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訪華與中國民主運動戰略轉型 王軍濤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各界從不同關注興趣和角度對此做出多種解讀。 在所有解讀中都注意到，這是第一位在任期的第一年中訪問中國的總統；這表明美中關係中 的相互影響力發生了很大變化。奧巴馬總統的口氣和日程表，都表明這個總統落入中國的安 排中。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急劇衰退，而中國已經能夠抑制美國對華政策的強硬鷹派。然而， 這一轉折究竟是美國為渡過經濟危機暫時採取的權益之計，還是美國在形成穩定長期的對華 政策架構中的關鍵步驟，各界沒有定論。本文僅從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角度討論奧巴馬訪華 的意義。 中國民主運動是旨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運動。就此而言，不論是公開聲稱還是實際 操作者，都是中國民運的主體；甚至那些出於自己需要間接或暫時推動民主化的力量也可視 為民運主體。然而，我們討論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制定問題時，僅討論那些公開明確地以推 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力量為主體，因為其他力量都不會僅僅為了民主化而思考戰略問題。 在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戰略思考中，中美關係的份量曾經有過急劇的變化。1989年以前， 除個別時期的個別團隊的活動計劃（79年民主牆和80年代中期方勵之先生的活動），中美關 系基本上不在思考的視野中。因為那時中國與世界高度隔離，對於境外聯繫鎮壓嚴厲，美國 在冷戰後期為建立戰略大三角關係基本上不干預中國內政。甚至後來的海外民運都得不到主 流社會的支持。1989年民主運動及六四慘案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激發出強大的民意對中國民主 運動的關注和支持，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垮台導致西方不再需要與中國保持生死攸關的戰略關 系，中國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快速加入全球化進程使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一方面無法封鎖 內外交流，另一方面內政大大受制於西方的對華政策。中國民主運動中一批領軍人物一度成 為西方最受關注的政治明星。即使後來海外民運衰落，中國民運在西方政府、媒體、公共空 間、非政府組織和民眾中，始終保持著其他國家流亡運動難以具有的影響力和同情。 1989年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民主運動和政治進步的強烈關注和干預，為中國民主 運動引入新的活動空間和推動槓桿。這一空間不會因為中國政府的內政方針而受到擠壓。這 一新的槓桿和空間增加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策略的選擇空間。即使在國內鎮壓最嚴酷的時 候，中國民主運動也可以國際社會得到財政、媒體和外交壓力的支援，在中國政府迫切需要 西方的資源和市場保持經濟發展和維持政治穩定的時候，這類支持極具影響力並在某些時刻 的某些話題上很有成效。 然而，這一新空間和新槓桿，也改變了中國民運的工作重心。在國內不能有效地展開布 局和活動的時候，中國民主運動更多地尋求國際聲援和支援。而國際社會管理聲援和支持的 人並不真懂得中國的實際情況，某些力量還把中國人權和民運的話題、立場和活動專案與自 己在本國政治的和職業發展的需要捆綁，導致中國民主運動的力量偏離中國需要和國情，自 我放逐，先是在本土、爾後在國際社會都邊緣化。 70 年代末，中國民主運動的力量曾經是中國政界的領軍力量，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 和競選運動，曾對中國政治發展起過重大推動作用。然而，80年代初，中國民主力量曾遭到 毀滅性鎮壓，但中國民主力量艱苦開拓，抓住80年代中期開始的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機遇，迅 速在新發育的專業領域開發新的活動方式，從而在80年代末再度主導中國政治思想界和變革 探索，在新發育的政治、社會和專業力量中有執政黨無法匹敵的影響力。六四鎮壓雖然暫時 消除了反對運動的勢頭，但是其後中國嚴重問題和政府不得不讓渡給民間社會的活動空間， 都比80年代更有利於民運在本土發展。如果中國民主民運能夠繼續在解決本土問題中開發新 機制動員中國民眾推動政治發展，那麼中國民主運動應該在國內成為新的政治中心。然而， 89民運和六四鎮壓打開的新國際活動空間，本來應該是推動中國變化的輔助戰場和手段，卻 成為主要戰場和手段。 儘管國際社會對中國進步和人權的關注是真誠的和努力的，但掌管資訊和資源決定權的 關鍵組織和人士，是在西方長大和接受教育的，很難理解有歷史傳統和處在轉型中的中國問 題、空間和選擇。加之西方所有機構必須對短期成效負責的強大約束，他們的活動客觀上導 致了中國問題成為西方內政和外交的熱點需要和爭議的一個附屬話題，由此日益遠離中國本 土。美國作為制約中國的最強大力量，這裡一直是中國民主運動和民間運動的主要戰場。他 們希望通過爭取必要的支持在國內維持象徵性的活動，從而得到美國的關注和支持，通過外 交等手段強迫中國執政者採取更開明的措施乃至實施改革。 雖然1989年的事件使得中國人權成為美國政治的重大話題並且讓民主運動在美國公共空 間中獲得影響力，但美國戰略界、商界和外交界一直不認同將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作為改變中 國的主要力量去推動中國民主化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的看法和做法。他們現實地處 理中美關係，在強烈的民意和他們界定的美國利益中巧妙地平衡。美國實力集團認為，中國 民主力量無力在短期內實現民主化而美國不可能以強大國力強迫中國人解決問題；因此在短 期內付出巨大的摩擦代價並不理智。不過，由於中美兩國實力和相互需求極不對稱，美國還 是可以通過象徵性姿態和努力來施加影響，制止中國政府的一些激怒美國公共輿論的做法； 這不會導致美國利益的損害。因此，奧巴馬之前的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從來就沒有過中 國民主運動和民間運動期待的想法；但是，仍然可以有象徵性的作為。 奧巴馬任期時，中美兩國的實力和相互需要的對比比較1989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這在最近發生的金融危機中體現出來。美國不可能不顧及中國的反應而行事。這就使得中國 民主運動和民間運動在美國以及通過美國對中國施加影響的空間更小了。中國民運人士也許 會問：那麼崛起的反民主的中國的威脅呢？難道美國不相信或短視到不考慮嗎？關於如何處 理一個崛起的中國的威脅，美國早就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在美國不準備將改變中國作為對華 政策短期運作的核心目標時，美國就有這樣的理解。在放棄短期支持和幫助民運改變中國的 背後，是美國人由來已久的信念，中國人必須自己承擔改變中國的責任並對改變中和其後的 代價負責；美國致力於創造一個中國人自我承擔責任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環境。這就是美國人 深信不疑的中產階級和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相關的神話。在中國崛起需要美國時，美國應 該訓練中國接受國際規則，然後這些國際規則將遷移到中國的國內規則，與新興的強大的中 產階層一道，成為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力量。儘管這聽起來有點一廂情願，但只能這樣理解了； 況且，許多對其他國家的觀察和對中國內在變化的實證分析，支持這樣的理解。 從上述對華政策的戰略考量出發，很難說奧巴馬訪華失敗了。因為在這次訪華中，美國 放棄了人權等話題的強勢姿態，維護了貿易等話題的利益，但以所謂綠色政治話題為核心， 建立中美溝通和合作的機制。在這方面，美國主導了所有話題。而這使得美國人相信，他們 正在成功地通過綠色政治合作將新的規則和意識打入中國政府和內政。 對於中國民主運動而言，短期內這是令人沮喪的變化。但從長期看，未嘗是壞事。因為 在美國放棄了支持民主力量的努力後，使得中國民主運動進一步在本土尋求機會和支持。現 在，無論是民意，還是利益，還是理念，本土支持憲政民主化都有前所未有的機會。另一方 面，美國和西方並沒有放棄影響中國，對中國擔憂更強了，只是操作的機制更精緻和隱蔽了， 需要民主運動更專業地利用這些國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