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政治反對派的正義道路——我與王軍濤 （續上期） （北京）陳子明 2008年，是王軍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識相交的第30年。我們在這30 年中，既有風雲際會，又有跌宕坎坷，還有生死與共。從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分手後， 光陰已經過去了17年，回憶往事，倍覺想念。寫下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作為給軍濤 的一份生日禮物。 民主牆時期，情況仍然如此。在民主牆人中，胡平是純正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的自由 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沃土》同人中，有些人當時還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範疇。 任畹町的《中國人權宣言》，把《世界人權宣言》作為自己的思想源頭，這在民主牆運動中 可以說具有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作用；但是在其他文章中，他也喊過「民主社會主義萬 歲！」「自由社會主義萬歲！」的口號，甚至說：「對於鐵托同志領導下的南斯拉夫式的社 會主義，我們同情之、尊敬之、毫無保留的欣賞之，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中國人權同盟理 想之、探求之、爭取之。」魏京生在民主牆發表的文章中，從來沒有採用過「社會主義民主」 的說法；但是在他代表《探索》簽署的《聯合聲明》（載《探索》，1979年第2期）中，則 表示：「各群眾社團和民辦報刊決心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堅持長期 奮鬥。」他在著名的《第五個現代化》「要什麼樣的民主」一節中闡明自己要的是「真正的 民主」：「什麼是民主？把權力交給勞動者全體來掌握，就是『真正的民主』。勞動者不能 掌握住國家權力嗎？南斯拉夫正在往這條路上走，並給我們證明了，人民不需要大小的獨裁 者，可以把事情辦得更好。」顯然，他在當時的思想脈絡，還不能完全脫離社會主義的理論 體系。 不論民主牆人的最終理想是什麼——「真正的馬列主義」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民主主義，自由民主主義，他們的對立面是共同的——就是毛澤東所建立的極權主義體制。 四五運動反對的是文革十年或者說晚年毛澤東，民主牆運動反對的是1949年以後的二十八年 或者說整個的毛澤東。譬如，我在《難以割斷的歷史》（載《北京之春》，1979年第4期） 中指出：「現在有一種傾向，把十七年和十一年截然分開，十七年是天堂，十一年是地獄， 這種說法割裂了歷史，或者就是有意掩蓋兩者之間的聯繫。」楊光在《看！何處是中國人自 己的思維》（載《探索》，1979年第2期）中則把這個意思說得更加直白：五四運動開始的 自由活躍生活，後來被代之以幾十年的黑暗專制獨裁。中國共產黨是打著民主自由幸福平等 等旗幟奪得政權的，然後卻又正式提出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獨裁代替過去的獨裁，新 獨裁的特徵僅僅是在於把被鎮壓者的名稱換了一下，叫做「階級敵人」。這樣的獨裁終於導 致四。五與民主牆運動的大爆發，而這樣意義深遠的自由民主運動今天又再次面臨被暴力鎮 壓的危難！ 從一方面說，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民主牆運動是比四五運動更高的階段；從另一個方 面來說，民主牆運動比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要狹窄得多。四五運動是一個動員廣泛的國民運 動，民主牆運動則基本上屬於一個青年運動，其主體是青年工人，只有王軍濤、李盛平、胡 平、姜洪等少數人屬於剛剛經過高考成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研究生群體。正是由於運 動目標的提升，使得「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民主牆運動與鼓吹「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 東思想」的鄧小平的政治聯盟迅速解體。 大多數民主牆人曾經對鄧小平寄以希望，更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影響鄧小平的政治走 向。早期民主牆活動是一種秘密行動，我曾經和幾個朋友以接力的方式（有的人負責寫大字 報，有的人負責貼大字報）從事過這種活動。是在鄧小平對外國記者誇獎了民主牆之後，民 主牆和民辦刊物才成為一種公開（或半公開）行動。民主牆運動的目的不是要促使鄧小平暴 露「獨裁者」的「本質」，正如八九民運的目的不是要促使其暴露「屠夫」的「本質」。 「階級本質」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如果相信這種說法，就應當採取秘密行動來「搞革 命」，而不應以公開行動的方式來推動改革。用共產黨的話來說，街頭飛行集會、撒傳單、 貼標語，都是「左傾盲動主義」的表現。包括魏京生在內的民主牆人之所以同意在打了「社 會主義民主」標記的文件上簽字，是因為他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當下說了什麼，而是要保 存民主牆、民辦刊物這樣一種可持續地爭取民主的鬥爭形式；真正的民主自由，則需要「堅 持長期奮鬥」才有可能出現在國人面前。民主牆人都很清楚，他們在社會上只是一個勢單力 孤的民主先鋒隊。 我和軍濤當時還作了一種政治（勢力、實力）的光譜分析。這種分析在我和軍濤的許多 文章中都表達過。1980年，軍濤在北京大學競選人民代表的系列文宣材料的第二部分《現狀 的分析》中寫道：思想解放運動在政治上表現為以「凡是派」為一方，以「體系派」和「改 革派」為另一方的鬥爭。 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和三中全會的勝利使人民群眾的熱情空前高漲，變革之風越刮越烈。 各種思潮紛紛出現，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老的「凡是派」銷聲匿跡了，圍繞著應以 什麼社會模式來取代「文革」那一套貨色，形成了兩種主要的思想派別。 黨內多數領導者認為，實行我黨十七年中（確切地說是五十年代前期、六十年代中期） 曾行之有效的模式，因而他們被稱為「還原派」。「還原派」認為，「文革」的災難和目前 的困難是壞人和工作上的錯誤造成的，而不是體制的缺陷；特權和官僚主義是思想作風問題， 應當通過教育糾正；民主僅僅是一種手段，過分強調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等等。他們反 對提體制改革。 黨內一部分領導者，理論界、輿論界、文化界的大多數，一大批思考的青年則認為，將 一場災難簡單地歸結為某一政治集團的偶然得逞是不行的，「四人幫」橫行證明我國制度有 問題，不改革將會重蹈覆轍；官僚主義、封建特權是集權制、「等級授職制」、「終身制」 的必然產物，不能靠「清官」來解決；民主不僅是作風，主要是一種國家制度。……這一部 分人是堅定的改革派，他們還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社會模式，在發展的途徑和方法上也眾說 紛紜，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反對照搬十七年的社會模式（不論是斯大林式還是毛澤東式）， 主張改革我國現行政治經濟體制，尋求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 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政治進程大致可以這樣概括：第一階段是華國鋒、汪東興等後來被稱 為凡是派的毛派旁系聯合還原派、改革派打倒了毛派嫡系——「四人幫」和毛遠新；第二階 段是還原派和改革派聯手扳倒了凡是派；在第三階段，還原派與改革派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 盾。改革派本身也分化為經濟改革派和全面改革派，黨內改革派和社會改革派（黨外改革 派），社會民主改革派和自由民主改革派…… 民主牆運動蓬勃開展的一年，大致上處於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過渡期。民主牆人應當 首先反對什麼，其次反對什麼，暫時不反對什麼，需要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儘管各民間刊物 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遠遠不夠，但在《北京之春》內部是有一個基本共識的。由我執筆的編輯 部文章《對法律的嚴峻考驗》，揭露和批判了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中南海內建造豪華住宅， 先是以大字報和大標語的方式貼在民主牆上，然後刊載在《北京之春》第7期上。在評論文 章《誰是害群之馬？》（載《北京之春》第6期）中，我指出「害群之馬」是那些以「四個 堅持」的名義「堅持個人的一切特權、地位、洋房、汽車以及子孫的榮華富貴」的黨內高幹。 《北京之春》的矛頭首先指向凡是派，然後是指向還原派，對於黨內改革派，則持鼓勵的態 度。 弱小的自由民主運動還沒有能力左右政局，黨內半截子改革派鄧小平甚至全面改革派胡 耀邦奪取最高權力後有可能犧牲民主牆人士，作為一種政治平衡的手段，對此我們是有充分 估計的。幾年後我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王偉群採訪時說：我們隨時都做好了自我犧牲 的準備，只要能使中國的政治發展朝著民主有5度的轉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軍濤和我在近30年前的思想光譜分析和政治光譜分析，都屬於一維分析，用來分析30年 後的現狀，已經不夠用了。近來，我開始嘗試採用二維分析。2004年，我在《我們沒有仇恨 但要反對散佈仇恨的人——兼與周舵商榷》（網文）中，借用周舵「溫和、漸進—極端、激 進」和「左—右」二維模型，將各種思想流派歸納為5種類型：在筆者的「五分法模型」中， 依橫軸自左向右的排列是：極左（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 革命理論、金日成主體思想、波爾布特主義、格瓦拉主義等）、左（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 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綠黨式的生態主義等）、中（自由民主主義、裡根和撒切爾夫人意 義上的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右（新權威主義、威權主義、蕭功秦式而非何新式的 「中國新保守主義」）、極右（新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民族復仇主義等）。依縱軸自溫 和向極端的排列是：中、左、右、極左、極右。極右的德國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比極左 的斯大林主義更富有對外的侵略性，戰爭所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更甚於古拉格群島。 2007年，我在《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載《領導者》，總第18期）中，提出 了分析政治生態的「四象限模型」：我們以「憲政—專政」作為縱軸，以「左—右」作為橫 軸（為了更加簡明，此處不考慮中派問題），把政治坐標系劃分為四個象限。這樣才能比較 準確地對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析評論。 第一象限是憲政右派，通常稱為自由民主主義或民主自由主義。大陸的自由民主主義從 1970年代起逐漸形成一股「地下的潛流」，到1990年代後期則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 第二象限是憲政左派，通常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筆者在幾年前曾經寫道： 可以預期，它在21世紀的中國將會成為一種強勢的政治運動和政治勢力。在今年《炎黃春秋》 第二期發表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後，這一趨勢正在日益顯現出來。 第三象限是專政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還有與之類似的格瓦拉主 義、波爾布特主義以及金氏主體思想等。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專政右派在中國愈來愈 不得人心，毛派、文革派在被壓制多年後，重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第四象限是專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1970年代 的主要代表是東亞和拉美國家的威權主義。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東亞國家實行威權 主義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同樣給予中國執政者以深刻的印象，堅定了他們在專政體制下搞市 場轉型的決心。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極權主義，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對於社會的控 制強度是不一樣的。「改革開放」後的專政體制，其社會控制程度介於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 之間，因此有人把它稱為後極權主義，也有人把它稱為次法西斯主義。 在六四大開殺戒後，專政右派大權獨攬的局面就已經很清晰了。現在是專政右派一派在 朝，憲政右派、憲政左派、專政左派三派在野。 民主牆年代，是青年人思想迅速轉變的時期。時代潮流「30歲一變」，現在又到了思想 活躍或者說思想解放的一個新時期。 第四，重新集結到競選運動中 1979年10月，由於接連發生了首都市民抗議警方取締「星星畫展」的「十一遊行」和要 求二炮司令部歸還校舍的中國人民大學數千學生的遊行，官方決定以所謂「出賣軍事情報罪」 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魏京生15年徒刑，達到「殺一儆百」、「殺雞儆猴」的遏制效 果。1979年11月下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討論了「西單牆」問題，稱「到了 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規定除了在自己所在單位 張貼大字報以外，所有大字報一律集中到月壇公園，且要填報真名和其他資料，禁止在西單 牆和其他地方張貼大字報。 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去年『西單牆』的許多東西，能叫它生動 活潑？如果讓它漫無限制地搞下去，會出現什麼事情？」「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 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絕不允許任何人背著黨，同這些人發生聯繫，……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他們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 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裡沒有共產黨員？支持這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甚至於還是 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如果不立即徹底 改正，就必須受到黨的紀律處分。」他所說的「印得那麼漂亮」的「秘密刊物」，就是指鉛 印的《北京之春》第1、2期合訂本，這是民主牆運動中唯一一冊鉛印民辦刊物。 從李西寧1980年1月27日的日記（李西寧：《往事追憶》，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 紀的轉折點——30年後的回憶與思考》），可以看到軍濤等人當時的處境。 （共青團十屆）二中全會明天將結束。聽了鄧小平的講話（1月16日在中直機關）錄音， 闡述了80年的工作。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要維護安定團結，二是要反對兩種傾向。他提出 要修改憲法中有關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條款，在目前，要制止那些民辦 刊物和自發組織，並說，「四大從來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蔣南翔和周揚也到會講了話。 在討論中，團中央書記處借下面之口，提出某些團中委搞自發刊物，要他們作自我批評。 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四期簡報都是關於這個問題而發的。 我在小組會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關於自發刊物的問題，我覺得要定義清楚一些，不能 一概而論，還要維護憲法的起碼尊嚴。在沒有刪除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之前，憲 法仍然是神聖的。其二，關於某些團中委參與自發刊物的問題，這不需要大作文章。人家去 年11月就已停刊，這是在中央打招呼之前。 小組裡有幾個中委發言時氣勢洶洶，指責搞自發刊物的團中委別有用心，給團中央丟臉。 我問他們：「你們口口聲聲『自發刊物』，請告訴我是什麼刊物？你們看過幾期？」這幾位 漲紅了臉，無人作答。 其實，王軍濤早就告訴我，他們辦的《北京之春》已經停刊了。他們曾到胡耀邦家談話， 胡肯定了他們的一顆赤子之心，但也告誡他們不能操之過急。有些問題現在不易討論，有些 提法過於偏激。 中國的兩種政治勢力仍然在較量著，不分勝負。老頭子們也有自己的難處，夾在兩股力 量當中，左一棒子，右一鎯頭，打得兩邊不准冒頭。 我對韓志雄、王軍濤、賀延光說，現在應該收斂一點。要認真學習，潛心研究，少發議 論，靜觀局勢。「左」的東西比右的東西更可怕，有害，而且這股勢力是不甘心退出舞台的。 遲早他們會借助某一種思潮來與三中全會算賬。到那時，中央自然會說話的。我們不要幫倒 忙。 我手頭有一張《北京之春》編輯部部分成員1980年春天在香山的合影，這其實是一張散 伙前的集體留念。本來大夥兒已經準備各奔東西了，但是很快便出現了一個新的契機，把團 隊重新集結起來。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我的興奮點是寫小說。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我在地震棚裡開 始構思一部反映文革經歷的長篇小說。以後陸陸續續寫了一年多，已經寫了25萬字，但剛從 1965年11月寫到1967年1月，只寫了提綱中三分之一的章節。回到北京化工學院上學和參加 《北京之春》編輯工作後，沒有精力繼續寫小說，就放下了。《北京之春》結束後，我又想 到了寫小說。我知道關於文革的長篇小說在當時是不可能發表的，就想先寫一部中篇小說， 投石問路。這部中篇小說名為《闖將》。小說開頭處寫道：去年利用業餘時間寫了一部小說， 描寫的是一個有志青年在十年動亂中的苦難經歷，拿給一位領導者看後被稱作「向後看」文 學，因而將它塞進了廢紙簍。今年所見所聞所學有感於心，又寫了下面這麼個東西，其優劣 可由讀者評價，但作者可以預先保證一點，它絕不是「向後看」文學，因為它所敘述的完全 是發生在將來的事情，儘管離今天不算太遙遠。 1982年8月的一天，晴空萬里，驕陽似火。…… 當時，嚴家其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跨越時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實踐三個法庭 訪問記》，其中既有歷史小說的成分，也有幻想小說的成分。《北京之春》第5期發表了民 主牆期間最著名的「政治幻想小說」：《可能發生在2000年的悲劇》。為了降低敏感度，我 把自己的作品稱為「社會幻想小說」。 小說的主要情節是男主人公鄭星——曾經參加過四五運動的清華大學化工系畢業生，如 何在基層企業中進行企業改革，並先後通過競選方式當選車間主任和廠長，在結尾的地方， 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嘴說出：「我跟你說句體己話吧，聽說明年要在A省搞改革政府體制的試 點，立法和行政機構要分開，省人代會準備由100名專職人民代表組成，常年進行立法活動， 並對行政部門進行監督。省長和省人民代表分別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我們這部片子趕在年 底以前發行，就是要為你競選第一任民選省長鳴鑼開道。」 鄭星競選車間主任、廠長乃至民選省長，固然都是「社會幻想」。但是在現實中，正在 出現競選區縣人民代表的一幕。1980年5、6月，上海等省市自治區先於北京開展基層人民代 表選舉，在一些大學中出現了競選活動。上海師範學院的徐政宇，復旦大學的張勝友、徐邦 泰，同濟大學的黃清、陳鷹，均是上海高校競選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當時我弟弟陳子清正在 同濟大學上學，我聽說上述情況後，便委託他為我搜集相關資料。他陸續給我寄來了一批材 料，包括：《上海市區、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暫行實施細則》、《楊浦區第七屆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工作計劃》、《楊浦區選舉委員會辦公室關於選民登記和選民資格審查工 作的意見》、《同濟大學選舉工作組關於投票選舉階段有關選舉事務的幾點意見》、《同濟 大學》校刊《選舉專刊》及刊登了當選人民代表出席區人代會後《向選民匯報》的第七期校 刊、同濟大學各系選舉工作組的人民代表候選人介紹、建材系候選人陳鷹的選舉宣傳材料、 上棉十七廠工會《班組通訊》第八期《區人民代表選舉特刊》，等等。他還撰寫了《同濟大 學的人民代表是怎樣產生的》一文，此文後來由擔任清華大學選舉辦公室負責人的周為民作 為選舉工作參考資料，油印下發。 我覺得，人民代表競選活動，可以為我們這批人重新集結提供一個合法的平台。上海的 競選活動尚處於零敲碎打的階段，我們在北京，則有條件開展更加有組織有計劃、更加豐富 多彩的競選活動，並賦予它更多的政治含義。我把這個想法和軍濤談了，他表示完全贊同， 並準備全力以赴。於是，我起草了《今冬明春參加區縣級人民代表選舉工作的設想（提 綱）》。提綱的第一節是「目的」，全文如下：我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促進派。 我們堅持在現存體制中通過合法的方式進行社會改革。社會主義民主化是一個長期演進的過 程。我們在爭取實現每一項民主制度與權利的鬥爭中取得的哪怕是微小的進展都會成為後人 的歷史財富。積極參加即將來臨的選舉，是我們目前可以實際進行的一項中心任務。 對於這次選舉，在全局範圍上不可希望過大，但是應當看到，在北京高校和部分工廠中 展開真正民主的競選是有條件的，通過這次選舉，應當努力達到四項目標： 1.推動整個民主化的進程，顯示人民的民主覺悟，表達群眾對黨中央改革派的支持和期 望，給政局注入新的活力，振奮一部分群眾和青年的精神。 2.使廣大高校學生，未來的幹部受到一次民主訓練和教育，使他們看到在中國實行民主 的可能性和前景，從中受到鼓舞。 3.我們自己在組織競選中受到鍛煉，增長才幹，為今後作好準備。 4.把十幾名乃至幾十名立志改革的同志選入區縣人代會，為擴大青年一代直接參政和表 達意見的權利開闢新的更為寬廣的渠道。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曾發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著名講話，但是很快就無聲無息了。 我們認為這是黨內還原派壓制改革派的結果，因此需要有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改革呼籲，來 「給政局注入新的活力」。 在提綱的第二節「可能性」中，我提出了有利於開展競選運動的幾項有利條件： 1.受到憲法和選舉法的明確保障。 2.改革派在不直接危及黨專政的前提下願意在選舉的形式上進行一些探索。 3.已有外地（上海、西安）一些單位的成功經驗。 4.北京群眾的政治熱情和覺悟比較高。 5.北京的學生和青年中的種種社會聯繫渠道特別發達，容易聯合行動。 在北京高校競選運動中，所謂「聯合行動」主要表現為原《北京之春》與《沃土》成員 之間的協調配合。兩家民間刊物的主要成員是前一年夏天在《中國青年報》召集的一次座談 會上結識的，也可以說是官方把我們撮合到一起的。當時，我與《沃土》主編姜洪來往較多， 王軍濤與《沃土》編委胡平同在北京大學，見面也很方便。 我在提綱的「準備階段」一節，提出了若干準備事項： 1.利用學生會、校內外群眾刊物等各種社會聯繫和每個人的私人關係，在北京各個高校 物色一至數名人民代表候選人，在選舉開始前掌握一張各校至少是各重點高校的候選人名單。 這是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一步，是對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影響、聲譽、聯繫以及我們的組 織工作能力的一次檢驗。 2.組織全體候選人一起研討選舉戰略和策略，制訂綱領交換情況。 3.協助各候選人在本校組織自己的競選班子，聯繫選民、事先協商，做好初步的輿論准 備。 4.做好選舉階段所需的各項物資準備。 5.準備工作應盡早著手進行。 軍濤和胡平後來說，「在北京十四所高校的競選中，子明大概推動了九所」。其實，這 是大家齊心協力的結果。原《北京之春》成員出來競選的有：李盛平在北京大學一分校，王 軍濤在北京大學，陳子明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陳子華在北京商學院；原《沃土》成員 出來競選的有：胡平在北京大學，姜漁在中國人民大學，……；周為民當時作為清華大學團 委副書記和選舉辦公室負責人，不僅推動了趙國傑等人參加本校的人民代表和學生會幹部競 選，還推動他的朋友韓朝華在北京師範大學競選……。後來當選為人民代表的是李盛平、胡 平和陳子明，成為正式候選人的是王軍濤和陳子華。 1980年初秋的一天，原《北京之春》的主要成員再次在玉淵潭公園的河邊聚集，對《今 冬明春參加區縣級人民代表選舉工作的設想（提綱）》進行了討論。《提綱》第五節提出了 如下的「競選辦法」： 1.向選舉委員會（區縣、學校兩級）詳細瞭解選舉細則，記錄，以備後用，正式報名。 2.油印散發本人簡歷與競選綱領，廣為傳播。 3.在校內利用黑板報、小字報形式宣傳政見。 4.走訪選民（包括校領導），組織小型座談會，發表有關簡報。 5.張貼海報，以候選人名義召開大型會議，候選人發表演說，解答群眾提出的問題。 6.當上面非法干擾選舉進程時，要堅決回擊，公開予以抨擊，向群眾呼籲，要求進行預 選投票，爭取正式候選人資格。 7.取得正式候選人資格後，不可鬆懈鬥志，繼續採取各種方式爭取選票，特別要與第一 輪的競爭失敗者加強聯繫，爭取他們支持者的選票。 8.競選獲勝後舉行慶祝活動，向選民徵詢今後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準備參加人大會議的 作法。 對於這些競選辦法，大家進行了具體的分工，並制定了落實的措施。在討論中，決定把 北大一分校和北京大學作為開展競選運動的重點。因為前者地處西城區，比其他位於海澱區 的高校早選舉半個月，可以作為競選運動的試點。後者是綜合性高校，人才濟濟，最有條件 把競選運動搞得有聲有色，並影響全局。後來在李盛平競選期間，我和軍濤、閔琦、呂嘉民、 呂樸、姜洪等人作為助選團隊，在北大一分校的選民見面會上亮相，配合盛平回答選民提出 的問題。在軍濤競選期間，由於他在本校組織了陣容強大的競選班子，我們就沒有必要正式 出面助選了，但仍有我和姜洪、曹思源、張平等人參與撰寫軍濤的競選文宣材料。 10月的一天，軍濤和我參加了雷楨孝的人才學研究會籌備組於香山召開的一次露天聚會， 碰到了來北京上訪告狀的湖南師範學院的競選者，得知該校的競選活動受到了當局的壓制。 但這並沒有動搖我們在北京開展競選運動的決心。我們還在會上遇見時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 席的張煒，交換了對於高校競選運動的想法。張煒當即表示，他也會參加競選。 我在秦城監獄寫《改革十年反思》時，把改革派分為經濟改革派和全面改革派，又把全 面改革派分為三類：從人民代表候選人的競選演說和宣傳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青年 知識分子的思想分野。這裡僅以北京高校競選活動的中心北京大學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從21 名大學生、研究生競選人中，通過預選選出了得選票數排列前三位的3名正式候選人，其觀 點依次為：政治改革先行論者、經濟政治改革並行論者、經濟改革先行論者。 這裡說的排列前三位的正式候選人，就是胡平、軍濤、張煒。在整個80年代，胡平是四 五一代中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軍濤是公民社會實踐的急先鋒，張煒是「50後」在仕途上的 領跑者（領先於現在的習近平、李克強等人，並有創辦天津開發區的驕人政績），然而到80 年代末，他們全都因為堅守知識分子的良知而受到當局的無情摧殘。現在，他們三人被迫流 亡海外，有家不能回。軍濤父親三次報病危，在重症監護室搶救，軍濤要求回國探親，均不 能如願。 1980年競選的時候，軍濤只有22歲，但已經是一位「老運動員」，三次民主運動的參加 者。對於軍濤當時的風采，他的北大同學馬波（老鬼）有如下的描述：王軍濤是部隊幹部子 弟，平日愛戴著頂呢軍帽。忘了是怎樣認識他的了，給我影響很不錯，從外表上一看，就知 道這人不壞。雙頰黑裡透紅，眼睛秀氣，眼角又黑，又漂亮，有個深深的稜；目光純正，無 一絲雜光；鼻子上直下方，潔淨，灑脫，十分中看。平日，他臉上總掛著幾絲淡淡的憂鬱， 初與人接觸時，有點不自然。 他是知名人物，首都體育館開四五英雄表彰會時，他坐在主席台上，與王震挨著，上了 電視，各報刊也紛紛介紹，溢美為：「中國新一代青年的驕傲。」但在學校裡，他一點也不 趾高氣揚，對人彬彬有禮，誰到39號樓105房間找他都接待。 他俊秀的相貌，滔滔不絕的談吐，四五英雄的名氣，引起了大批女性的注意。追他的女 性真不少。中學同學，大學同學，朋友的妹妹，海澱書店的售貨員，電影學院的女學生…… 個個都很漂亮。明知他是個居心叵測的人物，就像有毒的河豚魚，因為要冒著生命危險吃， 想吃的人反而更多。 同為北京大學競選者的袁紅兵是這樣描述軍濤的：十名競選人中，除胡平之外，另一顆 明亮的星辰是王軍濤。曾經被捕入獄的經歷，使王軍濤的人格具有了某種英雄的色彩。 王軍濤身材適中而勻稱，方形的臉顯得端莊肅穆，濃黑的眉毛下，一雙慣於直視的眼睛 裡常常閃爍起英豪的男兒氣概——從中國占卜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他的「面相」表明了一 種值得信賴的、坦蕩誠實的個性。 王軍濤走到舞台前，舞台的背景似乎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了，只有他的身影如同陽光金 色殘跡上的一座孤獨的浮雕。禮堂裡嘈雜的聲浪消失在緊張的寂靜中。彷彿面對無數彫殘的 時間重迭成的死寂的荒野，蒼茫的神情覆蓋在王軍濤的臉上。他下意識地把右臂舉向空中， 手掌裡好像托著一團要點燃蒼穹的火焰，然後，猶如吟頌悲壯詩篇似得，以渾厚而激昂的胸 音，高聲說：「我的觀點是——為了中國的民主，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 儘管毛澤東已經死了，儘管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從現實中意識到毛澤東的罪惡，可是， 專制政治虛假的宣傳所鑄造的神聖感，卻仍然使毛澤東的形象成為沉重地壓在人們生命中的 金色陰影。現在，當一個勇敢者說出，毛澤東這個共產主義之神乃是罪惡的象徵時，人們便 茫然了，困惑了，那是因聽到真理的興奮和暴政前的怯懦交織在一起產生的茫然；那是因不 敢直視輝煌的謊言彫謝之後的精神空虛所產生的困惑。而這種茫然和困惑使真理孤獨了。 一個靈魂高尚的聖徒站在遙遠的陽光中，向混亂的塵世講述真理——這就是那天晚上王 軍濤留給袁紅冰的印象，而袁紅冰覺得，那個印象是美的。 馬波和袁紅兵都認為，是因為軍濤提出否定毛澤東的「爆炸性問題」，而讓「煮熟的鴨 子」飛走了，痛失當選機會。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便心急火燎地連夜趕到北大，向軍濤談 了我的看法：提出「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命題，有可能丟失兩部分人的選票。一部 分人是既反對毛澤東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即使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照反不誤， 他們有可能誤會軍濤「反毛而擁馬」。另一部分人是反對「文革」和毛澤東晚年思想但還沒 有對徹底否定毛澤東做好思想準備的人。我最擔心軍濤會失去前一部分人的選票，然而從馬、 袁觀察到的情況來看，我對於北大學生的思想素質還是估計過高了，因為軍濤丟掉的主要還 是後一部分人的選票。袁紅兵寫道：「如果說胡平關於『言論自由』的理性體現了這次北京 大學競選運動的最高精神價值的話，那麼，王軍濤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觀點，則是這次競選運 動的現實政治意義之冠。投票的結果表明，北京大學的學生怯懦地避開了現實政治，同時又 勇敢地選擇了被專制政治視為思想異端的理念」。北大學生選區共有選民6094人，選舉人民 代表2人。正式選舉的投票率為91.2%，胡平3467票，當選人民代表；王軍濤2964票，得票率 超過50%，但沒有達到登記選民人數的50%，未能當選；張煒2052票，位居第三。隨後進行了 補充選舉，投票率跌至81.3%，王軍濤2936票，仍未達到有效當選的選民數，補選流產。順 便說一下，由於《選舉法》有關當選規定的不合理，在這次選舉中，有好幾個大學選區的人 民代表席位都空缺了。 我所在的選區包括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院、環境化學所、地球物理所，第一機械工業部 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部、機電所、起重機所、標準化所，一共7個單位，選民3107人，應選出 代表1名。未經過預選投票，就決定了兩名正式候選人：陳子明和雷天覺。雷天覺是一機部 機械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他還曾擔任過第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後來又擔任過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在正式選舉中，我獲 得1600張選票，超過選民半數，當選為海澱區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選出後，我又寫了一份《關於下一步競選工作的提綱》，倡議成立「學生代表 聯席會議」，並提出「在區人大上的工作」事項9條。當選為海澱區人民代表的5名研究生和 本科生——北京大學胡平、中國人民大學韓宇紅、北京師範大學李世取、北京鋼鐵學院李訊、 中央民族學院羅維慶，支持我的提議。但到了區人大開會的時候，我們卻未能將這九條完全 付諸實施。首先是由於清華大學顧立基、華如興的反對，學生人民代表沒有形成一致意見， 攥起一個拳頭；其次是進入1981年之後，政治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超過了毛澤東去世後的 任何時期。 第五，徹底獨立於權勢者的安排：在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高潮中 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 報告》，通篇沒有提到軍濤，提到我的名字也僅有下面這一處：同這種要求相配合，一些知 識界的所謂「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 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 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 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劉銳紹（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等人。他 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 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 查導致《世界經濟導報》關張的那一份報紙，摘要發表了4月19日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 的發言，唯獨沒有刊登我的發言。為什麼《導報》編輯不喜歡我的發言呢？因為我對座談會 議論的兩個「中心」話題都撥了點冷水。我說，我與從學生遊行中「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 望」的朋友看法不同，作為四五運動的參加者、過來人，在13年後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 們在同一地點以同樣的方式表達同樣的情感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這表明中國的政治發展 實在是過於緩慢了，政府至今還沒有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提供比這更暢通的政治表達渠道 和表達方式，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沒有表現出在政治上比當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風度。我又 說，大家都在歌頌耀邦的時候，我要說幾句他的壞話。他也會犯錯誤，譬如說，由於公安部 門和內參部門的信息引導，耀邦曾把高校競選運動稱為建國後第三次青年學生「反黨運動」， 在韓天石等人及時說明真相後，耀邦才把刊載這一講話的白頭文件從印刷機上撤了下來。這 說明他知錯能改，從善如流。多年後，張煒在悼念胡耀邦的文章中也寫道：「他的最為可敬 可愛之處不在於他的一貫正確，而在於他總是真誠地堅持真理，迅速地修正錯誤。他不是神， 因此也有說錯話、甚至辦錯事的時候。例如，他曾經指責學生競選是青年學生在歷史上第三 次向黨奪權（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鳴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在那天 的座談會上，李昌告訴我，當年是他本人（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方毅（時任政治局 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國科學院院長）為我說了好話，才使我逃過一劫。 1981年寒假的時候，我和軍濤心懷坦蕩，並不知道已經站在懸崖邊沿，處境岌岌可危。 有關部門對競選運動的來龍去脈非常瞭解，完全掌握我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久以後我看 到了中國科大研究生院的一份報告，才知道自己當時命懸一線。 院機關黨委轉報院黨組： 一月八日，二月十日《國內動態》（清樣）登載海澱區第七屆人大代表，我院研究生陳 子明同志的活動情況。方毅同志二月十日批示：「可請科學院查明、詳告。」科學院黨組領 導同志對此也有批示意見。根據這些指示，我們對陳子明同志的情況進行了瞭解。 科大研究生院八○屆研究生陳子明同志的一些情況：……根據陳子明同志在我院的表現， 我們認為陳子明同志的政治態度和參加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前後的活動情況，沒有越軌的行 為，即使在有的問題上有點偏激的認識，發現以後也是引導和教育問題。 中國科大研究生院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八日 在四五運動和競選運動兩次民主運動中，本來我都是有可能被作為首要「反革命」處理 的，但都僥倖逃脫了。（可能是為了找補回來吧，到了八九民運的時候，終於讓我當了一回 首犯。）儘管當時科大研究生院的領導為我打了保票，方毅、李昌對我採取了「包庇」態度， 但阻止不了公安部門對我長期實行竊聽等偵察監控手段，也不能使我免於納入所謂「新三種 人」（「三種人」是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 砸搶分子」）的黑名單。 同樣，儘管有韓天石（時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馬石江（時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等「團派」的理解和保護，軍濤和胡平等競選參與者仍然受到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胡平的 研究生學業結束後，長期不給他畢業和學位，也不給他分配工作。軍濤本來是要留校的，最 後把他分配到了山溝裡，讓他無從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陳子華和姜漁都被發配回原來的 工廠，在專業上完全不對口。在外地大學，還有競選人被開除學籍、開除黨籍的案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