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和台灣

於大海


    1991年《中國之春》出滿100期時，我曾寫過一篇短文作紀念。（見《中國之春》1991
年9月號。）現在，值《北京之春》出滿200期，我再寫此文作紀念。《北京之春》從1993年
創刊到2001年，主要的經費支持來自台灣。2001年後，主要的經費支持來自美國。本來，在
一個正常社會裡，像《北京之春》這樣的嚴肅的政論刊物，是很容易在本土上站住腳的，無
須誰來特別支持。像本刊主編胡平這樣的思想家，光靠版稅就能維持起一份甚至多份刊物。
可惜的是，《北京之春》從誕生之日起，就成了中共專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不但我們
的雜誌被定性為「反動刊物」，無法在國內發行，我們在國內的作者、讀者也時常遭到騷擾
甚至關押。中共的用心很清楚。你們在海外呼籲民主、人權，我一時沒法禁止。但我可以切
割你們與國內的聯繫，把你們孤立起來，讓你們摸不到中國社會的脈搏，使你們邊緣化。中
共的做法很無理，卻並非無效。近年來，《北京之春》乃至整個海外民運，確實遭遇到重重
困難。

    但我們依然決心堅守陣地。為什麼呢？首先，我們堅信民主事業的正義性。中國人這30
餘年裡對民主的追求，始於對「文革」浩劫的反思。我們許多人早就看到，為了防止當權者
肆意妄為，中國需要在政治上實行全面的民主改革。中共權貴近年裡對國家財產肆無忌憚的
掠奪，進一步說明了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民主決不是幾個人的臆想，而是潛在的主流思想。
我還記得1980年北大競選活動中胡平、王軍濤、張煒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說，記得北大同學的
熱烈反響，也記得韓天石、馬石江等北大黨委負責人為保護學生作出的不懈努力。那時，民
主在北大無疑是主流思想。參加過八九民運的朋友，一定也有類似的、更深刻的感受。其次，
民運的存在，多少能對中共有所牽制，使之在行事時有所收斂。記得80年代中期我和一批朋
友發起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時，儘管我們一直強調學會的獨立性，使領館對我們仍是有求必應。
我們當時就意識到，使領館的友善態度，是與「受台灣豢養」的《中國之春》分不開的。由
於有《中國之春》的存在，留美經濟學會才能在海外的生態平衡中享有主動地位。就像魯迅
在《無聲的中國》中所說的：「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今
天的《北京之春》也和當年的《中國之春》一樣，在給許多人提供著掩護。不過，無論《中
國之春》還是《北京之春》，都僅僅主張開個大窗，並沒要去拆屋頂。

    由此我又想到了台灣。國民黨在台灣也搞過專制。但與毛澤東時代的大陸相比，蔣介石
時代的台灣要進步多了。在經濟上，台灣一直允許、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台灣的土改，是
用和平手段循序完成的，沒搞殘殺，也沒搞導致大饑荒的集體化。在文化上，台灣一直堅持
兼容並蓄、中西並重，沒搞批孔、破四舊，也沒搞「清除精神污染」。在政治上，台灣也早
在50年代就開放了基層公職的競選。近年來台灣政治上的全面開放，是國民黨長期傳承之理
論和實踐的邏輯歸屬。雖然造成一些震盪，卻也確定了民意至上、選票至上的原則，幫助台
灣化解了族群矛盾。總的來說，台灣自身的發展是相當成功的。正是因為看到了台灣的進步，
我們才一直很樂於接受台灣的支持。

    台灣對大陸的影響又如何呢？蔣介石几十年裡念念不忘「反攻大陸」。雖然精神可嘉，
冷酷的現實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黨對大陸的直接影響力逐漸削弱了。記得90年代初
訪問台灣時，我曾聆聽一些國民黨人士講述光復大陸的規劃設計。這些人士對大陸沒什麼了
解，他們的設計當然也沒什麼價值。但台灣對大陸的間接影響是巨大的。台灣60、70年代經
濟的高速發展，給大陸造成了壓力，是促成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因素。台灣以出口為重心的
發展模式，給大陸提供了借鑒。台灣企業和資金的流入，也為大陸經濟送去了及時雨。作為
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大陸人應當慶幸台灣當年沒有被「解放」。大陸人也該認識到，回過頭
來學台灣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共產革命實際是一通瞎折騰，其後果是使大陸的經濟發展耽
誤了數十年。台灣的兩黨政治對八九民運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由於統獨之爭的牽制，台
灣在政治上對大陸的影響是很有限的。結果就是，台灣幫大陸養得膀大腰圓，卻未能在心智
上開化大陸的統治者。膀大腰圓算是一種進步，在促成這一進步方面，台灣是成功的。但心
智的開化也很重要，而台灣在這方面的成績就不理想了。今天我們在海外，也該像國民黨早
年在台灣一樣，「勿忘在莒」，以推動大陸的進步，尤其是推動大陸的民主化為己任。但我
們要比國民黨更能自我量力，要甘願充當國內民運和維權運動的配角，揚長避短，著力於促
進國人思想的解放。在今後的歲月裡，如果《北京之春》以及整個民運能和台灣以及西方各
國一道，直接或間接地幫助大陸掃除智障，促使大陸接受民主理念，那麼，我們大家就都可
以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