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戈揚 （北京）於浩成 時間過得真快，戈揚離世已經滿一年了。去年1月18日（也是趙紫陽忌日）凌晨，我打 開電腦，一個驚人的消息映入眼簾：戈揚病逝於美國紐約。其後，我又與家祺通電話，獲知 詳情。雖然早就知道她已是年逾90高齡，且重病在身，噩耗傳來，仍然覺得意料之外。因為 這幾年來，她一直渴望葉落歸根，回到祖國和自己家鄉。雖然大家都知道希望不大，但仍然 期盼出現奇跡。然而無情的事實再次告訴我們，對「偉光正」絕不能心存幻想。從斯大林起， 毛澤東、鄧小平等，那一個不是鐵石心腸，心狠手辣。「今上」雖然一再倡言和諧，但也說 過，對付異議分子，要軟的一手更軟，硬的一手更硬。而後面一句話才是其真心話，因此戈 揚只能與王若望、劉賓雁一樣病死他鄉。雖然他們為祖國奮鬥了一生。 她這一慘痛的結局，不能不使我既哀痛，又憤怒，在得知戈揚追思會1月24日將在紐約 舉行後，我立即寫了一首輓聯：新四軍記者，新觀察主編，一貫鼓吹民主自由，抨擊國共專 制，堪稱永遠反對派；五七年右派，六四後流亡，畢生爭取憲政人權，身兼中美國籍，實屬 傳奇革命家。 與此同時，我又打電話給家祺，請他們代我向司馬璐轉達慰問之情。一年以來，時時憶 念老友往事種種，它的身影容貌，好像就在眼前。 我與戈揚是上個世紀80年代時才相識的，雖然早就在文革前就讀過《新觀察》，知道她 的大名，並且同情她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不幸遭遇。因為都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她是 《新觀察》主編，而我是群眾出版社總編輯，均處在政治思想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彼此支持 聲援，互相鼓勵打氣，可以說是福禍與共。 例如1985年秋，我因接受香港《鏡報》主筆林文先生採訪，批評領導人接班指定方式， 批評「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應該有一個總體性設計等等，公安部黨組以我向境外媒體發表 錯誤言論為由，向中央報告要給我懲處。此時戈揚看到香港報刊報道「於浩成以言獲罪將罷 官職」之後，打來電話表示關懷和慰問。沒有想到，僅僅幾個月後，就傳出文藝界大整頓的 消息，中宣部與中國作協聯手迫使戈揚去職。戈揚同我商議「薦賢」，當年12月28日邀我和 李洪林去《詩刊》社宿舍她家中，袁鷹，劉再復，王若水，邵燕祥，邵焱在座，戈揚宣稱擬 請作協任命李洪林任「新觀察」主編，在座諸人為編委。（後來形勢稍緩和，化險為夷，戈 揚仍留任）。 但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中，我和戈揚還一起當了一次漏網之魚。1987年8月 13日，我女兒告訴我說，中央書記處通過一項決議，繼處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之後再 處理一批知識精英。據說在北戴河會議上，我本是名單上第5名，下面還有李洪林、戈揚等 等，但是討論到王若水，吳祖光，張顯揚，蘇紹智4人之後，趙紫陽看了一下表，說該吃飯 了下一次繼續討論，宣佈休會。於是我和戈揚又躲過一劫。但過了初一，過不了十五，我們 後來終於在六四事件之後，遭到了滅頂之災。 1988年10月，王元化在上海召開《新啟蒙》座談會，我和戈揚等人到會並一起遊覽了洞 庭東山。此前王元化、王若水向我約稿，我寫了《人們應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發表在《新 啟蒙》叢刊第三期，該文提到了戈揚在訪問保加利亞之時，看過一部叫做《尋找沒有腳印的 人》的紀實性故事影片。我引述了戈揚在1986年6月2號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黑夢》 一文。當時誰也沒想到，發生在古時候保加利亞作家們慘遭迫害的「黑夢」，今又重演在中 國大地。這是多麼哀傷的悲劇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4月19日戈揚和張偉國主持召開悼念胡耀邦小型座談會，我 赴會之前被公安部老幹部局叫去談話，宣佈沒交代清楚自由化問題之前不得離開北京，我拒 絕接受。座談會中，我在發言中痛斥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行徑。一周之後，在出席完人民 大會堂舉行的胡耀邦追悼大會，走出東門時，我又碰到了戈揚，我們在最低的台階坐了下來， 看到學生們列坐在廣場上的盛大場景，心中深深感動。後來我讀到她那首有名的悼念耀邦的 小詩《身在這邊，心在那邊》，我想她一定是在那時開始醞釀寫出的。當時她告訴我第二天 早上啟程赴美，我們乃互相道珍重話別，誰知她這一去，就如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 悠悠。 1989年5月19日，也就是李鵬宣佈北京地區實行部分戒嚴的前一天，當時當局下手的形 勢已經很明顯，李洪林和鄭仲兵來我家（當時公安部七號樓，現在已經拆除）。李洪林與鮑 彤通電話，他愛人說鮑彤去了醫院，當前形勢已無希望。趙紫陽下台的消息早已傳出，鄭仲 兵說戈揚明天將返國，機票已買好。3人商量將國內形勢告訴戈揚，請她考慮是否在美觀望 一些時日，以免自投羅網。鄭仲兵說他將在當晚打電話過去。當時誰都沒有料到，她當時退 了飛機票，後來再也回不來了。 1989年6月26日我被開除黨籍，以監視居住的名義，被關在武警特警學校一年半。1994 年5月獲准到美國。當年7月到紐約參加中國人權理事會，在這一次會上重又見到戈揚，會後 她邀請我去布羅克林嚴家祺家，司馬璐已經在那裡等候共進晚餐。這算是戈揚為我接風。當 年9月我為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憲政中國》研究項目，移居紐約，從此同戈揚的見面就多了。 在與戈揚的交往以及他人口中，我對戈揚有更多瞭解，愈發欽佩她的為人。 首先是她的思想敏銳，看問題能一下抓住要害，思想十分開通，不為陳舊的老觀念束縛。 給我印象最深的兩件事情：一是她雖是文藝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看問題卻往往比我們這一些 搞理論的強多了。某一次討論會上，戈揚語出驚人，她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教訓，對世界 特別是對中國說來，乃是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衰落」，另一次在中共十五大落幕後《北京之春》 記者採訪戈揚，她說：世界在變換，江澤民也會有變化，問題在於他們不肯放棄一黨專政， 認為放棄了一黨專政就在歷史上留下了壞名聲，認為共產黨會亡在自己手上，再有他們的利 益與一黨專政密不可分。看，戈揚13年前的認識，比起今天的那一些自稱「民主派」，卻仍 然認識不清，還在乞求改革「碎步走」者，其明智程度難以道里計。還有加入美國國籍的問 題，她的思想開明程度比起他人來也強得多了。有些人總以為加入美國國籍就是不愛國，其 實這完全是一種成見。一個人可以是世界主義者，也可以同時是愛國主義者，二者並不矛盾。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不也曾加入了美國國籍麼？秋瑾穿和服，為國殉難，一樣愛中華。 歷史上不少革命家正是以世界公民而自豪的。 再有，戈揚到美國之後，她刻苦自勵，堅忍不拔，表現十分突出，實在令人敬佩。她原 來的英語不十分好，已經是七老八十高齡，趕上實在不易。她的生活十分艱苦。我初到紐約 時她單身住在一間屋子裡面，做飯洗衣，都是一個人操持，在大雪天也要去超市買菜，有一 次還跌倒在雪地裡。有一段時間她僅靠每月給《開放》雜誌寫一篇通訊，獲取微薄的收入維 生，但她鬥志彌堅，讀書寫作不輟。 第三，最值得我們學習的是，戈揚堅持自由民主的一貫立場。她早年投身革命是為了民 主自由，後來打成右派也是因為追求民主。背棄歷史承諾的是中共，而堅守歷史承諾的是誤 入中共的戈揚們，也就是我在輓聯中所說的「一貫鼓吹民主自由，抨擊國共專制，堪稱永遠 反對派」。自上個世紀40年代開始，戈揚與鄧穎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鄧穎超常在 戈揚面前表示對黨內左派的不滿。但六四之後戈揚在美國聽到鄧穎超贊同殺人消息後，公開 發表一篇文章：《友誼在槍聲中結束》，予以譴責。 戈揚的鮮明立場，做為一個永遠的反對派，應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戈揚的精神不死，她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