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伐「黨文化」 楊本華 中國傳統惡俗文化代代相傳，中共建政60年來，出於「打天下，坐天下」，「紅色江山 萬萬年」的考慮，大力弘揚種種惡俗文化，形成了具有強烈中共特色的「黨文化」，這是一 種更深刻更殘酷更虛偽更無恥的惡俗文化。 2009年，中國人第一個向「黨文化」宣戰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他在博客 中發表公開信，指責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部長劉雲山「不學無術」，抨擊中宣部「控 制國民思想和阻礙學術自由」。「中宣部有一種淫威，就是專制，管制思想控制意識形態的 淫威，沒有人敢反對」。夏業良直面神人共憤的「黨文化」，斥責劉雲山每年禁止所謂「思 想不正確」出版物出版，強制新聞與《人民日報》等官媒保持一致，報喜不報憂，令國家蒙 受恥辱。「現在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經很少有這樣的情況，就是說新聞出版的檢查 是可以的，但是要給出足夠的理由，現在中宣部連理由都不用給，連文字都沒有」。夏教授 說如果因為他的這封公開信而失去北大的教職，或者最終被迫使離開，那麼「我將會感謝你 成全了我」。「中國知識份子犬儒化愈來愈明顯，慢慢放棄了自己的良知和底線，一再地退 讓，總是怕事。愈怕，它就愈是得寸進尺，我們已經沒有退路，這個時候必須有人站出來。」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由儒釋道三教有機融匯，貫穿著天人合一、尊師重道、忠孝節義、仁 義禮智信、愛國禦侮、圖強革新、敬業守職、為政清廉、助人為樂、尊老慈幼、見義勇為、 克已復禮、恭寬信敏惠、見賢思齊、殺身成仁、和為貴以及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修齊治平、 積善成德等意識形態，孕育和規範了中國精神與民族道德。中共建黨近90年，建政60年來， 把優秀傳統文化批了個體無完膚，將馬列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外來文化的凶殘面做到最大程度 應用，創造性地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與中國傳統惡俗文化融匯貫通，形成了舉世罕見的中 共「黨文化」。 專橫跋扈 武力馭民 中共「黨文化」發展至今，雜蕪紊亂，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假大空加橫 行霸道。毛澤東一言以蔽之：「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鬥爭哲學就是鬥爭文化， 也就是霸道文化。說到霸道，近日網上盛傳的「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國慶60周 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的第一個問題即是「霸道」——「我們黨有 7000多萬黨員，是一個最大的黨，而這個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國家還 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60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在財政 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 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即便在黨內， 60年了也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毛澤東執政 時的霸道行徑罄竹難書，他一言九鼎：「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到了所謂第二代 到第四代中共領導人，對內強勢霸道，喋喋不休鼓噪「穩定壓倒一切」，這個「壓倒」所包 括的內容計有人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維權行動等等。「四個堅持」的穩定 就是「政權即鎮壓之權」。鄧小平明白無誤地說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多麼血腥，這就是 「黨文化」中的霸道主義。 中共霸道主義使一切真實意義上的選舉成為不可能。如今已舉行了「第十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建政以後也召開了十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這兩個所謂「黨和國家」的最 重要大會，其實早在代表們風塵僕僕地來京開會之前，誰當主席、總理或委員長，誰當總書 記、常委、政治局委員或書記處書記，早已內定妥當。「定盤子」的地點是在中南海抑或北 戴河，有時甚或就在京城一處「超級元老」的住宅裡。北京人民大會堂裡人頭攢動的代表們 只管對宣佈的名單舉手，拍手。 專制獨裁、橫行無忌、暴力冷血這些反人性的特質即是黨文化的首要寫照，也就是黨文 化的核心。在黨文化的操弄之下，中共建黨近90年來始終無法無天。建政之後更是權勢熏天， 從來稱謂自已的高管人員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堂而皇之地將黨永久性地置於國家之上。 中共霸道觀念演繹出種種「武力馭民」和橫行恣肆的作派。霸道必然衍生出壟斷，中共 處處顯示壟斷——政治壟斷、文化壟斷、思想壟斷、教育壟斷、軍事壟斷等等，近30年來尤 其凸顯了經濟壟斷。中國社會嚴重不和諧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無不存在的不公正。 改革開放以來分配不公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第一大不公正。這一不公正分別表現為收入分配的 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過程不公平、規則不公平，從而使得結果完全失去公允。這樣一 種結果遂使以財政稅收為主體的收入再分配過程被權力所壟斷，潛規則肆虐，黑箱操作大行 其道，導致惡性循環，從而愈發無公平公正可言。這裡的第一次分配不公，不在於市場經濟 內看不見的手，而在於官場經濟黑幕裡那些壟斷的手。第二次分配的嚴重不公正性，也完全 不是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正常現象，主要原因還是人民無權，整個社會沒有財經民主。黨 文化所伴生的壟斷性讓其信徒放手在土地、能源、鐵道、電力、電信、銀行、煙草、航空、 郵政、廣電、出社、報業等領域形成全壟斷。從中央到地方，有權有勢者對全國各地的經濟 活動隨意設限立禁，強行壟斷了創收和分利的權力，為特權利益集團開拓了無限寬廣的壟斷 態勢，形成制度化的全面腐敗的基本運行特徵。當前無官不貪的腐敗行為從短期看是對收入 分配的逆向調節，從長期來看更造成全民的腐敗心態，尤為可怕的是荼毒年輕一代甚至是少 兒一代的心靈。 沽名釣譽 辱人辱已 中共的黨文化陳腐不堪，人們對聽而生厭的黨文化經長期浸潤後見怪不怪。大約從中共 七大之後，凡是中共黨魁登台表演只要嘴巴一張便是「最新指示」、「重要講話」。筆鋒一 轉就是「推動歷史的圈閱」。秘書們寫出的各類文稿一旦集結成書，便大吹大擂成「劃時代 的理論文獻」，「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凡是會議無不是「隆重的」，凡是大會無不是 「勝利的」，凡是經濟無不是「創歷史新高」，凡是成績無不是「輝煌的」，俗不可耐。黨 文化中假大空的惡俗東西層出不窮，八九民運之後，中共拿出渾身解數，不停頓地填充黨文 化，忽悠廣大民眾。毛澤東弄了個「思想」；鄧小平搞出個「理論」；江澤民堪稱「與時俱 進」，從「講政治」延伸到「以德治國」，大吹「三個代表」；江澤民筆桿子留給胡錦濤， 無恥文人開始為「胡四世」玩黨文化，從「兩個務必」、「三個為民」到「八榮八恥」；從 「三個凡是」、「和平崛起」到「科學發展觀」，令人眼花繚亂。金玉其外，掰開一看，全 是假大空的敗絮。 厚顏無恥 弄虛作假 2009年8月，江蘇當局任命原南京市長蔣宏坤為蘇州市委書記。人們發現這位新任書記 的學歷是大專，這在「博碩士官員」雲集的江蘇政壇，彷彿雞立鶴群。然而這位蔣書記的不 高之學歷，卻獲得公眾的廣泛讚賞。網民慨言，江蘇省高校與科研機構如林，蔣書記身為封 疆大吏，想弄個博士帽帶帶，如探囊取物。但他一直填寫大專學歷，凸顯其誠信不阿，該屬 於鳳毛麟角。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現任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此人長時期維持中專學歷，民間 評論家說：「一紙中專學歷，展現出無可替代的含金量，羞煞多少權力文憑！」 作為「傻老百姓」，網民們對上述兩位高官的履歷與政績一無所知，可由於他倆實話實 說，贏得了人們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尊重。對於這二位的褒揚，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於充斥官場 的「權力文憑」這一黨文化變種的極度鄙視和厭惡。中國的老百性最能忍受，在任何歐美人 士看來必須拍案而起的事情，中國老百性都咬牙忍了。但他們對於心中的聖殿——大學和科 學院的腐敗是難以寬宥的。學術腐敗已呈燎原之勢，官場商場上博士碩士帽兒滿天飛。不少 媚權的大學校長們透過向高官贈送文憑，互通有無，官學勾結，為學校或其本人謀取利益， 實現官學雙贏。這是中共黨文化在新世紀的急劇腐爛化新發展。 言而無信 文過飾非 中共黨文化內容龐雜，「博大精深」。言而無信和文過飾非這兩條經過近年的揭露和批 判，人們認識甚清。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不可勝數。中共為何在「第三次國內戰爭」中打敗 國民黨，細數起來原因有十幾條，其中第一條就是民心。民心怎麼得來？是承諾，大多國人 善良地相信這一承諾，於是普遍支持中共打天下，幻想中共「坐江山」後「實行民主真憲政， 只見公僕不見官」。誰料中共從骨子裡就是根本言而無信，執政前後對於民主的態度可謂冰 炭兩重天。在抗戰勝利前，《新華日報》等中共黨的喉舌連篇累牘宣傳西方民主，中共黨魁 擺出一副「不達民主，決不甘休」的架勢，當時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也實行了普選，「解放區」 也搞民主競選。1944年10月9日，《新華日報》發表了《全世界民主大家族的家法適用於中 國》的社論，毛澤東與謝偉思會晤時信誓旦旦地說：「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 和需要民主的」。他煞有介事地告誡共軍將領：「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 勸你們不要學。」然而在中共即將打下江山的1949年5月，當時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譚震林已 洞察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底蘊，在幹部大會上說：「現在毛主席在北京當了皇帝，我們是封疆 諸侯」。當時「黨的高級幹部」大多都認知了譚震林的這一思想。等到大眾明白了這一事實， 生米已煮成熟飯。中共的黨文化的最大真諦是「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奪取政權時把民主 化作大棒，開闢「第二條戰線」，坐穩天下後將民主視為猛獸。 為所欲為 恬不知恥 筆者一次與老一輩法學家於浩成交淡，他說：「人類需要人權、民主和自由，就像需要 空氣、陽光和水份一樣。」而黨文化告知人們，中國因為國情特殊，不能實行民主。中國不 能搞民選，因為中國老百姓文化素質太低。中共十七大後，新華社發表一篇題為《新一屆中 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誕生記》的文章，指出這一屆中央委員們大學學歷 以上的占92.2%.數字表明他們的文化程度已不能算低下了，可仍不准實行黨內民主直選領導 人，甚至差額選舉也不行。中共黨文化是堅決排斥民主的，也是與普選水火不相容的。黨文 化派生出了一黨專政和獨裁的制度，變相的世襲官場體制。黨文化與「皇文化」相比對，應 用了親緣性群體換位世襲制，取代了家族化的對位傳統世襲制。這一點比古巴的「兄終弟及」 和北韓的「父位子承」強一點，權貴官僚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至愛親朋之間進行「利益共用」 的共榮性分配，變家族直接對位世襲為徒子徒孫換位世襲，形成了中共特權階級的權力全繼 承模式，不容他人分享與染指，所謂「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和上海幫在當代中國的 政治舞台上已完善地上演了變權世襲的官場體制，以「青紅幫」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權貴們 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隨心所欲地進行瓜分。他們不但佔據了絕大多數省部級以上的高位， 而且將中下層級的官位也盡收囊中，能「安排」多少盤根錯節的「親緣關係網」中的人就安 排多少，剩下的待價而沽。 這種變相世襲官場體制大耍障眼法，以「拍拍手，舉舉手」的假性民主，掩蓋實質上的 授官制。它以貌似定期的官職調動，掩蓋實質上的准終身制，時至今日，變相世襲官場體制 已是天怒人怨，給國家、民族和民眾心理帶來無盡的危害。前幾年有個名叫張二江的貪官， 此人原任湖北省天門市委書記，深諳中共黨文化中的為官之道，積累多年經驗，寫下一部黨 文化奇書——《下級學》。書中專門論述中共下級官員該如何向高層官員拍馬溜須，媚上壓 下，結黨營私。從這部書中，人們窺悉了中共官場在積年累月中形成了以江湖功利為紐帶， 以共存共榮為橋樑的既得利益群體，是徹頭徹尾的官僚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中的成員無一不 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無一不是滿口黨文化陳腐不堪說教、滿肚子犬馬聲色的社會 蛀蟲，無一不是行賄受賄的腐敗分子。以張二江為例，光是情婦就包養了108名。 2009年8月24日的《揚子晚報》載文：近日一份上半年全國城鎮居民的工資單 ，引來網 民對工資「被增長」的熱議。對此，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線民的意見 自己看了也臉紅。這位局長可算良知未泯，絕大多數官僚早已不知「臉紅」為何感覺。 作威作福 營私舞弊 中共建政後思想最為開明的省委書記是任仲夷，他在「烈士暮年」後最關心的大事，就 是改造黨文化。他認為這種體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是腐敗蔓延的根本 原因。在「黨天下」體制下，大多數官員於悄無聲息中就變成了貪官污吏，形成「官天下」。 任仲夷認為「我們現在是自己監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監督右手，是遠遠不夠的！」吳 南生說：「這種體制，鬼都會腐敗！」吳南生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是深圳特區第一任市 長，也是中共體制內真正實事求是的正直敢言之士。10多年前曾出過一本書，把中共在30、 40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和聲明結成一集出版，書名叫作《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 的承諾》。「老同志」談話中明確指出：這部書裡的內容沒有一份是偽造的。那些承諾毛主 席在3、40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60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 掉了「。他痛心地說：」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50年』、『輝煌60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 實。「」60年了，只要關心國家發展前途的人，都會想到怎麼樣推進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我 們的老百性和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治生活既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又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 也監督不了執政黨，人微言輕！這種『三不』狀態總不能這樣延續下去吧？不能總是一成不 變地講話如儀、視察如儀、指示如儀！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歷史應該承擔 的歷史責任！「有起碼良知的人，對於這位」老同志「的中肯而痛切的談話決不會無動於衷， 而是應該引起共鳴，應該深刻反思，黨文化帶給中國和民眾的苦難以及遺患至今的不可勝數 社會負面現象乃至嚴重弊端。 只可載舟不得覆舟 黨文化的猖獗化趨向，導致官僚權貴資產階級日益趨向寡頭化，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口頭提倡法治，事實上絕對不會在憲法與法律的框架內限制自己。人民大眾完全陷入權利貧 困的境地，改革開放之初的前4年，全國民眾的上訪數量一共為2萬起。近幾年，每年的上訪 數不低於3000萬起。上訪本來是非常艱難困苦的事，由於在當地走投無路，只好咬緊牙關走 這條徒勞無益的上訪路。這樣的惡性循環，遂使專制者愈專橫霸道，無權無勢的草民愈來愈 無助，愈弱勢。別說中高級官員專橫跋扈，為所欲為，就是那些比「芝麻官」還小的「細菌 吏」也凶強俠氣，為禍一方。福建省南平市委書紀徐謙曾譏評道：「總認為我的權力我說了 算，可以隨心所欲，隨意裁量。我說白就是白，我說黑就是黑。就算我說錯了，也是對的， 你也得認可！」在泡沫政治下，中共各級權貴認定老百姓們「只可載舟，不得覆舟」。中共 的大官小吏們普遍信奉「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極端末日心態。幾年前，在吉林省靖 宇縣的受賄案中，全縣科局級幹部無一不向縣委書李鐵成行賄，致使這些幹部「全軍覆沒」。 黨文化使得官員們沒有是非感，羞恥感，行賄與受賄，買官與賣官，早已不是對壘之雙方， 而是福禍與共的「戰略夥伴」。不是正義與邪惡在搏戰，而是「隨行就市，進行交易」。正 常的變成不正常，不正常的變得正常；好人舉步惟艱，壞人游刃有餘。這就是黨文化帶給當 代中國的最消極、最負面的影響和禍患。 假仁假義禍國殃民 為了對後世負責，我們必須審視和認清那些在黨文化「偉大成就」這塊遮羞布掩蓋下極 為嚴重的隱患，內中包括在「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口號遮擋下對於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 掠奪式的糟蹋和毀壞。在「偉大復興」與「大國崛起」這一說教蔭蔽下的貪腐公行和兩極分 化。在「穩定壓倒一切」這一霸王思維的包裝下對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權利等民 主權益的剝奪和取締，在「維護黨國榮譽」虛偽說教之下的說假話、做假證、物慾橫流、道 德論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對於黨文化派生的無理取鬧、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竭澤 而漁等渾噩和邪惡的做法完全看透和正本清源並非易事。近年來國內很多民運人士「再也不 能忍受了」，他們奮起組黨，一旦被察知，立即橫遭拘禁。在所謂的起訴書上，無一不是指 控他們非法組織政黨。對此律師發問：「中國有合法組織政黨的法律，法則和實施細則的規 定嗎？如果中國人要組建一個政黨，應該到哪裡去申請？如果說在今日中國組黨無門，那麼 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又是什麼？」人們根本無法知道，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如何組黨才算合 法！ 絕大多數中國人在中共建政年間，幾乎沒有政治文明範疇內的任何真正權利，不能真實 公開地在新聞媒體上表述對於不公正的批判，不允許開辦任何一份無官方主管的民間媒體， 也就是說中國人沒有任何自由交流見解和討論國計民生的公共空間。人們不僅不能依照自己 的意志組黨建團，同時無從按照自己的意志選舉民意代表。人們也不能依循這部本來就不完 善的憲法所賦與的權利，得到起碼的自由擇業等訴求。目前這部憲法雖然寫明「尊重和保障 人權」，但每當人們的人權受到輕賤和踐踏之時，也是無處說理。說到底，布衣庶民除了渾 渾噩噩苟且偷生，可以說沒有絲毫精神上的自主，沒有知情權，沒有發言權。沒有免於恐懼 的自由，沒有選擇領導人的自由。 要想從根源上清除這些與現代化社會水火不相容的弊病，就要從清算和批判「黨文化」 入手，面對中國幾千年的皇權專制傳統和一黨獨裁的政治現實，每一個中國人都亟應更多地 吸納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充實並完善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中國官僚體制內專 制主義痼疾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巨大絆腳石，黑箱操作，潛規則猖獗、決策昏慢、推卸責任、 效率低下，乃至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氾濫，最終造成貪腐成風、道德淪喪、物慾橫流，在國 際社會中一步步落拓為不受人尊重的大國。 中國在過去30年間由於逐步推進市場經濟，調動了民眾發財致富的積極性，所以贏得了 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壯大，並不意味著其軟實力同步增長，經濟實力 的增強並不是取得世界認可和尊重的必要條件。即使經濟總量2010年果真達到世界第二位， 可一旦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在全球的排名至多在100位左右。時下的中國社會問題 成堆，弊病成山，所以無論民間抑或官方，都對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充滿疑竇，並沒有多 大的信心，甚至充滿巨大的危機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贏得世人的尊重，不但需要具 有日益增強的硬實力，更要有讓人服氣的軟實力和聰明實力。 變本加厲信口雌黃 從黨文化的精緻文宣上乍一看，當代中國的道德品質標準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從 「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三個代 表」、「保先」和「三講」，直到「八榮八恥」和「科學發展」。但由官到民，從老到幼， 今天的中國人無不心知肚明，這些假大空的黨文化捏造的「高大全」的老百姓，根本無從做 到。大大小小有權在手的官吏無人幻想實踐一下。一個人、一個政府或一個政黨為了自私自 利的目的、為了損人利已、為了自己所做的非倫理和非道德的事，為了倒行逆施的罪惡，一 般來說就要掩飾，就要顛倒黑白，需要說假話。一個國家及其公眾習慣了說假話、謊話，就 反證了這裡為非作歹和爾虞我詐的事比比皆是。這個世界上哪一片土地上的人假話連篇？這 個地方就在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統治集團開口就是假話，誠如胡績偉老先生在 他90壽誕上所總結的那兩句「虎皮大旗偉光正，蟲雕小技假大空」！各種媒體更是幾十年如 一日，假話謊言如同家常便飯，說起來還理直氣壯，不可一世。黨文化不但在幾十年內將中 國鍛造成了謊言王國，也傾力打造出無數假史偽史。 黨文化滲透統領意識形態，修史或撰寫歷史文章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必須依照掌權集 團或主要領導人的意志與需要任意裁剪，杜撰，編造。在黨文化的操控之下，中國大陸的現 代史和當代史大體上是「偽史」。譬如中共本身是農民起義起家，便大肆謳歌歷史上的農民 起義，張角、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之輩的殺人魔頭統統被冠以「農民革命領袖」 的光環，使民眾在雲裡霧裡將魔王當救星。再如黨文化一再渲染「為取得革命勝利，我們犧 牲了幾千萬人」，實際上從1927年的井崗山佔山為王至1949年建政，中共全黨全軍總共犧牲 的人員決不會超過幾百萬人，井崗山紀念館公佈的5次反「圍剿」死亡者人數，真正查得到 的不過一萬人多點。中共抗日期間唯一的一次對日大行動，即「黨史」上所說的「百團大 戰」，實際上參戰的有多少團？毛澤東曾與林彪檢討抗戰時說過：那時八路軍只有3個師，3 萬2000人。因此說所謂「百團大戰」，充其量也不過40個團。時至今日，黨文化還信誓旦旦 地說「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幾十年來人們大都深信不疑。然而一旦看見「真史」， 才明白「中流砥柱」之說實乃彌天大謊。日寇在抗戰期間，上百次出動大隊轟炸機群，重慶、 武漢、西安等城市無不被日機狂轟濫炸，死傷同胞無數。然而與西安甚近的「抗日中流砥柱」 的延安，卻在8年抗戰中未遭日寇一次轟炸！由此即可充分反證，中共哪是什麼「中流砥 柱」。黨文化一再宣講「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乃是「嚴重自然災害」造成的， 今天我們打開「歷史秘辛」一看方才得知，主要由中共頭腦大發熱造成的大躍進之禍，黨文 化嫁禍於天，天何言哉！今天人們撥開這段偽史，終於得知真相，為「老天爺」平了反。 罄竹難書 積重難返 李慎之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的雄文中，引用了毛澤東當年的前瞻性分析。毛澤東 認為，在中共黨文化指引下，「我們實際上實行的是訓政」，一貫踐行的是「愚民政策」。 「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這種體制和機制總和而成的社會制度， 致使歷史非但不能長足進步，有時反而形成大倒退的態勢，直跌到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今 天，黨文化這條「百足之蟲」根據形勢發展不斷進行自身調適，不斷變幻施政手法，帶給當 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椎心泣血且難以平復的創痛巨深。 黨文化滋生的官場生態圈經過長年累月的變異，致使「官場通病」至今已然不可收拾，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編輯部整理出了近年來在官場上的十大「流行 病」：紅眼病、雙重人格、戀舊病、推諉病、疑心病、爭利病、冷漠病、漂浮病、享受病和 空虛病。追根溯源，這場悲劇始作俑者還是那千夫所指的黨文化。在黨文化的規則下，中共 始終嚴防死守「經濟怎麼改都行，政治堅決不能改」的底線。依照這一方針，他們大講特講 的「黨內民主」實質上是徹頭徹尾的假民主。今天，政治民主化早已明明白白地成為普世政 治常識，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任何一個國家，由極權專制向自由民主的轉型，基本上已經不 需要多少理論上的詮釋了，而需只要一點一滴的行動和切切實實的操作。從中國來講，由於 皇權專制文化傳統的歷史久遠，使得專制不但凝固成一種制度，而且演繹為一種文化，進而 衍生成一種思維定勢，集體無意識創傷。歷代的大多數中國人在千百年間已經習慣了皇權與 專制，所謂「習慣成自然」，因而今天要在心理上、精神上走出專制的陰影，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要讓中國的專制政治轉變為民主政治，必須從討伐，清算和驅除黨文化開始。 中共「黨文化」與時俱進了近90年，「解放後」這60年更是把中國人民牢牢地束縛住， 讓國人麻木不仁。黨文化之危害說不完、道不盡，「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 流惡難盡」。那麼，今天我們應該用什麼陽光驅除黨文化之陰暗？朱厚澤在紀念胡耀邦誕辰 90週年時，曾寫過一篇題為《呼喚陽光政治》的力作，疾言：「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把 『政治』叫作『眾人的事』。眾人的事，公諸於眾，放到眾人之中，交由眾人議論，經過眾 人討論，最終由眾人決定。眾人的事，訴諸眾人，公開透明，在陽光下進行，這就是陽光政 治。眾人的事，不能任憑宮帷深處，一言九鼎，哪怕他是聖主明君。眾人的事，不能聽信密 室策劃，陰謀權變，不論他是政客精英。陽光政治是與專制政治對立的。陽光政治與權謀政 治是不相容的」。伴生於黨文化的陰暗政治是一黨專制的痼疾，在這個大型政治黑箱裡，中 共不但強行壟斷了全國的政治資源，而且壟斷了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與自然資源。時至今日， 像北大夏業良教授這樣有血性的「真中國人」再也不能忍受了，終於發出了「最後的吼聲」 ——討伐黨文化，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向政治民主化奮力跋涉，向公民社會步步邁進。 中國民主運動卓越政論家胡平在《紀念就是抗爭》一文中，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論述，他 說：「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專制強權，任重道遠。我們的抗爭無比艱難， 也無比神聖，無比光榮，對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於人心之中，它永遠不會熄滅。自由民主 好比不死的鳳凰，它可以失敗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都它會浴火重生。相反，共產專制 只能輸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來。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堅持抗爭，最終的勝利必 定屬於我們！」為迎來「新新中國」的早日到來，我們必須眾志成城，從討伐黨文化入手， 一步步地前行，一點點地鬥爭。 （本文發表時有刪節——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