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我與王軍濤 （北京）陳子明 2008年，是王軍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識相交的第30年。我們在這30 年中，既有風雲際會，又有跌宕坎坷，還有生死與共。從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分手後， 光陰已經過去了17年，回憶往事，倍覺想念。寫下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作為給軍濤 的一份生日禮物。 第一，四五運動的戰友和兄弟 我和軍濤本來是相差甚遠的兩種人，如果沒有1976年的四五運動，我們大概是不會成為 戰友、同道和兄弟的。 雖然我和軍濤都是「50後」，但我出生在1950年代初，他出生在1950年代末，如果不是 「十年文革」，我們或許就不會被歸入同一代人。譬如說同為「20後」，頭上的人可以是 「三八式幹部」，尾上的人可能就趕不上抗日戰爭了。再譬如說同為「70後」，頭上的人或 許會有濃厚的「89情結」，尾上的人也許就不知六四為何物了。 我是南人，籍貫浙江；軍濤是北人，籍貫山東。我是知識分子的後代，祖、父兩代都是 電機工程師；軍濤是軍人子弟，父親是軍隊的高幹。如果按照正常年代的邏輯，我們很可能 走上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是四五運動的歷史洪流，把我們匯聚到一起。 四五運動，是中國20世紀史上罕見的一次「對內的國民運動」（梁啟超語），是繼五四 運動之後再一次扭轉中國現代化方向的國民運動。在它之前，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 運動都是「對外的國民運動」；1949年以後毛澤東發動的歷次「群眾運動」，實質上都是 「運動群眾」，和「國民運動」完全是兩碼事。在它之後，自發的「國民運動」也曾多次發 生，但只有「八九民運」繼承了它的衣缽，是一次「對內的國民運動」。四五運動之所以偉 大，之所以能夠扭轉乾坤，因為它是多種政治力量的「矢量和」（王力雄語），是積聚了10 年的各種政治能量的總爆發。 我在《歷史大視野中的四五運動》（載陳子明等著《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 ——30年後的回憶與思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中分析了四五運動爆發時的政 治格局：毛派與非毛聯盟對陣。「毛派政治力量，除了毛澤東本人掛帥，還包括四個組成部 分：嫡系，旁系，前寵，愚忠者。」「非毛聯盟既是不同年齡的人的聯盟，也是不同觀點的 人的聯盟。……不同觀點的聯盟，主要是指還原派陣營和改革派陣營的政治聯盟。」「我們 把還原派分為三種類型：所謂『還鄉團』，原教旨主義者，全面整頓派。」「我們把改革派 也分為三種類型：黨內改革派，黨外社會主義改革派，徹底改革派」。具體內容此處不再重 復。我想在這裡給出一種新的分類——如果不是當事人就不大容易體察到的分類，而軍濤和 我正是這兩類人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 這種分類，就是四五運動中的公開行動者與秘密行動者。當時，有很多人是開著卡車， 大張旗鼓地去天安門廣場的，譬如說曙光電機廠和中科院109廠送花圈的隊伍。還有許多人 是騎自行車偷偷地去廣場的，其中有不少自行車臨時摘掉了車牌。我因為也是騎自行車去廣 場的，所以注意到這個細節。（但我自己並沒有摘車牌，我覺得摘車牌的自行車畢竟是少數， 有可能反而引來便衣公安的注意，然後在那裡「蹲坑」抓人。） 朋友中間，曹志傑是公開行動的，周為民是秘密行動的。1976年3月30日，在人民英雄 紀念碑上貼出了署名「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部分同志」的悼詞，打響了四五運動在北京 的第一炮。曹志傑是工人理論組的副組長，是該行動的第一責任人。4月3日，周為民等8人 背著班上其他同學，偷偷地在一同學家裡製作了白花和悼詞，以「清華大學幾名工農兵學員」 的名義安放在廣場的一個燈柱上，引起了轟動。「清華小白花」在當天深夜就被清收掉了。 第二天，總政管理局電工趙清芳重新製作了「清華小白花」，送到廣場上，被便衣公安當場 抓獲。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和清華大學的遲群、謝靜宜當時都對外宣稱，「清華小白花」 是偽造的。周為民本來是有可能逃過一劫的，沒想到卻被一名同班同學發現了蛛絲馬跡，向 學校當局告發了。6月6日，周為民被捕入獄，其他「地下工作者」也被隔離審查。 曹志傑告訴我，公安局將所有天安門事件的案子分為兩個系列，分別用中文數字和阿拉 伯數字排序，公開簽名的定為「一號案件」、「二號案件」……；匿名案件定為「01號案 件」、「02號案件」……。曹志傑他們的悼詞被定為「一號案件」，匿名詩《揚眉劍出鞘》 （後來知道作者是王立山）被定為「01號案件」。 軍濤可以說是胸懷坦蕩的極端的公開行動者。他的老師想要幫他遮掩，他還不領情，非 要自己跳出來。請看軍濤《我在「四五」前後》（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 —30年後的回憶與思考》）中的自述：我當時是班裡團支部書記。……清明節前後，我組織 了兩個班學生去天安門舉行活動。 到了天安門廣場，同學們看到激動人心的情景，紛紛要我也寫詩。我自幼喜歡古典文學。 有一段時間，每天寫一首詩。在環境和同學的激勵下，我共寫了7首詩。有三首是影射攻擊 毛主席的。還有四首是悼念周恩來，攻擊「四人幫」的。我記得其中一首：「數月念思欲斷 腸，未知貴驅散何方？小民不小惦心事，萬眾難壓奔騰江。曾揮淚雨道承志，怎料時變生虎 狼。誓伐叛逆償遺願，不必刀斧意昂揚。」 4月7日，全校師生聚集在學校操場聽中共中央兩個決議。鄧小平被撤銷所有職務，天安 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我的年級的黨支部書記找到我，對我說，年輕人走彎路不要緊， 誰都會犯錯誤；只要做個檢查，糾正錯誤，改了就好。他當時並不知道我在天安門廣場的活 動。我氣憤地對他說，我不是見風使舵的牆頭草；我們交換過看法，我就是反對搞政治運動 整人和不搞現代化，我不可能一夜之間因為有這兩個決議就轉變看法。他表示，可以繼續交 換看法，但應當與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此後，大批判在我的班上也展開了。但同學們嘻嘻哈哈，大都是開玩笑，走過場。我還 寫了一首藏頭七律詩，原詩記不住了，但每句頭一個字聯起來是，誓為真理奮鬥終生。 學校又安排校工宣隊找我談話，但被我拒絕。我很尊敬這位老師傅，但他無法回答我的 問題。那時，我喜好辯論，辯論只會羞辱這位受人尊敬的師傅。後來，我想，我畢竟是要求 入黨的青年，應當向組織上如實地匯報自己的思想。這樣，我寫了一份思想匯報，坦率地說 明我的看法和行動。大概有四個問題，我只記得三個：一是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二是研究業 務；三是老幹部的問題。 很快，社會上傳來了抓捕幕後策劃者、現場指揮者和反革命詩詞炮製者的消息。這三樣 我都佔了。我知道自己很快將會被捕。那時，甚至有些焦慮，為什麼還沒有動靜？ 1976年4月16日，這一天終於來了。那天是全校運動會。我剛對另外一個班的團支部書 記講，我會被捕，而他有些不信。學校保衛處長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我意識到，這個時刻到 了。我對那個同學擠擠眼，然後雄赳赳地跟著保衛處長走了。 我本人則是一個藏頭露尾的秘密行動者，是公安局最想抓卻始終沒有抓到的人。我在 《永遠準備接受時代的考驗》（載民刊《北京之春》，1979年第1期）中敘述了我從運動旁 觀者到積極參與者的轉變過程：一個有志於將一生獻給人民事業的青年，常常會遇到嚴峻的 考驗。……在我廿六年的生活道路上，就不止一次地遇到這樣的選擇了。但使我終生難忘的， 還是一九七六年的清明節。四月四日，我在天安門廣場上度過了整整一天。那浸透著淚水的 花圈，那洋溢著無限愛與恨的詩詞，那浩浩蕩蕩、正氣凜然的人海，都強烈地撥動著我的心 弦。 晚上八點多，我看到紀念碑西南角上人格外擁擠，想必是有好文章。我使盡力氣擠到欄 桿跟前，只見那兒貼著一張篇幅不大的小字報，然而卻是投向四人幫的一枚重磅炸彈——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大事記》。我正看著，後面有人焦急地喊道：「請前面的同志念一念！」 於是，有一隻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要我來念。這輕輕的一拍，卻激起了我腦海中的萬丈波瀾。 我知道這是廣場上第一篇點名批判江青的檄文，讀了就要冒風險。但如果我是一名普通群眾， 那我會自告奮勇地去讀的，然而誰能知道，我當時早已是一名戴著帽子的「反革命」了。 那還是在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和一位外地的同學在彼此通信中，批判了張春橋、姚文元 所寫兩篇黑文中的反動觀點。沒有料到，公安局竟然在「郵檢」中截獲了這一切。於是，我 被以「反革命小集團」的罪名逮捕入獄。最後，我的問題被定為「反革命性質」，送回學校， 監督勞改。回校後，又經過了半年多的批判和勞改，學校當局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宣佈： 開除我的團籍和學籍，遣送永樂店農場監督勞動。在被押送之前，我有了難得的幾天自由活 動的時間，我當然要到天安門廣場來目睹這偉大的歷史性場面…… 在廣場上，我一直十分謹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著我的將是什麼。但那位 不知名同志的輕輕一拍和群眾焦急的請求聲，使我從猶豫中猛醒過來。我是一名受過「傷」 的戰士，但我決不能以此為藉口而甘當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我能退縮嗎？當然 不能！ 我和身旁的一位青年齊聲朗讀這篇戰鬥的檄文了。可是兩個人的聲音還小，我提議：由 我念一句，周圍的十幾名同志齊聲重複一句。就這樣用人組成的「擴音器」發出的吶喊聲， 在廣場的夜空震盪著……。人們歡呼著，呼喊著：「寫得好！」「江青不要臉！」「人民信 賴鄧小平！」「再念一遍！」我的嗓子啞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我，他以更加宏亮的聲音朗 讀著…… 四月五日，早晨七點，我帶著紙、筆和膠布又來到了廣場。但那無數的花圈和詩詞已被 洗劫一空。見此情景，一股怒火在我心中燃燒起來。一場殊死的搏鬥不可避免地爆發了，這 次不是用筆和墨，而是用血與火。 我和無數憤怒的群眾一起，衝破了紀念碑上的「封鎖線」，獻上了當天的第一個花圈， 唱起了悲壯的《國際歌》，抓住了那個攻擊總理和人民的小丑，推翻了那輛狂呼亂喊的廣播 車，衝上了人民大會堂的台階，要求「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上午十一點多，數萬群眾手 挽手，列隊高歌，開始了示威遊行，向那座小樓——聯合指揮部進軍…… 我們到達小樓門前時，工人民兵早在樓門外排成了「人牆」。我從一個民兵手中奪過一 個半導體喇叭，準備呼籲民兵不要為野心家們賣命，盡快站到人民一邊來。但我剛要喊話就 遭到暴徒的一陣毒打，群眾衝上來，才把我搶救出來。我顧不得傷痛，接過喇叭高呼：「嚴 懲毀花圈、抓群眾的兇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誓與黨內野心家、陰謀家決一 死戰！」隨後許多同志也陸續用這個喇叭發表演說、高呼口號。在群眾的一致要求下，我和 趙世堅、孫慶祝、侯玉良等同志被推選為代表，進小樓去和聯合指揮部談判。 我雖然挺身而出擔任了「群眾談判代表」，但是沒有忘記我的「反革命」身份。我知道 當局會用我的這一身份來大做文章，所以我必須高度警覺。我曾在《人民日報》記者王永安 處看到吳鵬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拍攝的兩張照片。一張後來被收入《人民的悼念》大 型畫冊，是反映四五運動的代表性攝影作品，其中我的形象十分清晰；另一張是緊接著前一 張拍攝的，已經看不到我的臉，只能看到左邊的一個耳朵。當時，我懷疑拍照片的人是便衣 公安，看到閃光燈一閃，就下意識地把頭藏在了前排人的後面。從小樓談判出來後，侯玉良 要求「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成員互相留一個通訊錄，孫慶祝留了真實的姓名和地址， 劉迪留了個假名字（他的通緝令上就是用這個假名字），我則婉言拒絕了。後來他們幾位都 被抓獲，我因為在4月7日就被送到通縣永樂店農場勞動改造，而倖免於難。 為什麼四五運動中有些人成為公開行動者，有些人則成為秘密行動者？這是一個有待學 者們未來深入探討的課題。年齡並不是主要的原因，曹志傑比我大，軍濤比我小，但他們都 選擇了坦坦蕩蕩的行動；而在匿名詩詞的作者中，既有老幹部和老知識分子，也有知識青年 和青年工人。甚至思想觀點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選擇隱秘行動的人中，既有馬克思主義者， 也有非馬克思主義者；既有「反江青分子」，也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第二，從四五到民主牆 我和軍濤，可以說是「不打不相識」。1978年11月21日，我們在國務院第四招待所第一 次見面就頂嘴，彼此之間還不知道姓名。我現在已經想不起吵架的原因，但是當時有個深刻 的印象，覺得軍濤年紀輕輕就指手劃腳、口出大言，太張狂了。使命感充盈，自信心爆滿， 多懷疑，好爭辯，固執己見，不肯服輸，是四五人的脾氣。而軍濤，正是四五人性格最突出 的體現者。30年過去了，現在的年青人恐怕已經不大容易理解這一代人的政治性格了。 已故何家棟先生把20世紀的政治活躍人群分為以下幾代：世紀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二 九、四五和八九一代。他們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強烈的愛國心，炙熱的理想主義情懷，不屈 不撓的鬥爭精神與犧牲精神，是幾代人的共性。但是四五一代人也有自己的特性：這一代人 曾被稱為「懷疑的一代」，經過10年文革的磨難，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大救星」、「紅太 陽」、「新社會」之類的偶像，而具有獨立的意識；經過四五運動的爆發、鎮壓和平反，他 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下而上地改變政治架構和社會制度的可能性。1978年12月21 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論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寫道：「人民 的權利，必須由人民用鬥爭來保衛，人民的願望，必須由人民用鬥爭來實現。」青年「始終 戰鬥在革命的第一線，成為一支最英勇、最剛強的先鋒力量」。「從天安門廣場的震天動地 的革命吶喊和《國際歌》聲中，表明了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 顯示出歷史主人的威武不屈的面貌。」「他們不僅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 而且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驟來推動實現這些要求的社會變革，嘗 試著給整個革命發展的進程打上自己的烙印。」這是發自《人民日報》的聲音，現在的人們 想像得到嗎？軍濤曾在他的《競選宣言》結尾處慷慨陳詞：「過去的十年，我們已學會懷疑 和批判；未來的十年，我們要學會創造和建設；讓我們新一代推動中國！」上述口號集中體 現了四五人在1970年代末的精神風貌和政治抱負。 現在回過頭來說為什麼我和軍濤會在國務院第四招待所相遇。 由於軍濤在被捕時只有17歲，又是堂堂正正公開行動的，1976年11月，他成為天安門事 件被捕者中第一批釋放的人。 （當時）沒有平反，但也沒有保留任何記錄。回到學校，我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迎。我 沒有接受去部隊的安排，而是選擇去農村插隊。因為，在監獄裡，我已經知道或決定了這一 生的使命是什麼。 1978年10月，我被評為先進知青，隨後又被選為共青團十大代表。就在進城報到之際， 又得知被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錄取。在開會時，天安門事件平反了。緊接著，在天安門 事件的鼓舞下，民主牆應運而生。我們一批共命運於「四五」運動的年輕人聚到一起。 四人幫被抓後，為了有助於平反，我公開了自己在四五運動中的活動。經過長達兩年的 申訴，公安局同意給我平反，但是仍然留有「尾巴」： 關於對陳子明案的複查決定 京公保字129號 原北京化工學院學員陳子明同志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反革命小集團嫌疑被拘留 審查，於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將陳定為反革命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經複查，我們認為， 雖然陳子明當時的言論有些是錯誤的，但不應定為反革命性質，對過去的結論應予平反，建 議北京化工學院黨委恢復陳的團籍學籍。 北京市公安局（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我剛剛從永樂店農場回到北京化工學院，就趕上了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樣我就搖身一變， 從「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批判大會橫幅標語上賜封頭銜）變成了「四五英雄」（在平反大 會兼「英雄事跡」報告會上學校領導賜封頭銜）。校方通知我去國務院第四招待所參加團中 央召開的大會，出席者都是所謂的「四五英雄」，於是就在那裡與軍濤碰撞出火花。如果說 我與其他一些四五運動的參加者和被捕者是為了推動運動平反而自發串連起來的，我與軍濤 的結識則完全是當局的功勞。 互聯網上有人說，魏京生和王軍濤都參加了民主牆運動，為什麼魏京生被判了15年徒刑， 王軍濤卻當上了團中央委員？言外之意是，王軍濤肯定是向當局屈服了，甚至是背叛了。說 這種話的人完全不瞭解當時的實際情形。 首先，軍濤雖然在民主牆運動中與魏京生的觀點和做法不盡一致，但他始終是為魏京生 辯護的。軍濤說（見亞衣：「政治是責任和智慧——訪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研究生王軍 濤」，載《北京之春》1998年8月號）：在魏京生被抓之後，唯一為他發表文章辯護的就是 我們《北京之春》，其他的刊物中有的還對他作了溫和的譴責。後來在北大人民代表的競選 活動中，在人們問到魏京生案件的時候，有的競選者的回答是「不瞭解情況」，或者「判重 了」，或者說「不該判」。我的回答則是「這是一個蓄意炮製的錯案」。……當時有人說民 主牆是「害群之馬」，陳子明就寫了「誰是害群之馬」的文章，指出真正的害群之馬是搞得 天怒人怨的共產黨內的保守派。 其次，軍濤是先當上團中央候補委員（團中央委員會中唯一的非中共黨員），才擔任民 辦刊物《北京之春》副主編的。安安穩穩地接受「組織上」的安排，在官僚系統中一步步地 晉陞（與軍濤同屆的團中央委員錢運錄現在已經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下屆的團 中央委員劉雲山、李克強基今天已經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這不符合四五人的 脾氣。不僅軍濤是這樣，帶著「四五英雄」桂冠進入第十屆團中央委員會的其他人——王海 力、李西寧、周為民、賀延光、韓志雄……也都對傳統宦途不感興趣（他們後來的情形，可 見《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30年後的回憶與思考》一書）。周為民當時就說 過，四五人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國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庸庸碌碌地做大官。在鄧小 平向民主牆下毒手之前，許多四五人對徹底改變毛體制曾抱有相當強的期待和信心。 團中央把「四五英雄」召集起來，是要開一個動員大會。當時經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組 織幾個巡迴報告團，讓這些人到全國各地去演講，宣傳他們的「英雄事跡」。但是當局萬萬 沒有預料，這些人並不是一般的「英雄模範人物」，而是「用自己的鬥爭去爭取和保衛」 「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最英勇、最剛強的先鋒力量」（《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語）。他 們一點也不給當局面子，利用這個場合成立了「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曹志傑後 來寫道：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央為「四五運動」平反後，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組成「四五運 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大家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並公推我為領導小組組長。我們寫了 一份有二百多人簽名的起訴書，抄了兩份，準備將一份貼到西單民主牆，一份遞交最高法院。 我們起訴的對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員，除王張江姚外，還有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 安局長劉傳新等人。起訴的時間安排在星期天。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也已聯繫就緒。 團中央的這次會議是在星期五，星期六北京化工學院召開全校大會，宣佈為我徹底平反。 我在平反大會上發言時，呼籲關心政治的師生員工第二天下午和我一起去天安門廣場參加請 願活動。星期日上午，我正在民族文化宮禮堂看一部叫《冰上激情》的「內部電影」——忽 然大喇叭裡喊話：「請陳子明到電影院門口，有急事找你。」我出來後，發現是我媽媽帶著 一個幹部來找我，說是團中央派專車來接我，讓我馬上跟著他走。匆匆忙忙來到了一個地方 的會議室，發現剛剛認識的一批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已經聚集在這裡。當時發生了一場爭論， 有些人堅持把請願活動進行下去，有些人主張接受團中央的勸告。我因為前一天已經在全校 大會上宣佈了請願活動的日程和地點，所以最初是不贊成改變計劃的，但後來還是接受了會 議多數的意見。從這件事所表現出來的「四五」一代的政治主動性和首創性，是官僚政治深 惡痛絕、不能容忍的。 上述「政治意外」發生後，官方立刻撤銷了組織「四五英雄事跡」宣講團的計劃。這是 支持「現代化」的兩股力量的政治聯盟所出現的最初裂痕。 「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解體之後，其中的一部分人繼續尋找其他的集體行動 方式，於是就有了民辦刊物《北京之春》。團中央委員周為民擔任《北京之春》主編，團中 央委員韓志雄和軍濤擔任副主編。編輯和工作人員有：四五運動時「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 會」成員（即「四人幫」喉舌所說的「幾個小平頭」）劉迪、孫慶祝、陳子明，天安門事件 被捕者王雷、李舟生、劉萬勇、林鋼（被捕時只有14歲），天安門事件積極參與者、正在編 寫《偉大的四五運動》（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一書的畢誼民、嚴江征、李勝平、鄭小龍 等。由於有這樣一批剛剛受到表彰的「四五英雄」投身到民主牆運動中，才使得當局投鼠忌 器，沒有在逮捕傅月華、魏京生和任畹町後，一舉否定整個民主牆運動。 第三，理工科出身的思維方式 在《北京之春》同人中，起初我與軍濤的來往不算多。但我和其他人的來往，大多屬於 編務和事務範疇，最多也不過是對於當下政治形勢的評估。而軍濤與我之間的交流，則涉及 到價值觀、世界觀、方法論和思維邏輯。幾次促膝談心乃至通宵達旦的切磋之後，我們就成 為同人中思想最默契的同道。 在《北京之春》時期，我和軍濤是在讀的理工科大學生。軍濤在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 我在北京化工學院二系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第二年又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即中國科 學院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專業。周為民也是理工科出身，清華大學電子系，但他在1977出 獄後就已經畢業了；後來又回到清華大學，擔任專職團委副書記（當時的團委書記是賈春 旺）。同樣的理工科背景，又同樣喜愛人文與社會科學，眼界比較寬，知識比較雜，可能也 是我們越走越近的一個原因。 理工科出身的人，比較強調思維的邏輯性和分析的系統性。所謂系統性，就是時時要考 慮到一個事物在整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注意區分微觀與宏觀，不要孔中窺豹、以偏概 全；要懂得個人首創與歷史合力、表面湍流與深層穩流的關係。 這裡插敘一段軼事。因為我在大學是學化工的，所以比較喜歡用「光譜」這個詞。光譜 分析、質譜分析、色譜分析，是化學家（包括生物化學家）檢驗和鑒別物質的主要方法。 2000年，我寫了《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一文，署名王思睿，因為當時還在13年刑期，不能 用真名發表文章。這個筆名是何家棟先生起的，他沒有告訴別人王思睿是何許人，因此頗有 一些人（包括李慎之先生）最初以為這是何先生的筆名。我當時被嚴密地軟禁在家中，沒有 機會與朋友見面，連與何先生也沒見過面，只是通過王之虹與他傳遞信息。但是有幾個老朋 友很肯定地對何先生說，一看這篇文章的標題和文風，就知道是子明寫的，不可能有第二人。 蘇軾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說老實話，我到現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文 風是什麼。 在談得最長的一次，我與軍濤共同做了一個思想光譜分析，詳細梳理了世界上各種思潮 和意識形態的來龍去脈、傳承影響關係以及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定位。我們分析了各種左翼思 潮，包括盧梭主義、聖西門主義、馬克思主義、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列寧主義、托 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鐵托主義、赫魯曉夫主義、毛主義、格瓦拉主義……。我們也分 析了各種右翼思潮，包括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的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伯克的保守主 義、凱恩斯和羅斯福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由於我從1970年代初以來，已經有 近十年的思想探索和知識積累，而軍濤思想的根本性轉折是在1976年坐牢期間，所以在這次 交談中，我說得多一些。軍濤在王之虹《風雲同行》（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 中曾這樣評論：「（子明）常常看別人的長處多於自己，與人交往總想從他人處得到教益， 這使他很少在生人面前表現出才華氣度。」軍濤對我瞭解甚深。我與他性格不同，他喜歡在 任何人面前高談闊論，一下子就抓住人、影響人；我則只願意與朋友深入交流，朋友越熟， 我的話越多。 在這次談話一兩年後，另一位與我有深入思想交流的朋友做過這樣的比較：他本人傾向 於歐陸哲學，而子明傾向於英美哲學。雖然我們當時在一起緊密共事，但他認為缺乏共同的 哲學基礎可能會成為未來合作的障礙。這話被他不幸而言中。然而，我和軍濤在哲學基礎上 也是相當一致的。當時我正熱衷於波普哲學，各種哲學雜誌和社科文摘上關於這方面的介紹 我都搜集了起來。我向軍濤推薦了波普，認為波普的政治哲學是迄今為止我所瞭解到的最有 說服力的思想，而軍濤當時也已經接觸到波普，可以說我們在這一點上是不謀而合。 我和軍濤通過對各自思想發展軌跡的認真反思，意識到我們已經脫離了廣義的左翼陣營， 進入了當今世界自由民主陣營的範疇。但是考慮到《北京之春》的整體形象，我們仍然使用 「社會主義民主」之類的詞語。例如，在為《北京之春》第7期撰寫的評論文章《特權不除 國無寧日》中，我寫道：今天，絕大多數人不滿和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反對的理由各不 相同。少數特權者反對「文革」，是因為「文革」觸動了個人的權利和地位，他們由此認識 到，個人獨裁不利於整個特權階層的利益，他們想要建設一種政治官僚們按照等級大小安全 地享有特權，而不必在獨裁者下面惶惶不可終日的貴族政體。 經過「文革」的大動亂，人民則認識到，所謂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左傾 路線，絕不會給人們帶來政治平等和社會進步，只有徹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法制，才 能剷除特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人民不會允許全盤「復辟」文革前的舊體制，不會允許在 「安定團結」的幌子下扶植「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特權階級的萌芽。 特權不除，國無寧日，「文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今後，事實還會再次證明這一點。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很有前瞻性的，但是我仍然在鼓吹「徹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而沒 有使用「憲政民主」這樣的概念。我最早提及「憲政」的文字材料，是一年後寫作的「社會 幻想小說」《闖將》和三年後撰寫的論文《從幹部終身制談到政府的穩定》，後者指出，我 們的目標是「憲政的國家」、「實行憲政的政府」。我曾在《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 （載《領導者》，總第18期）中指出：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反對派，主要是左翼反對派。1957 年「五一九運動」的典型話語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 的，……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林希翎語）。四五運動的著名口號是： 「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所謂「資產階級偽科學」——政治 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在1950年代被取締之後，又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摧殘，胡 適的傳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了，但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新一代自由民主主義者又重 新在中國大地上生長起來。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在四五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還不足以 成為運動的主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