一種「文革情結」，或許人總是迷戀自己的青春。有一次經 過寬街的「老三屆」飯館，忍不住進去，牆壁上掛著背包、草帽、小紅本語錄，錄 音機放著搖滾味道的革命歌曲，菜單上有一道「酸甜苦辣大雜燴」；而我們對往日 的回憶，也總有一種說不清、理還亂的味道。青春年華流失於動亂年月，這本是無 可奈何的不幸，然而，艱辛與苦痛之中，自有一種新鮮而怪異的豐富；十年時光， 我們歷經了一百年。去年，在火車上認識幾位來大陸旅遊的大學生，聽我講插隊的 故事，這些在繁華而富庶的香港長大的孩子，驚歎之餘竟有幾分羨慕；我想肯定是 我的敘述有問題，談起往事，驕傲得如同在撫摩一個光榮的傷疤。 提起十年動亂，似乎只有災難與壓抑，狂熱與失落；如某些傷痕文學、知青文學 矯情地表現過的。那些故事總有些舊小說的傷感的俗套，而我們那時的生活是混亂 的，不具形式的，沒有什麼現成的故事框架可以把它裝進去，「文革」以破壞與毀 滅的形式開始，對於當時只有十六、七歲的我們，最重要的也許是這樣一個影響： 忽然脫離了常規的，慣性的軌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老師的教誨，沒有人能夠真 正的左右你，面對著破碎的世界，你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解與判斷。 常常聽到年長的人懷念五十或六十年代，似乎那是一個道德清明，理想純正的時 代，而「文革」彷彿是突如其來的怪物；殊不知正是始於五十年代的愚昧教育，才 會有「文革」中的狂熱的愚昧。「文革」將某種已經延續了十幾年的體制和思想發 展到極致，以一種赤裸裸的殘酷表現了它的實質。所以從反面看，「文革」促進了 覺醒；正如圓明園的廢墟提示著羞辱，「文革」應提醒我們不要再陷入任何違反自 然形式的愚昧。 然而，當徐曉(本書的編者)執著地向我索取那些塵封已久的信箋時，我卻頗費躊 躇。最終交出的幾封信，其中兩人遠走美國，早已斷了聯繫，無法徵得他們的同意 ，只有請求編輯將姓名虛化；第三位已不在人世，他是一位有才華的怪人，我相信 是「文革」改變了他的人生之路，否則，他可能成為一個卓有成就的科學家，或者 是一位典雅的詩人。 如果沒有這些已被時光作舊的信，青年時代的某些場景和細節也許會在記憶中流 失；另一方面，我感到詞語構成了一個與現實平行的世界，當我們給朋友寫信的時 候，我們關注的是精神生活的最深處；而生活並非全部如此。 一 戎是我在師大女附中的同學，是我青年時代最重要的女友；我說重要，而不是親 密，即使在少女時代，我們之間也從未有過一般女孩子的勾肩搭背的親熱。女人在 結婚甚至在戀愛以後，就不再有同性的朋友；在此之前，友誼是情感生活乃至精神 生活的最主要的內容。我與戎同班，我們的接近是在「文革」以後。一九六七年群 眾組織派別林立，處於失控狀態，對於我們這些中學生來說，頗有些多黨自由的意 味。戎當時算得上風雲人物，可以伏在天安門前金水橋的石欄杆上一筆揮就一篇極 有煽動力的講稿；一旦失勢，也有領袖人物的挺得住的氣派。很難向沒有經歷過「 文革」的人解釋當年的派性鬥爭是怎麼回事，其中既有扭曲的激情，膚淺的野心， 也有源於個人遭遇的合理要求。混亂的局面造成了空隙和某種相對自由，激發了我 們的活力。我借「串聯」之機，走遍了大西南的美麗山川；戎則忙於作群眾組織的 領袖。六七年底至六八年，我們共同經受了壓力，這或許是我們的友誼以及以後幾 年的患難與共的生活的基礎。 重讀她在六八年底寫給我的信，那種現在看來似乎是自負的、政治化的語言的後 面，仍舊可以感到真切的情感色彩。那一年，我們十九歲，即將離開學校去農村插 隊。「文革」伊始，我們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受到衝擊；而我父親的處境猶為糟糕； 偶爾回到家中，壓抑的氣氛令人難以忍受；在我匆忙準備奔赴農村之際，得知父親 又被隔離審查；那一天返回學校，我穿上一件藍呢外衣，試圖顯得精神些，以掩飾 內心的虛弱。那時我們已學會用調侃的口氣敘說災難，我笑著向戎說家裡又出了事 ，說著說著，突然哭了。哭泣彷彿具有自己的意志，我束手無策地任憑眼淚象潮水 一般湧出；戎默默無語地陪著我，我感謝她的沉默，感謝她沒有撫慰的手勢和話語 ，使我不致為自己的哭泣而羞愧。以後，她當面遞給我這封寫於一九六八年最後一 天的短信。她用那個時代的武斷的語言表達了青年人應有的豪情，以譴責軟弱來鼓 舞勇氣： 用安慰來平息痛苦，是庸人的做法，我們要用希望來充填思想上的空白，……在 苦難中，人成熟的更快。……我相信我們永遠是男子漢大丈夫式的朋友。 如果不瞭解那個充滿創傷的背景，這些話或許更顯得空泛，當我們經受苦難時， 我們反而不會敘說苦難，話語與現實是分裂的，傷感的回憶是在苦難結束之後。如 今，所有的磨難都已消逝，年華卻一去不復返，而我，將永遠珍惜這份不會再有的 情誼。 至今已有了關於北大荒，陝北和雲南知青的紀實文學，似乎沒有人認真寫過白洋 澱。白洋澱的北京知青大約只有十幾個人，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或破落的 幹部子弟，這一小小的群體卻有別於上述地區的幾百萬人，他們不肯接受硬性的指 令和安排，試圖脫離原來的集體，尋找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於是，不約而同地來 到白洋澱。這似乎是一個理想的世外桃源，有著如詩一般的淒清的湖水；最初，是 孫犁的散文使我們想到這片被稱為「華北明珠」的地方。而後來，起始於七十年代 初的「朦朧詩」就發源於這片久遠而浪漫的湖水。我和戎來到這裡的時候，是冬天 ；站在安新縣城的堤岸上，遠望一片冰原，穿著一身黑棉衣的農民滑起雪橇，迅忽 如弦上的箭，直射向地平線上的橘紅色的落日；我們沿著柳堤一直走向湖心的村莊 ，冰面升騰的霧氣凝結在柳樹上，形成罕有的霧淞現象：十里長堤如同雕琢著玉樹 瓊花。似乎沒有什麼苦難能夠泯滅青年人浪漫的情懷。隨後的一個冬天，我們卻體 驗了一種原始得近於殘酷的物質生活。有一段時間，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都處 於極端分裂的狀態。 經歷了一個全面的壓迫和苦難，我們的精神陷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衝破 十幾年教育的灌輸給我們的思路模式，得益於兩本灰皮書的點撥，一本是托洛斯基 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不記得戎從何處借的；讀過後，我們鄭重其事地相約到頤 和園，交談彼此的感想，那是六九年的十月；從石舫遠望長堤一帶，秋天明麗而蕭 索，我們心情激動；托氏的書無疑是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 又找到了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至此，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我們終於擺脫了 夢饜般的桎梏和愚昧。 那時，我們狂熱地搜尋「文革」前出版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我的一個初中同學的 父親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藝部門的領導，我在她的家裡發現了數量頗豐的一批黃 皮書，記得當時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書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葉甫吐申科 和梅熱拉依梯斯的詩集，而當時在我們的小圈子裡十分流行的《在路上》和《帶星 星的火車票》我卻並不喜歡。我疑心當時在相當一部分人中流傳的黃皮書皆源於此 。我和戎在本質上都是個人主義者，在我們自以為看透了社會以後，所關注的只有 個人的精神生活。在農村，過著最底層的簡陋而辛勞的日子，一回北京，便成了精 神貴族；讀遍了能夠找到手的世界名著，只要有錢，就去「新僑」和「老莫」，我 和戎輪流做東，當年物價之低廉現在是難以想像的，兩塊錢就可以在「老莫」帝俄 風格的豪華的大廳裡坐一個晚上；至今背誦那時一餐的菜單和價目，如背詩一樣美 妙；我們喜歡泛著奶油香味的菜餚和銀光閃閃的餐具，一本正經地呷著小杯的威士 忌，彷彿不知此不足以抵償在鄉下的度過的原始而粗糙的生活；那時的生活多少有 些模仿性和戲劇化；一九四九年以後，正常的、自然形式的社會生活突然斷裂，在 我們這一代又重新接續，我們從書本上學習生活，以至有一種不健康的做作，而現 實對於這一批中學生，只有著失學和失業，毫無保障的物質生活不允許做小資產階 級態。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的磨礪，我們徹底甩脫了那種「屠格涅夫意味 」的感情特徵。 我想，所謂「老三屆」是承上啟下的一代，嚴酷的經歷使我們慣於把生活撕碎了 看，另一方面，又始終有一縷浪漫的情愫模糊地縈繞在終極，促使我們不斷地自我 認定。戎在七五年底寫給我的信反映了我們在「文革」後期的心境。現實的，物質 的生活似乎是無望的，然而仍舊有某種渺茫而頑強的信心和希望： 人，除了那些愛情的，詩意的，傷感的個人之外，仍然需要是一個民族的，時代 的，社會的，信念的人，人應當是這兩者的總體，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 到全面的滿足，這就是我設想著，給自己未來臆造的肖像。既不陷於狂妄的理想主 義，也用不著將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臉上。一個平凡的人，然而是正直的，有 用的人，就像雷維克那樣。 雷維克是《凱旋門》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情感深沉，性格堅強的外科醫生。在開 始戀愛的時候，我和戎都非常喜歡雷馬克的小說。前途渺茫，生死無定，「文革」 的背景與戰爭相似，在這樣一個陰鬱的背景之下，男人和女人的痛切而憂鬱的愛。 這些關於精神的漂泊與人格的堅毅的故事極易令我們感動；七零年我曾拜訪詩人郭 魯生，我喜歡他在那首迷濛而清新的《煙》中所表達的境界，那時他還是一個膚色 蒼白的英俊少年，他斷言說《凱旋門》是描寫知識分子的最好的書，這不一定對； 八零年我再見到他時，他已是一個被激情摧毀的人。 七二年我離開插隊的地方去大港油田，戎仍留在白洋澱；我們已各自有了男友， 來往漸疏。雖然令人遺憾，但也是必然的趨勢，我們彼此的個性都很強，沒有一個 特殊的背景，難以長久交往。在我收到她七五年底的這封信後，我與戎又有過一段 友好而短暫的往來；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復以後，她和我都上了大學，畢業後戎去了 美國，至今未通音信。時過境遷，我想我們都沒有再見面的衝動；我當然不會忘記 戎這位朋友，有關我的少女乃至青年時代的種種記憶，是與她的名字連在一起的。 二 「文革」是亂世，動亂造成了空隙，在這些窄縫一般的空隙中，形成一些自由的 小社會，當時俗稱為「圈子」，不同的圈子相交疊，於是，莫名其妙地認識了許多 人。這與我們以往的生長環境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國，有單位，有組織，有集體， 但是沒有「社會」，雖然我們叫「社會主義」。幾個圈子走過來，熟識了半個北京 城；如今，經過二十多年的世事滄桑，仍舊可以感到當年的「社交界」無形的延續 。 六七年初，我和戎常常騎車到海澱區的大學和附中；二十多年前，從白石橋到清 華大學是一條幽靜的林蔭路。一天晚上，到北大附中找一個朋友，誤闖入閻的宿舍 ，道歉後正要離開，閻卻瀟灑地說：可以從不認識到認識嘛。閻高高的個子，嗓音 渾厚，據說是那首著名的《造反歌》的詞作者。那天我們聊到很晚，以後斷斷續續 的通信往來。六八年，我們稱之為逍遙的一年，看書，郊遊；在我們周圍，甚至在 我們自己的家庭裡，盡有悲哀的事情；而我們，憑著年輕人本能的自私和快樂，聚 在一起飲酒賦詩，自以為是地議論天下事。那年秋天，閻的父母都進了「牛棚」， 他的中關園的家正好是一個沒人管束的自由的小天地；閻約我和戎到他家小聚，要 請我們吃一席別開生面的「貓宴」，並註明飲料自備。那時，中關園的周圍是鄉村 野郊，儘是家貓野貓，貨源充足；閻在院子裡放了一個自製的捕貓器，每天設「貓 席」宴請朋友。我們帶了通化紅葡萄酒和一瓶青梅酒，仍覺得有些寒酸，但已經沒 有更多的錢，於是，戎繪聲繪色地編造了一個如何與人撞車，摔碎了一瓶金獎白蘭 地的謊言。閻做的紅燒貓肉色香味美。他像大多數幹部子弟一樣，自命不凡，熱衷 於政治，說起當時的領袖，一口一個澤東、伯達。「文革」中個人權力的急劇膨脹 和權利的被踐踏從正反兩個方面刺激青年人的激情與野心。由於有一個無所不在的 最高權力導演著這幕喜劇，那個年代的任何真誠的，或自以為是的願望與行動都不 過是牽線木偶的表演，在本質上與真正的自由意志無關。但是當年的行為類似演習 ，很多人的人生觀和志趣由此形成。六七年底，他與北大物理系的何維凌(少丁)， 王彥成立「共產青年學社」，由於他們的文詞華麗的宣言有反林彪的傾向而被宣佈 為反動組織，何維凌為此住秦城兩年。 六九年初，閻去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半年後，作為雲南幾萬知青的代表，赴京觀 禮，並晉見偉大領袖。如上文所述，那時我和戎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改變，並不以 為然；記得是戎寫了一封揶揄的信，閻於六九年十二月寫給我們的信可能是對戎的 回答。這封信隨意而形象地為我們保留了當年的思想及生活風貌；信中既有認真的 求索，也有天真的自大；就當時而言，閻的思想並非正統，但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觀 的入世傾向；我想他後來去美國，拿綠卡，是沿著同一思路。 三 我發表於《北京文學》的短篇小說《山》(一九八四年三月)，曾以何維凌為原型 ，那時他還活著。至今，想到他已不在人世，總有不真實的感覺。 何維凌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具有天賦才華的人，如果他生在良好的、適宜的人文 環境裡，他可能會是卓有成就的學者。在那個短篇中，我寫了一個有激情，有才華 的青年，他的激情具有某種原始的粗糙與天真的性質，而最終為俗媚的野心所腐蝕 。那篇小說並不成功，以短篇的篇幅容納中篇的內容，結果草草了事。我沒有拿給 他看。不過我想即使他看了，也不至於生氣，只要有所功成名就，他不在乎別人怎 麼看他。 六九年的十二月，我與戎回到北京。像候鳥一樣，冬天我們總是回北京過，白洋 澱的冬天能把心凍得像冰一樣硬。那幾年，當局不歡迎我們這些知青返城，派出所 和居委會經常在深夜以查戶口為名驅趕返城知青，有時，不得已在衣櫃中藏身。為 了不給父母惹麻煩，我們帶著一些衣物和書籍住進北大的學生宿舍。 當時，大部分的大學生都已分配工作並離校，留下來的只有低年級的學生，或是 些有「問題」的人。何維凌，胡定國剛從秦城出來，王彥已離開勞改隊。宿舍樓裡 有很多空房間，我們冒充生物系的女生；畢竟是生面孔，每次進樓，總要受到盤詢 ，大概就是在那會兒練就了面不改色地撒謊。 是閻介紹我們認識了他的三個「共產青年」的夥伴，閻神秘兮兮地吹噓他的一個 朋友如何是個天才；當我和戎第一次見到何維凌時，不免有些失望，這位「天才」 有一張上海人的沒有稜角、卻有些滑稽相的臉，而那時的我們以為天才應該像羅丹 的「思想者」一樣，有著智慧的額頭和深刻的皺紋。不過只要聽他侃侃而談，你會 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的淵博的學識和獨到的見解(與當時的我們相比)令我們肅然 起敬。以後他沒有沿著這條路繼續走，學問成為他若干年後從政和經商的點綴。 插隊意味著失學，這是令我最為痛苦的事情，也是引起我青年時代那種茫然的仇 恨的原因。那時我以為再也沒有上大學的機會了，這反而促使我更加貪婪地讀書。 我懵懵懂懂地讀了一點哲學，戎想學高等數學；既然住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裡， 周圍又有幾個學理工的「修正主義苗子」，為什麼不學呢？我們請維凌當老師，為 我們講授微積分，並要求他「把數學與哲學聯繫起來。」 何維凌講課如同他的談話一樣，條理清晰，引人入勝；而我們也是認真刻苦的學 生，晚上做習題一直到深夜；我記得我曾在筆記本上記下「零是純質」之類的話， 被王彥嘲笑為「何維凌語錄」。我們在十天的時間裡囫圇吞棗地學完了微積分，至 今已印象全無。空閒的時間，去未名湖散步，聽維凌侃尼采的《扎拉查斯特拉如是 說》和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人在年輕的時候易於接受一些浪漫 ，膚淺的東西，喜歡作非此即彼的判斷；我厭惡妥氏的受虐狂的傾向，認為尼采只 有自卑心理，而無公正原則；我不能理解，當思想和情感深入到極致，反而會呈模 糊狀態。那時維凌顯然比我們成熟。有時也會激烈地爭論，雖然我們是中學生，但 已可以用黃皮書中更為現代的信息在辯論中抗衡。 那一時期生活是振奮的，白天讀書，作筆記，自己為自己強行安排課程；中午到 學生食堂打飯，也會引起莫名的，快樂而心酸的震顫——對於已經在農村用柴鍋燒 飯的我們，這就像一個剛剛逝去的夢。 七八年，將近三十歲，我考上了大學，發現我已不適於作學生，不願意聆聽教導 ，也不願意住簡陋的集體宿舍。年華與經歷錯位。我真正的大學生活只有那短短的 四十天，一九六九年冬天在北京大學的四十天，空曠寂靜的校園，殘破的標語—— 潮水過後的荒涼的海灘，短暫的空白——這是那些年我唯一的求學機會。 我並沒有如閻那樣，認為維凌是個天才，但就當時的水準而言，他稱得上是通才 。他的古詩寫得典雅流暢，戎曾經與他和詩作答。我認為戎崇拜他，可並不愛他。 他的外表或許妨礙了內心的欲求，他青年時代的情感生活始終是不運氣 的。後來關 系逐漸疏遠，並不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始終沒有加入他的小圈子，因為在本質上 我們不是一類人。那時他的「反革命」的帽子還沒有摘掉，卻已決心在未來參與政 治，改造社會；他必須處於社會的中心，而我寧願站在社會的邊緣。那時，儘管對 他是敬佩的，但已本能地不喜歡他的小圈子中那種毫無保留，不分彼此，沒有個人 隱私的人際關係。 我已不記得那篇「共產青年學社」的宣言究竟寫了些什麼，住在北大的那些天， 他們的共產主義式的生活原則頗令我們既新奇又疑惑，看來牢獄之災並沒有改變他 們的信仰。作為待分配的學生，學校發給為數不多的生活費，加之每人從各自的家 庭得到的錢，不分多少，統一按需分配；那時王彥已有了女朋友，一個名字叫琪的 有幾分姿色的上海姑娘，後來成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與他們共同生活，他們的錢 似乎就由琪總管。當時王與琪還沒有結婚，最初我們不知道他們實際上是在公開同 居，戎偶然發現這件事，驚訝得立刻跑來告訴我。我們一直在被戲稱為「修道院」 的女校的氣氛中長大的，從未如此直觀地面對性問題，總以為這是粗鄙的。 他們的這種「共產」的生活方式令我們困惑不解，我本能地認為這是不自然的， 我與戎從來沒有為錢發生過齟齬，但我們實行對等原則，並喜歡來去分明。我想， 他們這樣做，是在試圖使日常生活崇高化；二十年前流行的觀念與今天有很大的不 同，加之年輕時的幼稚，使我們沒有足夠的批判能力；最初，我以為他們是高尚的 ，而我們是俗氣的；但很快地，我們覺察到這種崇高的虛妄。 問題出在琪。女人看女人，真是敏銳又刻薄。一開始我們怎麼也搞不明白，三位 有理想，有追求的名牌大學的高材生，竟會與一個來自上海棚區的俗裡俗氣的小女 人攪在一起。儘管琪給人的第一印象溫柔而明理，在同性看來，她的俗氣也是一望 而知的；王彥愛上她的時候，必定以為她是一個身世坎坷，一無所有的灰姑娘；初 戀的青年，往往把幻想與實在攪在一起，加上慾望所燃起的激情，不可能看清對像 ；而這位灰姑娘卻以小市民的精明一點點地把王彥這個熱情而慷慨的北方漢子的錢 抓到手。何維凌的小圈子的共產主義式的生活對她這個身無分文的人來說是太適合 不過了。直到他們離校，有了各自個工作，天涯各方，而王與琪已結婚，何、胡二 人仍舊依照均等原則給琪錢；琪沒有像我與戎那樣去插隊，她出身貧寒，也許正因 為如此，她絕不肯再墮入另一種辛勞的生活，她心安理得地寄生於三個熱血青年的 既天真又做作的高尚原則上，如同健康肌體上的癌瘤。這樣的情勢大約持續了一兩 年。在北京再見到琪時，她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腕上銀光閃閃的上海金鋼表，這 是她積攢下何、胡寄給她的錢買的；共產青年嚮往的崇高精神，化為一個庸俗女人 的虛榮的戰利品。 這件事情具有諷刺的象徵的意味，它形象地表達了實踐非理性的烏托邦的現實結 果，一個必然是滑稽的，或者可悲的結果。烏托邦是無法實踐的。對於二十年前的 一代青年人，「文革」即發軔於一個虛妄的理想，最終留給我們的，多為沉重的教 訓。 以後的兩年，我們斷斷續續的見過面。七零年，我一個人在白洋澱，生活艱苦， 精神寂寞，便給何維凌寫了一封信，其時他在江西干校勞動。這是我保留至今的唯 一的一封何維凌的信。他把我的姓拼錯了，以至有很長時間王彥叫我「小偏」。多 虧這封信，再現了青春年代的熱情與真誠的狀態，否則我真忘記了何維凌曾經是怎 樣的一個人，忘記了我們之間還有過一段坦誠而親切的友誼。在熱情的激盪下，即 使是野心也顯得崇高。他在信中談到友誼，信仰，談到他成長的過程，有一種坦誠 的真實。現實的無可指望的窘迫，反而使生活洋溢著精神的光輝。而後來，隨著時 間的流逝，境況的改變，或淡忘，或崩潰；我們所有的人都在變化。對於何維凌， 只有百折不撓的信心和意志才是他的本色。 七三年以後，我們完全斷了聯繫。十年以後我再見到何維凌，他已是一個身材發 胖，志得意滿的中年男子。住在有地位的岳母家，在當時的政壇上攫取了某種接近 權力中心的位置。關於他的婚姻，有過一些有趣的傳聞，據說何維凌曾有一位寫詩 的女友，這位女友認識他後來的岳母；她把當時傳抄的詩拿給那位有教養的、閱盡 滄桑的老婦人看，老婦人揀出幾首維凌的詩，說，只有這個人的詩好，你帶他來見 我。於是他就成為她的女婿。至於說到愛情，他的婚姻顯然是不成功的，不得不以 離異告終。 八三年他在二十二樓他岳母的寬敞的客廳請我吃飯，他告訴我，由於言辭不慎， 在政治上又狠狠地跌了一跤；不過他並沒有灰心，他從來沒有灰心過，他以為雖然 「栽」了，但是栽得有「層次」。我試圖與他談談過去我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我 明顯地感到他的停滯；我不知道是由於個人才能的局限，還是因為另有追求所致。 官運不佳，他出國作訪問學者。積攢了一些錢和關係，又回國經商。我搞不清他究 竟做的什麼國際生意，在我的熟人中，他算得上富翁，不過遠不如他貧窮時慷慨大 方。他不安於本分，總要涉足政局，以至又出過一些事。他的在「文革」中刺激起 的慾望和抱負似乎永遠難以平復；「驚幾番風霜雪雨，卻無緣高皇帝階前。」這是 王彥對他不無揶揄的惋惜。 離婚之後，他喜歡上他岳母家的安徽小褓姆，一個身材性感，膚色黝黑，有著非 洲人臉相的十八歲姑娘。對於朋友的不理解，維凌挑戰式地解釋說：「我就是要做 別人做不到的事，我就是要徹底打破世俗的等級。」但我不以為這是一個灰姑娘和 白馬王子的故事，這其中沒有美感可言；其背景是情感的不幸與人性的悲哀。他的 統治慾望和性格中的暴虐傾向使他在情感生活中屢遭失敗，以至他最終找了一個完 全不可能與他對抗的人。他把她打扮得珠光寶氣，試圖以此提高她的層次，她為了 討他喜歡，也總是濃妝艷抹，在飯店的電梯上被誤認為是高等的「雞」。九一年他 與她正式結婚，並帶她出國，談生意兼作新婚旅遊，因車禍雙雙墮入墨西哥的山谷 中。 他動盪不羈的靈魂是否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