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的電話訪問 （北京）余世存 電話訪問是一個很市場化的行為。隨著都市化的深入，這種行為是越來越不得人心了。 一接到旅遊、保險一類的電話，平時溫馴的我就馬上變得凶巴巴地，好像本能地給自己穿上 了鎧甲，去防護去戰鬥。當然，越來越離群索居的我天然地屬於自閉症患者、抑鬱症患者、 社交恐懼症患者，在雲南隱居兩年後回到首善之區，我發現自己既不屬於這個都市，也不屬 於日新月異的時事。終於有一天，我跟幾個朋友吃飯，我主動說起我對現代交往的恐懼，我 說曾有一段時間，一聽見電話鈴、手機聲響起，我就心驚肉跳……我因此希望人們能編寫一 個手機禮儀軟件，我自己還制定了手機禮儀的若干內容……這一說不要緊，在座的朋友紛紛 揭發自己的亞健康或憂鬱，原來大家都是病人。有人在家裡不能出門，超過了預期，早上起 來牙就腫了；有人被關在家裡一周，壓抑得直想皈依信個什麼教；有人則像上了馬達的機器， 不敢讓自己停下來……我說，狂躁也是抑鬱或病人的一種表現，大家哄然。我說，這個加速 變態的市場化如此罪惡，很少人能不被裹挾其中，只不過看大家承不承認而已，就連胡哥等 精英要人，也一臉浮腫，怎麼能把少數個人的感覺以及個人對整體的幻想當作真實呢？ 因此要在這個時代尋求真正精神性的創造是難的。因為大家都被自己的病糾纏得狼狽不 堪，對國內外政客們的活動、新出爐的圖書影視、以及人道災難，做一些評點，多半勉為其 難、麻木或敷衍了事。我們好在人多，雖然有人沉下去了，但總會有新人冒出來。這樣一個 空前市場化或傳媒化的社會，大家經常互相傳播：梁文道不錯，陳冠中的報告小說寫出了大 陸人的感覺，韓寒成長起來了，……但真正的精神創造一般是不屬於這樣近於流言的口耳相 傳的，真正的精神創造多半是個人性地接受，由心靈擊中了心靈，或說如左手觸碰了右手， 新鮮、激烈又溫情。 當朋友在聖誕後兩天告訴我崔衛平做了電話訪問的時候，我們一下子沉默下來。崔衛平 電話採訪了若干她的知識界同行，詢問他們對聖誕日的北京審判的看法。對判刑的罪犯或判 刑事件說說話。一句話而已。其實大家說的話無甚高論，不過是申述自己的認知和立場。有 人說，只有崔衛平適合做這一角色。這讓我想起，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傳播的時候， 一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曾嫉羨地說，只有李慎之有那個位勢來寫那篇文章。這當然說得通， 但重要的是，是李慎之、崔衛平等人站了出來。因此，他們擊中了我們的精神。 10多天後，我看到了崔衛平採訪120多位知識分子的內容。我現在很愛用產品一詞，我 想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精神產品。雖然有人對浮在面上的文化人的評價不高，就像我一看到堵 車，除了罵有關部門外就是想到我的類人孩們還不會走路；聽到爭得熱烈討論得動情的話題， 除了罵言論管制外就是想到我的類人孩們還不會說話，但我們只有通過多走多說才能把類似 走路權、說話權一類的公民權利享用充分。也許正因為文化人平時表達得不夠，才有這樣的 一個電話訪問來檢驗我們當代國民的立場和認知。 我看到的受訪者們多在採訪時突然回到了常識，甚至回到了情感，這就是我所說的國人 多有幽憂之疾了。這個時代，大家都在想上天入地，原來常識問題還沒搞定。用魯迅當年非 議先天不足的西化派的話，我們還在萌芽呢，人家已經收穫了。我當年非議羅爾斯，以為他 的正義說陳義過高，同情才是我們社會最大的正義時；有人以為我要挑戰政治學，只有少數 人理解我挑戰的不是政治學，而是人們的生存狀態。因為從那時到現在，這種正義都沒有了， 人生的深刻或研究的高深或理性探索的成就似乎只是屠龍術而已，只是扯蛋。比如網民列入 的那種官員學者話語，比如孫東東郭跳跳王羨鬼余含淚，我看了那種冷漠凶殘總是全身涼透。 在「中國農民工為何以死抗爭」的研究中，學者們說，「農民工的行為可視為既定條件下經 成本與收益權衡後作出的理性選擇。當行為人認為悲慘境遇不可改變、自殺效用高於生存效 用時，就會選擇自殺。」這樣斷章取義當然不對，但一個走投無路者自殺是出於理性選擇嗎？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用他老人家的激憤語，用當代的事實來罵他，真是彼何 人哉？ 認識問題在踏入社會之前，在學生時代就應該完成的任務；立場問題則依據各人賴以生 存的秩序或體制而各有不同，但在我們社會裡卻應以正義為價值的標桿。假如一個成年人在 認識上很傻很天真，政府、傳媒、以及社會話事人等等組成的法律、道德和社會救濟網絡應 該把這個人送回到他應該呆的位置；假如一個成年人的立場處於敵人、異端的位置，我們也 應該在他不傷及人的情況給他自由。這樣的話說來容易，但落實太難。 大家對已判處的罪犯表示了同情，人們回憶起跟罪犯做朋友的美好時光；重要的是，大 家回到了常識，審判一個罪犯是維護還是玷污了憲法。這次電話訪問使得受訪者們像前國家 主席劉少奇一樣知道手舉憲法，這是好事；雖然這只是一次電話訪問，跟劉一樣更像完成了 一次行為藝術表演。因為「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各人該做什麼還是要做什麼的。 國家主席的行為藝術在歷史長河裡仍是驚心動魄的，一如我們學者的行為藝術在都市化信息 裡隨即會被掩埋。 當然，這個電話訪問堪稱當代社會的一個精神產品，還在於它集中檢驗了學人的立場， 它檢驗了作家的品質，知識分子的風骨。那些能做最精到文本分析的學者，可以從中逐字逐 句地分析出受訪問者的心理、動機、胸懷、氣局……這些我國當代最優秀的文化人，這些一 盤散沙的文化人，他們的認同在哪裡呢，他們還是一個階層嗎，他們還有階層、身份的自尊 嗎，他們屬於文化傳統中的道統的捍衛者嗎，屬於文化中國的看家者嗎，屬於現代性以來的 文明中的知識分子和文明象徵一樣的仁人志士嗎？……他們是奴役國度的好臣民，還是通向 公民之路的煞有其事的搭便車者？ 崔衛平的電話訪問不同於市場推銷人員，她推銷的是一種國民常識。但如前說，我們社 會的病人如此之多，一遇到電話推銷就措手不及，暴露了他們的病症、品質。一個事件需要 一個學者來從事電話訪問，可見這個事件及其社會的嚴重程度。我們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我們活在什麼樣的話語思維中呢？我甚至多次引用曾金燕的話，她曾經給中國的母親和妻子 們勸告說：「要努力學習英語，因為沒有用英語表達的事情，世界上有相當一大部分的人不 知道它發生過。」崔衛平用中文采訪，也是希望漢語世界能夠知道它自己發生過的事情，能 夠如魯迅說立此存照一樣記下一個結繩記事般的時代。起有趣的史家於地下，或者會記下如 下數字：和諧七年，聖誕，京師宣判，舉世側目，士人交頭接耳…… 但崔衛平做的卻是關乎言論、說話一類的大事。這一次行為，如果能稱得上行為藝術的 話，要比當代社會的行為藝術家們的作品更殘酷，更有民族精神，更有文明含量。我的心在 先秦，在佛道，在耶穌，在風花雪月，在媒體或平台的生存……一類的說辭都無濟於事，因 為我們活在當下，活在天地君親師陌生異己的社會裡，我們隨時可能被審判，被回爐，被屏 蔽，被蒸發……崔衛平的電話採訪，幾乎是在啟動一種社會固有的防禦或保衛機制。這種機 制，在傳統中國或文明社會，有著各界力量的參與，比如我強調的範文正驕傲於「仲淹三貶 而光」，人們給予的榮光使憂患的大臣和全社會成就的道統能夠對抗邪惡，是的，那種全社 會的「一家有難，八方支援」給予了聖賢、諍臣、仁人志士及其親友安慰和救助。但在今天， 我們最多能給予口惠而已。而在崔衛平的精神檢測裡，不少人口惠都不曾給予。 崔衛平無意成全的精神產品不同於我們常見的電視街頭採訪，因為街頭採訪都是群眾。 這裡的受訪人多半是我們良心、靈魂工程師、家園的守望者……但溫良恭儉讓的學者也會凶 巴巴地，也會顧左右而言他，也會滑頭，怯懦，……甚至再也沒有深刻、傑出一類的外衣， 較好者，也不過站在群眾的行列，複述憲法ABC一類的真言。比起老托爾斯泰給兩國元首寫 信的教訓語，我們做天問的學者相比之下也是太柔馴了。由此可見，任何自己的探索、私人 寫作或個性研究，都不足以填補常識缺席帶來的空白和精神損失，都不足以填補良心、情感 和正義缺失帶來的人道災難、社會危機和生命恥辱。用黑格爾惡毒的語言，我們什麼也沒有 錯過，我們什麼也沒有學到。 在從上到下都病得不輕都high得可觀的社會裡，一個這樣的電話採訪有如魔鬼對自強不 息的文化人說的，你真美啊，請停一會兒吧。請停下來說說我們這個社會，說說你的同情心、 你的認知。一個這樣的電話採訪有如皇帝新衣中的成年人，對身邊人私語，你說你說，他穿 衣沒有？一個這樣的電話採訪就像是不顧說緊了冷了的對天氣時事自作多情者，而要求你說 一些今天天氣哈哈哈……是的，我們經常說，最近更緊更冷……但是，親愛的，只要你這裡 不緊，你這裡不冷，只要你不傳播冷了緊了的話，只要你頂擋過嚴寒，只要你守住了你。 穆旦當年曾說：「我們站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我們是廿世紀的眾生騷動在它的黑暗 裡，/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我們有複雜的感情卻無處歸依/我們有很多的聲音而沒 有真理/我們來自一個良心卻各自藏起。」 我在北大讀書時，聽過這樣的一首歌：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正義的來復靈，正義 的來復靈，一定要把你們殺死，殺死，殺死！ 崔衛平的電話訪問需要一篇前言，但除了罪犯，誰配寫這篇前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