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案與中國政治進退 ——「零八憲章派」與執政當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比利時）黃永森 《零八憲章》於2008歲末始成與聯署後，劉曉波被旋即關押一年有餘至今，於2009年12 月23日經北京第一中級法院審理，並與25日作出一審判決。 從「一審判決書」所列所謂「罪行事實」（6篇文章與《零八憲章》中的「隻言片字」） 及其重判11年的「法律根據」言，既明顯違憲，又牴觸中國政府早已簽署的聯合國《世界人 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再一次倒退到「因言治罪，踐踏憲法賦予 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時代。由此重開「惡法惡例」，國內外輿論對此強烈譴責，應該說既 在預料之中；又在國人期待憲政改革行法治民主政治的預料之外。 與時俱進還是政治倒退 說其在預料之中，是與大陸這一年多來呈獻的種種跡象相關聯：隨著世界性金融/經濟 危機的衝擊而凸顯的國家/社會問題與深層矛盾衝突在加劇；懲罰「貪官污吏」與「打黑除 惡」固然頗得民心，但同時也加劇了權力衝突與體制痼疾性危機；一年多來在當局加強「治 民」整肅輿論（特別是網絡）的同時，在諸多地區與藏疆等民族區域，事態頻發而險象叢生。 所以，劉曉波案實是「防民於口勝於防川」的一個政治刑案的典型案例。劉曉波曾經被當局 判為「六四黑手」，20多年來，一直置個人艱難處境於不顧，歷經數次關押，常年監控，而 敢於堅持執言抗爭，公開批評政府的，矢志執著追求自由民主信念的人。所以，這次遭遇當 局重判，也可以說是在預料之中！ 但是，這一次的審判與判決，僅就法律事實與判決根據言，卻是一起明顯荒誕與於法於 理不合的「政治迫害」類判決！尤在所謂「60/30大慶」之後，獲得經濟改革成就與一定程 度社會轉型之今日，並聲稱要依法治國的當下，而再生此「以言治罪」之惡例，真正是匪夷 所思，令國人汗顏，令政府失信於天下。 異議的表達：當代憲政法治的底線 其實大凡關注時事，閱讀過劉曉波大量時論文章的人而又熟略網絡時論情勢者皆知，劉 曉波雖時有批判時政尖銳之辭/篇，若統而觀之，則當屬比較溫和理性之說。就其參與起草 的《零八憲章》論，也是極為溫和的「政治改革（理想型）綱要」，並為大陸與全球眾多有 志於中國進步的理性的名人志士所認同（僅以大陸聯署人303位與迄今簽署人已逾萬人以上 可視之）。若論政治變革類主張與綱要，網絡時代實不計其數，乃30年變革與時事變遷之大 勢所趨，時代潮流所致。芸芸學子眾生所欲所為，彰顯出中國數代人的赤誠與矢志執著追求 國家憲政民主法治制度實踐所在。 故倘若劉曉波案「罪成」，將再次令當今華夏赤子寒心，足令普天之下不齒！再若大陸 政府執法系統據此論案，不知又要有多少人面臨身陷牢獄之災的政治恐懼之下？此有違當局 改革與法治建國之宗旨，實令世人有時光倒流，重回「文革時代」，再度迫害「民主牆」志 士之感。這究竟是標示出「政治文明進步」還是「逆流」？若道盡其實質：實在是大陸中國 政治與法治關係倒錯所致！有法而不知其法意公理何在？有憲法而不行憲政，更不知當今世 界憲政法理制度實踐為何物！ 由此論之，面對劉曉波案，無論劉曉波本人和「零八憲章派」；還是大陸司法/立法系 統與中國最高當權者們，首要思考的課題（也是30年變革所未達之難題）在：當今之中國， 需要彰顯與標立之法律與憲政法理制度實踐究竟何在？當代法治之本與法的精神何在？中國 百年乃至千年之弊，實為政治權力體制/政治極權文化宰制之弊；中共當局試圖再造「政治 寒蟬效應」現象，實與中共專制極權宰制互為表裡。若不能從憲法權利保障這一根本處解決 /或曰「法與政治權力關係」的「徹底了斷」，那麼，中國政治之文明昌盛，可謂遙遙無期。 其結果國家政治與社會衝突情勢將愈行尖銳與嚴峻。 為此，中國朝野（無論當權者還是反對者）首當思考如何能在當代法治域（層面或境界 中），厲行憲法權利保障與追求，以獲得對傳統政治（觀念意識與政治情態）的超越，嘗試 在法的政治自由與法治化的國家政治經濟遊戲規則上進行「法的較量」與有制度建構意義的 建樹。籍此對30年改革開放之後的國家法治狀況，進行全面徹底地反思審視與評判。 「憲章派」應堅定地追求「憲法權利」保障與《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 被告劉曉波絕不輕言放棄，自不待言要窮盡所有法律救濟的可能；當然還有要求當局保 證司法程序的正當公正展開，以及最終要在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憲法權利方面獲得「釋憲 確認」與憲政法理充分闡揚的效果。為此，「憲章派」可籍此嘗試實現憲政法治實踐意旨的 初衷。而執政當局與整個法治系統也將面臨一次真正的「法的審視」：究竟是要法治文明， 還是繼續政治專制殘暴。 另一方面，倘若國人依然限於「常識之誤」，這場官司，曉波絕無勝算，等待著他的只 能是「牢獄之災的苦難」！然30年華夏巨變，變革的時事情勢皆已不容，如此「因言獲罪」 的冤案再度發生；更何況劉曉波（天下名士）皆如此，那麼大陸億萬民眾中，又要有多少人 蒙受「不白之冤」。 因是之故，由於中國政治人治之傳統的根深蒂固，加之馬列毛之人治專政說的長期影響； 缺乏政治自由與民權之法治根基（理念知識與制度實踐傳統）。所以，國人對始自歐美的近 現代憲政民主法治的精髓：真正民本民權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法理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權力體 系建構與實施，多是視得其表而未知其詳實。故有憲法、憲章而終不得其憲政民主法治之要。 反之，當代憲政法理昭示人們要「認真對待憲法權利」，並為之不懈的努力爭取與齊心協力 來維護，由此方能彰顯憲政法治的真功效，於民於國，皆為極善之舉。從這層意義言，劉曉 波案涉及的根本問題，乃是國家政治生活究竟是繼續遭受權力意志的淫威，還是要由法治來 規約？公民政治自由與權利平等是否真正受到憲法與法律保障？政治理念主張不同/政見歧 義與反對派的監督等，究竟是中國揮之不去的「禁忌與政治罩門」，還是要由我們共同力爭 成為國家政治民主生活的常態？ 換言之，民本民權，公民政治自由平等權利之基，倘若不能穩固與彰顯，安能有效治國 治官治政而行久遠之治？當然，中國央央大國處於歷史傳統與近現代之特殊境遇，有其一定 的特殊性，「以黨領政」作為一定時期的過渡形態，某種意義上，有其存在的某種必然性。 但百年不改，執政黨若圖國家長治久安，當謀「政改與還政於民」之決斷。 勵行法治根治中國政治體制痼疾 為此，勵行憲政民主法治實為不二法門。而若行憲政民主法治者，不能容忍政治歧義者 /政治反對派——實也匪夷所思；尤其是憲法保障的公民和平自由表達政治主張的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等，是普天之下千古不易之理，也「昭昭然」明示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而所謂黨的領導，不言而喻是在憲法與法治之下的執政，其統治的 合法性最終仍然要留待人民的真正選擇。 中國政治體制之痼疾在「權大於法」和絕對權力不受制衡，既為中共統治的歷史所驗證， 也為當前執政黨政綱所試圖揚棄。由此而論，劉曉波案「以言治罪」實是改革30年後的一股 危險的逆流，與胡溫「新政」及其國人普遍地期待相逆，更與新世紀大國崛起和實現台海兩 岸整合之大勢不相合。 其實若依中國歷史/社會之積習與當下政治情勢言，絕大多數民眾和政治變革的主張者 們都是在揚棄了暴力革命意識，主張和平變革與轉型的政治訴求下提出政治理念主張與綱領 的。劉曉波與《零八憲章》派的行為與意旨恰恰是最好的明證。 對《零八憲章》派與中共當局的雙重挑戰 劉曉波案既是當局/司法系統對《零八憲章》派的挑戰；同時也是對中共執政者當局自 己的一大挑戰：若真要致力於中國憲政民主與文明政治變革者，有作為有魄力的應對與處置： 當在因勢利導，深為籌謀；若從法與制度建構層面言，當籍此類案件，改弦更張，作出明快 的正確決斷與憲政法治之制度法理根基的建構！縱觀世界憲政法治史，以憲法性案例創製， 彰明當代制度法理者，不乏其例。中國能否有真創造力，端視當局與國人是否有真知灼見而 又有創造性實踐行動之魄力。 大陸最高法院與立法機關，若能依當代憲政法理詮釋並弘揚憲法精神，消弭此類政治案 例的歷史痼疾。彰顯當代憲政法治之「新政」！那麼，中國當下之政治體制——憲政難題， 終有可轉圓與平和改造之可能。 當代憲政民主法治之「新政」，實為民之所欲，世之所趨。凝結著中國始自洋務運動以 來，百年憲政實踐追求的「血的經驗與教訓」；而若要成其事，功必在朝野合力，矢志不移 的追求——當代中國國家制度創新。相形之下，所謂「中國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意識與說 辭何其淺陋？雖劉曉波及其憲章派之《零八憲章》尚非上陳完美之作！然畢竟是國人自己有 益的構思創意與追求。執政當局者，惟深明事理，順應大勢，因勢利導，促其昇華，方為至 善之舉！ 由此，首在保障言論自由，尤其是「政治主張的和平表達」，以求「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和絕不「因言治罪」之政治昌明與真正和諧的國家政治生活境界。從而尋找到一條邁向 中國政治和解、協商而合作發展的正確道路，以化解長期政治體制之弊端與衝突難題，從而 走出朝野諸多政治主張對立的困境，邁向和平憲政轉型與長治久安的和諧社會建構，這真正 是機遇難求的選擇！ 30年改革開放大勢似已不可逆，端視中共當局是否能夠和如何尋求到政治體制瓶頸的突 破口。劉曉波案及《零八憲章》的挑戰，可能就是又一個極富憲政意義的政治標桿：這將是 一起真正的民意測度，人心向背與國脈所繫之政治案例所在。也極可能是對胡溫「新政」的 最大考驗，成為中國憲政與政治變革的一個轉折點！何去何從，國人都拭目以待！ （2009/12/29草，2010/1/5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